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485部分在线阅读

[68]新华社——英语，北京，1957年3月16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446（1957年4月8日），第1—8页。
[69]郭沫若：《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译文见《当代背景材料》[735]，467（1957年7月15日），第11页。关于后来用来反击1957年5月的批评者的“反右运动”，见《当代背景材料》[735]，470（1957年7月26日），475（1957年8月28日）；陈锡恩：《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04]，第171—201页；麦克法夸尔编：《百花运动和中国的知识分子》[493]，第261—291页。
第五章　党与知识分子
1949年以后，中共对知识分子执行了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党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比以往儒家思想对传统文人施加的影响更全面，更深入细致。另一方面，它又想激励知识分子在专业上多生产一些东西。这种互相矛盾的态度使得政策发生摇摆：在镇压时期要知识分子服从思想改造运动；在比较松弛的时期又给他们以某些责任和优遇，希望在实现现代化中赢得他们的合作。
这种政策的转变有时决定于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有时又决定于国际事件。政策的转变也有自己的原动力。中共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直到知识分子不愿生产成果为止；然后又放松一下，直到党的政治控制受到威胁时为止。在相对放松的间歇期，党鼓励——或者至少是准许——知识分子就西方思想展开学术上的辩论和讨论。党也允许——有时甚至是鼓励——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以便清除官僚制度的弊端。
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历史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是儒家传统的继承者，按照这个传统，文人应该为国家服务，同时在政府偏离原则的时候能直言敢谏。在批评政府的错误行为上，西方知识分子更多地认为是他们的权利，中国知识分子则认为是他们的责任。中国知识分子把自己看成是道德裁判者。他们带头做应该做的事，而不是随遇而安，因此可以不计个人的成败得失，甚至坐牢和杀头也在所不惜。他们没有得到制度上的或法律上的认可，但是，他们有传统的道德来大声抗议暴政。文人们都起来争辩、抗议和批评，以求改正错误和改革政治。在支撑国家政策和施加政治压力方面，存在着使用书面文字的长期传统。像他们的先辈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忠于这个制度，但也总是有一小部分人反对那些使这个政权不能达到它的目的的官方弊端。可是，他们又不能跟先辈们完全一样，因为当他们发现国家的领导强迫他们损害他们自己的原则时，他们又不能退回书斋，或隐居到山上去过体面的学者或艺术家的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必须参加到这个制度中来。
与传统时代一样，知识分子发表批评意见主要是通过官方的渠道。皇帝开“言路”意味着允许文人批评政策上的问题，毛泽东也是这样：他在各个不同时期敦促知识分子对官方弊端提出疑问和批评，以便端正这个制度的作风。知识分子在党控制的报纸、杂志上和创作活动中发表他们的意见。甚至在1957年春天和1978—1979年，当自发的、基层的抗议喷发而出的时候，这些抗议也是得到官方的准许的。当毛泽东压制对他的政策的批评的时候，就像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样，知识分子采取了传统的表示异议的形式，即古代统治者闭塞言路时文人们所用的那种形式。他们把他们的不同意见用间接的、比喻的方法伪装起来，用之于历史、文学、哲学、艺术和戏剧的讨论之中。他们也使用中国最巧妙的表达不同的意见的体裁——杂文，即短小、精妙、讽刺性的小品文，表面上写些不关痛痒的主题，但实际上是讨论政治问题。这种政治手法，伟大的儒家思想家韩愈和欧阳修用过，近代的伟大作家鲁迅也用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在伪装他们的不同意见时甚至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比他们的先辈受到更严密的控制。
各种不同集团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致力于改革中国的社会，这不是近代中国才有的现象。在传统的中国，每遇政治危机和经济困难的时候，或者文人们组织起来讨论那些他们认为政府举措失宜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以“清议”为事的集团。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要想办法来恢复政府的元气，使它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虽然有些文人变成了殉道者，但大多数人是在得到权势人物的庇护才展开批评的。这种情况在派系冲突的时期最为常见，这时文人们往往被利用来做政治斗争的工具。同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派系分裂时期，例如在60年代初期，与最上层领导成员结成联盟的知识分子能够得到表达他们的观点的机会。像传统的文人那样，在表述他们庇护者的立场时，有些人也夹入了自己的观点和价值准则，这些东西不仅不同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也不同于他们的庇护者的观点。
知识分子也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继承人，这个运动后来想要创立一种新的西方化的文化，以此来解救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苦难。虽然这个表述得很明确的救治之方是新的，但是，作为延续生存关键的复兴文化的方法却是传统的。20年代，尤其是30年代的“五四”作家们，都把他们的作品当做与社会和政治弊端进行斗争并形成政治觉悟的工具。他们自视为革命的精英，有塑造舆论和改造社会的使命。在那几十年混乱的政治形势中和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之下，他们认为他们的行动是自由的和不受政治控制的。就连那些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也信奉“五四”的时代精神——即多元主义、公开辩论和知识分子自主。
他们虽然在文化知识上是独立的，但他们也像“清议”派那样被卷入了政治。尽管他们对国家失望，他们却并非异化了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因为无根基或厌世而置身于公共事务之外。相反地，他们尽力把自己同他们的社会和人民联结在一起。因此，知识上独来独往而政治上有使命感的“五四”传统，和“清议”派的先例一样，给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榜样。
党和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前的冲突
30年代中期的上海
中共即使在它掌权以前，也像儒家官僚政制那样，把知识文化和创作方面的活动看成是完成它的政治目的的婢女。除此之外，它还模仿苏联的模式，期望知识分子在改造中国社会中助它一臂之力。和斯大林一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把作家和艺术家视之为按照党的意旨来改造“人类灵魂”的人们。党第一次动员知识分子来为它的事业服务的努力开始于30年代中期的上海，这项工作主要是在作家中间展开的。不论是在党执政以前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事实上每一次政治气候和多次主要政治运动的转折点，都是以文学领域内的激烈辩论和争辩为其标志的。
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国的大多数著名作家都住在上海。他们都曾留学国外，或者与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一起学习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蒋介石统治之下因要求知识文化独立的愿望受挫，又因他们的许多同仁被国民党杀害而成为异己分子，所以都转向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组织。他们聚集在鲁迅（1881—1936年）周围，鲁迅关于传统社会的弊端、无能、不人道和黑暗以及中国需要革命性的变革的小说，为整整一代中国的作家树立了榜样。1930年3月，他创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它事实上是党的前沿组织，但是，由于它的激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并由于鲁迅的支持，它团结了中国的大多数作家。尽管它有急进的倾向，但它的成员却表现出很不相同的政治和艺术观点。左联建立了一个友谊、通信和联谊的网络，从而提供了一种文化社团的意识。尽管有国民党的检查，尽管他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文艺理论越来越多，他们仍然就政治问题和文学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辩论。
这个社团里面发生了许多论战，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仍有反响的，却是在鲁迅和当时党在上海的文化官员之间爆发的一场冲突；这些官员接受奉莫斯科之命的王明的指示，于1935年主张组织统一战线。党的主要文化官员周扬未征询鲁迅的意见于1935年贸然解散了左联，而代之以另一个组织作家协会，其目的在于促进文化界的统一战线。这个组织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欢迎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作家。加入该组织的唯一条件是反对日本。
虽然鲁迅和他的追随者勉强接受了统一战线政策，但是他们担心，如果非左派作家参加了这个协会，革命精神就会冲淡。于是他和他的合作者——作家胡风和冯雪峰——建立了自己的“中国文艺工作者”组织，并且采用了一个更加革命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但是，党的文化官员们——周扬及其同道剧作家夏衍、田汉和阳翰笙，虽然表面上宣称要站在更加自由的立场上，却不能容忍另外一个组织和另外一个口号。在组织反击的时候，他们怂恿鲁迅的一个追随者徐懋庸写了一封信，暗示胡风及其追随者们在做反对党的工作。鲁迅以公布徐懋庸的信作为答复，并附了一封愤怒的回信：他在信中为胡风辩护，同时指责周扬及其同伙只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而给人们贴上“内奸”的标签。鲁迅的这一封信表明，那时他厌恶党的官员们想要控制他本人及其朋友们的工作和活动的努力。[1]
周扬和鲁迅之间在上海的冲突，预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力图控制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反抗之间的冲突。虽然在这次事件中作家们采取了比党更加革命的立场，但鲁迅和他的追随者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也对党的组织设法采取了一种独立的、非教条主义的态度。他们不但力拒党企图把他们的工作纳入政治紧身衣中去的努力，而且拒绝周扬等人仅仅因为是党的官员而窃取知识界的领导权。尽管周扬翻译过托尔斯泰和19世纪俄国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但他并没有发表很突出的或者有创造性价值的东西。可是，由于他的组织才干和不容置疑地服从党的路线，他马上位居别人之上，尽管别人比他更出名和更有才能。从此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把意识形态和组织的考虑放到了对于个人的和专业的问题的考虑之上。
1942年的延安
在1937年的抗日战争爆发于上海周围和沿海地区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和大批的学生奔向共产党的总部延安，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把中国从纷乱中拯救出来。他们到达延安的时候，领导上所关心的是干部们正在丧失某些革命热情，对追求和维护他们在官僚体制中的座次正在变得更加关心。这时领导上也在关心，那些习惯于大城市的非军事生活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的流入，也会在这个社会内部普遍地引起无纪律的行为。
党既然同时受到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威胁，所以它在40年代之初就发起一场运动以塑造一个有纪律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核心，使之献身于党的正义事业。酷像传统的儒家精神那样，它相信，人们在变革社会以前必须端正他们的思想。这个端正思想的运动，即“整风”运动（即“整顿工作作风”运动的简称）就以改造思想的运动闻名于世了。这种开始于延安而周期性地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运动，其目的是想发展成人类行为史上最雄心勃勃的一次实验。
延安所使用的方法只不过是开其端，它以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虽然后来运动中很具特色的粗暴、绝对化和深文周纳等情况在1940年之初并不十分明显，但它在将来所将采用的方法在那时已完全具备。它的第一个阶段是在党的组织内分成若干小组，使其成员先学习和讨论指定的讲话和文章。因为没有沉默不语的自由，每个成员都必须就这些文件发表意见。接着便是小组每个成员作检查的第二个阶段。每个人原来的思想和态度要受到别人认真的和长时间的批评。无休无止的叙述一个人的失误，不断地给他以帮助教育以及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产生了深刻的情绪危机，最终打垮了那个人的内在意志。这个人只有向党的权威及其价值观念缴械投降，才能从这些压力下获释和赎“罪”。
此后是第三阶段，这时个人要交一篇小组长认可的自我批评。按通常情况，最初的坦白交代不会被通过。需要做几次自我批评，一次比一次更加摧残个人的性格。光是背诵共产主义的教条或官方的路线是不够的；个人还要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他过去的思想和行为一无是处，他向党的意志投降是不折不扣的。党不需要消极的默认，而是要个人积极地皈依它的信念。其结果是，当个人的交代被通过以后，他就从有罪的意识中获得解放，并得到了新生。他认为他自己已是一个“新”人，至少暂时地是如此，准备热情地执行党的一切命令。[2]
在最初，这种运动是要批评干部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它最初的主要靶子是毛泽东的老对手王明周围的一批苏联留学生和干部。由于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得到党的上层领导——特别是毛泽东——的鼓励，一批从上海来的知识分子（有些人和鲁迅关系密切），就利用这个机会指责延安日益滋长着的特权精英阶层，并且像他们和鲁迅在上海做过的那样，揭露他们所说的社会黑暗面。和在上海文化人圈子中那样，他们继续展开相当自由的知识分子式的辩论，也组成一些团体。女作家丁玲所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成了传播他们思想的工具。实际上，甚至在运动开始之前，丁玲就在1941年10月23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我们需要杂文》的文章，她在文内举出鲁迅为榜样，要她的同道知识分子们加以学习。她坚持认为，鲁迅的揭露社会黑暗面和他的写“杂文”的方法仍是当前所需要的，因为“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下这一武
器”[3]。
为了响应毛泽东关于开展批评的号召，《解放日报》从1942年3月至4月在它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它们代表了延安知识界思想的上流。它们的作者有丁玲、王实味、萧军、罗烽和艾青——都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几个人，特别是萧军和罗烽，还是鲁迅内圈中的人物。他们过去曾毫不顾忌地批评他们所不同意的人物和事势，现在在延安也如法炮制，希望他们的批评可以引起改革。罗烽说了他们的目的：“我希望我们今后的‘文艺’变成一把使人战栗，同时也使人喜悦的短剑。”[4]
他们的杂文描写了干部的冷漠、虚伪和官僚主义，其笔锋的犀利和他们当初反对国民党的官员时一模一样。虽然他们的文章题材不同，但无不表现幻灭感，即发现革命根据地的生活与革命的理想不符。正像罗烽所说的那样：“云雾不单盛产于重庆，这里也时常出现。”[5]例如丁玲抱怨说，她所期待的和党所宣扬的男女平等，事实上并不存在。[6]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批评来终止实际生活中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歪曲，使党重新回到革命的目标上来。
他们杂文的另一主题，是不同意在一个党所治理的社会中对作家的作用实行领导。像他们的导师鲁迅那样，他们认为，作家的职能不是在党的路线的每一个转折中像宣传员一样地照章行事，而是应该批评和抗议他们认为错误的东西。他们把知识分子的任务和党的任务分开了。既然党本身在关心物质的和身体的需要，那么，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就应该关心精神需要。艾青实际上用理学家的语言坚持认为，作家的职能是迫使他的同胞做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一个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伎”。作家要观察马克思主义或党没有给予答案的问题。作家“还要在最孤独的时候很深沉地发问：‘活着究竟为什么？’”[7]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杂文的作者们都坚决主张，应该有创作自由和某种程度上的思想和行为方面的独立性。由此看来，虽然这些作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党员，但他们也都浸透了西方的自由思想，认为它是创作和改革的前提条件。正如艾青所说的，投身到延安的政府方面，是“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精神。因为只有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艺术才能对社会改革的事业起推进的作用”。[8]
1942年的杂文作者中，最大胆和最引起争议的要数王实味了：他是1926年以来的党员，是一位短篇小说作者、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笔头和口头翻译家。他从1930—1935年在苏联学习，1936年来到延安，成为延安马列学院的成员，后来又在它的中央研究院工作。1941年，他负责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工作。王实味在1942年初写了两篇文章，他在为作家要求独立作用和批评延安的官僚主义方面，比他的同行们都走得更远。这两篇文章把文学界的批评意见同“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态度联系了起来。
1942年2月17日，王实味在当时延安最流行的文学刊物《谷雨》上发表文章，他像鲁迅及其合作者在上海时所做的那样争辩说，艺术家是为革命提供精神激励的。王实味是第一个在理论上说明必须把某些活动领域同政治分开的人。官员是“革命力量中的统一者、组织者、促进者和领袖；他的职责主要是改革社会制度”。艺术家则是“‘灵魂的工程师’；他的职责主要是改造人的灵魂（心灵、精神、思想、意识）”。[9]因此，王实味给艺术家提出的任务实际上是党认为只有在它自己的指引下才能完成的任务。艺术家“应该勇敢地、然而也要恰当地暴露所有污浊和黑暗；并把它们洗涤干净……暴露和清洗的工作决不仅仅是一个消极的工作；因为黑暗逐渐褪下去，光明就会自然地增长”。[10]王实味认识到，有些人以为，如果作家们“暴露了我们的缺点，那会给敌人以攻击的口实。这是一种短视的观点；我们的运动今天已如此壮大，它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