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07部分在线阅读

此外，从10月9日到28日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对到当时为止的“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作出评价，并寻找克服运动所遇到的阻碍的办法。[64]首先，毛和林向代表们再次保证了这场运动的目的，以寻求代表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他们许诺，只要是欢迎而不是试图躲避群众的批评，大多数干部是可以“过”“文化大革命”的“关”的。毛说：“你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毛甚至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承认在60年代初出现修正主义，部分原因是他“退居二线”和决定放弃负责日常工作的结果。而且，毛承认他未料到发动红卫兵会产生“大问题”。[65]
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仍未被宽心，本来预计三天的会议开了两个多星期，原以为平和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66]陈伯达在一篇报告中指出，在60年代初已很明显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路线斗争现在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反映。毛泽东和林彪不再对有顾虑的干部给予安慰，而是猛烈地攻击那些试图妨碍和躲避运动的干部。毛抱怨“只有极少数人坚决地把‘革命’一词放在其他之前，绝大部分人把‘畏惧’放在第一位”。林把党的抵制归咎于中央一些干部的阻挠，并点名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可能应对此负责。他们二人被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1966年事态发展的结果，大大减少保守派群众组织的影响。[67]年底，北京的一些保皇派组织进行了最后一次反抗，他们攻击激进的红卫兵组织，批评林彪，捍卫刘少奇，坚持认为正确的路线是“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但他们显然已是强弩之末。一些保守组织作了自我批评，有些被激进的学生接管，另一些则因他们的首领被公安局逮捕而垮台。
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底也加强了群众对党的机构的进攻。放松对加入群众组织的条件限制使得激进派人数剧增。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加强了与那些他们认为最有同情心的组织的联络，驱策他们合并成更大、更有战斗力的团体。在11月和12月，已允许红卫兵进入工厂和公社，工人也有权组织他们自己的“革命造反”组织，这就打破了以前由党委机关把持的对组织工人、农民的有效的垄断。免费乘车去北京已被取消，以鼓励红卫兵结束他们的“革命旅行”，返回他们所在的城市和省去进行反对地方党委的“革命”。
最重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开始为群众组织指明要攻击的高层官员，并向友好的红卫兵提供材料，作为他们用来进行批判的根据。红卫兵代表带着哪个干部要经受“考验”的十分具体的指示从北京来到大的省城。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已被告知刘少奇和邓小平反对毛泽东，可以作为批判对象。中央“文革”小组还向红卫兵提供了刘、邓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自我批评的副本，11—12月，攻击二人的大字报开始大批出现。根据1980—1981年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提供的证据，张春桥曾于12月18日在中南海接见清华大学激进学生代表蒯大富，要他公开羞辱刘和邓。据说张说要“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68]快到年底时，陶铸因为企图保护省委、中宣部和文化界的干部免遭批判，以及据说要剥夺中央“文革”小组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权而被撤销职务。其他五位重要的中央官员——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和贺龙在北京的群众集会上被连续批斗、辱骂了数小时。
这些事件传递的信息非常清楚：在中国，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免遭批判；而且批判的方式的确是很严厉的。
省级权力的垮台
1966年最后3个月，“文化大革命”升级造成的结果，在中国因地方不同而各异。在较边远的省份，发动激进的学生是困难的，因而省的领导人尚能牢固地守住自己的地盘。而那些已发动起来的省份，其结果就不是如毛所期望的那样了，不是地方官员整风而已，而几乎是省级权力机关的彻底垮台。
上海就是这后一种情况的典型。[69]10月份中央领导人火上浇油的言辞推动了第一个激进的全市范围的工人组织——“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在11月初的成立。该组织显然是由一些低层干部（如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他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全国性的显赫人物）在激进学生的帮助下，主要组织下层工人，如徒工、临时工而建立的。根据有些说法，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虽然有些勉强，但出于某些原因，还是按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办。但是他抵制建立“工总司”，理由是中央尚未准许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这样的组织也必然干扰生产。
当“工总司”去找曹以寻求官方的承认和物质支援时，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一气之下，“工总司”的头头们强征了一列火车开往北京以把他们的问题提交给中央领导。曹命令火车停在上海郊外某站的一条侧线上，在那里，他的代表再一次试图解释他的态度，给他们做工作。
起初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曹的立场。但在工人拒绝返回工厂之后，北京激进的领导人派张春桥去同他们谈判。张春桥给了曹荻秋重重的一记上钩拳：同意承认“工总司”，条件是他们的革命行动不得妨碍正常的生产任务——对于这个决定，曹荻秋除了同意之外别无选择。
在聂元梓到了上海之后，市政府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聂显然随身带来了揭露市教育局局长为修正主义者、指责曹荻秋庇护他的指示。在她抵达之后，一群激进分子接管了地方报纸《解放日报》，命令它印发聂的讲话。几天之后，市政府停止了抵抗。
然而曹的权力的垮台，并非主要是激进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行动所致，而是更保守的上海市民反动员的结果，他们的行动至少有一部分是自发的。在《解放日报》被（激进派）占领期间，“赤卫队”和其他支持者们曾试图冲击报社大楼，把它重新夺回来。邮电工人拒绝分送载有聂的讲话的报纸。“赤卫队”要求曹拒绝向激进派“投降”，不再向他们作任何更多的让步。
根据安德鲁·沃尔德的认真研究，曹对这种两极分化过程的反应是，两派“送到他办公室的任何要求他统统签署”。[70]其结果是社会上弱势群体的组织纷纷提出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那些降为临时工和被解雇的合同工工人要求恢复原职和补偿工资。固定工人四处活动，要求增加工资和提高福利，指责激进派干扰生产会使他们奖金减少。
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爆发了武斗和骚乱，据报道，在一次有8个保守派分子被打死的事件发生之后，“赤卫队”号召总罢工。加上已被围困的市政府的战略是满足各派的要求，这就导致了上海经济的崩溃：挤兑存款、抢购商品、供电和交通中断。到12月底，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已陷入一片混乱。
夺权
“一月风暴”
上海的形势是到1966年底为止中国城市形势最极端的形式的代表。从根本上来说，三种过程在起作用，它们合在一起，导致了党的权力的崩溃。首先是发动中国社会的大部分人，这些人对党的官僚机构提出了更大的要求。这个过程开始是北京的毛主义者故意组织一支力量以批评党。但一经这个过程开始之后，它就自发地向前发展，毛主义者动员起来的力量引起了一种反动员的力量（一些是自发的，一些是组织程度很高的）来支持党的机构。
因此，这一发动群众的过程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高度分化，反映了党的最高层领导中业已存在的激烈的派别斗争。在号召中国的学生（后来为工人）去批判党内的修正主义时，毛似乎天真地相信他们会作为一支比较统一的力量去行动——毛自20年代中期以来就说过也写过的这个“民众大联合”将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形成。[71]事实恰恰相反，群众动员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分裂，特别是把干部家庭的子弟与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分隔开来。把熟练的固定工人同欠熟练工人和临时工分离开来。
再次，与动员和分化相伴产生的是对党的权威的否定。通过授权红卫兵去造党内修正主义者的“反”，主张人民只应服从与毛泽东思想一致的党的指示，毛主义者在事实上剥夺了党的绝对合法性，但又没有用其他任何权力结构来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取消下边的党组织的合法性又加重了对上层党的权力的否定。因为被围攻的党组织试图处理群众提出的种种要求时想取悦于每一个人，但最终谁也取悦不了。上海的经验生动表明了当政府无法控制日益加剧的动员和反动员进程时，就会出现权力危机。
实际上，毛对权力崩溃的解决办法是授权激进派把信誉扫地的（或顽抗到底的）党委撇在一边，组织新的政治权力机构取而代之。上海又一次充当了这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先头兵。[72]1967年1月6日的上海群众集会正式肯定了所发生的事实：撤销了曹荻秋及上海市其他官员的职务。同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张春桥由北京返回上海，以建立一个新的市政府，取代已被推翻的市委。在他的鼓励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由激进的“工总司”的人马形成的组织发布了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的命令：要求把工人们经济方面的不满搁置到“文化大革命”的“后一阶段”，工人们留在原岗位；冻结企业和银行基金。与此同时，造反派组织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开始接管工厂、码头、报纸和其他经济企业单位。这些行动开始后不久便采取了最后一步：激进派组织宣布新的上海市政权机关组成，它将承担旧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政治和行政职能。
在这个月的后半个月里，这种夺取政权的方式得到中国各地的认可。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辛辣的社论鼓励全国的激进组织起来从党委手中夺权：
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各种大权，统统要夺回来！[73]
第二天，中央委员会正式发布的一条指示重申了《人民日报》要人民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取权力的号召。它把“文化大革命”描绘成不像十一中全会决议所说的，只是一场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倾向的批判，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74]
中央“文革”小组的目标的激进化是与“文革”小组人员构成的激进化相伴产生的。1967年1、2月，所有在前一年任命的人民解放军、地区和省的党组织的代表都被免除了职务——当然是和陶铸一起被免职的，他作为中宣部部长在12月被清洗时就丧失了“文革”小组成员的资格。这再次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只反映了与江青、康生和陈伯达有联系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他们的观点再也不会受高级的党和军队的官员的影响了。
中央委员会1月23日的指示还在第二个方面使“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升级。整个1966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多少有点不沾不靠和态度暧昧的角色。可以确定的是，它以某些方式积极地站在了毛主义者一边：为江青攻击现行的文艺路线提供了一个论坛；在1966年春，通过《解放军报》为激进观点提供了喉舌；在一些重要会议期间（如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8月的十一中全会），保证了北京的安全；向红卫兵提供后勤支援。然而从其他方面来看它又置身局外，甚至采取了敌对的立场。十一中全会决议特别规定了军队不受中央“文革”小组管辖，其他指示也显然命令军队在群众组织之间以及激进组织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冲突中采取“不介入”姿态。在许多地区，军队还为地方和省里党的官员提供庇护，并动用力量镇压激进组织，起了“防空洞”的作用。
而后，直到1月23日，在毛主义者的联盟中最积极的成分一直是以“文革”小组为象征的激进的智囊团和以激进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组织为典型的基本群众。现在，鉴于在整个秋季出现的全国范围内的对峙局面和在1966年底前后开始出现的权力垮台，毛决定把军队——此乃其政权基础的第三支力量——更直接地投入到这场冲突中去。1月23日的指示（其中引用了这位主席最新发布的一条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命令武装部队取下任何不介入的伪装，不要再当“保卫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要“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从而“决定性地消灭”一切敢于反抗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
然而，一俟决定了授权群众夺权之后，其他同样重要的决定仍待作出。谁应夺取政权？谁应行使权力？通过何种组织？也许关于此事最紧迫的问题是“群众”是否能真正地担当起给他们的任务。1月2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使用的语言及第二天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起义：一种推翻那些篡夺政权后并背离正确路线的人的农民起义。但是中国的“群众”是分成许多忙碌于争权夺利的利益集团的，而且不谙政治管理，不是一支能够行使有效的政府职能的统一的政治力量。
这些问题都在1月底遍及全国的“夺权”浪潮中得到了反映。在一些地方，互相竞争的群众组织均纷纷声称已夺取政权，并向北京请求支持。在其他一些地方，党的官员利用友好的群众组织发动后来所说的“假”夺权。还有某些地方，群众代表进入党政机关办公室，要出用以在官方文件盖印的图章后再出来，相信占有了权力的象征即意味着夺取了权力。正如周恩来所言，权力被党“放弃”了，但红卫兵却未能有效地“保住”它。[75]
这些困难的程度之大在中国中央的新闻媒介承认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出来。1月底全国发生的13起夺权事件中只有4起得到了认可。发表在2月1日党的理论刊物《红旗》上的一篇重要社论，实际上默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起义思想是不切实际的。编者按指出，夺权不应简单地由群众组织的“大联合”，而应由态度足够“革命的”、由“革命群众”代表、当地驻军、党政官员的“三结合”来实施。群众代表的存在可能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初始的民粹主义精神。但是如编者按所承认的：“只依靠这些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是不行的”，没有“三结合”的其他两种成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不能解决好在他们的斗争中夺取政权和使用政权问题……即使他们取得了政权，他们也不能巩固政权”，干部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有行政经验，十分了解政策和计划；军队代表，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三结合”中最重要的部分，将能够保证秩序和镇压任何对夺权的反抗。[76]
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毛主义者的中枢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新的权力机构的形式了。在短期内，毛主义者曾几度打算围绕巴黎公社的原则来重组中国：所有干部通过全体选举，都从普通公民中产生，与普通工人同酬，向选民定期汇报工作，可随时被免职。这些原则，其关于政府形式的含义完全不同于经典的官僚机构，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和1917年之前的列宁所认可，他们要引入种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机构形式来替代，用列宁的话说，“资产阶级社会所独有的”官僚机构。[77]
在1966年，存在时间不长的巴黎公社成立95周年之际，巴黎公社模式在中国激进分子中是很时髦的。早在十一中全会之前，2月份的《红旗》上刊登的一篇长文，重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主张巴黎公社的原则适用于中国。全会批准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规定这些新的组织要体现公社的原则。尽管如此，全会仍同时规定这些委员会将是补充、而不是取代官僚化的党和国家的机构。[78]
以此为背景，一经1967年1月作出要从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中夺权的决定之后，激进的中国人又回到巴黎公社模式上去就不会令人惊讶了。2月1日的《红旗》上的编者按完全重复了一个世纪之前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接受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是必须建立新的组织形式的评论，坚持认为中国的革命造反派不能仅仅从现存的党政机构中夺取权力，而必须要建立全新的组织机构。虽然它对要建立的新的组织形式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指导方针，但它强烈地暗示要遵循巴黎公社的模式。为了贯彻这一建议，许多在1月底新成立的省市政府宣布：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其官员将通过群众选举挑选并接受群众的监督和免职。有的地方如上海和哈尔滨，实际上自称是“人民公社”。
然而，从1967年初的形势来看，这一步骤与早些时候号召群众起来夺权一样不现实。以上海的情况为例，上海一点也没有立即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在组织公社问题上，张春桥无视直接选举的原则，只应允将来在某个时候“条件成熟”时举行这样的选举。实际上，上海公社成立后马上就有人不满地说张牺牲其他组织的利益，偏袒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代表，并动用人民解放军去镇压反对派。一些人抱怨他忽视了工人在去年12月提出的经济要求，指出他是前上海市宣传部部长，现在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很难说自己是一个“普通公民”了。正如安德鲁·沃尔德所指出的：“尽管上海公社依凭幻想塑造了一个乌托邦形象……但支持它的人可能不到上海关心政治的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其生存主要依赖于人民解放军。”[79]
毛泽东认识到谈论“人民公社”会产生立即实行民主的期望，而这在群众充分动员而意见完全对立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之后，他便把张春桥和姚文元召回北京，劝他们更换上海公社这个名称。毛所关心的是忠实地实行巴黎公社模式会导致政治权威进一步垮台、干部和军队的代表被排除出“三结合”“班子”、恢复秩序和镇压“反革命”的能力丧失殆尽，以及以后再为重组后的中国共产党安排一个角色都有不少难题。所有这些倾向均被这位主席列为“最反动”之列。[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