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59部分在线阅读

[111]关于这些辩论的典型事例见杨东梁：“‘海防和塞防之争’浅析”，载1981年2月10日《光明日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年3月5日，第3—7页；乔还田：“有关李鸿章洋务运动的讨论情况”，载《人民日报》1981年3月30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年4月3日，第8—12页，及乔还田：“不应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从洋务运动中抽出去”，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7日，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年5月15日，第4—7页。
[112]关于此事更广泛的讨论，见H.莱曼·米勒“中国的行政革命”，《当代史》第82卷第485期（1983年9月），第270—274页。
[113]新华社1981年6月10日。
[114]“仍是一着死棋”，新华社1981年6月10日。
[115]新华社1981年6月14日。
[116]“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新华社1981年6月19日。
[117]见邓在香港的一次会见有关人士的谈话，《明报》1981年8月25日。此次会见发生在7月中旬，但直到8月底才见报。
[118]引文源自赵紫阳出席坎昆首脑会议后在墨西哥国会发表的讲话。新华社1981年10月27日。
[119]引自美国官方文本《国务院公报》1982年10月，第20页。
[120]编辑部：“关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红旗》第8期（1982年4月16日），第2—10页。
[121]见赵紫阳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国家元首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的谈话，新华社1982年4月17日。（应为4月18日。——译者）
[122]据新华社1982年8月22日电。（应是8月20日。——译者）
[123]据新华社1982年9月4日电。
[124]据新华社1982年9月4日电。
[125]参见塞缪尔·S.金《中国、联合国和世界秩序》。
[126]见塞缪尔·S.金：“转变中的中国的世界政策”，《世界政策杂志》（1984年春季号），第603—633页。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
第六章　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
引言
“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1966—1976年），几乎没有提出什么真正有新意的经济思想或政策。尽管曾经有过一些经济方面的争论延续到并贯穿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但追根溯源，这些争论却产生于一个较早的时期，特别是在“大跃进”及紧随其后的灾难时期，当时，全国上上下下都在思索，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截止到1956年，中国政府完成了私人工商业的改造，农业也实行了合作化。这种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和管理的工具，是从苏联整套照搬来的。中国重视机械和钢铁的经济战略，实际就是30年代斯大林为俄国制定的发展战略的翻版。
这种计划工具和发展战略的选择，部分地反映了当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中存在的一种看法，即苏联代表了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做出的一种现实的、也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抉择。中国的领导人虽对苏联的成就也持同样的看法，但从一开始，他们就对苏联经济体制的许多特征感到担心。这种担心之所以产生，其原因在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是因人而异的。一些人对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和管理体制的僵化表示担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认识到，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而忽视农业。在某些方面，毛泽东与那些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对苏联制度滋生出来的、且与日俱增的社会官僚化，对它重视与资本主义而不是与未来共产主义理想更一致的价值观的做法，感到不安。
因此，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改造刚一完成，中国领导人便开始调整体制，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国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他们凭直觉所认定的。1957年，他们做了一些减少过度集中的尝试，措施是放松对某些私人市场的控制以及将一些决策权下放到省和省以下的机构。1958年和1959年，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样的激动人心的尝试。1960年“大跃进”失败后，他们又回到集中计划上，同时加强市场作用、提高对个人的物质刺激，这特别体现在农业上，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工业上。
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的大多数时间中，那些后来被冠以“左派”和“右派”或“激进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东西之间的界限，尚未清楚地划分出来。一方面，有些领导人，如陈云，亲自过问经济事务；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和多数党的高级领导人关心的则是在政治上巩固革命成果。然而大的问题，如合作化的速度问题，既涉及政治，也涉及经济，因而这些要人所关心的问题却也会相互重叠。但是，毛本人对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并不特别在意。他在1956年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或许与其说是试图深刻地阐明他个人的主张，毋宁说是集体创作，只是署了他的大名，以使文章更具权威。
后来，在1958年，毛亲自介入经济决策之中，对随后20年产生了深远影响。用毛本人的话来说：
去年八月（1958）
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但是，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1]
如上一段话所示，毛在1958年和1959年不仅介入经济决策，还将这种做法建立在他对经济发展了解不多的基础之上。事实上，“大跃进”的尝试，更多地是政治理想，而不是某个人的经济概念的产物。“大跃进”是一场很长的群众运动，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促使中国迅速地跨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关键的投入是人的努力——在自家院子里土高炉中生产钢材的努力，为灌溉华北干旱的土地而搬移了数百万吨土石的努力。
对这场群众运动之后的灾难性后果的完善分析，将在本章其他地方加以讨论。这里，与此相关的关键一点是领导层诸位成员对这场灾难的性质得出了迥然相异的结论。由于1959—1961年间气候的恶化，更由于1960年苏联决定从中国撤走技术专家，要对已发生的这些事实进行分析，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因此，那些与毛看法相同的人便会辩解说，“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并非不正确，只是因为贯彻得不力、时运不济（气候）以及苏联背信弃义，才导致了暂时的失败；而另外一些领导人则持异议，他们认为，正是“大跃进”的观念才是这场灾难的主要根源。
60年代初期，由于人们一致认为恢复是当务之急，因此，这些观点上的分歧，对经济政策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但到1962年，由于毛反对农村责任制，认为它破坏了农业合作化经济，这时，意见不同的争执的迹象才显露出来。责任制最极端的形式，实际已被阻止并予以否定，直到80年代，它们才再度出现。然而，除了遏制放弃合作化的做法的努力之外，毛还把注意力转投到他认为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即存在于绝大多数人民（包括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中的那些尚未改造的价值观和态度。其结果首先是改革军队的尝试，接着，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在60年代初期是否花了一些时间对其经济发展思想进行反思和推敲，现在尚无证据证实这一点。毛那个时期的讲话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内容，除了十分随便地说几句外。与毛观点相近的那些人也没能及时从“大跃进”中吸取精华，祛除糟粕，进而制定一个经济发展战略。
所以，当1965—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对那些想要提出一个更激进的新经济路线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方针可循。60年代初所做的增进财政指标和财政管理的作用的尝试，被攻击为“利润挂帅”，而作为财政管理首倡者的孙冶方，也遭到贬斥。但除了“大跃进”的试验之外，人们几乎提不出任何经济战略，以取代在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下制定的政策。不过，也没有一个人希望重蹈“大跃进”之覆辙。
因此，1966年后所贯彻的政策，就是自50年代以来提出的并在60年代初期加以修改的并加进了1958—1959年间“大跃进”方式的某些部分的那些政策。关于这个战略的性质，无需阅读那些“左”倾或右倾的领导人的言论，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此后10年的经济工作的实际情况，人们便可充分地了解。领导人中很少有人明确地表述一种战略，这或许是由于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处理日常事务在政治上更容易、更安全的缘故。可是，尽管所制定的政策只不过是出于短期考虑而产生的，但时间久了，它们便会汇成一种长期的战略。
经济混乱，1966—196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