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357部分在线阅读

[109]关于这一连串事件的详细情况和进一步的论述，见本书第12章（莱曼·范斯莱克著）。这个说法根据我1982年9月10日和23日先后分别与胡华和李新的谈话。
[110]《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抗战大学》第6期至第8期（1938年4月至6月）。这部分教材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六节。不知道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是否也在《抗战大学》连载。第二章第七至十节被编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毛主席文献》，前两章　[缺第二章第十一节（相当于“实践论”）]被编入《毛泽东集》第6卷，第265—305页。后来出现的这部著作的两种版本，收入了《实践论》原文，其中之一还收入相当于《矛盾论》的第三章。全文转载在《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187—280页。关于《矛盾论》原版本选段的英译文和原版本的形式和内容的详细分析，见尼克·奈特：《毛泽东著〈矛盾论〉和〈实践论〉：解放前文本》，《中国季刊》第84期（1980
年12月），第641—668页。奈特也出版了他翻译的《矛盾论》英译全文：《毛泽东著〈矛盾论〉：解放前文本的加注译文》。
[111]只要提三点就够，每一点都理由充分。第一，这部著作的颇大部分当时刊载在《抗战大学》。第二，当时（同陈伯达一起）十分积极地把毛泽东树为理论家的张如心，在1942年2月18日和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提到这部著作，在这篇文章中，张如心把这部著作说成是毛泽东的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最主要根源。第三，这部著作的全文几乎都被按主题分为部分转载于一部具有权威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汇编，即北京大学哲学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摘录）》，第11—14、19—21、49—51、53—55、64—69、97—99页和各处。
[112]访问谈话原在《新共和》杂志发表的时候，这个否认是强烈的，但是，毛泽东谨慎地并不直截了当地说从未做过这类讲课。当访问谈话被作为附录收入《漫长的革命》时，文字被“改进”为明确地否认他写过这部著作。斯诺的谈论（《漫长的革命》，第194—195页）暗示这也许是按照中国当局或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做出的。
[113]关于毛泽东的抄袭，见我的文章《毛泽东与不断革命的理论，1958—1969年》中的注释[《中国季刊》第46期（1971年4—6月），第223—224页]；又见魏复古：《关于毛泽东处理辩证法的概念和问题的几点意见》，《苏联思想研究》第3卷第4期（1963年12月），第251—277页。
[114]见《中国哲学》第1期第1—44页刊载的资料，有毛泽东在1937年9月读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的读书笔记，毛泽东在1938年初给艾思奇谈论这部著作某一点的信，以及一篇讨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原文本和《毛泽东选集》内两论文本的变异的文章（郭化若：《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毛泽东一定读过的艾思奇的其他著作，有艾思奇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米定著作的一篇文章《新哲学大纲》（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毛泽东从中抄袭许多节段；和《大众哲学》，一读者在《抗战大学》（第8期，第187页）表示出一种把它与毛泽东的讲课混为一谈的倾向。
[115]当然，这个文本的确是在大约十年后出版。另一方面，在1946—1947年出版的文本一般未显出经过彻底的改写。而且，这个文本在苏军控制的大连出版发行，苏联方面当然不会愿意出力让人们产生可提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理论成熟的声望的误解。也就是说，假若如科恩所认为这个文本是在考虑1930年后期斯大林著作的基础上经过改写出版的，苏联专家一定会把这一点指出来。关于科恩的论点（现已是无力的），见阿瑟·科恩《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第14—28页。
关于毛泽东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著者和这部著作的1946年大连版只不过是据1937年延安油印本，未作任何编辑改动出版的事实。最近已从极可相信的方面得到证实。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实践论〉三题》（《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第66—86页。特别是第66—72页）。
[116]《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页。
[117]我已在我的论文《马克思主义者》中探讨这个问题，这篇论文收在迪克·威尔逊编：《毛泽东在历史天平上》，第60—64页。又见魏菲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之哲学观点》，第297—299、310、323—326等页。
[118]《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4页。
[119]王若水于1982年5月7日在北京同我的谈话中提到这点，虽然王若水不同意毛泽东强调对立的统一和斗争反映传统影响的说法。金思恺已把毛泽东的强调对立统一理解为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新的理论发展。（金思恺：《毛泽东思想》，第60—64页。）《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1946年大连版的前言指出其他两个法则的提纲“散失”。《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79页。又请注意毛泽东不同意艾思奇所持仅仅差别不一定形成矛盾的见解：《中国哲学》第1期，第29页。
[120]《毛泽东集》第6卷，第300页。
[121]《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5页。
[122]《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39页。
[123]西洛可夫等著，李达等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295页。
[124]《辩证唯物论》，第93页；《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64页。在这一段中，有若干变异，但是，除以“主要”代替“主导”外，1952年毛泽东并未在我在此引述的那些部分上作过根本性的改变。毛泽东的批评可能是针对前注提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虽然他在1941年曾建议以西洛可夫的这部著作供干部学习之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9页）。
[125]《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64页。
[126]《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
[127]《辩证唯物论》，第8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58页。这里讨论的这段话出自苏东坡的名著《前赤壁赋》，原文是这样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
[128]《毛泽东集》第6卷，第275页。
[129]原载于1936年2月3日至5日上海《大美晚报》；据收入《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19页上的斯诺手稿。
[130]《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卷，第332—337页。
[131]《毛泽东集》第6卷，第260—261页。
[132]《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集》第6卷，第259页。
[133]《毛泽东集》第8卷，第75页。
[134]《毛泽东集》第6卷，第260页。雷蒙德·怀利从相似而有些不同的观点论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他更强调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及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的意义。雷蒙德·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年》，第55—58、88—95页和各处。
[135]关于这个传统，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2章。
[136]《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5页；《毛泽东集》第6卷，第250—251页有增补。
[137]《致张闻天》（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8页。
[138]《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00—101页。
[139]虽然在这一点上一直有学术上的争论，但是，直到1973—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才成为一个议论纷纷的政治问题。当时提出的那些观点，是与毛泽东在1939年采取的观点绝对矛盾的。
[140]1952年，毛泽东大概为了更符合民族自尊心，在《毛泽东选集》中加入这样的论点，即使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在侵入，已起作用的变化也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620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00—103页）。
[14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7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99页。
[14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620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02页。在《毛泽东选集》此处和他处，毛泽东在文字中用“起义”代替“暴动”。当然，这个细微变异在于“暴动”意味着更为偶然的事件，而较少作为一种先兆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直接联系起来。
[143]《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53页。
[144]《毛泽东集》第7卷，第153—154页（加着重点的文字，已在《毛泽东选集》中被除去）。
[145]《毛泽东集》第7卷，第162页。
[146]《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26页。
[147]《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4页；《毛泽东集》第10卷，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