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61部分在线阅读

1.资本—产量的比率是一定的：就是说，一定的投资量每年都造成产量同样的增长。
2.对外贸易与经济规模和总投资的规模关系甚小：如果对外贸易与投资关系甚大，计划制定者就会对消费工业进行投资，然后再出口这些产品，换取生产资料。如果对外贸易与投资关系甚小，这些生产资料就必须在国内制造，否则这个国家将短缺造新厂和新设备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经济增长将停顿下来。
如果这些假设成立的话，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对生产资料的投资额越大，经济增长就越快。对生产资料的投资额要是提高了，消费便会在短期内遭受损失；但长远来看，消费也将增长得更快，并且最终会超过首先向消费投入更多资本所能达到的水平。计划制定者不会把最多的投资投向生产资料的唯一的理由是，短期内消费太低将导致人民挨饿（甚至造反）。
对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而言，这个模式中的关键假设是否正确呢？低下的对外贸易比率或封闭的经济的假设，是十分接近实际情况的一个。中国对外贸易和国民收入的数据见表12。70年代后期以前，进口额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通常在5％和7％之间上下波动。如果进口的都是需要投资的产品，那么，鉴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投资达到国民收入的30％，中国将近20％的投资产品仍需向外国购买。[7]而全部需要投资的产品的4/5仅须中国自产。其实，进口的1/3以上的东西，既是消费品，也是介于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之间的中性产品，仅有相当于国民收入3％的需要投资产品要进口。[8]
表12　外贸比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0、357页；《中国统计年鉴》（1986），第40、481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87）》，第4、89页。
对外贸易所占比率很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口众多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由审慎的政策选择造成的。人口众多的国家的贸易量要比小国低一些（占国民生产量比例而言），其原因尚不全为人们所知。例如，60年代中期，印度的进口总额相当于其国民生产量的6％；日本是9％。与之相反，较小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进口率则分别为41％和20％。[9]
但是，如果人们对1977年和1979年政策的变化及其后果进行讨论的话，就会清楚地看到，如果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愿意的话，中国的贸易率将会更多。然而，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却同他们的苏联同行一样，制定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对外贸的依赖的政策，这一政策不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在50年代就已开始实行。如表12中的数据所示，外贸比率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起伏不定，找不出一个清晰可辨的趋向。60年代初和1967—1970年这两个时期进口率处于最低水平。前者是由于严重混乱和1959—1961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后者是1967—1969年经济混乱的结果。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反对盲目依赖国外产品和技术的言论，在当时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60年代后期，钢、铜、化肥及其他许多东西的进口达历史最高水平。粮食和其他消费品进口下降，但这主要是国内收成较好使然。机械和设备的进口在1968和1969年中骤然下降，可能部分是由于“左”派敌视国外技术的缘故，而1967年和1968年工业遭到的全面破坏可能也是一个因素。[10]总的来说，1966—1970年总进口额的票面价值，与1953—1957年大体相当；从票面价值来看，1971—1975年的进口额几乎超过1953—1957年水平一倍以上。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增长，1966—1970年的外贸率就大大低于1953—1957年的水平了，而直到1975年才恢复到先前的水平。简言之，即使在外贸方面，“文化大革命”时期依然保持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制定的封闭的经济战略，而没有偏离丝毫。
表13　部门基本建设投资（以％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300—301页。
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中国与早先的苏联一样；遵循着费尔德曼一马哈拉诺比斯模式中阐述的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则。最大的投资被引到生产资料部门，而没引向能生产出更多消费品的工厂。在表13中，项目的分类不甚精确，但基本信息还是清楚的。全部投资的3/4用来制造机器，目的是要制造更多的机器，或用来进行该部门的基础建设。1963—1965年的生产资料投资额下降，但这更多地是由于1959—1961年的危机后恢复工作的需要造成的，而不是因为长期战略发生了什么变化。在现有的工厂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而入民仅能勉强满足他们最低生存需求的情况下，把大宗资金投入新型的重工业工厂是没什么意义的。恢复时期结束后，投向生产资料的资金就一下子回到了“大跃进”时期的水平。
根据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模式，这条战略（它就是根据费—马模式制订的）不仅在国民收入和生产资料工业方面，而且在消费品和人民生活水准方面，都造成一个高速发展。实际上，这个模式提出的唯一正确的预测是，投资率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提高。国民收入增长率不提高，投资率便会下降，消费增长率也将随之下降。有关消费情况的数据将在以后提到，而当务之急是解释为什么没有出现中国的计划制订者所期望的、上述模式所预测的那些结果。
情况往往就是这样，模式本身是不错的，但这个模式发生作用的那些假设在中国是没有根据的。最大的错误在于资本一产量比率固定不变的假设——一定的投资水平每年将造成相同的生产水平。而事实上，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中国的资本—产量比率开始逐渐上升，而既定的投资水平造成的产量增长却越来越小。
提出这种观点所依据的材料是不够充分的，但表14和表15中却列举了一些相关的数据。表14的统计数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一产出比率，但在这些工业中，这些比率所发生作用的情况应与实际资本一产出的比率大体相当。表14中所列各部分，占全部基础建设投资和绝大多数与生产资料部门相关的投资的60％。
表14　重点工业的投资一产量比率
说明：（1）全部投资数据以10亿元为单位。（2）产量的数据在投资与产出之间以两年为间隔。为消除某些年与年之间的起伏，这里使用了三年的平均值。因此，1953—1957年的产量增长，实际上就是1958—1960年与1953—1955年之间各年的平均增长，等等。1976—1980年的增长就是1980—1981年与1976—1978年间各年的平均增长。（3）比率获得的方式，是把投资的数字用产量增长数字去除。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27—231、283、300—302页。（煤炭工业栏漏掉产量增加的数字，只有投资和比率数。——译者）
表15　边际资本—产出比率
说明：物质生产净值（中国的术语叫国民收入值）的增长率的估算，首先是取得部门通货紧缩的指数，再利用这些通货紧缩的指数，将物质生产净值的时价折算成物质生产的不变价格。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6）》，第40、41、49页。
这些比率说明了什么呢？在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期间，生产一千瓦小时的电所需投资，是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期间所需投资的三倍；生产一吨钢所需投资近乎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投资的两倍；每吨运输公里所需投资超过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投资的40％。从资本投下到开始生产需要一段时间。对此间隔时间长短有不同假设。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外，不同的假设将改变这些结果，但并不改变全部结论。[11]就付出的资本而言，中国所得到的收益越来越少。表15反映了全国范围内所受到的影响。
我们在本章后面将对资本—产出比率高速增长的原因进行探讨。工人物质刺激的减少和计划不当，只是一部分原因。可能新油田是在条件更差的地方开发的，也可在地形条件极差的地方修建新铁路。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国民收入增长率明显地下降了，而由于投资率提高，消费资金几乎没有什么可增长的了。
国防开支迅速增加，也使60年代后期的消费额进一步压缩；据西方的估计，国防开支在1965年为240亿元人民币，1971年增至400多亿元。如果这些开支大部分投入到军备生产的话，它的增长也将促进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不管是什么情况，林彪的倒台使国防开支增长到了头。1972年军费预算减少了几十亿元；到1979年中国打入越南之前，军费预算一直稳定在400亿元左右。
从表16的工资和农业收入的数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消费方面的一些情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农村集体的收入每年都在增长，但增长率仅为平均2％以下。由于就业工人在家庭成员中的比率增大，城市的收入实际上也有所增长。总而言之，在1957—1978年间，国民消费量在人口增长率为2％的情况下，以每年年均4.5％和人均2.5％的比率增长着。[12]年均2.5％的增长率，将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每28年翻上一番；与美英19世纪的水准相比，这个成就不可谓不很重大。但年均增长2.5％距年均增长5％的承诺相差甚远，后者似乎是中国参考50年代苏联的增长模式提出的。5％的增长率，将使人均消费量在1952—1980年之间提高4倍，实际工资也将走出停滞状态。
表16　实际和名义工资与农村集体收入
说明：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通过他们的实际工资除以生活费用指数获得。对农村地区来说，没有任何合适的价格指数，既能排除在购买工业品时价格的变化，又能排除所配给的实物价格的变化。由于没有更好的选择，所以使用了普通零售价格指数。
a.这些数据仅是1956—1957年至1970年的。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41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411—412、435—436页。
工业战略的变化，1977—1980年
1976年下半年，毛去世。这以后的两年中，与以前相比，工业政策只发生了有限的变化。从工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变化是越来越重视出国学习国外的技术和重新依赖物质刺激促使工人农民工作得更加努力、更有成效。
然而，在1977年和1978年，计划制定者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强调点的变化对工业投资政策的意义。他们这时的想法体现在调整和贯彻毛去世前制定的“十年规划”（1976—1985年）之中。[13]到1985年，钢产量翻了一番多，达到6000万吨，仍然被视为工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计划中的120个大型工程中，钢铁联合企业占了10个，有色金属联合企业占了9个，铁矿占了8个，油田和天然气田占了10个，发电站占了30个，新建货运铁路占了6个，重要港口占了5个。这10年中，仅其中8年的总投资额便将“大大超过”前28年的投资总额。简言之，这个十年规划简直就是苏联式的对重工业进行高投资的计划。
起草这个规划时是否经过审慎思考是值得怀疑的。众多重要的计划制定者仍有待于恢复名誉和给予有实权的官职。统计数据仍然是在地方一级搜集的，但这些数据并未被反复核对过，甚至数据的编制往往也不是在国家一级进行的。[14]
这个计划质量之差从一个地方便可看出：计划把十个新油田——“十个新大庆”——的指标当作目标提出来。十个新大庆意味着，石油产量将从年产1亿吨增至年产4亿吨左右。这些新油田事实上只是白日做梦罢了。近海的勘探工作尚未开始，岸上的勘探工作也不充分。一个大庆尚未出现，更何况十个大庆了。这些油田只好留待时机成熟时再开发了。1978年初的实际情况是，中国石油产量正值高峰期，在1982年，中国至少全力以赴才能维持产量不下降；但是，规划却是以提高几倍为基础的。中国已经没有大量的过剩能源可供出口，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它将面临能源短缺的局面。钢铁部门的计划也比石油部门好不了多少。据西方的一项估算，中国人必须花费400亿美元外汇，方能实现6000万吨钢材指标，[15]或者说，每年要花50亿美元，而1978年全部出口所得只有97.5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