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63部分在线阅读

[7]关于法律，除了威洛比的《在华的外国权利和利益》[793]，还有杨沃德的《满洲的国际关系》[835]。关于对外经济关系，见C.F.雷默的《中国的对外贸易》[605]和《中国的外国投资》[606]。关于农村经济，见卜凯的《中国土地的利用》[67]。关于早期日本论述中国经济的著作，见费正清、坂野和山本合著的《日本对现代中国的研究》[230]，第7部分。
[8]美国对中国的地区研究发展的概况，见约翰·M.H.林德贝克的《了解中国：给福特基金会的报告》[456]。
[9]在这类著作中，见施坚雅《亚洲研究和学科》[665]，载《亚洲研究通讯》，第29卷第4期（1984年4月），第7—8页。费尔南德·布伦德尔：《对世界的透视》[62]（《15至18世纪的文明和资本主义》的第3卷）有以下一段话：“当今的时代接触着形形色色的社会科学，难道历史不是正在成为一种科学……它既准备提出问题，同样也准备回答问题，既用来衡量现在，又用来衡量过去？”（见第619—620页）。
[10]赖德烈对此有全面评述，见《中国人：经过3000年积累性发展和近期激烈变化的历史和文化》[426]。
[11]一位严重地被人忽视但有非凡洞察力的学者密迪乐在其《中国人及其叛乱》[525]一书中对西方读者陈述了关于中国国家的神话，内容包括成为王朝循环基础的德政论、天命和造反的权利，这些都是他从中国老师那里学到的。关于有帮助的综述，见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751]，第4章《王朝循环》，第55—70页。
[12]关于儒家的改革思想，见狄百瑞《新儒学的开展》[198]；刘子健《中国历史中的各种政治改革：简单的分类》[467]，载保罗·A.科恩、施里奇合编《19世纪中国的改革》[182]，第9—13页。关于经世术维持的控制制度的早期阐述，见萧公权《农业中国》[315]。关于近期的综述，见两国文字的论丛，《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129]。关于经世术兴起的情况，见朱迪思·怀特贝克《从“考证”到“经世”：龚自珍和19世纪早期中国文人信仰的改变》[779]，载以上论文集，第323—340页；本杰明·埃尔曼：《从哲学到语言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和社会方面的变化》[223]。又见王尔敏《经世思想之义界问题》[763]，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9]，第13期（1984年6月），第27—38页。
[13]一个领袖是多才多艺的今文经派学者魏源，《海国图志》[776]，有几种版本：1844年，50卷；1847年，60卷；1852年，100卷。关于魏源的经历，见王家俭《魏源年谱》[762]，简·凯特·伦纳德：《魏源和中国重新发现海洋世界》[432]。第一部系统的地理著作是徐继畬的《瀛环志略》[326]。见弗雷德·w.德雷克《中国绘制世界地图，徐继畬和他1848年的地理著作》[208]。关于”世纪30年代清朝在喀什喀尔和广州的相似政策，见小约瑟夫·弗莱彻在《剑桥中国史》[73]第10卷第375—385页的论述。
[14]关于与吓不退的强大敌人妥协和利用他们的“羁縻”政策，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的历史笔记》[828]，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229]，特别是第31—33页。
[15]关于早期总的洋务运动的情况，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236]。关于军事工业，见托马斯·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武器：1860一1895年中国军械工业的现代化》[388]。关于从中外贸易产生的经济机构和活动，见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商业革命：中西商业资本的兴起》[290]。
[16]斯坦利·F.赖特：《赫德和中国海关》[813]；费正清、K.F.布鲁纳和E.M.马西森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231]；费正清：《条约规定下的共同政体》，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229]。
[17]费维恺：《外国在中国的存在》[238]，载《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128—207页；费维恺：《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1870—1911年》[237]，载《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一章，特别在第38—39页（此系英文版页码——编者）引了汪敬虞的著作。
[18]保罗·A.科恩：《王韬和清末的改革：处于传统和现代之间》[180]。
[19]詹姆斯·R.普西：《中国和达尔文》[591]。
[20]市古宙三：《试论绅士的作用》[349]，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812]。
[21]关于第一次统一战线，见韦慕庭《中国的国民革命，1923—1928年》[791]。
[22]西方最早研究王朝循环的学者可能是杨联陞，见他的《中国历史中王朝结构的探索》[829]，载《中国制度史研究》[826]，第1—17页（“历代王朝的兴衰恰如人之生死”，第17页）。关于有帮助的分析，参见此处所引魏斐德之作。又见芮玛丽《中国最后的保守主义：同治中兴，1862—1874年》[811]第4章，《中兴的思想》。
[23]理查德·J.史密斯著《清代的文化遗产》[670]第104—105页谈到了佛教的循环观念的影响。伯顿·沃森指出了“中国历史写作中最持久的模式之一：新皇室的统治始于一个德才超群的人，王朝逐渐衰落，直到亡于一个完全无能或邪恶的君主之手”，载《伟大的中国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载》[770]，第1章《司马迁的世界》，第3—39页，特别是第5页。对历代王朝大范围的剖析，见贺凯《历代政府介绍》，载《中华帝国职官辞典》[340]，第1—96页。
[24]关于游牧的或半游牧的部落政体的参与，见O.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腹地边境》[427]。记载建立王朝的著作，有：芮沃寿：《隋代史》[809]；霍华德·J.韦克斯勒：《唐朝的建立》[773]，载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73]，第3卷（英文版），第150—241页小埃德蒙·H.沃西：《宋代的建立，950—1000年：军事和政治制度的综合变化》[808]（晋林斯顿大学1975年博士论文）；爱德华·L.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355—1435年》[209]；约翰·w.达迭斯：《儒家思想和专制制度：明代建立时的专业精英》；小约瑟夫·F.弗莱彻、格特鲁德·罗思·李：《满洲人的崛起》[246]，载《剑桥中国史》，第9卷；魏斐德：《大事业》[754]。关于清代的衰落，见苏珊·曼琼斯、孔飞力：《清王朝的衰落和叛乱的根源》，《剑桥中国史》[73]，第10卷，第三章。
[25]关于忠诚突然转移的情况，见爱德华·J.M.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609]，第9章。
[26]哈罗德·
Z.希夫林在《孙逸仙》[629]第293—299页中指出了反满思想与反帝思想同时兴起的背景。
[27]卡沃尔（Camillo
Bensodi
Cavour，1810—1861年），意大利政治家，1852—1859年、1860—1861年任首相，帮助统一意大利；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年），意大利爱国者及将军。——译者注
[28]早在1861年，御史魏睦庭已经指出：“又闻俄罗斯向无水师，自彼得罗汗即位后，微服亲往荷兰，演习水师火器……现在欧罗巴一洲，以俄兵为最强。”邓嗣禹等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708]，原文载《筹办夷务始末》[141]，同治，2.36。
[29]20世纪初期一代人能够掌握吸收的政治概念，在R.A.斯卡尔皮诺和于之乔合著的《现代中国及其革命进程》[626]中有详尽的阐述。
[30]民族一国家的民族主义在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123]中被理想化了，见第1章《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发展》。
[31]例如见《1982年人口年鉴》，第132页：南、北美洲和欧洲的人口总数为10.96亿，中国为9.95亿。
[32]关于在国内扩张，见哈罗德·J.威恩斯《中国向热带的推进》[790]。关于通过外国航运向海外扩张，见罗伯特·L.艾里克《1847—1878年清朝的苦力贸易政策》[352]。
[33]乔治·B.克雷西的《五亿人的国土》[191]根据在那里进行10万英里的旅行描述了中国的地形。又见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叛乱》[525]，第39页）的评论：“尽管有地形的障碍，中国人是统一的——那就是心态，它在那里产生了同一性。”
[34]关于这些制度，见萧公权《农业中国》[315]。
[35]两种经典著作是马克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772]和白乐日的《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16]。卢西恩·派伊和玛丽·派伊在其《亚洲的力量和政治：权力在文化方面的表现》[596]出色地从事这项工作；特别见第7章，《中国：万能的幻象》（第182—214页）。
[36]见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极权的比较研究》[798]。欧洲杰出的专家更近期和多方面的研究可参阅S.R.施拉姆编《中国国家权力的范围》[635]。
[37]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的十分模糊的思想使用的词来自古典文献，它有时等同于社会主义。例如，顾炎武（1613—1682年）在《郡县论》的一篇文章中引了“民生”一词。他说：“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这是顾炎武九篇《郡县论》的《郡县论一》。见唐敬杲编《顾炎武文》[696]，第2页（我要为这段材料感谢约翰·施雷克）。
[38]见白乐日《中国的传统和革命》，第150—170页，载于《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16]。
[39]理查德·J.史密斯的《清代的文化遗产》[670]强调了对社会秩序的渴望。派伊的《亚洲的力量和政治》[596]则强调人民对单一的最高权威的依赖。
[40]关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古代思想的悠久性，见许华茨《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念》[644]，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229]。
[41]张光直：《艺术、神话和礼仪：古代中国通往政治权力的道路》[83]，第45、90页。许华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特别是第1章《早期的文化倾向：问题与思考》。
[42]理查德·L.沃克：《古代中国的多国体制》[761]；雅克·热尔内：《列国时代》，第2章，第51—61页，载《中国文明史》[266]，此书系根据法文《中国世界》译成。
[43]“不同的哲学家本人实际上在‘创造古代’……政治思想……从没有成功地超越先秦时代所定的范围。”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316]，牟复礼英译，第1卷，第12页。关于孔子仁政的学说，见第116—124页。顾立雅：《中国经世术的起源》，第1卷《西周帝国》[190]，综合了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史料，它断言约公元前1122—前771年的周帝国具有生命力。
[44]关于最早的政治结构，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51]。又见白乐日《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治》[16]；关于考试制度，见何炳棣《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社会流动的几个方面》[303]；要了解对中国官僚活动的成熟的研究，见托马斯·A.梅茨格《清代官僚政治的内部组织：法律、规范和通讯诸方面》[527]。
[45]“查理曼和隋朝的开国者都求助于旧帝国的法典化法律的传统。查理曼首先在旧德意志法的累加法规，然后在企图恢复罗马法典的活动中向这种传统求助。隋朝能够依赖早已消失的汉朝的许多后继国家的法典……查理曼和隋文帝当权时，都碰到中央权力的严重分化：查理曼面临一些争权夺利者——世袭的宫廷大宰相、公爵、伯爵和主教——疯狂地填补地方权力空白的活动，而隋文帝则面临有长期牢固势力的豪族，它们视世袭官职为其权利，视官方任命的职能为可以继承的特权。两人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逆转权力的离心倾向，但隋文帝大力恢复古代汉帝国行政中的合理因素，而查理曼则主要采用宣誓效忠所维持的关系及赐赠土地和农奴的行动作为获取忠诚的手段……8世纪欧洲没有隋继承的受过训练的官员的那种财富。”芮沃寿：《隋代史》[809]，第9页。
[46]张灏：《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1890—1907年》[81]，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