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07部分在线阅读

[8]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582]，载《人民手册》[364]，1959年，第235页。
[9]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681]，第130页。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34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载《人民手册》[364]，1958年，第533—534页。
[10]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681]，第43页。
[11]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82—83页。
[12]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582]，载《人民手册》[364]，1959年，第230页。
[13]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89—90页。
[14]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582]，载《人民手册》[364]，1959年，第237页。
[15]《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156]，第295页。
[16]崔捷：《基本建设的调整》[726]，载柳随年编《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以下简称《六十年代》）[473]，第73页。译者注：原文如此。据所列数字仅两年超过。
[17]吴群敢：《关于大跃进失误和调整的历史经验》[815]，载柳随年编《六十年代》[473]，第26页。
[18]《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156]，第107页。
[19]《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103页。
[20]徐棣华：《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327]，载柳随年编《六十年代》[473]，第123124页。
[21]《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393页。
[22]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422]，第42页。
[23]《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122页。
[24]同上书，第158页。
[25]同上书，第103—105页。
[26]较小的数字是将官方关于增加的死亡率的资料应用于官方公布的一系列总人口的数字而得出的。但是西方人口统计学者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的资料在1949年后的整个时期里少算了死亡率。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如果不承认实际死亡率高于公布的死亡率，中国关于年龄结构和按年龄的生育率资料便不能和公布的人口总数一致。科尔估计，在1953—1964年之间登记了全部死亡人数的63%，在1964—1982年之间，登记的死亡人数上升到85%。科尔估计，如果考虑到少登记的死亡，在1958—1963年之间多死2700万人。安斯利·科尔：《1952—1982年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175]，第70页。
[27]广泛认为，中国的婴儿死亡率资料一直少报了，这大概解释了没有登记死亡的大部分原因（参见此处）。利用官方公布的年龄结构、按年龄的生育率和人口总数重新推算的中国人口动态表明，1957年和高峰的1960年之间的婴儿死亡率增加了一倍多。朱迪斯·班尼斯特：《中国人口新资料的分析》[17]，载《人口和发展评论》[586]，10.2（1984年6月），第254页。
[28]玛丽-克莱尔·贝尔热尔：《1920—1922年的中国生存危机》[40]，载《经济、社会、文化纪事》[10]，38.6（1973年），第1361—1402页。
[29]同上书[40]，第1398页，估计死亡人数“超过200万”。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的研究》[302]，第233页，估计在陕西一省有300万人死亡。
[30]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的研究》[302]，第232页。
[31]达纳·G.达尔林普尔：《1932—1934年的苏联饥荒》[193]，载《苏联研究》，15.3（1964年1月），第259页。
[32]最权威的“农村饥荒”参考资料是薛暮桥和骆耕漠写的。在“大跃进”开始时，薛同时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和国家统计局局长。到1961年他只保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骆在“大跃进”时期也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薛暮桥：《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330]，第14页。骆耕漠：《关于我国计划经济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曲折过程的分析》[477]，《经济研究》[140]，1981年2月，第42页。
[33]《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177页。
[34]《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156]，第138—139页。
[35]王平：《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人民生活》[766]，载柳随年编《六十年代》[473]，第169—170页。
[36]赵兴汉、曹振良：《浅谈农产品收购中的一物多价》[89]，载《价格理论与实践》，1982.4，第26页。项镜泉：《六十年代调整时期稳定物价经验初探》[312]，载《价格理论与实践》，1982.2，第22页。
[37]薛暮桥：《关于一九五八——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建设的情况和经验》[332]，《经济参考资料》，1[139]，第13—14页。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422]，第225页。
[38]在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中，有300万人死于饥饿和相关的事件，主要的日常食品稻米的价格到1943年5—8月上涨到最高峰，为1941年水平的4—5倍。饥荒的前一年1942年国家制订了一项禁止各邦间稻米贸易的禁令，有效地制止了谷类流入孟加拉邦，否则将减缓该邦谷类价格的螺旋上涨。直到印度全国政府制订出统筹各邦间粮食运输的计划，才在1943年的最后几个月打破了价格的螺旋形上升。1974年的孟加拉国饥荒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其谷类价格上涨的幅度远远低于中国。1974年10月稻米零售价格上涨到高峰，比1973年12月水平高210%，在受饥荒影响最严重的朗布尔地区，稻米最高零售价格比1973年12月水平高265%。虽然政府公布的由于饥荒而死亡的官方数字是2.6万人，独立的估计则把死亡数提高了许多倍。见A.K.沈《贫穷与饥荒：一篇关于权利与权利丧失的论文》[648]，第64、66页。
[39]《辽宁经济统计年鉴，1983年》[449]，第424页。
[40]肯尼思·R.沃克：《中国食用粮食的收购和消费》[759]，第87页。
[41]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422]，第41页。
[42]柳随年编：《六十年代》[473]，第180页。
[43]译者注：原文如此。应为2.5倍多，参见本书表6。
[44]托马斯·P.伯恩斯坦：《斯大林主义、饥荒和中国农民：大跃进时期的粮食收购》[46]，载《理论与社会》[710]，1984年第3期，第344页。
[45]参见本书表6。
[46]在孟加拉因饥饿而死亡的高峰年1949年，格里诺估计有370万人死亡，其中170万不是在饥饿状态下死去的。死亡绝大部分发生在农村，孟加拉原来的农村人口是5520万。因此，1943年的死亡率是67‰，略多于30‰的正常死亡率的两倍。虽然安徽省高峰年的死亡率和孟加拉邦实际上相等，但正常死亡率可能是孟加拉的一半左右——因此，安徽死亡率的增加量要大得多。保罗·R.格里诺：《现代孟加拉的繁荣与苦难：1943—1944年的饥荒》[277]，第200、309页。
[47]菏泽、德州、聊城和惠民四个地区陷入这种状况的深度是惊人的。到1961年，棉花产量少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水平的10%，谷物产量降到100万公吨以下，比较起来，1956—1957年的平均产量是300万公吨，1959年是225万公吨，1960年是160万公吨。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422]，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