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713部分在线阅读

由于台湾同大陆之间有100英里之遥的海峡相阻，加上美国的支持和保护，台湾的生存才有了保证。只要美国第7舰队承担防止入侵的任务，台湾海峡这条海上屏障就能成功地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入侵。同时，一个海岛防止渗透和颠覆，要比大陆的一个省容易得多。即使在1979年底美国同中华民国的安全条约被终止之后，台湾海峡由台湾的50万美式装备的部队防卫，也是一个难于逾越的障碍。在安全条约终止之后，美国继续是台湾新式武器和军火备件的主要供应者。美国不仅在防御上给予台湾极其重要的支持，而且多年来维护了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在经济上向台湾提供了对其经济腾飞非常重要的援助。美国给予台湾人民喘息的机会，而台湾人民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从而到70年代，当美国为了照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建立的关系而减少对台湾的支持时，他们更加自信，自立能力也更强大。
台湾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繁荣昌盛。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50年代的约200美元，猛增至1982年的1800美元。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中，台湾大大地走在前列。它与南朝鲜、新加坡和香港一道，被称为西太平洋的“四小龙”。在发展中国家中，它们以经济的高速发展著称，而这种发展主要依靠对外贸易。这些国家加上日本的榜样，可能是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决心扩大对外贸易和使用物质刺激，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部分原因。但是，台湾异常快的经济增长，是由本章前面的部分讨论过的许多因素决定的，不是都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抄袭的，例如：日本人在台湾留下的相对发达的基础；从大陆汇集来的大批有经验的行政管理和技术人才；美国早年给予的大量经济援助；土地改革；重视教育；60年代初，当世界贸易空前迅速发展时，决定转变以出口带动工业增长；对私营企业的鼓励；保守但灵活的货币和金融政策；领导人依靠有才干的技术治国专家。
只有具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才有可能取得经济上的进步；而政治稳定也要有可观的经济上的进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而且有信心使自己的孩子今后生活得更好时，他们就不会轻易被革命的花言巧语所煽动，去参加对抗或使用暴力，以强制手段进行政治变革；大多数群众就会同意政府强调法治秩序和实行逐步、渐进的变革。台湾的政治稳定，还有一些因素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层领导人的合法性被接受；国民党实行坚定但适度压制性的统治；以及大陆共产主义制度的威胁（这里广泛认为大陆制度的压制性更大）。此外，早先规定了地方选举，大批台湾人加入国民党，任命台湾人担任政府和党内日益高级的职务，也有助于缓和大陆人领导层同广大群众之间的矛盾。
20世纪80年代，虽然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放慢，但台湾仍然扩大了自己的出口，并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到1987年，台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上升到5000美元，外汇储备猛增至惊人的760亿美元（这仅次于联邦德国和日本）。由于美国对台湾贸易出现大量赤字，双方的贸易摩擦开始增多。在美国的压力下，台湾勉强同意减少贸易壁垒，使台币对美元升值。台湾面临几个严重的经济问题，特别是需要尽快将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为较高技术的产品，以保持对其竞争者的优势。也需要使其银行体制现代化，以刺激国内投资。台湾面临的超量出口、储蓄和外汇储备等问题，与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截然相反。台湾有经验的经济管理人员，正为此作出必要的调整，前景看好。
为了对付日益富裕的中产阶级及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一代的压力，蒋经国于1986年宣布有意废除戒严令，解除对成立新政党的禁令，并允许办新的报纸。1979年高雄暴乱被关押的多数反对派领导人被释放。其中有些人成了新建立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的领导人。对政治言论的控制也大大放松，政治生活较前活跃。因各种问题而上街游行已司空见惯。到90年代初，1947年和1948年在大陆当选的几乎所有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国大代表，都将去世或退休，届时他们的职位将被台湾人民选出的较年轻的从政者所接替。国民党可能继续保持其支配地位，但将面临民主进步党和其他一些新政党日益剧烈的挑战。
民主进程不可逆转，它将使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走上国民党和政府的高层职位，正如台湾当地人李登辉那样。1988年1月蒋经国死后，他立即就任总统及国民党代理主席。领导层的“台湾化”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新的领导人是否会放弃“一个中国”的立场而宣布台湾独立。为防止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使用武力相威胁。这对台湾独立是一个强大的威慑因素。但较大的可能是：台湾以一个事实上独立的政治实体这种不明确的身份，继续存在下去；而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贸易及其他形式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增加。在蒋经国于1987年决定允许台湾人到大陆探亲之后，这种趋势日益发展。
假如台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缓和，和平共处的稳定局势不断发展，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危险就会下降。美国根据1982年8月中美联合公报的规定，减少向台湾供应武器，将不会从消极方面影响到台湾的安全。可是，不管何种原因，假如这种趋势出现逆转，则不但中国的两部分，还有美国，都将面临困难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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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湾人大部分为福建省南部移民的后裔，讲厦门方言。一小部分为广东人的后裔，讲客家话。这两部分人通常统称为“台湾人”。台湾的“大陆人”系由1945年以后由大陆移居台湾的中国人组成。他们讲多种方言，但其共同语言是以中国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国语。1982年，台湾总人口为1800万，其中200万为“大陆人”及其子女。台湾总人口还包括约20万当地部族人，他们主要居住在山区，其祖先在中国人到来之前即定居台湾。他们与马来人有血缘关系，操多种语言。
[2]乔治·H.克尔：《福摩萨：特许的革命与地方自治运动（1895—1945）》，第185页。
[3]同上书，第177页。
[4]《国务院公报》1950年1月16日，第79页。
[5]关于对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台湾情况的估计，参阅约瑟夫·W.巴兰坦《福摩萨：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问题》；弗雷德·W.里格斯：《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福摩萨》；董显光：《蒋介石》；鲍大可：《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20章：“海岛避难”；艾伯特·雷文霍尔特：“今日福摩萨”，载《外交事务》第30卷第4期（1952年7月），第612—614页；马克·曼考尔编：《今日福摩萨》，出自《中国季刊》专刊，1963年7—9月，第15期。
[6]《国务院公报》1950年7月3日，第5页。
[7]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第250—253页。
[8]同上书，第257页。
[9]关于对1954—1955年与1958年沿海岛屿对抗形势的具体分析，参见J.H.卡里基《中美危机的形式》。
[10]关于五六十年代美国与中华民国关系的发展，参见拉尔夫·N.克拉夫《岛国中国》；福斯特·雷亚·杜勒斯：《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外交政策（1949—1969）》；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争端》；卡尔·洛特·兰金：《在中国任职》。
[11]关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政治形势，参见克拉夫《岛国中国》；丘宏达编：《中国与台湾问题》、《中国与台湾争端》；道格拉斯·H.门德尔：《福摩萨民族主义政治》；彭明敏：《自由的体验》；保罗·T.K.西编：《现代台湾》。
[12]蒋的目标是把台湾建成一个样板省，作为收复大陆后进行建设的坚实基础。参见董显光《蒋介石》，第490页；布赖恩·克罗泽：《丢掉中国的人》，第353页。
[13]“二·二八事件”后，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精确的统计。外国观察家最翔实的描述是乔治·克尔的《被出卖的福摩萨》第14章“三月屠杀”。克尔系美驻台北副领事。他估计大陆人死亡约30—100余人，台湾人死亡人数可能像福摩萨作家经常使用的数字那样约2万人。然而，克尔说：各方面都夸大自己的伤亡数字。他在《福摩萨：特许的革命》中写道，至少有1万福摩萨人被杀死或监禁，数千人被迫逃往海外。另，维克托·H.李估计死亡“数千人”（“台湾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引言”，载于李所编《台湾的前途》第2页）；约翰·斯里明的《青梅竹马》第133页说是“7000人”；道格拉斯·门德尔认为是“1万至2万人”（《福摩萨民族主义政治》第37页，援引卡尔的数字）；林天奔（音）认为是“2万人”（“黑色的1947年3月”）。
[14]陈诚：《台湾的土地改革》，第21页。
[15]关于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台湾经济发展最新和最全面的分析，请参见沃尔特·盖伦森编《台湾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中华民国战后的经历》；尼尔·H.雅各比：《美国对台湾的援助：外援、自助与发展之研究》；T.H.沈编：《农业在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台湾经验》；K.T.李：《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简·S.普赖拜拉：《台湾的财富、发展、稳定与公正的社会目标》；以及雪莉·W.Y.郭《过渡中的台湾经济》。
[16]关于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的情况，参见约瑟夫·A.亚格尔《台湾农业的改革：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的经验》。
[17]参见K.T.李1969年写的文章：“公共政策与经济发展”，载于李《台湾经济蓬勃发展的经验》，第30—73页。
[18]见古斯塔夫·拉尼斯：“工业发展”，载盖伦森《经济增长》，第224页；塞缪尔·
P.S.何（音）的“台湾农村的非农业部分”，载《世界银行就业和农村发展研究》第32卷。
[19]参见埃米莉·马丁·艾亨、希尔·盖茨编《台湾社会的人类学》；詹姆斯·C.熊（音）等编：《台湾经验（1950—1980）》。
[20]小奥尔登·斯皮尔：“台湾的都市化及人口移动”，载熊等人编《台湾经验》，第281页。
[21]《朝日新闻》1972年10月1日。
[22]戴维·纳尔逊·罗：《非正式外交关系：1972—1974年日本同中华民国的情况》，具体叙述了日台建立特殊机构取代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也可参阅克拉夫《岛国中国》第7章。
[23]关于70年代初的政治趋势，请参阅马黄（音）《台湾知识分子骚动：要求实行政治改革（1971—1973）》。
[24]齐邦媛等编：《当代中国文学选集：台湾（1949—1974）》第2卷，第1页。
[25]参见伊尔姆加德·约翰逊：“台湾的京剧改革”，载《中国季刊》第57期（1974年1—3月），第140—145页。
[26]《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80）》，第595页。
[27]许绰云：“文化价值和文化的连续性”，载熊等人编《台湾经验（1950—1980）》，第24页。
[28]参见珍妮特·L.福洛特编《台湾的中国小说：批评的观点》。
[29]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1917—1957）》，夏济安的附录，第511页。
[30]利奥·李欧凡（音）：“台湾文学的现代派和浪漫主义”，载福洛特《台湾的中国小说》，第6—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