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536部分在线阅读

两篇未发表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对50年代中期的政策制定过程，作了相当重要的说明。查尔斯·托马斯·芬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与政策制定，1954—1955年》[243]，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官僚化的最高阶段时，各个政策领域的相互关系。米歇尔·C.奥克森伯格的《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的明确表述：群众灌溉运动问题，1957—1958年》[555]，把研究延伸到“大跃进”，揭示了很多形成中共规划的政治、技术与管理的因素。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对1956—1957年的重要事态发展——政治自由化，关于经济政策的辩论，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和党的整风——有非常广泛的研究：《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1956—1957年的人民内部矛盾》[495]。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看法和不同的解释，见下列各书的有关部分，D.W.福克马：《中国的文学教条与苏联影响，1956—1960年》[249]；默尔·戈德曼：《共产党中国的持不同文艺见解者》[270]；理查德·H.所罗门：《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674]；泰韦斯：《政治和清洗》[702]。
有几种研究的辅助读物值得注意。香港时事通讯《中国新闻分析》[132]，是从1953年以来提供有关各种论题的极有价值的资料摘要。肯尼思·利伯塔尔的《1949—1975年党中央和政府会议研究指南》[451]，汲取当代和“文化大革命”的资料，确定1949年后主要的决策会议。很多著作提供了传记资料，如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妮·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人名词典，1921—1965年》[392]，以及《现代中国人名词典》[264]，《共产党中国人名辞典》[787]。
第三、八章　经济
1960—1978年期间，少发表或不发表经济数字的政策和中国国内禁止认真的经济分析，不仅在更近一些的时期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突然开始之前的几年里，就已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析起了抑制作用。国家统计局于1979年发表20年来的第一份公报，及随后发表的大量新材料，既有数量又有质量，既包括当前的也包括历史的发展，使情况起了显著的变化。在统计材料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统计年鉴》，从1981年以来由国家统计局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它们不仅提供当前的统计数字，而且提供了1950年以后的大量统计数字，其中许多是以前没有发表过的。例如，1981年的年鉴（1982年出版）包括了1950—1981年许多进出口产品每年的数量，以及同一时期与26个贸易伙伴实现的进出口价值。后来的几册透露了关于早些年的新数字，也提供了每年对许多系列的修正。
此外，从1981年起，中国出版规模巨大的《中国经济年鉴》[162]，它提供主要的经济文件、经济政策声明和有关经济发展的法律与法令的全文；评述各省和省一级自治区的经济发展。还出版几个重要部门的年鉴，如《中国农业年鉴》[170]从1981年开始出版，《中国煤炭工业年鉴》[169]从1983年开始出版。所有这些年鉴包含的材料，既涉及长远的也涉及新近的发展。
提供中国人的分析或讲话原文的最重要的书籍有，马洪和孙尚清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488]；《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这本书后来在中国公开出版，书名《陈云文选（1949—1956年）》[113]；《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112]；这本书后来公开出版，书名《陈云文选（1956—1985年）》[115]；《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490]；以及柳随年编的《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473]，此书对于我们了解“大跃进”的后果极为重要。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刊物《党史研究》，发表了许多批判性的经济分析和以前不能得到的讲话。从这些材料中选出的几本汇编已经出版，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朱成甲编的《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149]。周太和编的《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47]，提供了主要改革与政策倡议的编年提要。房维中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235]是一部规模巨大的简编。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手文献，范围很广但质量参差不齐。有关50年代的，由于有国家统计局和计划部门发表的相当全面的报告，一般说来，远比有关20世纪60年代的令人满意，因为后者在1978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原始资料。关于50年代的报道，内容最广泛与最令人满意的有，李卓敏：《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441]，此书着重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亚历山大·埃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215]，此书涉及整个毛泽东时期，但它最有力的分析是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大跃进”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1956—1957年的人民内部矛盾》[495]，和《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1958—1960年的大跃进》[496]，对“大跃进”前夕和“大跃进”时期党的最高层的经济决策，提供了最有洞察力的分析。
20世纪60年代的前半期，没有受到西方学者多少注意。中国在这个时期坚持的统计封锁证明是有效的，把1959—1962年之间的一次大规模饥荒成功地隐瞒了20年，根据不同的估计，这几年的死亡人数高出正常情况1600万到2700万人。虽然饥荒本身是一个日益引起注意的题目，但对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经济发展的广泛研究尚未出现，不过，下面提到的专题研究中，有一些是研究这个时期的具体问题的。
关于20世纪50年代经济发展的专题文献是很多的。评价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的，有两部突出的研究著作，希格鲁·伊舍卡瓦：《大陆中国的国民收入与资本积累：对官方统计数字的考察》[355]；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年的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474]；德怀特·珀金斯：《共产党中国的市场管理与计划》[577]，此书探索50年代经济中社会主义计划的扩大与市场方向部分的收缩；亚力山大·埃克斯坦：《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214]，此书对50年代外贸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特别是苏联的技术转让，提供了最全面的研究；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分配》[421]，此书从分析中央与省的财政关系入手，探索经济中现代部门的资源分配的集中化程度；奥德丽·唐尼索恩：《中国的经济制度》[202]，此书对国家的经济官僚机构的发展及其与计划模式和资源分配的关系，提供了详尽的报道。
关于工业发展的研究著作，主要有托马斯·G.罗斯基的《中国向工业化的过渡》[601]；和赵冈的《共产党中国工业增长的速度与模式》[90]；约翰·菲利普·埃墨森在他的《1949—1958年大陆中国的非农业就业》[224]中，把工业中的劳动力吸收和城市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有两本研究农业发展的书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下限，它们是尼古拉斯·R.拉迪的《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422]和肯尼思·R.沃克的《中国食用粮食的收购和消费》[759]。前者探索农业计划体制的发展，后者探索国家执行的强制交售农产品制度的发展。
至今仍然很有价值的较早时期的农业专题论著，有德怀特·H.珀金斯的《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578]，此书将1949年以后的发展，置于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和赵冈的《共产党中国的农业生产，1949—1965年》[91]，此书详细探索了“文化大革命”前农业组织变革的经济后果。
第四、九章　教育
1949—1965年的标准原始资料，前面已经列举，关于教育的研究，必须基本上依赖它们。中国的官方报纸、刊物、偶尔发布的国家法令摘要，构成主要的原始资料。得到中国原始资料最方便的途径，是通过联合研究所的剪报档案服务机构，它的存在到1983年为止。这些资料现藏香港浸礼会学院，供不愿看缩微胶卷的人使用。有关从幼儿园直到大学的教育政策与实施等各方面的档案，数量很大，能对许多研究著作提供一个基础。
教育问题上最有用的公认为优秀的翻译服务，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当代背景材料》[735]丛书（起自1950年）；《中国大陆杂志选录》[737]（起自1960年）；从1955年至1960年名为《中国大陆杂志选粹》[736]。其他有用的翻译服务有该领事馆的《中国大陆报刊概览》[738]（起自1950年）；《外国广播新闻处，每日报道——共产党中国》[251]（美国政府编，起自1968年）；《中国省级广播电台新闻》[551]（英国地区情报处编，香港，起自1963年）；《中国问题》[134]（英国地区情报处编，起自1964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每日新闻发布》[550]（起自1948年）；《联合研究服务》[734]（香港联合研究所，起自1955年）；以及美国政府的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的各种丛书[374]。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1968年）的红卫兵非正式出版物，对收集60年代初的资料也有帮助。由于这些资料是在白热化的舌战中编成的，用时应加注意。它们包含有别处得不到的资料，如关于政策在个别学校贯彻落实的情况。红卫兵对学校办公室和档案室的冲击，使学者再次成为社会动乱的意想不到的受益者。斯坦利·罗森[619、620]和李洪勇（音）[430]的作品（见书目），至今是利用这些材料的著作中最著名的。这些红卫兵出版物的规模最大的摘要，是20卷本的《红卫兵出版物》[603]，华盛顿特区研究图书馆协会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在1975年重印，它的姊妹篇，一套多卷本的增补资料，在1980年重印。同样资料的英文译文，可以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60年代后期的发行范围有限的《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的《补遗》[739]和《中国大陆杂志选录》[737]中找到。
学术研究也受到毛以后时期比较宽松的政策的好处，其中包括为早期的政策恢复名誉，它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诋毁。在文献资料方面，1968—1976年主要是个空白时期，但在70年代后期开始出版许多新材料，回顾受到很多诽谤的17年（1949—1966年）。遗憾的是，这类材料的大多数根据的是第二手资料，并且带有明显的偏袒十七年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偏见。不过，人民教育出版社当前（80年代中期）的出版书目，显示出一个可喜的迹象，即有些关于早些年代的书正在写作中，许多关于1949年以前的书也正在出版，对老解放区的教育和民国时期知名的非党教育家，有某种有意思的重视。
一本特别有价值的研究工具书，是1984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年》[161]。其中有140页重印了1949—1981年的文件和有关教育的指示——尽管每个门类都缺少1964—1978年的资料，这是受毛主义影响的年代。另一本有用的参考书，是198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年》[154]。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人的资源。作为口述历史的访问记，不论是在中国国内进行的，或是香港的中国人讲述的（他们从过去的亲身经历中了解这个制度），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访问资料的教育论著的作者，有斯坦利·罗森、苏珊.舍克和乔纳森.昂格尔。
尽管可以得到丰富的资料，中国以外的学者并没有很好地研究50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的10年（1966—1976年），中国的“教育革命”才把这个问题列为值得研究的项目。从此，国际注意力集中在它的经验与后果上。早些年，无论是教育专家或社会科学家，看来都没有怎么被这个题目所吸引。对7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的崩溃，也出现了类似的兴趣减退。“十七年”还留下许多未经开拓的领域。
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其对毛以后时期的含义来说），是50年代苏联影响的程度。失败的或不得人心的试验，很难提供研究的动机。但1950—1957年的“向苏联学习”阶段，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能告诉我们关于那个时期移植模式的效力、建立的机构和培训的人员的不断的影响。
另一个没有进行探究的失败的试验是“大跃进”。那时开始的教育改革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发动的，并明显地为后来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试验树立了许多先例。但到目前为止，这种联系的性质还没有文件加以证明和明确地予以说明——也没有对失败的分析，这种分析必然会引出没想到的结果和没有记载过的收获。
假如这是关于50年代研究的状况，那么关于60年代初期的研究要算是不错的，相对来说是过多的。但上面提到的罗森、舍克和昂格尔的著作，基本上是根据访问资料，他们把对文件的研究任务，主要留给了别人。同时，对这个时期的比较常规的研究，只是部分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如陈锡恩、朱莉娅·匡（音）、简-英格瓦·洛弗斯特、罗纳德·普赖斯等人的著作（见第四章、第九章脚注和书目）。这些著作都更着重理论和政策，而不是实行和贯彻，后者只有通过访问和现场研究才能揭示出来。现在，外国研究者进入中国比较容易了，我们希望，这将使这两个目标在个人研究中较容易地结合起来。
第五、十章　党与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和思想动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基本的中文资料。主要的资料来源，分散在全国性报纸和刊物上。延安的报纸《解放日报》，是关于延安时期游击区知识分子的主要资料来源。它包括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讨论和知识分子自己的陈述。“左翼”和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从1938—1946年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1949年后，关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党—知识分子的讨论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知识分子的报纸《光明日报》。党的理论刊物《学习》（它在“大跃进”中被《红旗》取代）是最关心思想问题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国青年报》，是思想动向的另一个资料来源。一些主要大学的刊物，也登载思想—政治的讨论，不过这些刊物在毛的时期很难得到。
其他有关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知识分子和50年代及60年代的争论的资料来源，有《文艺报》、《文艺学习》、《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50年代文艺界一些最主要的知识分子如周扬、胡风、丁玲、冯雪峰、艾青，他们的作品可以在这些刊物中找到。60年代好争论的知识分子如邓拓、吴晗和冯友兰的作品，可以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和《学习与研究》中找到。
他们的作品也有印成单行本的，马南邨（邓拓）：《燕山夜话》[489]；吴南星（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札记》[819]；廖沫沙、夏衍.、吴晗、唐弢和孟超：《长短录》[448]；艾思奇：《艾思奇文集》[4]。
毛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的译文，可以在他的五卷本选集中找到，其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最直接的关系。毛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的稍后的资料，有毛的《四篇哲学论文》[505]和斯图尔特·R.施拉姆编的《毛主席向人民讲话：讲话和信件，1956—1971年》[634]。“百花”时期知识分子的文章和陈述的译文，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编的《百花运动》[493]。“百花”时期的文学作品和评论，见聂华苓编的《百花文学》[552]，共两卷。
关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知识分子的反应，最全面的讨论有，默尔·戈德曼：《共产党中国的持不同文艺见解者》[270]，时间从30年代后期到“大跃进”时期，以及他的《中国知识分子：建议和异议》[271]，时间从60年代初直到毛以后时期。其他的著作研究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对中国“洗脑”的研究》[454]，讨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效果。杜韦·福克马的《中国的文学教条与苏联影响，1956—1960年》[249]和鲁道夫·瓦格纳的《诈骗和侦察》[750]（见沃尔夫冈·库宾和鲁道夫·瓦格纳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文集》[399]），讨论50年代苏联的思想倾向对中国的影响。对60年代初好争论的知识分子的研究有：詹姆斯·普西：《吴晗：借古非今》[590]；蒂莫西·奇克：《邓拓：文化、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内二中择一的马克思主义》[98]。研究60年代激进的知识分子，见帕里斯·张的《中国文化革命中的激进分子和激进思想》[85]；拉斯·拉格瓦尔德：《作为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的姚文元：中国日丹诺夫主义的出现》[597]。
从政治角度看思想发展的主要著作有：理查德·所罗门：《毛泽东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674]；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1卷，《1956—1957年的人民内部矛盾》[495]和《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1958—1960年的大跃进》[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