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17部分在线阅读

开展整风的是通常负责思想改造运动的人——宣传部、文化部和北京市委的官员们。1964年春季，党的书记处设立了一个协调文化改革的高级别的工作组，叫做五人小组。它以彭真为首，成员有陆定一、康生、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人民日报》总编辑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小组中唯一接近江青及其伙伴的人是康生；其余的人和文化机构是一致的。毛的心腹朋友和激进知识分子通过康生能够插手整风，但他们只起次要作用。
军队也在运动中起次要作用。1959年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后，人民解放军在文化领域中日益变得令人注目。人民解放军设立了歌剧、文学和艺术的团体，但这时它们是平行于——而不是取代——党的团体。在以毛的思想使官僚机构重新获得活力的努力中，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官员被安插进文化、宣传和教育的机构，就像他们被安插进经济和行政机构一样。但是，这个网状系统不是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控制之下，而是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党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负责这次整风，并下决心防止这次整风爆发成为有可能转而反对自己的群众运动。实际上，1964年夏季发动的党的整风并不是一次冷酷打击的运动，而是一系列反对仅次于最高层文化官员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小型运动。
官员们似乎努力要把注意力从他们自身引开，挑选了一个在他们核心集团以外的知识分子作为主要靶子。他就是中央委员和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杨献珍。他在苏联过了20年，20世纪20年代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30年代是苏联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国部的负责人。既然政府日益进行反苏责骂，杨就成了合适的靶子。杨还在高级党校和陈伯达发生派系冲突。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杨提出了和毛当时强调斗争正好相反的概念。
当反对杨献珍的运动在宣传工具中展开时，党校、大学和研究所对调和论的企图——如杨所赞同的“合二而一”的用语所表达的——进行了集中反击；“合二而一”同毛强调阶级斗争的用语“一分为二”背道而驰。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论述的非对抗性矛盾的概念中，在《矛盾论》所论述的对立面的相互关系中，也都谈论过对立统一问题。但是，毛强调，在不断的斗争中一种力量被另一种力量所转化，和统一相比，转化是更根本的；而杨强调，统一并不能消除对立，而是各自依然独立，因互相需要而结合在一起。他主张寻求对立思想意识的共同点，但允许差别继续存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这种思想的言外之意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容忍不同的观点和阶级。
除了平息调和的要求外，对杨的批判也被用来抑制1964年仍有共鸣的对“大跃进”的批评。杨在“大跃进”中曾在学术界发动一场名为“思维与存在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可以被解释成对毛的政策的含蓄的批评。杨认为无论怎样博识的人也不能不顾历史的无情规律，或者使他的意识同客观情况固有的限制相对立。杨的论点包含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社会必须经过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不能一跃而进入共产主义。既然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过激的改革将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它们和中国的实际不符。
与攻击“合二而一”思想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未公开发表的论文把这些意见归之于杨的。1958年，在一次访问农村以后，杨写了一篇文章，对中国社会革命的性质提出疑问，并否定群众在“大跃进”中的能动作用。他警告说：抛弃客观规律和对主观作用的片面论述就是形而上学，这只能变成唯意志论。[41]和在“中间人物”的讨论当中一样，杨把“大跃进”的失败归因于毛的革命幻想和不革命农民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批评杨的主要人物是他意识形态上的老对手艾思奇，艾要惩戒杨和像杨这样没有完全投身于继续斗争的人。他的话已经暗示出即将来临的“文化大革命”对追求缓和的党内同事的攻击。他指出“这条路线不但在敌我之间一分为二，在朋友之间，也把最接近的朋友和动摇不定的朋友一分为二”。他警告说，如果党容忍那些动摇不定的人，那么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不是分清敌友，而是敌友不分，或者在朋友中只是一味‘求同存异’，没有斗争……就会把革命领错了路而使革命失败。”[42]虽然担心动摇不定的同志和继续斗争只是1964年整风的许多内容之一，但它将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基调。
整风还攻击了杨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法：政策必须顺应历史尚未展开的阶段，才能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这次讨论类似于西方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许多次思想和哲学的争论——有些人相信存在永远不变的历史规律，有些人如列宁相信人类有能力形成自己的历史。毛在1963年5月，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最后一次阐述列宁主义传统，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一个人认识他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规律的问题，要到“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把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才能得到证明。[43]因此，毛坚持，人必须实践才能知道他是否准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
和毛认为思想取决于行动形成对比，杨的罪名是认为思想只是一种物质发展的被动的反映。他因否认主观能动性和革命精神而受到批判。实际上，杨并不否认主观的和革命的精神，但他强调主观的和革命的精神必须同清醒地重视客观限制结合起来。他以及几个具有他的看法的党领导集团的成员，无疑认为他们是按马克思主义的，也是真正列宁主义的传统行事。即使是列宁对主观因素和革命意志的强调，也附有真正努力去准确了解“客观现实”的条件。
关于杨的思想的讨论主要是一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按阶段顺序发展的观点和经由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毛的卢梭一雅各宾唯意志论的观点之间的思想争论。关于这次争论，党的官员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稳健的办法。杨被免去高级党校副校长的职务，由他的老对手艾思奇接任。但是杨没有受到强烈的指责和被扣上以前运动中给知识分子对象定性的帽子。大部分批评学术性多于政治性，比较实事求是而不是一味论战。
杨的见解批评了当局突出未来的乌托邦而不是处理当前的现实，同样，邵荃麟关于农民是“中间人物”而不是革命者的看法也含有这样的意思：官僚机构和毛一样不了解农民的真正需要。因此，整风的另一个论题是反驳邵的“中间人物”思想。当局不是针锋相对地讨论这个问题，而是用邵的批判反击他本人，指责邵和许多小说家如赵树理、周立波和马烽，正是他们把农民描写成动摇不定和感情矛盾的人，因而表现出他们自己脱离了农民。
但是，邵是这场反对“中间人物”运动的主要靶子。即使存在从毛和他的伙伴那里来的压力，但选择像邵这样的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负责人，和文化官僚机构有直接联系——似乎也是由于官僚机构本身为了要继续掌权。把攻击限制在一个重要官员身上，保护了他的同事们，尤其是周扬。因此，邵成了文化当局“失误”的替罪羊。
周扬亲自指导这场反对邵的运动。他本人校阅了许多评论文章，试图使讨论避开政治问题而限制在文学问题上。在周扬的指导下，运动很快从指责邵和“中间人物”的否定阶段转到明确社会主义新人的新行为方式、新价值和新信念的肯定阶段。和邵的怀疑革命、因斗争而感到迷惑、想得到物质利益的农民形象形成对比，当局把农民描述成绝对乐观、不惜自我牺牲和坚持革命信仰的英雄。
尽管周扬努力控制运动，但激进的知识分子，最突出的是姚文元，仍然介入了这次讨论。他们当时的公开看法和文化当局没有多大差别。姚甚至间接承认大多数农民仍然是不革命的，但是写大多数就是对正在萌发或发展的新事物的排斥和压制，是对表面上仍然广泛存在的旧事物的扩大保护。[44]因此，姚建议作家们不要描写大多数而要描写少数。积极地、充分地、生动地塑造英雄人物，从而启发和鼓舞人民。[45]
这个时期塑造了几个和“中间人物”形成对照的英雄人物。从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的大量文学作品中的非英雄人物到60年代中期的英雄人物的变化，反映了从承认人和经济的局限性到相信自我牺牲的新人能够克服一切障碍的变化。主要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从信仰模糊的普通农民和工人改变成了“平凡的”英雄，通常来自人民解放军，例如雷锋，他们对毛主义的奉献和无私品德的信仰，以及对毛的忠诚是坚定不移的。
伴随这种变化的是从个人所写的传统的小说、短篇故事形式转移到更容易驾驭的、半虚构的、几乎是作为神话予以介绍的由编委会署名的日记，如《雷锋日记》。50年代后期仍在写作的有名望的作家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少，主要属于人民解放军宣传部的用假名的集体的作品越来越多，这是人民解放军日益插手文化领域的一个迹象。
反对“中间人物”的运动转入电影艺术方面继续进行。电影不但描写了非英雄的主人公——尤其是在据30年代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中——而且是由曾经引起江青怨恨的夏衍和阳翰笙指导的。她曾像插手歌剧一样，试图插手电影。她向陆定一和周扬指出很多她声称毛要批判的影片。但是只有几部受到批判。的确，受到批判的影片都和她过去的仇敌有关系，但是在宣传部的监督下，批判本身一般是温和的。最受注意的影片是《林家铺子》，由夏衍根据茅盾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尽管1959年最初放映时很受欢迎，1964年却受到批判，因为主要主人公的种种人际关系不是以尖锐的阶级矛盾为基础。这个故事在30年代曾有积极影响是被承认的，因为它展示了小资产阶级的困境并增进了他们对革命的支持。但是现在它被看做是不适当的，因为已不再需要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合作了。
相对来说，电影的整风一般是有限度的。这部影片和其他几部影片一起受到了批判，但并没有群众运动或批判它们的大规模的会议，有的乃是和这些影片的作者和制片人有密切联系的同行的温和批评。可是少数批评暗示了“文化大革命”中将向五四作家倾泻的那种攻击。例如，有一篇评论断言夏衍代表了这种知识分子：他们虽是党员，但仍然在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资产阶级王国。[46]此外，它谴责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对青年有一种腐蚀性影响。
这次整风在利用宣传工具、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和选择个人靶子方面类似于其他思想改造运动，但是它的处理方法却是不同的。尽管主持者大多数是指挥1955年反胡风运动和1957—1958年“反右运动”的宣传部的同一批人，然而这次整风却不那么直截了当，那么彻底，对它的受害者比较宽大。也许这批人和他们以前一样，急于要阻止毛所说的“滑向修正主义”，但是有一些因素使他们踌躇不前——日益官僚化，担心令人头晕眼花的失去控制的另外一次全面的运动，以及对毛的政策的怀疑。此外，群众被发动起来的整风将不但像在“百花运动”中那样对他们本身是一种威胁，而且对整个党也是一种威胁。
结果，似乎对毛的愿望有了误解，这在一些情况下是真实的，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是故意的。毛在“百花运动”中，在1957年3月12日向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所作的讲话，以前没有发表过，而在1964年6月整风刚刚发动的时候发表了。尽管有些措辞似乎经过修改，但这个讲话既然是在毛对知识分子和党不那么失望的时候作的，因而要求批评要有限度和体谅别人。毛告诫说，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必须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而且，他提倡对有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采取耐心的方法：“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47]这个讲话，连同毛的简短指示，在如何贯彻整风的问题上是不明确的，如果有所指，那就是主张说服，而不是强迫。
不管是否是故意的，宣传机构宁愿把毛的话解释成有限制地进行整风的命令。和过去一样，点名批评个人是作为传递思想信息的工具。但是不是像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一个明确的靶子，或是在“反右运动”中有一个像丁玲集团或中国民主同盟那样的明确的团体，这次同时发动几个战役反对几个有关但不相同的靶子，这有助于分散这次运动。
除了杨献珍和邵荃麟以外，这次整风还批判了哲学家冯定强调所有人的共同本能，欧阳山描写没有阶级内容的爱情，以及美学家周谷城谈论统一整体意识。这是一个广泛的运动，涉及哲学、历史、文学理论、艺术和思想体系，但它是不彻底的——夸张的文词和事实之间、宣布的政策和执行情况之间存在差距。此外，以前运动的革命激情已不复存在；受影响的是大城市中的一小批党的知识分子。和既影响知识分子也影响群众的反胡风运动相反，没有作出多少努力以使普通工人和农民卷人。没有过去和将来运动所特有的大型斗争会或大字报。
大多数整风主要是在文化部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悄悄地开展的。和公布胡风的信件或在“反右运动”中重新发表丁玲的小说和文章相比，出现了似乎是有意封锁材料的情况，所以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批判。除了邵荃麟大连讲话的断断续续的引语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大连的讲话的真实记载。据说周扬制止公布它们。除了“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说法外，没有作出什么努力去简化思想上的主旨以保证它们能被没有文化的人所理解。大部分评论具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充满马克思主义抽象概念的思想论争的特点，仿佛是要转移对它的政治含义的注意。尽管这次整风无疑是政治性的，其内容却显然是学术性的。
对点名靶子的处理是宽大的。他们始终被叫做“同志”，这种称呼，胡风和丁玲在针对他们的指控刚开始时便失去了。和过去不同，这次整风结束时全国各地都没有发表作为进一步思想灌输资料的难堪的自我批判。没有发表杨献珍、邵荃麟或其他人的公开自白书。不承认他们的“错误”的人和刊物，没有受到任何程度的惩处。和1954年冯雪峰及其《文艺报》的同事因拒绝学生对俞平伯的批判而被清洗形成对比，《中国青年》由于它最初拒绝攻击冯定，只发表了一篇不疼不痒的自我批评便算了事。
然而有证据表明，周扬和文化当局受到了压力。不只邵荃麟，而且周扬的亲密同事、江青过去的仇敌田汉、夏衍和阳翰笙都被免职。茅盾也不再当文化部长。被认为由周扬及其伙伴完全把持的刊物《文艺报》发表了许多文章批评它自己曾经赞扬像赵树理和欧阳山这样一些描写“中间人物”的作家。有一个评论家谴责《文艺报》说的是革命，行的却是修正主义。另一个评论家谴责它依靠一小批专业作家而不考虑群众来稿。这些便是“文化大革命”中对文化官员的主要指控。
周扬的一些亲密伙伴的去职和来自江青的挑战似乎标志着周扬经管了几近30年的文化机构终结的开始。可是，尽管文化机构为了得到毛的谅解，非常主动地将它的某些最著名的人物免职并改组它的领导班子，但它的工作仍然照样进行。尽管毛曾指责大多数文化官员搞修正主义，但和前几次运动相反，当时像胡风事件的所有追随者和像丁玲事件的所有伙伴都受到与他们的领袖相似的惩罚，这次批判了少数同事便就打住，对他们的指责也多半限于一些具体的错误。如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所描写的，他们像“车”，牺牲他们是要保“帅”——周扬。甚至周的其他亲密伙伴林默涵、袁水拍、何其芳，这次都没有受到批评。
周扬的上级宣传部长陆定一接过茅盾的文化部长的职务。到了1965年春季，对夏衍、阳翰笙和田汉的批评已经减弱。周扬能够保护他的机构的大部分免遭攻击。而且，他似乎曾经防止人民解放军渗透进他的机构，这种渗透已经影响了其他官僚机构。到1964年年末，以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制度为榜样而建立政治部门的工作，在几个主管经济的部中取得相当进展，而存文化部中这种制度却没有什么迹象。
尽管那些被挑选出来批判的人不像过去那样是众所周知的知识分子，而是在宣传和思想方面有长期经历的党员，但他们并非位居文化领导集团的最上层。他们也不是曾经最尖锐地批评毛和“大跃进”的人。“三家村”集团成员之一的廖沫沙写了一篇自我批评，却没有提到他参加“三家村”或他批评毛主义纲领的事。很可能，当周扬谋求保证对他的老友进行温和的批评时，彭真保护了“三家村”。反对他们下属的激烈批判运动将使他们作为赞助者而受到反弹过来的打击。像过去的运动那样，没有提到下属的错误反映了他们领导人的错误这一事实。
和以前运动最重要的不同可能是，在对替罪羊的否定评价方面和在强迫接受一条不可更改的路线方面并没有全体一致的看法。这次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为受害者作某种辩护的，有多多少少偏离强加的路线的。攻击者占优势，但辩护者和主张缓和的人并没有像在其他运动中那样从舞台上消失。将要统治“文化大革命”的所有论题——阶级斗争、意识的改造、对青年和党领导人当中革命精神衰退的担心——在1964年的整风中都出现了。但是，这次讨论是有矛盾的，再次反映了文化当局有不同的看法，从而又反映了政治领导内部的不一致。
这次整风的另一个独有的特点是，当它展开时，对某些批评家，尤其是对激进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姚文元因他以前批评审美学家周谷城而在1964年受到指责。《人民日报》1964年8月2日的一篇文章说姚的评论自相矛盾和与历史事实不符。在这篇可能是间接评论毛的文章中，两个批评家形容姚的观点是以歪曲现实的僵硬公式为基础。[48]这些反批评反映了文化官员仍然占有优势的地位。可是他们没有走得太远，因为毛同样保护激进的知识分子。
到了1965年年初，周扬谋求迅速地正式结束这次整风。他早些时候，即在1964年11月，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各个协会中暂时停止整风，理由是别处需要干部。1965年2月末，他召开了一个编辑和撰稿人的会议，他在会上指责整风中最近的评论是教条的、简单化的和言过其实的。其后，整风便逐渐停止了。和他在以前运动中的习惯一样，他在1965年4月15日和16日总结了成绩并宣布整风结束。
周在他最后的报告中再次承认，在批判修正主义和贯彻整风中他行动迟缓。但是他不承认像毛在1963年12月13日指示中所追究的任何严重缺点。关于他的某些同事，周同意他们做了一些他们应当为此而受到批评的事情，但是他坚决认为：党没有把他们看做右派分子。我们和他们的矛盾和斗争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斗争。[49]他们可能在文化领域中误入歧途，但没有在政治领域中犯修正主义的错误。周扬还声称，他们已不再持有某些这类看法，因此不应当再受到批评。
在科学方面，和在艺术及人文学科方面一样，毛的指示被置于不顾，在某些情况下还受到抵制。在1964年2月13日的春节教育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毛曾赞扬本杰明·富兰克林和詹姆斯·瓦特是科学家的榜样，他们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有所发现。对比之下，许多大学的科研部门只是聚会的场所，在那里存在极其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50]艾思奇在《红旗》新设的栏目《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中争辩说，科学成就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应用，并且指责那些不肯将辩证法应用于科学研究的人。
可是在1965年，《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许多号召青年“专”而不“红”的文章。它建议他们不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且要在研究中心而不是在田间和工厂工作。在一次关于“红与专”的座谈会上，有人甚至鼓励使用资产阶级专家，这样做恰恰是因为推动他们的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一些资产阶级技术专家尽管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改造，而他们却可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他们在马列主义研究上花时间太多，那么专得一定会差一些。”[51]
《中国青年报》的一篇社论认为，一个人的“红”并不表现在参加会议和政治学习方面。对一个科学家来说，红表现在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专业活动方面。它告诫说：我们决不应当吹毛求疵地把献身于学习、积极努力从事深入研究和专业工作看做个人主义的表现。[52]
因此，毛有理由对1964—1965年的整风不满。它不是扩大成为一次较大的群众运动，而是渐渐消失，变成相对来说是低调的、无成效的事件，成了种种看法的传播媒介，有的背离了他自己的看法。党在言词上强烈，但在实际执行方面却是肤浅的，而人民解放军则正在用革命的激情和行动努力进行思想灌输。正是毛授权开展他认为十分必要的思想改造的机构抵制、甚至反对他的要求。到了1965年秋季，毛已经放弃了依靠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并和他所亲近的江青、陈伯达、人民解放军和激进知识分子一道发动了他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和党的整风形成对比，毛的“文化大革命”将在思想、发动群众和彻底清洗不听从他的命令的人等方面强制地做到全体一致。
知识分子从60年代早期起所表现的对稳定和和解时期、对专业和思想标准、对思想和现实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对农民真正要求的认识等方面的关心，都被压制下去。他们的倡导者被清洗，其中的一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害死。但是在毛之后的时代，邓小平的领导将与少数知识分子和青年一样，寻求实现涉及上述这些事项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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