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05部分在线阅读

表8　粮食出口量和进口量，1952—1965年　（1000公吨）
注：出口和进口均以原粮（“原重”）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422、438页。
此外，在1958—1962年的“大跃进”危机的高峰期，政府用于农村救济的费用每年少于4.5亿元，集体农业中的每一个人每年合0.8元左右，[54]而粮食短缺地区的集市价格已经达到每公斤2—4元。集体单位内部的公益金并不能成为对饥饿的农村人民提供有效援助的另一个来源。在死亡危机达于顶点的1960年，公益金总额只有3.7亿元。[55]
由于危机严重，在1960年对饥荒作出的几种仅有的政策上的明显反应是微不足道的。首先，谷物收购量缩减了1600多万吨（表7）。但是，由于返销给农民的粮食并不多于前一年，总产量又下降了2500多万吨，农村留下的粮食甚至从1959年的低水平进一步下降，农村死亡率于是直线上升。其次，出口缩减，中国人开始讨论大规模进口小麦。但是，1960年的出口量仍然高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平均水平不少（表8），而进口的决定与作为对付农村危机的对策相比，似乎和出现的城市消费标准的危机更有关系，到进口合同谈判开始时农村危机已经继续了一年半。城市消费标准在1958年和1959年保持不动不只是由于收购达到创记录的水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靠降低国家控制的粮食库存。在一次保存所剩不多的剩余库存的努力中，通过定量配给制度供应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在1960年9月人均每月减少了一公斤。[56]小麦进口合同于10月谈判并签字。
最后，周恩来起草的一份文件包括了农村政策方面的改变，文件的标题是《关于农村工作的紧急指示》。中央委员会于1960年11月认可的这一指示不顾某些党员的反对，谋求通过改变农业的内部体制缓和农村危机。指示正式承认公社对于提供适当刺激和劳动密集型耕作方法的有效管理是太大了，把有权作出决定的单位由公社向下转移到大队，大队是三级农业组织结构中规模居间的比公社小的单位。指示在某种意义上也谋求提高最低一级单位生产队的权力。
虽然决定进口谷物，把决定权和收入分配权下放至公社的较低层次，这些措施有可能部分地减轻与公社制度有关的阻碍作用，但直到1960年晚期对“大跃进”策略才着手重新评价，处理危机的更具内聚力的对策才开始出现。这个主动行动由周恩来领导的，他恢复了重要的制定政策的组织财经小组以领导制定恢复策略。周重建这个小组的主要做法是他亲自邀请陈云回来，让陈在厘定经济政策方面起积极的作用。陈在庐山会议召开前的1959年上半年以后没有露面，可能是由于健康原因，但更可能是由于他反对“大跃进”的政策。在60年代初期，陈云在拟订恢复策略中作为主要人物又重新出现。
陈云的看法的核心是，只有更平衡的发展策略才可能实现持久的恢复。虽然他很自然地赞成降低农村社会主义的程度，但他认为，农村体制内部的改革既不能为恢复也不能为将来的持续发展提供适当的基础。陈云的策略包括更深远的改革：更积极地运用价格政策；根据作物类型和区域间贸易的相对优越性提高农业生产的专门化程度；发展给农业提供化肥的现代化学工业；恢复正常集市渠道；大量减少投资额并在投资结构中由冶金和机械转向消费品和可以用来支持农业生产的重点工业品；以及在农业地区重新安置将近3000万人，他们在1957年后最初由于城市可做的工作增多，后来由于求食而移居城市。[57]
在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中，陈云对中国农业问题了解最深。很清楚，陈云的看法看来是由1955—1956年的集体化的经验形成的，这种经验证明，生产中无论存在什么规模的经济都远远不足以弥补大生产单位所起的阻碍作用，大生产单位在分散生产的条件下很难对个体劳动进行监督，这使得按个人生产能力付酬很困难。因此，陈云和毛泽东的意见极不相同，毛仍然寻求主要通过加强动员劳动力和在农业中增加其他投入以发展农业。此外，陈在1955—1956年曾经反对关闭农村集市以致减少农民赚得额外收入的机会。最后，陈主张较低投资额——和毛明显不同，毛似乎对“大跃进”的过量投资额引起的问题不在意，迟至1960年仍然相信30%左右的投资额是可以维持的。[58]
但是，由于连续不断的反对，周恩来、陈云等人将要用两年以上的时间去促成这些政策得到赞同和贯彻。争论最初集中在农业政策上。1961年，陈云等人的农村调查增强了那些寻求比1960年《关于农村工作的紧急指示》所导致的改革更为根本的改革的人的权力。陈在对他的家乡——靠近上海的青浦县的调查中发现，即使在这个相对地繁荣、没有报道过自然灾害的长江流域地区，也是“粮食不够吃”，党的干部管理不当破坏了积极性，夸大的自报产量仍在向上级报告。陈建议进一步加强家庭生产、扩大自留地，以及农村政治干部对种什么作物的决定少进行干预。[59]
陈云对农业的担心不只是根据对个别地区的调查研究。国家粮食储备连续下降和恢复地区间粮食调拨的困难也使他忧心忡忡。到1961年年中，国家粮食储备减少到略多于日常储存，而在1956年年中和1957年年中国家粮食储备曾分别达到2135万公吨和1820万公吨。[60]1960年12月，当北京、天津、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以及遭受了重大自然灾害的地区受到了难以承受的维持粮食供应的压力时，中央政府发出紧急指示，要求那些有余粮的省份动员所有可用的人力以保证完成省的调运粮食的义务。[61]可是，与第一个五年计划乃至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当1958年的自给自足政策被放弃而地区间的粮食调运恢复时相比，调运的总数是很小的。[62]
由于农民越来越不愿意向国家出售，即使维持适度收购水平也是困难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均产量的低水平和农村的饥饿状况。但是，由于农村严重缺乏消费品，在许多余粮地区，即使按1960年实行的较高价钱农民也不愿出售粮食。在工业产品减少和分配制度被破坏的时候，农民幸而有了多于他们自己消费需要的余粮，他们感兴趣的是获得实在的商品而不是购买力迅速下降的货币的数量。为了使农民出售他们的粮食，从1961年冬季开始国家不但必须付出较高价钱，而且不得不保证农民购买农村中供应数量不足的商品的权利。按新的较高的固定收购价格售出750公斤谷物，其交换条件是给予农民生产者按当时的零售价格购买以下商品的权利：15英尺[63]棉布、一双胶鞋、20英尺针织品、1.5公斤糖、两包香烟、400克装填衣被用的絮棉。[64]
改进短缺商品供应以给予积极鼓励的做法因得到批准而加强。1962年3月，为了使政府掌握更多粮食，颁布了一项严厉制止在农村集市上买卖粮食的指示。[65]但是，如表7所示，收购工作恢复得很慢。
农业地区中继续存在的这些问题促使陈云等人谋求进一步改革。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反映了所作的努力，报告描绘了农村仍然存在的严峻情况。但是争论还在继续。除了毛泽东和他的最亲近的拥护者以外，还包括一大批干部在内的“大跃进”的支持者，在1962年认为，调整政策已为新的跃进提供了条件，他们谋求在预定于1963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体现这些政策。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和其他稳健的领导人赞成把调整时期延长到1965年，这将导致继续优先考虑农业发展和延缓冶金部王鹤寿等所推行的雄心勃勃的工业化方案，王鹤寿等人仍然强烈支持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化策略。[66]这个正在进行的争论是引人注目的，因为它表明1960—1961年的整风运动不足以在经济政策上广泛地恢复一致意见，整风运动撤换了一批不能“充分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的“左”倾的省和省级以下的政治领导人。[67]
投资的规模和结构
陈云、李富春等人最优先考虑的事是果断地控制投资的水平和比率。资本积累速率的急剧增加，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平均24%到1958—1960年平均34%，对经济提出了严峻的要求，并使资源利用效率突然发生引人注目的下降。物资短缺和协调众多主要项目的困难致使完成项目所需的时间大大增加。结果是工资总额大幅度增长，主要是支付大量建设工人，但工业产品却没有相应地增加。工业产品产量的增加和高工资总额不相称的情况当然和农业产量同时下降严重地掺和在一起。
这种失调也反映在政府预算上，政府预算是大多数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早在1958年预算就有赤字。到1960年赤字大量增加，超过80亿元，约为岁入的15%。这种发展导致了过大需求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到1961年投资支出和政府开支被大量压缩。政府开支1961年下降290亿元，1962年又进一步下降60亿元。到1962年预算结余接近10亿元。国家投资在1960—1962年间下降得甚至更加引人注目，从389亿到71亿元。作为国民收入一部分的积累降至10.4%的低水平。
投资下降部分地反映了“大跃进”的经济崩溃，但是，尤其是在1960年以后，也反映了财经小组在制定政策方面的优势。例如，钢产量从1960年的1866万公吨缩减到1962年的670万公吨；煤产量从39700万到22000万公吨；水泥从1565万到600万公吨；金属切削机床从153500台到22500台，等等。
与减少投资同时，关闭了好几万建筑和工业企事业单位，将近3000万城市居民被迫在农村重新定居。特别是在1961年，由于建设项目减少和2.5万个国家工业企事业单位关闭，547万工业工人和295.6万建筑工人失去了工资收入来源，还有大约1000万城市居民在农村重新定居。尽管争论激烈，但在财经小组的坚持下，1962年又关闭了另外1.8万个国家工业企事业单位，又有419万工业工人和157万建筑工人失去他们的工作，同时有2000万城市居民迁居农村。[68]
这种大规模强制重新定居方案累积起来的效果是很大的。国家企事业单位的工业劳动力减少45%；建筑工人的数目减少35%。到1963年年中城市居民减少2600万，有权靠国家定量配给制度得到谷物的非农业人口减少2800万。[69]压缩劳动力减少了国有工业的工资总额，从1960年的114.1亿元到1963年的低水平80.2亿元，还减少了建筑业的国家工资总额21.4亿元，也就是52%，降低了过大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此外，关闭亏损的工业企事业单位增加了预算收入。曾经达到46亿元高峰的国家工业企事业单位的持续亏损到1963年减少到12亿元，这大部分是靠关闭持续亏损的企事业单位做到的。[70]
农业政策
尽管对“大跃进”导致的农业危机的最初对策是极不充分的，但到1961年显然有了更实质性的政策改革。这些改革谋求对中国农村当前的福利需要作出反应并为农业的恢复和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一次最有影响的改革是明显减少向国家义务交纳的谷物。与1959年的6740万公吨相比，1961年降到了4050万公吨。更加重要的是农村保留的产量份额上升到82.5%，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份额大致相等。减少征购定额使1958年开始的农村消费的急剧下降得以终止。这类减少对财政有极大的冲击，因为大部分减少的征购量属于公粮，农民交公粮给国家没有任何财政补偿。因此，有偿交付的份额（所谓收购定额）增加了。这些改革的财政效果是农业税减少了113亿元。交售谷物的补偿费（所谓定额收购价）在1961年提高了27%。大多数其他农产品收购价在1962年或1963年也以较小数额提高。油料籽1961年国家提价19%，棉花1963年国家提价1000。[71]最后，农村地区的福利开支增加了，以便对低收入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收入和商品。农村每年的人均福利开支，1963—1965年是1958—1962年一般水平的三倍，虽然按绝对数值来说仍然不高。[72]
采取了更广泛的措施以促进农业的恢复，并为农业的持续增长打下基础。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党在管理农业中的作用，但是它们同样也含有积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放宽了对农村民间集市的约束和恢复小块自留地。早在1959年秋季，农村周期性的集市已在一些地方重新开放，增加了农民的赚钱的机会。1961年年中正式承认自留地，这是1958年秋季公社运动开始后的第一次，尽管许多地区在此之前已经予以恢复。分配作自留地的面积占耕地的5%—7%。同时，国家取消了公社成立时硬性规定的对私人家庭副业生产的禁令，允许恢复私人家庭饲养猪、羊、鸡、鸭和其他家畜，还可以从事家庭纺织、缝纫、刺绣和其他手工业，以及采收野生植物（如蘑菇）、钓鱼、打猎、养蜂和养蚕。这些活动的大部分产品可以在农村民间集市上出售。
由于作出决定的权力在1961—1962年下移到公社—大队—小队三级结构的最低一级，以及小队的规模缩小到平均20—30户，和1955—1956年冬季以前农业组织的主要形式初级生产合作社相当，党的作用也减弱了。这一改革实质上减少了主要居于大队和公社两级的党的干部作出决定的大部分权力。
此外，以前党的干部任意调拨和分配农业资金的做法也少了。小队在总收入中可以拨出用于投资和公益金的份额分别限制在3%—5%和2%—3%。而且这些资金的支出要由每一小队作出决定，而不是由上级干部作出决定。[73]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劳动与报酬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基本核算交给由党的干部直接控制的大单位时实际上曾被破坏了。
在中国农村的某些地区，改革超出了官方认可的范围，集体农业完全瓦解。土地被分给了当地的社员，恢复了个体农业。单干户有义务完成国家分配的销售额，但在其他方面，在农作制、投入的用途等问题上可以自由地作出他们自己的决定。在所有重要的范围内党对农村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都突然下降了。[74]
维持长期农业增长的积极措施集中在投资和支持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上。分配给农业、水利工程等的国家投资额，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7.8%和1958、1959年的10.5%比较，1963年提高到了25%以上。此外，工业中的投资结构转向支持农业。例如，专门调拨了钢铁、木材、竹材之类的物资，用以增加中小型工具、带柄工具、大车和船只的产量。到1962年年末，这些项目的可供量恢复到了公社前的水平，弥补了1957—1961年之间由于毁坏或磨损而造成的工具、船只和车辆的大量损失。[75]
除了单纯地恢复“大跃进”破坏的农业部类的资源之外，还进行了广泛的改革。1961年陈云在通过党的决策机构推行一项发展化肥工业的重要计划中是起了作用的。[76]这表明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做法相比有了根本改变，当时分配来发展化肥工业的投资资源是极少的。这反映出陈确信，动员劳动力不能为农业的持续增长提供基础。此外，按照陈云的规划而建设的工厂的规模，是作为“大跃进”时期通常叫做“两条腿走路”方针的一部分而建设的小型工厂的许多倍。工业支持农业发展的原则基本上背离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头10年的政策。
采用专业化政策也促进了农业的长期发展。在“大跃进”危机达到高峰的时候，非谷类作物的播种面积压缩了，在60年代早期，某些地区提出地方谷物自给自足可以为农业的恢复打下基础。陈云断然反对这种方针，因为它将导致很低的效率。他认为，削减经济作物已经做得太过分了。如果国家商业系统不能供给生产粮食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多种多样的农产品，那么这些地区就将占用粮田，从而减少他们对国家的销售额。[77]乍看起来自给自足似乎可以为发展提供基础，但是陈指出，这只会导致所有地区生产更多的获利较少、成本高昂的产品。
到了1963年，陈云的观点在“高产稳产”区的政策中得到了体现。[78]按照这个方案，治水好的和粮食实际上或有可能高产的地区，通过额外供应化肥和其他投入而得到支持，集中从事谷物生产。这些地区成为政府收购的大部分谷物的产地，收购的谷物主要用来养活城市人口。历来以种植纤维和油料籽作物、烟草等较为有利的生产者也得到支持，恢复了他们历来所种的作物。
经济恢复，1963—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