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688部分在线阅读

从公众对次年起始的“大跃进”的反应，可以看出人们的乐观主义态度在继续发挥着作用。加速经济发展的步伐，用15年左右的时间赶超英国，迅速进入共产主义的富裕社会这一前景，激发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丰富的想像力。此时许多更多更新和更激烈的活动又开始了，更刺激了这些饱满的热情。1958年春天，开展了一场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的战役。一队队满怀热情的参加者，比赛看谁上缴的死苍蝇多；他们站在高高的屋顶和围墙上敲打着锅盆和其他能发出噪音的东西，使麻雀不能停落，最后麻雀只有累死掉下来。[33]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学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操作着著名的“土高炉”，读着由当局准备的专业指导小册子，使用着原始的工具和原料（包括垃圾桶、平底锅和栏杆），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钢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城里人建起了原始的砖炉，开始出产质量很差的钢锭。在北京，各行各业的人被集合起来加入了极其劳累的、24小时不停的建设人民大会堂的人流，以惊人的速度，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建设任务。好几万人被动员去首都郊区，通过手工劳动建设十三陵水库，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给参加者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亲自参加了定额劳动，起码是短暂地参加了这些劳动。其他城市也同样搞起大型工程（虽不及人民大会堂宏伟），并搞起了植树造林、建厂房及其他群众劳动大军参加的工程。
这也是农民大规模流入城市的时期。由于城市经济的迅速扩展，向城市移民的控制暂时放松，一些雄心勃勃的城市企业积极从农村劳动力中招工，从而导致了以前控制城市规模的努力付诸东流。1958—1959年间，估计有2000万农民变成城市居民，特别是在内地新兴的工业城市尤为如此，引起了城市人口的拥挤并对城市资源造成严重压力。[34]
“大跃进”初期的许多事件同50年代初很相似，组织之间的障碍被打破，不同工作单位、不同行业的人紧密地（即便是临时地）汇集在一起，把早年（“袖手旁观的人”）也动员进来了。特别是对那些家庭妇女来说，她们在动员下走出了家门，组织了缝纫组、加工工厂和参加其他经济生产活动。为了便于她们参加工作，还开设了幼儿园、食堂、洗衣房和其他减轻家务负担的设施。随后，开始在城市建立一个全新的组织形式——城市公社——与当时正在成立的农村公社相呼应，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其结果并没有对公众的意识产生什么影响。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城市公社似乎仅仅意味着那些劳动组织和服务设施由街坊四邻们管理，而不是由中国的领导人设想出来的那套居民委员会和生产单位进行综合管理。（1960年以后，放弃了创立城市公社的努力，但是这些劳动组织和服务设施都保留下来了。）
“大跃进”又要求人们改变生活习俗，又回到了50年代初期时的情况。艰苦朴素的风尚受到赞扬，“资产阶级”和传统的行为方式受到批判。老百姓开始意识到，当局对那些祭祀祖先、铺张浪费的婚礼以及继续以传统的方式庆祝中国的节日的人都表示不满。这个时期，开始劝说城市居民接受火葬，并对想要进行传统土葬的人设置重重困难。（许多棺材店和墓地被关闭；即便如此，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仍有一些坚决的市民能设法搞到棺材并把死者运到农村去土葬。）这时期，各方协同努力，取缔了私有企业最后的残余势力，对流动在大街小巷的小商贩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也就在此时，一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张春桥声称，官僚主义和不公正已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国应重新实行供给制度[35]（革命前酬劳官员的制度）。
对大多数城市居民，特别是对体力劳动者来说，“大跃进”最主要的是要加快工作步伐。在建国之初，苏联开创的各种社会主义竞赛的方法被照搬过来，中国出现了一批自己的斯达汉诺夫式先进生产者。现在为了突破经济发展的障碍，又更加紧推行了一些竞赛措施。工人被动员起来保证完成越来越高的生产指标，在经常出现的生产高潮阶段，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两天或更长时间，以令人担忧的高速度进行着。机器在超过其三四倍负荷中运转着，机器和它们的操作者都绷紧了弦，走向其极限。即使非体力工作者也受到了影响。作家、记者和其他搞文字工作的人，都决心超过他们以前的工作量，保证完成多少数量的写作计划。一批批学生马不停蹄地编写自己使用的、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教科书。许多人睡在工作单位，一周回家一次与家人作短暂的团聚。学生把这一时期描绘成要求不断变化、活动难以预料的时期——突然宣布去农村劳动，又一声令下回学校学习，而后学习又被打断，学生被动员起来参加游行示威，或是“向党交心”，净化思想。在整个社会，各种各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和活动充满了日常生活。
对于这场波及全社会的高速度运动，反应有好有坏。许多人，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发现气氛令人振奋，获取丰厚物质财富的前景已经稳稳呈现在地平线上，令人陶醉。以前的一个学生这样记录下他的体会：“我第一次被卷入了这种令人迷茫不解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是无法逃避的，但也并不是一点意思也没有。一切都是变化莫测的。”[36]甚至那些被体力劳动折腾得疲惫不堪的人，反应也是积极的。一位曾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的美国人记述了他的想法：“到周末，我们浑身上下满是污秽；连个洗澡的地方也没有。我感到十分疲惫，全身疼痛，极其厌倦。但当时的气氛却很好——一个大家共同的热烈气氛。这种场面也帮助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参加此等劳动的意义。”[37]然而，其他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年岁较大的和有经验的老工人、技术专家——他们的态度就不那么积极了。这些人对如此高的速度和如此创造发明是否明智持怀疑态度，他们能预见到会发生质量问题和工业事故，工人也会嘟嘟囔囔发牢骚（如此发展经济当然会带来这些问题）。但总的来说，大多数市民起初是愿意把“大跃进”设想为有益的，并希望它取得成功。
当然，结果并非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物质大大丰富起来，从1959—1961年中国进入了经济衰退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食品供应急转直下，大食堂的定量减了，全国出现了大范围的饥荒。工作单位不仅取消了高速度，而且被迫削减工作量和减少其他活动，以便有更多的休息。考虑到人的热量有限，工间操、民兵训练和其他活动都被取消了。在此后的危机中，城市组织开始试制了一些食物代用品——例如，用海藻作为原料，从中提取一些有营养的特殊液体，虽然它不符合中国人习惯的口味。另外，人们体重普遍下降，终日处于困倦和饥饿之中，发病率和病假条猛增。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回忆当时长沙的情景时谈道：“我所知道的许多老人和几乎所有的儿童患上了‘水浮肿病’，即浮肿病，我们的肚子胀起来，退不下去。我们没精打采地步行上学，等到了学校已是筋疲力尽。熟人相见，大伙相互掐彼此的腿，看看肿胀得怎么样了，再检查一下彼此的皮肤，看是否变黄了。”[38]对食物的需求成为让人着迷的头等大事。有个人说，这段时期他在天津，每天早上3点就得起床，为的是在排得很长的队中挤个位置，希望买到运到城里来的蔬菜。[39]农村的情况更加严重，这个时期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大多数发生在农村。这种情况下，城市享有的特权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正如我们那个来自长沙的小伙子的父亲对他所说：“你是福气好……生活在一个省会大城市，党和毛主席从粮仓里给你们弄来食品。农民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40]
是否所有的城里人都在遭受同样的苦难？对这个问题有种种不同的想法。很显然，一些高级干部和其他人继续享受许多优惠——在食堂的“小灶”里用餐。他们能得到较多较好的食物，在接待外宾的时候，他们可以参加奢侈的宴会等等。一位观察家讲道：“在困难时期，厨师和高级官员是中国唯一能保持体重不减的人。”[41]因此，有相当数量的人开始发牢骚。但很多中国人还是被知识分子和一些高层人物同其他人一起同甘共苦所感动。在“三年困难时期”就要结束的时候，一场小运动使他们更是深信不疑：一些组织的领导干部在他们的下级面前公开检讨，他们曾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们自己和家属搞到了额外的食物。许多人相信，比起1949年以前来，这次起码是大家一起挨饿的。中国共产党注意了对那些利用职权吃得好的人进行惩罚。
“大跃进”失败的后果，不仅仅是饥饿，还有其他副作用。经济被迫进入紧缩时期，削减指标，一些小型工厂关闭，职工解散。工资开始冻结（除了少数例外，工资一直冻结到1977年）。原来国营企业里的一些职工，看到工厂的经济前景暗淡，干脆辞掉工作，到集体企业干活，集体企业的利益分配原则似乎允许多挣一点。当局也被迫取消了对私人企业活动的种种限制，允许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马路边上的裁缝和卖小吃的摊主们重新开张。城市移民的限制大大加强，据估计，大约有2000万刚刚招募来的城市工人被强制送回农村。[42]几年前，业已控制了的犯罪和黑市交易，以及乞丐等其他现象现因城市经济恶化又故态复萌了。
对于“大跃进”的失败，同样有多种不同的反应。当然，有些对新秩序本来就不满和一些对新秩序持怀疑态度的人，把这种危机看成是制度有缺陷的迹象，因为这种制度没有能够使错误的政策受到制止。一位经历过这个时期的苏联观察家，提供了一个与毛之后的领导有共识的评论：
人们可以把毛统治中国时的行为方式比作一个喝醉酒的司机开公共汽车那样：酩酊大醉的巴士司机把他载满乘客的车子开到了一条陡峭弯曲的山路上。许多乘客都意识到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危险，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让司机靠边，由他自己来负责把这辆车开到安全地带。[43]
当然，中国领导层内部也开始承认这个问题，但在新闻媒介中仅仅是隐讳地批评毛。（彭德怀起码是直率地试图使这个司机清醒过来，结果导致了彭在1959年被清洗。）那时，给公众的解释却是很不一样的。以官方的观点而论，“大跃进”基本上是好的，但是由于恶劣的气候，苏联在1960年背信弃义撤走了专家和援助计划，基层干部的盲目冲动，结果导致了这场突然发生的灾难。
作出有把握的判断是困难的。但那时，如果不是大多数城市居民，起码是许多人都接受了官方的大部分观点。俄国专家突然撤走，就很容易被理解成苏联背信弃义，许多地方气候确实恶劣，基层干部的狂妄自大和瞎指挥的例子也确实不难发现。与此同时，大多数市民仍然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内部已经有人对毛提出了批评。当然，他们知道林彪在1959年代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但是，至少在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当中对彭批评“大跃进”政策的详细情况，并不都是十分了解的。有关彭对毛的不忠和同情苏联的谣言，又把这个问题搅混。即使在60年代初，当邓拓、吴晗和其他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出版他们对毛进行婉转批评的作品时，大多数市民仍然没有意识到毛就是被批评的对象（假如他们读过他们作品的话）。
或许最重要的是，市民们总的说来相信官方的解释，不管解释如何难以令人置信。他们竭尽全力建起的幢幢高楼大厦和大型水库竟是官方巨大失误的组成部分，这种想法太让人痛苦了，同样，如果要说毛不仅难免犯错误而且有可能把中国带向无秩序的混乱状态，这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在内心深处，大多数市民依旧感谢发生在50年代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改善的变革，不愿意相信曾经使中国“站起来”的领导如今应该对“三年困难”负责。因此，对许多市民来说，尽管“大跃进”危机带给他们难忘和痛苦的经历，但却不能泯灭他们在新秩序下建立起来的信心。[44]
还应该注意的是，中苏关系破裂（“大跃进”危机使关系破裂公开化）所引起的焦虑不似1949年后抵制西方而造成的那么多的不安和担忧。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依赖苏联的时间比起早些时候与西方接触的时间要短。事实上，这次对苏联的抵制并不是那么全面。即使同盟关系破裂了，许多引进来的思想和机构仍然存在。数以千计的被送到苏联学习的中国人，的确发现他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有些已经不太需要了（俄语很快在中国失宠），但他们并不需要像以前许多在西方受教育的知识分子那样斥责他们以前的生活和活动。因此，他们的事业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害。另外，中国公众对苏联人一直就有某些看法：苏联专家狂妄自大和资产阶级化，赫鲁晓夫像个乡下佬似的粗鲁同毛的精明和教养形成对比，苏联的援助并非像他们说的那样慷慨和不附带任何条件。中苏关系破裂时，利用中国公众对苏联人的恶感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当形势发生了反对苏联这一转变的时候，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公众反对或是不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终于摆脱了从属于外国势力的最后一点残余。
1962年以后，经济状况好转，这是肉眼可见的。城市情况似乎也回到了“大跃进”以前的样子。市场供应提高，就业问题得到了改善，1963年进行了部分工资调整——特别是提高了那些工资级别较低的阶层的人的收入。犯罪问题、投机买卖和黑市交易似乎再次减少了，市民们觉得社会治安也得到了改善。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些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件——例如，1962年中国取得了对印度的边境战争的胜利，1964年中国得到了法国的承认，同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装置爆炸成功。虽然生活依然是一场斗争——“大跃进”时期大多数被动员走上工作岗位的妇女现仍继续她们的工作，不仅是出于社会主义的义务，而且也承认是生活所必需的——但是未来的前景似乎更明亮了。
这几年，政府对修补被破坏了的士气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这种努力采取了政治学习和宣传的形式，最终形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这场运动在有些地方引发了自土地改革以来规模最大的冲突；但是在城市，只是为了加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而进行的比较温和的努力。为此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学习雷锋等先进人物；搜集整理足以说明共产党的领导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家庭历史和工厂历史；听饱尝苦难的老工人和老农民忆苦；推广在人民解放军中使用的政治工作制度等。[45]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一种思想深入人心，那就是如果中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那么三年困难时期的痛苦会更深，每人分摊的痛苦会更不平等。许多城市居民倾向于接受这种观点。第二个主题是（1962年之后这个主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潜伏的阶级敌人企图伺机颠覆社会主义，他们必须被镇压下去。开始，人们对谁是城市范围里的敌人这个问题感到相当的模糊，但是，他们逐渐被所有的“忆苦”活动说服了——过去，老地主和国民党分子是卑鄙的人。
然而，在恢复和改善的气氛下，隐藏着一些不祥的倾向，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问题。在充满乐观主义的50年代，婴儿出生率大幅度增长，学校迅速增加，另外，许多农民家庭举家从农村流入城市（之后不是所有农村来的人都被赶出了城市）。到60年代初，大批大批的应届学生从城市中学毕业，但是，在经济领域和高等教育方面的紧缩措施，使得能够接纳他们的地方受到了限制。正如我们提到的，在50年代，曾有一段时期，高等院校招生人数比应届高中毕业生还要多；到1965年，仅有4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可能进入高等院校深造。[46]
这种人口形势的变化所产生的结果是多方面的。高考的竞争更加激烈。有鉴于当时的学校制度，这意味着进入质量高的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竞争就非常激烈，因在这些学校里就读的学生，比其他学校里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考上大学。由于进大学机会的相对减少，中小学里竞争的气氛愈演愈烈，由于政府的教育政策不断变化，围绕竞争本身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又增加了。对学校等级、考试分数、政治表现和阶级成分的强调不断变化，今年与明年就不一样，学生按条件最有可能在竞争中取胜的，但条件变了，那些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学习成绩基础上的学生发现，由于格外强调政治标准，他们上大学的机会正在减少。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阶级出身和其他政治因素现在成为友谊和学校小派系形成的主要因素。当时的教育政策事实上把学校分成三类：重点学校、国家开办的普通学校和民办学校，这些学校都招收城市的学生。在这种制度下的第二类、特别是第三类学校中的气氛是不同的，普遍缺乏竞争。这些学校里的学生考上大学的机会很渺茫，充其量只能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工作；这些学校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纪律也明显地差劲。[47]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教育领域里已冒出一种前途难测的现象，很多有理想和有才华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感到心灰意懒。很多人眼看着兄长姐姐就在几年前轻而易举地考上了大学并得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而自己的前途却变幻莫测，因此特别感到痛苦。一位年轻妇女在回忆她当时极度痛苦的情形时这样写道：“才14岁，我的生活就定型了。今后的日子，就是在三年后当一名小学教师，每月挣32元钱。我就没有必要想入非非再为自己未来进行设计了。”[48]
对于大多数没有指望上大学的城市青年人来说，考虑将来的工作更为现实，但就业形势也同样捉摸不定并且竞争很激烈。50年代形成的工作统一分配制度，是以经济将持续蓬勃发展并能给新的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为前提的，但是，这种期望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而受到了阻挠。由于控制非常严格，国营企业未经批准不得招收新职工，每年都有成批的学生离开学校，但是并没有足够的新的岗位容纳他们。（50年代刚刚走向工作岗位的人都是相当年轻的劳动力，这就意味着每年因退休而腾出来的位置数目很小。）即便是农村人口被严禁流入城市，仍然没有多少空余的工作岗位。有些毕业生被安排了工作，但其他毕业生则得返回家中，等待将来或许能给安排个工作。这些年轻人由城市居民委员会监督管理，有时他们参加一些建筑或运输方面的临时工作，虽然有极少数幸运的人最终还是被安排了一份永久性的工作，但是失业的人数在逐步扩大。这些没有被分配工作的年轻人被称为“社会青年”，他们被认为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难题。居民委员会试图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习，参加一些“健康的”活动，不时催促他们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然而他们的人数迅速膨胀，处理他们的问题也就更加难。所以，同50年代的乐观情绪相比，城市里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在60年代发现，竞争十分激烈，情况又不断变化，想在此形势下计划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
对于那些已经在工作的人来说，其境况稍好些，但是气氛同以前不大相同。在“大跃进”之前，大家感到新的机会是对每个人敞开的，那些学习勤奋并运用于实践的人可能会在工作上得到提升，换一个更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每隔几年就可以在工资方面得到晋升，到了60年代，这种形势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干同一种工作，工资冻结在同一水平，尽管当时还没有发生通货膨胀，他们已经在为能否养活越来越多的一大家人而殚精竭虑。虽然人们觉得自己的工作还是相当稳定的，也可从中得到皮毛的福利，但他们仍然觉着向下调的可能性比向上升的可能性要大。随着经济走出紧缩阶段，他们承认，他们的命运已经和单位未来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努力和贡献不会使他们的境况发生多大的改变。的确，由于无法摆脱的政治运动仍在继续，阶级斗争一再强调，他们还是不得不担忧，是否会因为一句没有留意的言辞或行动而把自己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这种气氛既未能产生多少英雄事迹，也没有使人们去钻研业务。在控制日益严格的基层组织，也就是工作单位中，人们趋向明哲保身，只求保住自己位置。开会时要注意留下好印象，同上级要搞好关系。总之，努力避免得罪任何人已蔚然成风。在这样的结构中，那些感到遭受虐待或凌辱的人还不能轻易地发牢骚或是一走了之，只能把怨气埋在心里，等到能够发泄的时候再一吐为快。1966年，这样的时刻来到了。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年
在60年代初，几乎没有市民注意到即将发生的一场大动乱的苗头。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如党内知名知识分子发表的讽刺性文章，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被篡改，这些事被认为是其他人对毛权威的进攻。但当时的市民，如果确实已注意到这些事件，他们也会把它们看做中国政治潮流中的正常现象。即使对吴晗、邓拓和其他人的攻击到1966年初逐步升级的时候，大多数人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值得担心的理由。过去的历次运动常常是发生在文化领域，然后波及到其他部门，市民们个个身经百战，没有理由怀疑这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运动，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以往的经验会在他们今后的日子里一无用处。只是到了1966年夏天，北京市市长彭真遭到清洗，红卫兵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其他一些史无前例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才认识到他们要参加新的运动了。而后，市民们开始专心致志地观察事态的发展，既感到兴奋，又觉得忐忑不安。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49]我们的目的旨在评论“文革”对人们生活和感情造成的影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如此的复杂和多方面。不论这场运动是否已经成功，如口号所言已“触动人们的灵魂”，很显然，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各种各样全新的令人产生强烈情感的经历，成为市民们感觉的一部分——红卫兵在全国各地串联，揭露当权的领导人滥用职权和卑鄙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瘫痪了，抄家搜寻隐藏着的与毛主义纯洁性不一致的物件和标志，让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官员在愤怒的人们面前示众和丢脸，谴责17年来的许多文艺政策和作品，红卫兵投入到了夺权和派系斗争之中，在许多城市爆发了激烈的武斗，动用了机枪、迫击炮甚至坦克，军队干预了民间社会，老百姓的生活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同以前的情况一样，人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反应有明显的差异。
对于许多城市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起码开始时是这样。他们不必再在竞争激烈的城市工作等级制中苦苦寻觅未来的机会，发现自己在更大更重要的舞台上扮演着新型的革命先锋作用。虽然大多数人仍然犹豫不决，甚至开始时有点担心，对他们自己的老师和党的领导人所犯下的“罪行”半信半疑，许多人很快发现，参加这些活动的报酬令人激动。他们不必整天再去学习，也不再受学校纪律的约束，他们通过在全国各地串联发挥着新的作用，在国家领导人面前游行，去那些他们慕名已久的风景点去观光，频繁地同其他年轻人交流思想和经验。他们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学校，起草新的规章和制度，使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忍受羞辱，搜查机密档案，出版未经审查的小报。他们可以随便闯入别人的家里，执行搜查“四旧”的东西和参加其他“共产风”的活动——赋予一些街道和组织以新的更革命的名称。要求每个地方都张贴毛的画像和语录，毁损古代庙宇等。一些青年人甚至换了自己的名字，如把“梅花”改成“卫东”或“文革”等。红卫兵开进了工厂、机关和其他机构。为了他们的革命，他们随意改变宗教信仰，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参加了当地的“夺权”斗争，大概最重要的是他们感觉到毛特别选中了他们在建立一个更纯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努力中起主导作用。他们从一个曾被高度控制的政治新手，转眼之间进入了自由和权力的王国，在中国社会里获得一个有价值的地位——这条道路上的障碍似乎已经不再存在了。在这种狂风暴雨式的气氛中，年轻人的热情一旦释放出来，要收就非常难了，这一点已经不再有怀疑了。
然而，这些事情的展开，对不同年轻人有不同的影响。1966年已出现了派系间的分裂，导致了在1967年和1968年的暴力对抗，以后这种敌对情绪持续了很长时间。总的来看，阶级出身比较好并掌握了学生组织领导权的年轻人，倾向于组织比较保守的派别；而那些“中间”阶级（例如，小资产阶级和专业人员等）出身的，则倾向于组成激进的派别。后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证明他们的革命气概和对那些在学生集团内部曾对他们称王称霸的人进行报复的大好时机。奇怪的是，这场冲突造成的社会分裂正如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导致的社会分裂一模一样，尽管在这次运动中所使用的手段及其结果有明显不同。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大部分时间里都靠边旁观了。因为他们看到即使他们参加了运动，也不会有机会让他们证明自己，也无法避免麻烦事。[50]由于派系间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城市状况日趋恶化。单位和居民区的大门都设立了警卫，以防受到外面的冲击，即使到市场去采购，弄不好就会被派系间的交叉火力击中，或被流弹打死。在这种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由于害怕和家长的恳求，从战斗中退出来，把战场留给双方那些勇于献身的参加者。
在工作单位，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骚乱，大多数“出身好”的人组成了保守派，打上中间标签的人组成了激进派，少数出身不好的人则试图置身于两派斗争之外。在单位里，派系之间还有其他的划线标准，如，年轻人对岁数大的，临时工对正式工，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等，使得冲突复杂化了。[51]单位里发生的冲突比在学校要相对缓慢一些，因为成年人更关心生产的消长和他们自己的生命。但是，单位里实际上长期存在着不满情绪，现在“文化大革命”允许人们表达自己的不满，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在单位里发生的一些冲突比起学校来更激烈，也更难以解决。在单位里由于起码需要保证生产，至少是断断续续的生产，因而派系斗争形势很尴尬，工作上要相互合作，吃饭时彼此避免接触，工作结束后，彼此进行恶毒的攻击，即便如此，一些成年人起初对“文化大革命”充满热情，因为他们认为这场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但是当真刀真枪地打起来的时候，他们比年轻人退得更快，许多成年人撤回到家中，和家人在一起，瞧瞧发生在他们周围的无秩序状态，思考着这一切对中国的前途将意味着什么。
“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政治后果是很复杂的。起初，这场运动带来了空前的自由。虽然一系列事件是由上面指挥的，但没有受到严格控制，中国共产党瘫痪了，崭新的、相对自觉成立的造反组织成为政治角色。中国政治局面变了。俱往矣（暂时的），那些严格组织起来的、强迫别人赞成现行政策的政治学习小组！代之而起的是，人们可以随意阅读官方的或是红卫兵的报纸，对各种活动也根据自己的兴趣决定是否参加，调查生活和查阅个人的档案材料以及参加其他一些自己认为是有益的活动。通过这些经验，他们了解了被隐瞒起来的权贵们的特权，官僚的腐败和相互倾轧，还有其他一些弊病。当他们四处串联的时候，在相当自发自愿的气氛中学习到了其他人的经验；他们对那些农民、临时工和许多人的生活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同官方宣传所描述的实在是天壤之别。不同派系间热烈的辩论和同朋友夜半长谈，使人们更深刻地思考这个社会。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相当普遍的反应，是他们感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前太幼稚和容易上当受骗，但是，现在他们的“眼睛已经睁开了”。这是“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一种反作用，即利用人们盲目的信仰最大极限地进行了动员，结果却使人们觉醒并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意味深远的怀疑主义。
“文化大革命”也改变了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思想状态。在这之前，大多数人觉得自己是受到信任的，不会有问题的，尽管他们承认官方的控制太严，对待阶级敌人太残酷。“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后进行的一些运动（例如，1968—1969年、1970—1971年，为进一步清除“隐藏的阶级敌人”而搞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使安全感和信任感逐渐让位于一种觉得当政者武断专横、惶惶不安的感情。阶级斗争范围逐步扩大，许多原本认为自己会免除政治危险的人，突然发现他们成为攻击的对象。例如，对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说，蹲“牛棚”（在单位临时建起来的监狱）的经历，目睹父亲被押到群众大会上挨批斗时的情景，以及自己被强迫搬出宽敞的住房住进狭窄的茅草棚里，这一切使他们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了所谓的政治牺牲品是个什么样子。由于斗争范围不断扩大，就连那些普通体力劳动者和商店小职员也开始日益担心自己成为政治的牺牲品。[52]
不但政治受害者的范围在逐渐扩大，而且规则似乎越来越武断和无法预测。有的人在组织里花了多年时间同领导建立起信任关系，但是，突然之间领导倒了，下面的人便失去保护。政治的激进化，意味着过去人们曾以其指导他们的生活的规则和程序不再有效，在政治的海洋里人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随波逐流。在这种形势下，有可能讨好新的领导而获得安全，但由于北京的政治冲突错综复杂，千变万化，这是一个颇具风险的战略。有些人希望赌注下对了并积极参加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运动中去，还有一些人则以请病假或以其他方法“中途退出”，也有人淡泊地面对自己将来的政治前途。
这些年政治上的觉醒和受害者的不断增加同其他一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如林彪的死亡），增加了人们对高级领导人的怀疑和不信任。领导人的行为同过去的10年或是20年前相比到底变化了多少，谁也说不清。但是，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情况在恶化。领导人艰苦奋斗和大公无私的形象，开始被另外一种情感所代替，即权贵们关心维护自己的权力犹胜于关心造福社会。他们不仅能够而且也急于通过使用他们的权力和“后门”等手段，为他们自己和朋友以及家属谋取利益。新的领导人关心建立他们的地位和特权，正如被他们取代了的那些人一样。当老干部们恢复了职务的时候，他们似乎一心想着重新获得他们失去的种种特权，并且等待时机，报复那些曾经折磨过他们的人。因此，“文化大革命”增强了人们对官僚主义者骄横的敏感性，但在克服官僚主义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甚至产生相反的效果）。50年代说干部的模范行为是促进民众对新的政治制度产生敬意的主要因素，70年代，对于干部所作所为产生厌恶，表明人们越来越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幻想破灭。
政治领域混乱一团，经济状况也不断恶化。毋庸置疑，一部分人从中得到了好处——一些临时工在1971年转成了正式工，派系斗争中的胜利者被封官加爵，有些军人挤进了市政府机关，有些军人把他们农村的家属办进城市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医院里，一些护士干起了医生的活，卫生员干起了护士的活，而医生则不得不去清理便盆和擦玻璃。在这10年中，对于一般的市民来说，前景不妙，由于政治上的错误而被降级和受处分的机会比以前增加了。给职工的奖金和其他工资外的津贴变成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有的干脆被取消了，这样就打击了那些勤奋能干的人的积极性。工资晋级仍然被冻结着，只是在1971—1972年对那些低工资作过一些调整，因此，在长达15年甚至更长时期里，人们用同样工资来维持家庭的需求。
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上有几部分人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那些与海外华侨有关系的人在住房、获得消费品和其他方面都失去了很多特权，有时受到恫吓不敢去领海外来的汇款。许多有政治问题或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被赶进了狭小拥挤的小屋或被停发工资，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注销了城市户口，全家被强制迁回他们的农村出生地（在许多情况下，有些人从未在那里居住过）。[53]到了70年代，有一部分人取得了他们失去的部分东西，但其他人又倒霉了。例如，军队开始交出政府和文职机构的领导权，官方的政策要求从农村招募来的军人在复员后必须返回他们土生土长的村庄，不能在城里安排工作。
除了前途不妙外，许多市民明显感到这些年的市场供应和生活水平在下降，一些诸如收音机和手表等东西似乎比以前更容易买到，但是这并不能使人们对食品匮乏的不满得到补偿：食品更少，定量更紧，采购花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使人垂头丧气。一位嫁给中国人的美国妇女曾对当时的景象作过如下描述：
在长长的革命混乱的年代里，可以得到的生活原材料一点点减少。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饭桌上只有米饭和一个用花生油稍微炒一下的蔬菜……情况同饥荒不同，大米还有供应，但是想达到均衡饮食的标准已经是不可能了……几乎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几乎整天都在为吃饭发愁……研究如何使用肉票的最佳方案，成为家里每天谈话时的主要话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