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30部分在线阅读

[235]《苏联动态》1974年10月15日，A13。
[236]《历史研究》1975年第1期。
[237]“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北京周报》第4期（1975年1月24日），第12页。
[238]《真理报》1974年2月22日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5年3月19日，第1—5页。
[239]《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5年3月19日，第5页；《纽约时报》1975年2月23日。
[240]路透社消息，1974年2月17日；《金融时报》1975年2月19日；《中国动态》1975年2月18日，A1。
[241]《苏联动态》1975年4月30日，C1。
[242]《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10月24日，第4页；《中共研究》第3卷第7期（1969年7月），第9页；《纽约时报》1969年8月7日；《经济学家》1969年9月21—22日，1970年4月12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4月30日，第112—114页；《纽约时报》1970年7月22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9月4日，第359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0年1月4日；亨利·布拉德舍：“蒙古的苏联化”，《外交事务》第5卷第3期（1972年7月），第545—553页；《经济学家》1972年5月6日，第49页；《纽约时报》1972年9月11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年9月10日、14日；F.O.米克舍：“苏联：红色中国——在俄罗斯东部地区看世界第三大国”，《国防与经济》1974年10月，第424—428页；《世界报》（德国）1969年7月10日；《洛杉矶时报》1969年9月13日；《纽约时报》1969年11月30日、12月30日，1971年10月7日，1972年5月6日、9月10日，1974年2月24日；《世界报》（巴黎）1970年9月5日；《航空航天技术》1974年5月20日，第64页。
[243]《纽约时报》1969年8月16日、10月28日、12月7日，1970年7月22日；《远东经济评论》1972年2月26日，第18—19页；《红星报》1970年3月5日第4版；南斯拉夫通讯社消息，1971年2月17日（见《苏联动态》1974年5月9日，R6—7）；《苏联动态》1974年6月17日，R19—22；《每日电讯报》1974年6月15日；《巴尔的摩太阳报》1974年8月5日；《明报》第103、104、105期（1974年7、8、9月）上刊登的黄辰时（音）等人的文章；《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5年4月23日。
[244]《纽约时报》1970年2月3日、5月19日，1971年11月1日；《苏联动态》1974年3月20日，V1。
[245]《中共研究》第3卷第7期（1969年7月），第9页；《纽约时报》1969年7月6日，8月17日、30日，9月12日，11月30日；《经济学家》1969年9月21—26日；《纽约时报》1970年4月12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9月4日，第359页；米克舍：“苏联：红色中国”，《国防与经济》（1974年10月）；《世界报》（德国）1969年7月10日；《纽约时报》1972年7月25日；《每日电讯报》1974年7月15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11月7日。
[246]《红星报》1972年2月25日第3版（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第24卷第9期[1970年3月29日]，第1—4页；《纽约时报》1972年2月26日）；《新时代》（莫斯科）1972年11月30日，第16页；《远东经济评论》1972年8月5日，第23—24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年3月23日；《中国动态》1973年12月13日，A4—6；《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3月11日，第33页；《中国动态》1974年4月8日，A12—13；《苏联动态》1974年7月16日，C1。
[247]据1970年10月17日的《远东经济评论》（第35—36页）报道，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有60万人，内蒙古有20万人，黑龙江有20万人，青海有10万人；《纽约时报》1969年7月6日，11月7日，1970年1月28日，3月1日，7月22日；《中国动态》1969年9月30日，G1；《北京周报》1972年6月23日，第22—23页；1973年6月2日，第14—15页；《远东经济评论》1975年3月26日，第5页。
[248]《纽约时报》1969年7月6日，11月30日；《远东经济评论》1971年1月16日，第46—47页；《中国动态》1974年5月23日，K1—7；《每日电讯报》1974年7月15日；《中国动态》1974年8月5日，K1、L1；《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11月29日，第30—32页；《中国动态》1975年2月2日，第61—62页。
[249]《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年11月16日；《纽约时报》1969年11月21日，12月28日；《远东经济评论》1969年12月4日，第485—486页；1970年1月22日，第4页；《纽约时报》1971年1月4日，6月5日；《远东经济评论》1973年4月9日。
[250]《纽约时报》1970年6月21日，7月5日、20日；布拉德舍：“蒙古的苏联化”；1972年1月22日的《远东经济评论》报道了许多细节；《纽约时报》1973年7月5日，1974年1月2日。
[251]《纽约时报》1969年9月13日，11月2日；《红星报》1970年1月21日第4版；《远东经济评论》1972年2月26日；《经济学家》1972年5月6日，第49页；《纽约时报》1972年9月10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年9月14日；《世界报》（巴黎）1970年9月5日；《洛杉矶时报》1974年6月21日；《经济学家》1973年8月4日，第36页；《文学报》（苏联）1974年5月15日，第9页（见《苏联动态》1974年5月21日，C1）；《苏联动态》1974年8月7日，C1—2；《纽约时报》1974年9月29日；《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5月6日，第30—34页；哈里·盖尔伯：“核武器与中国的政策”，第13—17页；拉尔夫·克拉夫等编：《美国、中国与军备控制》，第140—143页。
[252]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83页。
[253]这些资料出自1968—1975年间的《军事平衡》（年刊）和1969—1975年间的《战略研究》（年刊）。这两份刊物都是由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出版的。
[254]如要了解详情，可参阅托马斯·W.鲁宾逊：“1972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在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的发展”，《亚洲概览》1973年1月；鲁宾逊：“1973年的中国”，《亚洲概览》1974年1月。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为继承权而斗争，1969—1982年
第四章　毛的接班人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
引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规划中国未来的一种尝试，它的方法是改造中国人民的本性，以实现“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这些所谓的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分子，用剥削阶级腐朽思想腐蚀群众，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通过进行一场针对这些当权派的阶级斗争，群众将会实现自身的解放。通过教育、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接受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将自觉地形成对资产阶级思想污染的抵御力。
毛泽东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虽然贫穷但却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更加平均主义、更少特权、更加集体主义、更少官僚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人像一个人那样工作着。他们并非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因为心里有根指南针——毛泽东思想——指引着他们奔向真正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毛泽东之后，中国向何处去？而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解决：毛泽东之后，谁接班？假如那些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如国家主席刘少奇）接了这位主席的班，那么中国就会“改变颜色”。因此，中国不仅要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指导，还必须“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3]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新的领导人将会在斗争中产生，并经受锻炼，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有朝一日将在他们手中大放异彩。
在过渡期间，毛泽东不得不清洗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安排一个他能够绝对信任会坚持他的路线，并继续传下去的新的接班人。因此，他进行了本书第二章“中国在危机中”所描述的党内斗争和清洗。1969年春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大会按照他的指示，通过了他个人选定的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但是，这又导致了一个新的谜一样的难题：毛泽东之后，哪一种政治力量掌权？是由业已混乱一团、大批党员已遭迫害的党统治中国，还是由同样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在三年“文化大革命”中逐渐崛起、成为国家控制者的另一种力量——军队来统治中国？这是一个与亿万中国人关系重大、极端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极少数领导人之间以斗争方式解决的。他们在自己的家里谋划，在中央会议上交锋，以这个派别或那个集团在斗争中失败，最终形成了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法。
中国政治的军事化
1969年4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是林彪个人和人民解放军在政权结构中的一次胜利。1966年8月十一中全会上林的地位已经仅次于毛，九大又肯定了他的这一地位。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正式规定他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主席的—位亲密战友获得如此殊荣，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4]林彪在军队中的同事，如第二章所指出的，在这次大会上十分突出，中央委员会里，军队代表由19％增加到45％；[5]在九大之后的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选举中，进入政治局的现役军人人数也显著增加。[6]
林彪和军队的上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革命一个合乎逻辑的演变结果，实际上也符合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权力更迭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每当政治控制由于经济灾难的影响而垮台的时候，起义便爆发了。以暴力对抗暴力的结果，导致了政府高层的军事化。最后，某个更具雄才伟略、雄心勃勃的起义领袖，有时是一位农民，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贵族，乘机用暴力推翻旧的王朝，并消灭其他起义领袖，建立新的王朝。而那些在开国皇帝夺取政权斗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们，在新王朝里，就会掌握重要的职位。[7]
表4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政治局委员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