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11部分在线阅读

1969年4月召开的第九次党代会反映了许多相同的倾向。林彪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试图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136]林彪赞扬了军队和“文革”领导小组自1966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他不指名地提到了幸存的政府高级干部，又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这里说成是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猖狂反扑”，其目的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
关于国内政策，林的政治报告——与十二中全会的公报一样——实际上没有什么内容。报告只是指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并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促使经济战线……出现新的跃进”。报告还宣称，“在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的夺权将结束“知识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这些部门的一统天下，但没有说明将有什么新政策出台。报告还用相当篇幅提及从党内开除一些老党员，吸收一批新党员。但是，对这个即将开始的过程，报告没有提供任何新的线索。
九大对中国政治重建的贡献在于它对新党章和党中央领导人所作的决议。与上一次在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相比，新的党章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和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两种提法在以前的党章中都没有出现过。[137]另外，入党的机会现在只给那些阶级出身好的人。1956年的党章向所有“参加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及承担党员义务的人敞开大门。相反，1969年的党章原则上把党员的来源局限在工人、贫下中农和军人家庭出身的人。
新党章最重要的特点是简略而缺乏精确性。新党章只有12个条款，所占篇幅大约只有1956年党章的1/5。新党章没有一处提到党员的权利，也没打算要详细地阐明各级党委的结构和权力、处分党员的程序、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周期，及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以前的党章的重要特点。从党的结构中被撤销的组织有：领导中共党组织的书记处、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总书记和负责党内纪律的监察委员会的全部组织系统。因此，九大所产生的党的组织结构，比起“文化大革命”前的组织结构，必然更加灵活更加缺乏制度化，因而也更容易受到高层领导人物的操纵。
党的九大不仅为“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看来也为毛以后的时代选举了一个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林彪作为唯一的副主席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正式写入新党章，从而确定了他的地位。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167名委员，在九大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的仅54人。一大批没有进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的党的领导人，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专家，如以前一直在国务院工作的薄一波、姚依林，此时都被排除在党的精英集团之外。在经历了一场由激进派发起的旷日持久的运动之后，大部分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一辈文职官员和军官，尽管还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但都丢掉了在中央政治局的职位。九大最主要的牺牲者是邓小平，他被贬出了中央委员会。不过，党代会的正式文件仍没有点名批判他。
很清楚，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证明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第一，他们表明了军队突出的地位。对大会纪录片的一份分析表明，在1500名代表中，大约有2/3的人身着军装。与1956年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军队代表占19％的数字相比，这届中央委员会中，解放军代表占了45％。[138]军队的崛起是靠牺牲文职官员和群众代表而实现的，前者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后者则一直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益者。在新的党中央机构里，群众代表极少。的确，有19％的中央委员“来自群众”，但是，他们往往都是老工人、老农民，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年轻的群众积极分子。军官代表数量大也意味着文职官员的代表数量下降了，尤其是国务院官员的代表数减少了，他们约占中央委员的1/3。众所周知，人民解放军和那些政府领导人所受的教育不同，他们的人生道路也不相同，中央委员会构成上的这种变化，关系到文化教育程度的下降和国外生活阅历的减少。
第二，与第一点同等重要的是，大会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权力分散。1956年，约有38％的中央委员是省里任职的干部，其余的都在中央党政军各部委任职。相反，在1969年，整整2/3的中央委员是地方代表。不过，这种倾向在中央政治局的反映还不太明显。“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3人可算是省、自治区的代表。相比之下，选进九大中央政治局的专职地方大员有2人（纪登奎和李雪峰），军区司令员3人（陈锡联、许世友和李德生）。
第三，从九届中央委员会可以看到，尽管权力还没有转移到年轻人手里，但却转移到了资历较浅的一代领导人手中。确实，人们讲到九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点是“年纪不轻经验不足”。170位正式中央委员中，有136人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担任过中央委员（在279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占225人）。但由于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约为60岁，因而，这届中央委员会比它刚取代的中央委员会仅稍稍年轻一点，而实际上，它比1956年选出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当时的年龄要大。此外，由于地方军队领导人、省里第二梯队的地方官员和群众代表充实进中央委员会，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人的级别明显比上一届要低。
从最后发展的结果看，这届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的政治局说明了北京最高层的权力继续分散。除毛和林之外，25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与林关系密切的中央军队官员5人；与中央“文革”小组有关系的6人；与林彪没有密切关系的大军区和省军区司令员3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的高级文职官员2人；另有一位用来制约林彪的人民解放军元帅；由于“文化大革命”而登上权力宝座的党的中层干部3人；还有3位早过鼎盛期的老资格的党的领导人。因而，中央政治局的成分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幸存者和获益者之间，军队和运动期间上台的文职激进分子之间，林彪及其在中央军队领导层的对手之间，以及中央军事机构与大军区司令员之间的分裂。
总之，尽管有结束红卫兵运动暴乱的成功尝试，尽管开始了重建中国政治体制的初步努力，但是，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留给了这个国家一个捉摸不定的政治形势。“文化大革命”后的政策轮廓没有确定：权力在明显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间分割；党和国家的结构模糊不清，而且非制度化。尽管林彪在名义上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但他的权力基础极为脆弱。在此后的两年里，林企图让军队永久性地支配政府事务，提出了一个他以为会受到广泛欢迎的政纲。他想以此来加强他的权力基础。但是，这些努力最终导致了林在政治上的垮台，而且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结论
我们如何公正地评价“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起因与发展、后果和意义呢？由于这些事件很复杂，红卫兵出版物提供的资料又不确切，加之对发生在不到20年前的事件缺少从历史角度进行总结的材料（如本文一样），因此我们被搅得混乱不堪，这项工作变得异乎寻常地困难。
自九大以来中国和西方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易走极端，而且不断变化，我们的分析工作和这些评价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中国把红卫兵运动描绘成一场创造性的和有效的运动，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那个时代的官方解释是，“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工人阶级“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因而“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139]迟至1977年，甚至在清洗“四人帮”之后，中国领导人继续用热情的语言描述“文化大革命”。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说：“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确实，华国锋断言，作为继续与党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影响作斗争的方式，深入的“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140]
然而，两年之后，中国的官方路线发生了彻底的改变。1979年中，叶剑英把“文化大革命”描述为“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最近流行的解释是，中国从未存在过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对1966年中国政局的判断“与现实背道而驰”，“文化大革命”后期提出的纲领是不切实际和空想的，红卫兵是天真烂漫和易受影响的青年，受到“野心家、冒险家、机会主义者、政治堕落者和社会渣滓”的蛊惑。[141]1981年通过的关于党的历史的正式决议谴责“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42]
西方也跟中国完全一样，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重新评价。70年代期间，许多美国人把“文化大革命”描述成毛想实现自己愿望的有益的范例，毛的愿望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维护公有社会的、平均主义的和大众的价值以及他的信念：“官僚和现代化不会必然导致生活质量的提高。”据说这场运动的起因在于毛对社会的“高尚理想”，即“关于统治和服从的划分将会变得模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差别将缩小……而被领导者将更直接地参与决策过程”。据信，“文化大革命”将制定出社会经济纲领，防止中国“在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泥坑中僵化”。[143]
在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更加批评的态度之同时，西方观察家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他们把毛的“狂热”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狂热”相比较，把“文化大革命”比作宗教裁判所和大屠杀。这场运动的起因不再追溯至高尚的理想，而追溯到对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曲解。从1966—1976年的十年被描述成“混乱和破坏”时期，产生了“这个古国曾经历过的、最有害的极权主义政权之一”，通过“摧残知识分子，消灭学校，以及……使中国的经济崩溃，‘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倒退十年”。[144]
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有如此急剧变化，这使我们对自己的能力产生疑问，即我们还能不能准确而公正地描述60年代后期的骚乱事件。然而，我们可以根据目前对“文化大革命”已有的了解，对这场运动的起源和后果作如下评价。
起源
“文化大革命”的最终责任公正地归因于毛对6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社会面临问题的判断。毋庸置疑，毛指出的缺点中有许多确实扎根于耳闻目睹的现实之中。地方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党组织变得很腐败和效率低下，国家和党的高级行政机构人浮于事、业务生疏，沉湎于官僚作风。“大跃进”以后采取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虽然使工农业生产复苏，但这是以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之间、拥有肥沃土地的公社和那些大自然对之不那么慷慨的公社之间、聪明的学生和他们比较普通的同班同学之间以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不平等的加深为代价的。
但是，毛以极端的方式突出了这些问题。他把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的产生解释为这样一种迹象，即中国正沿着修正主义道路前进，而其根源在于党的最高领导层中隐藏着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分子”。通过这种做法，毛把他毕生对中国阶级斗争的关心归纳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毛一生中前2/3的大部分时间从事反对他认为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的革命。50年代中期的一个短时期内，在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后，毛暂时认为中国的阶级斗争现在基本上结束了。但长期坚持这样的结论对他是困难的。到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运动，他发展了这样的观点，即在社会主义阶段，如同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时期一样，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继续成为主要的政治矛盾。而且如果不在1959年党的庐山会议上，那肯定在1962年1月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得出结论，认为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在党的领导人内部本身。
因此，当代的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批评毛下述一点时是不无道理的：毛习惯于寻找中国社会问题的阶级根源和把党内意见的分歧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正如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地所言，“毛认为社会存在不平等和弊病是阶级斗争没有抓好的标志”。[145]
毛也深受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苏联发展的影响。面临莫斯科试图操纵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控制中国经济以及苏联内部不断增加的不平等和衰退迹象，毛推测，苏联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中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只能表明苏联共产党领导阶层的变质。一旦得出这个结论，毛就合乎逻辑地推论，中国也存在相似的倒退危险。
在毛对苏联的分析中，他很强调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政治交班的后果。尽管毛也毫不犹豫地批评斯大林的缺点，但他仍相信，总的说来，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关于赫鲁晓夫，毛主席得出相反的结论。自从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以来，毛似乎越来越相信斯大林的继承人就是一名修正主义分子，他的上台使十月革命诞生地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成为可能。考虑到60年代中期毛已是高龄老人，苏联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正如1966年6月他对胡志明所说的，“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我们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146]
了解毛在选择接班人过程中对付出现修正主义的战略，对理解“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后果也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毛的办法是号召中国的大学和中学学生首先在自己的校园，然后在较高级的党的官僚机构中批判中国的资本主义倾向。然而，自相矛盾的是，60年代中期毛对中国青年持很大的怀疑态度。1965年，他对埃德加·斯诺说，由于中国的年轻人没有亲自经历过革命，他们可能“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147]但是，毛看来很自信——自信得缺乏依据，正如以后的情况所证实的——依靠青年既有助于锻炼他们，也有助于清洗共产党。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为整整一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革命经历，它也同时提供了一种检验老一代共产党官员的革命信仰的方法。
这个战略至少在两个方面是毛主义所特有的。首先，这体现了他的思想中长期存在的平民主义成分：他相信，即使是先锋党也需要通过它所领导的人民的批评，进行整风和改造；他相信中国的群众应参与甚至是国家的最高事务。1967年秋，毛在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时，强调这种平民主义理想已实现的程度：“这种大好形势的重要特征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以往的任何群众运动从未像这场运动一样得到如此广泛和深入地动员。”[148]
其次，毛的“文化大革命”战略也反映了他依靠不可靠的人揭露党的领导人中阴暗面的倾向。毛故意从那些对社会主义缺乏坚定信仰的集团中寻求对党的批评，这并不是没有先例。50年代中期，在“百花齐放”运动中，他在知识分子中就采取过这种做法。在6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动员农民清洗农村党组织，尽管与此同时，他承认，甚至在较穷的农民中也存在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而现在，在60年代中期，他将动员成百万学生——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天真的和未成熟的青少年；在最坏的情况下，用毛自己的话说，是准备“否定这场革命”的人——向党内的修正主义发动攻击。[149]
尽管这个战略是毛的特征，但对共产党来说，仍是极不正统的。正如弗雷德里克·泰维斯指出的，动员学生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至少与三个重要的党的传统背道而驰：党的领导人不能因政策问题上的观点受到惩罚，而且即使他们处于少数地位也应该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党的整风运动产生的结果应该是温和的鼓励，而不是“无情打击”；如果允许群众参与党的整风，这种参与应该处于正常的党组织或者特别的党的工作组的坚强领导之下。[150]况且，通过非正常程序发动“文化大革命”，面对大多数党中央领导人的不情愿或反对，毛同时违反了第四条准则：党的集体领导和多数统治原则。
只有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拥有像毛一样独一无二权威的领导人，才能成功地同时抛弃所有这些准则。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作出结论，即“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责任——这场运动影响了成百上千万中国人——在于一个人。没有像毛泽东这样一个人，就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
但是，如果说毛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他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首先，如同我们知道的，撇开毛自己的个人合法性不谈，他还拥有决定性的政治资本。这些资本包括：第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这种群众支持包括真心拥护的和机会主义的，热情的和默认的。有些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对毛的忠诚，因为毛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手中解放了他们的国家。其他人参加“文化大革命”就如同80年代许多人支持改革的理由一样：他们担心苏联发展模式会使中国走上僵化、不平等和独裁的道路。还有一些人因对个别干部特别不满而成为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正如一名原红卫兵说的，中国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上级进行一切报复，从微小的侮辱到重大的滥用政策”。[151]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群众基础开始解体，因为许多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对这场革命引起的暴力和混乱有了清醒的认识。然而，在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初，毛有能力动员足够的群众支持，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共产党的基础。对这样的结果，中国人民本身必须承担一些责任。
毛也依靠中国领导人内部的政治支持。如同我们在这一章中反复强调的，毛的资本包括北京和上海的一群野心勃勃的政治理论家和组织者，他们能更系统地发展毛对中国修正主义威胁的相当不完整的论述，通过操纵大众媒介提高毛的个人魅力，动员城市社会中的已清醒过来的一部分人，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群众运动的行动。同时，毛也得到人民解放军中重要人物尤其是林彪和高级指挥官中主要人物的支持，他们在1966年初向毛主席提供政治支持，在那一年晚些时候对红卫兵运动提供后勤支持，在1967年初推翻党的权力机构，然后在1967年年中至1969年年中之间着手恢复秩序。
但是，党的其他机构因没有更强有力地抵制毛也必须承担责任。现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官方提法特别强调1967年1月以后出现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对毛的抵制。1967年的“二月逆流”因是特别增光的事件被挑出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进行的“不懈斗争”的范例。但到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的认可。动员、冲突和混乱的力量已经不可逆转。
党的机构如果能早点以更团结的行动反对毛、而不是对他的决策作出让步，那或许能中止“文化大革命”。特别重要的是周恩来的帮助，1965年11月，他让姚文元的关于海瑞的文章广泛印发；1966年4月，他参与对彭真的批判；9月他对激进学生如蒯大富的辩护和后来在1966年12月对“文革”小组的辩护，以及没有旗帜鲜明地支持1967年的“二月逆流”。尤为重要的是，新近发现周是一个文件的起草人，这是对官僚主义进行最辛辣斥责的文件之一，这个文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而以前认为这个文件是毛泽东起草的。[152]这就让人以为，周可能确实认为，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官僚主义僵化的危险。或者，周支持毛是出于个人对毛的赤胆忠心，或者是他明哲保身。邓小平后来承认，这两种情况中无论是哪一种，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中国人民都已经“原谅”了他。[153]
但是，不应该单单挑选周作为指责的对象。叶剑英和杨成武参与起草清洗罗瑞卿的报告。[154]1966年4月，邓小平似乎与周一起参与对彭真的批判。而且总的说来，整个政治局都同意撤销罗瑞卿的职务，改组北京市委，于1966年5月清洗党的书记处和宣传部，在8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
关于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与毛合谋问题，党史的正式决议对此沉默不语。但是，中国的历史学家更乐意提供材料。如同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政治局在通过“五·一六通知”这样的决议时并不相信这些决议是正确的，或者甚至是因为感到非通过不可；但是政治局还是赞成毛的决定，因而必须对“文化大革命”“承担一定的责任”。[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