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74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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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解释来源见本章此处注释，参见后文中朱莉娅·匡（音）《中国学校中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安尼塔·詹：《毛的孩子们》。
[2]“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载于《万岁》（1969年），第658—659页。
[3]“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5月1日，载于《万岁》（1969年），第677页。
[4]威廉·欣顿：《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第55页。
[5]李翔云（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第210页。
[6]《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
[7]这一时期受到批判并被撤职的负责教育和文化的部长、副部长名单见朱莉娅·匡（音）《转变中的中国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序曲》，第157页。
[8]关于极“左”路线的最著名论述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1968年1月的“中国向何处去？”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190期（1968年6月4日），第1—18页。
[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译文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96页。
[10]“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当前正在大专院校进行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管理规定（草案）”，1967年3月7日；及“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学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1967年2月19日。二者均被译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87、100页。
[11]“中发85号（1967年）文件”，1967年3月8日，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96—98页；反映这一时期中学情况的两个论文集，参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46期（1968年2月8日）和第854期（1968年5月24日）。
[12]“对广州有些学校作出纠正右倾翻案的决定的调查报告”和“踏遍青山人未老”，均载于《红色造反者》新第2期（1968年6月），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61期（1968年9月30日），第1—2、20—21页。
[13]《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年），第469—497页。
[14]“文化大革命”巩固阶段的最后历史尚未写出；本文的论述是根据现在香港的参加过这场运动的学生和教师的描述，及以下论述，安炳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大革命”》；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斯坦利·罗森：《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戴维·密尔顿、南希·达尔·密尔顿：《风不会减弱：在革命的中国的岁月（1964—1969）》；欣顿：《百日战争》；戈登·A.贝纳特、罗纳德·N.蒙塔珀图：《红卫兵：戴小艾政治传记》；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
目击记》；珍妮·多比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肯林：《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青年的日记》；鲁思·厄恩肖·洛、凯瑟琳·S.金德曼：《在外国人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美国妇女在中国》；安妮塔·詹：“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载于《世界政治》（1982年4月），第295—323页。
[15]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文件，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80期（1969年5月9日），参见第904期（1970年4月20日）。
[16]《人民日报》1966年6月18日及8月9日。
[17]这一时期对周扬1961年后暗中破坏1958年教育革命的批判及对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前部长张文松的批判，见《解放日报》1966年8月11日及《北京日报》1966年6月21日，译文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增刊）第155期（1966年9月28日），第121页。
[18]根据1967年2月和3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对三种学校的指示，均译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62、87、99页。
[19]《教育革命》1967年11月17日，北京，译文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增刊）第218期（1968年2月20日），第1页。
[20]此评论是由许多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独一无二的内容最为丰富的官方文本是1967年5月6日北京出版的《教育革命》所载的“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该篇译文载于彼得·J.西博尔特编《中国的革命教育：文献和注解》，第5—60页。亦见于1967年7月18日、10月28日、11月21和22日的《人民日报》以及欣顿《百日战争》，第20—40、139、171—178页。红卫兵的变化及地方上的详细情况见罗森：《红卫兵的派性》第一部分；斯坦利·罗森：《下乡青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广州实例》；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78—84、306—308页。
[21]例如，《毛主席教育语录》（东方红公社，1967年7月）；以及“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88期（1969年8月22日）。
[22]教育部高教局代表张学新（音）1977年7月19日在北京和作者的会见；以及广东电台1972年8月21日的广播，见《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69期，第5页。
[23]关于在面临强大的反面压力时教师的政治作用及其促进其团体利益时的坚韧精神，见戈登·怀特《党和专业人员：当代中国教师的政治作用》。
[24]原文出自1944年10月20日（此日期有误，应为30日——译者）“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引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及《红旗》1971年第6期第38页，《红旗》1973年第6期第75页。
[25]采访教育部，1977年7月19日，也见表29。
[26]也见乔纳森·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阶级与竞争（1960—1980）》，第二部分。
[27]如同其他两级一样，关于高等教育一级的教育革命的建议和文章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中国报刊上有很多。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收集了许多这样的材料并把它们译成了篇幅很长的名为“社会主义大学”的《当代背景材料》丛书，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81、890、916、923、945、955、975、996、1007期。
[28]苏珊娜·佩珀：“教育和革命：修正过的‘中国模式’”，《亚洲概览》1978年9月，第871页。
[29]关于大学招生更进一步的结论来自于香港的采访资料；又见于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大学：毛以后的招生政策及其对中等教育结构的影响》表13；又见于罗伯特·泰勒《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政治与大学招生（1949—1978）》。
[30]关于70年代中期的教育的论战，陈锡恩：《1949年以来的中国教育：学术和革命模式》，第121—152页；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第188—205页。尽管周荣鑫患严重疾病，但还是被迫在1976年1月离开医院，反复受到审查。他于1976年4月12日一次审查会之后去世。
[31]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大学：社会民主和行政改革的新试验”，《现代中国》1982年4月，第190页。本篇论文及已被引用的关于大学招生政策的专题文章是以作者1980年在中国三个半月的研究旅行期间收集的数据为基础的。材料主要是通过在20个大学和8个中学的会见而收集的。由于在教育部先前订有协议，问题被官方限制在1976年以后，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10年进行正式调查“还为时过早”。
[32]《人民日报》1979年8月12日；《光明日报》1979年7月24日；长沙湖南电台1979年5月29日消息；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79年5月31日，第4页；沈阳辽宁广播电台1979年5月21日，《世界广播新闻概要》，FE/6126/BⅡ/8，1979年5月26日。
[33]例见《中国青年报》1981年5月9日；《光明日报》1981年10月5日；《广州日报》1981年8月4日。赵紫阳总理也于1981年底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承认了这个问题。
[34]1979年一年级招生数字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3卷，第205页；1981年的数字来自于《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页。其他数字的来源表29中予以注明。
[35]张承先：“克服‘左’倾思想影响，搞好教育调整”，载《红旗》1981年第3期，第28页。
[36]1977—1978学年的早期数字是：有6890万名学生在普通中学，另有80万名在中专（克拉克·克尔等编：《中国的教育和劳动关系评论（1978年春）》，第3页；中专招生名额出自《人民日报》1979年7月28日。新的官方数字列于表30）。
[37]上海《文汇报》1981年10月21日第4版。关于上海中学学龄人口数量少的情况，见《文汇报》1982年2月25日。
[38]《人民日报》1981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