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719部分在线阅读

关于70年代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再次出现的意义，塞缪尔·S.金的《中国、联合国和世界秩序》一书作了详尽的研究。关于对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中经济方面的评析，参阅鲍大可：《从全球角度看中国经济》；艾伦·S.惠廷：《70年代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
第六章　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
有关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和著述是与改革本身同步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7年）经济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的研究工作也刚刚起步。论述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文章和书籍确实很多，但论述当前中国经济的著作却不得不依据数量有限且可靠程度大有疑问的资料。事实上，西方关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文献资料都集中在对农业、工业、国民总产值和其他许多项目的重建成就的估计上。尽管有这些限制，但也不乏有价值的著作。对写于六七十年代的有价值的英文著作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德怀特·H.珀金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之研究：概览”（见《亚洲研究杂志》）一文中的书目索引。
从1979年开始，中国政府又恢复了对官方统计资料的公布和出版。这项工作已中断了将近20年，这期间中国把所有的经济资料都当做国家机密。1979年统计工作的规模很小，进入80年代以来，规模就越来越大了。最有用的资料是国家统计局用中英文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该年鉴始于1981年，以后每年一版，收录的资料越来越多，其中不但有80年代的，而且有更早时期的。198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共1029页，而50年代的主要统计资料《伟大的十年》（国家统计局编）只有200余页，且开本要小得多，二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尚有数十种各部门的专门统计年鉴（如《中国农业年鉴》），各省的统计年鉴（如广东统计局的《广东省统计年鉴》）以及许多专项研究资料（如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
除这些统计资料外，依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写成的英文著作也越来越多，有一些实地调查工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的合作项目。这些合作项目的两项重要成果是吉恩·蒂德里克和陈毅远编的《中国的工业改革》和威廉·伯德和林青松编的《中国的乡镇企业：结构、发展和改革》。
在依据新获得的材料对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进行的各种研究中，对中国农村的研究成果最多。根据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对改革前后农村的研究，参阅威廉·L.帕里什编：《中国农村的发展》。对1949年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进行的较广泛的经济分析（利用了一些新资料），参阅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德怀特·珀金斯和沙义德·尤素福：《中国农村的发展》。仅依据80年代新获得的资料对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业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很少，较卓著者是巴里·诺顿的“三线：在中国内地保卫工业化”（见《中国季刊》）。
有一些综合性的论文集集中讨论了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成就的有关问题。此类著作有：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面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2卷）；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目前出版的许多论文集是中外经济学家合作的结晶，其中最有用的是布鲁斯·L.雷诺兹编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比较经济学杂志》专刊）。世界银行大约每隔四年推出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综合性著作。德怀特·H.珀金斯的“改革中的中国经济体制”（见《经济资料杂志》）一文从总体上分析了中国的改革活动，文中附有很多书目索引。
80年代与六七十年代的一个不同之处是，80年代中国学者的经济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了。这些成果有的发表在数十种经济学杂志上（其中许多杂志在1979年以前是不存在的），有些发表在各种报纸上。上海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在组织文章辩论经济改革的争议问题方面尤为活跃，读者群很广。然而，此类文章大部分是用中文写的，虽然其中的一些被译成了英文以便让其他国家的读者阅读。最值得注意的英文译文集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辑、由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的改革：挑战与选择》（布鲁斯·L.雷诺兹写了引言）。该公司还定期出版名为《中国经济研究》的专门刊登经济论文译文的杂志。
最后，还有一类讨论中国经济的著作。这类著作主观上主要是写给生意圈中的人看的，但其中亦有论述当前人们普遍感兴趣的经济问题的文章。这类著作中较著名的有美中贸易委员会出版的《中国贸易评论》和日本海外贸易组织出版的《中国通讯》。着重讨论贸易问题的一本有用的论文集是尤金·K.劳森编的《美中贸易：问题与前景》。
第七章　教育
本章是《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4章和第9章的续文。那两章中所述的资料和研究方法是笔者在此处提供资料和进一步评论的必不可少的背景材料。总的来讲，官方的中文报刊杂志仍是主要的资料来源，但某些变化值得注意。从50年代末开始，中国政府限制报纸在境外发行，使香港联合研究所剪报的用处减少了许多。不过，联合研究所的剪报一直保持到了70年代初。最后，当该研究所于1983年关闭时，始于1950年的剪报全部移交给了香港浸礼会学院图书馆。此外，红卫兵编印的大量非官方出版物记录了1966—1968年间发生的事件，并对“文革”前几年的事情做了重要的回顾。然而，当红卫兵“复课闹革命”后，他们的独立出版活动就停止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1966—1976年）中，地方政府的报纸一直在出版，只是在1967—1969年动乱最严重的时期在各地曾有过简短的中断。
不过，这些出版物在境外的发行仍受到严格限制。所以，1969—1976年间，外国人所能接触到的中国新闻媒体基本上限于“两报一刊”。这些都是由毛的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出版物，作为建立中央政府在红卫兵群众运动阶段结束以后谋求建立的新秩序的舆论工具，它们拥有绝对的权威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加上紧紧追随它们的《光明日报》和后来的《学习与批判》，是“教育革命”试验及1968—1976年间发生的事件的主要资料来源。偶尔也有地方出版的研究刊物被带出中国，例如广东师范学院出版的《教育革命》和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的《教育实践》等。
这就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口述历史方法流行的客观环境。当时，学术界和其他行业对中国的兴趣都很高，在新闻媒体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采访离境的中国居民实际上是唯一可行的一种办法。在那些年中，这些采访活动主要由在香港的美国教授和研究生们主持，他们以成立于1963年的大学服务中心为主要研究基地，该中心是从中国大陆迁来香港的。正如在第14卷的书目说明中指出的，主要依据口述资料写成的关于教育的书的作者是斯坦利·罗森、苏珊·舍克和乔纳森·昂格尔。他们三人都是在大学服务中心开始博士论文的撰写工作的。
1976年以后官方出版物的激增和向境外销售限制的放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10年文件资料的匮乏。目前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于1987年获得的大批省级报纸。1987年后，该中心已不再是独立的研究机构，但它的图书馆坐落在香港中文大学，仍然是收藏中国国家级和省级报纸最全、查阅最方便的地方。实际上，各省从1949年一直到今天出版的报纸该图书馆都有。这些报纸收藏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10年的独一无二的资料来源，亦可替代大学服务中心收藏的早些年间的剪报，因为（据出版的索引介绍）那些剪报的来源——各省的报纸很不完备。此外，这些报纸收藏还优于中国本土的报纸收藏，原因有二：一是它们很容易借阅，二是中国的图书馆没有把如此大量的报纸收藏在一处供人使用。
1976年之后，关于教育、青年和科学的官方和半官方的出版物也极为丰富。到80年代中期，花费笔墨集中讨论这些主题的报纸主要有：《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教育文摘》、《教师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科技日报》、《科学文化报》、《两用人才报》（专登军队教育方面的消息）等。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资料选编有一些与上述主题有关的系列专集，收录的与教育问题有关的文章虽然不很完备，但很有利用价值。
主要的刊物有：《人民教育》、《教育研究》、《高教战线》（80年代中期改名为《中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与职业》、《教学通讯》。各省市都有这些专业报刊的复印资料汇编本，其中的大部分都与教育有关。北京、上海和其他许多省市还出版自己的刊物，如《上海教育》、《山西教育》和《福建教育》等。这些省市级教育刊物在形式上都是相似的，刊登的主要是与教学有关的消息，面向的是教师。
另一个资料来源是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出版的学报。这些刊物所登的学术论文的面非常之广，主要讨论教育问题的是师范院校出版的刊物，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和《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的出版物数量大增的同时，各个翻译机构译出的成果却日趋减少。各个方面的主题（特别是与教育有关的主题）的译文数量都减少了。美国政府主要的翻译材料（报刊概览、报刊摘要、《当代背景材料》和附录）都于1977年并入了外国广播信息处的《中国动态》中。这份刊物简要摘发每天的重大新闻。据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人员讲，决定合并的原因是（决定是他们于1976年做出的），当时把持中国官方新闻媒介的“两报一刊”使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成了多余之事。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中国问题专家在预料事情的发展方向一事上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失误，这个决定今天看来是个错误。合并计划刚执行完毕，中国的出版物就如雨后春笋般大批出现了。这就需要对越来越多的资料进行整理。这种需要于1979年导致原来的美国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变成了出版系列专业丛刊的机构。1979—1987年间，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和外国广播信息处联合出版的《中国报告：政治、社会和军事事务》中译载了关于教育和青年问题的文章。80年代中期，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各类丛刊进一步专业化。以1987年为例，有三种丛刊译载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它们是：《中国地区报告》、《中国——红旗》和《中国——国务院简报》。科技文章的译文由一份专门的丛刊发表。然而，遗憾的是，1977—1979年间，这些丛刊对教育问题的兴趣虽然极高（当时毛主义的实验正在被推翻），但当教育制度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后，讨论教育问题的译文的比例很快就大幅度下降了。结果，大约从1980年开始，想要单纯依靠英文译文对教育战线的发展做一个概括的了解都成为不可能的事了。对不懂汉语的人来说，《中国教育译丛》是一份很好的杂志。1977年前，它由国际艺术和科学出版社出版，1977年后由M.E.夏普出版公司出版。这份杂志一年出四期，译文的面虽然不宽，但都非常好。
除了某些专业领域之外，中国方面可能仍对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地政治模式和公众情绪的变化特别敏感（包括中国的和外部世界的）。特别是，外国研究者感到惊讶的、能提示当代中国的情况的变化，就是那里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反映，其结果与对中国人自己一样令人感到冷讽挖苦。所以，尽管自1976年以来我们通过亲身体验和出版物对中国的了解有了大幅度增加，但目前有兴趣的英文读者所能看到的资料却没有相应的增加。不过，这类英文资料也许足够了，因为有兴趣的读者群本身已经减小了。中国先是作为敌人，后来又作为新朋友，曾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这种关注以各种形式持续了30年。但到了1980年，原来的倾向性已经过时，后来的新鲜感已开始消逝。1976年后重新推行开放政策的中国自认是一个贫穷落后、寻求西方援助、谋求让西方社会接受的国家。就引起人们的好奇这一点而言，作为友好亲善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与70年代初期使得观察家们以同情的心态观察其革命实验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就同要在该领域吸引公众更大的兴趣一样，学术研究为得到鼓舞也花费了许许多多的精力。1945年以后的冷战造成了这样的心态：开始是竭力证明中国是亚洲的头号共产党敌国，后来则竭力证明中国不是头号敌国。到1980年，这两种任务都成为过去，没有与之相比的新任务出现。这些变化和另一些事情促成了40年代末以来知识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出现史无前例的沉寂状态。学者们争相寻找采访对象，了解某项政策在某市或某村的实施情况及发现一些新文件即可引起轰动的日子突然间一去不复返了。另外也不仅仅是获得的“内部”文件太多和潜在的情报提供者的人数太多以至于败坏了胃口的问题。人们对许多论题的研究和探索仍很不充分，尽管可供研究的资料比以前多得多。
对中国教育的研究仍然是所有这些研究政治和各代人的倾向的中心。50年代的研究中，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主要的课题。“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与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发展有关的课题很快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此后，这些课题一直引人注目，因为毛的“教育革命”深深触动了世界各地那些极想知道中国的实验能否大规模推广以及会留下什么样的教训的人的神经。然而，当毛以后的中国政府无条件地自动放弃那些实验时，早先为革命运动说好话的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记者的声誉受到了损害。所以，学者们和公众对教育问题的关心程度大为减轻。毛的继任者是否能长期把教育从中国国内对公共政策的争论中摆脱出来，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但是，目前的事态发展有效地抑制了外国人对中国教育经验的广泛兴趣。当然，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历朝历代和历届中国政府都通过夸大本朝的成就和诋毁前朝的政绩来强调自身的合法性。但到80年代末，人们普遍缺乏兴趣和好奇心去证实新政府就与教育有关的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而对本届政府和以前的毛主义者的政府发表的声明。结果，中文资料查阅环境的改善所造成的综合运用文件和实地调查资料进行研究的机会在许多领域里都提供了便利条件。
最后，除上面已提到者以外，还有一个因素是造成对中国教育研究的落后现状的重要原因。这与中国大批知识分子得到“解放”有关，他们以前被当做革命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敌人而处在受怀疑的地位。他们被“解放”后还出现在国际学术界，作为各国学者的朋友和同事对中国教育作权威性的演讲。但是在这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外国研究人员越来越难以区分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了，他们关于“文化大革命”以及专门的教育问题的观点和著述与毛以后中国政府的倾向性完全一致，使人难以分清他们是学术研究人员还是中国政治圈子中的人物。把教育置于中国的传统环境来观察，人们也许会认为，知识分子官僚化的体制的建立是为了帮助新政府重写历史。把教育置于1949年以来的历史环境来观察，人们也许会认为，被平反的知识分子阶层是革命的受害者，就承担的义务和自身利益而言，他们又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秩序的忠实同盟者。也许，还需好多年才会使每个人从1949—1979年动乱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只有到那时，中外学术界才可能重新获得培养研究教育问题的新一代学者的必要的见识和动力。
第八章　文艺创作与政治
描述“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特别是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命运）的资料可分下述四类：（1）中国出版的汉文资料；（2）国外出版的汉文资料；（3）中国出版的英文资料；（4）国外出版的英文和其他语种的资料。
1.第一类除小说、诗歌、杂文、戏曲剧本和评论之外，还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报纸。《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刊登显示文化界动态的重要官方文件；红卫兵自编自印的小报的主要消息来源是谣言，不可尽信，只能使人们对“革命气氛”产生深刻的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学术刊物的数量大幅度减少，70年代才逐渐恢复出版。
2.在“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台湾和香港出版的汉文资料很有价值。开始时，这些资料的出版是为了参加“两条路线斗争”。例如，1967年6月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红皮小册子——《刘少奇语录》，与《毛泽东主席语录》唱对台戏。然而，严肃可靠的研究著作是赵聪的《中国大陆的戏剧改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3.中国出版的英文资料的长处在于它刊登重要文件和报告的官方译本。“文化大革命”早期的一份著名刊物是《有关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汇编》。“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出版的《中国文学》（只在1967年有过短暂中断），是对我们的论题极为重要的一份刊物。毛泽东逝世之后作家和艺术家得到平反的情况，不但见于中文报刊，而且常出现于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上。
4.除香港的联合研究所出版的英语刊物和台湾出版的《问题与研究》（只偶然涉及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之外，欧洲和美国还出版了大量的文章和书籍。不过，对目击者的报告和专家学者的分析应加以区别。
有些目击记是欧洲人写的，出版很快；有些是中国人写的，主要是80年代出版的。俄国社会学家阿列可谢·泽罗克霍夫契夫写的报告是1968年在《新世界》月刊上出版的，该书的德文译本名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探微》。在德文中，作者的名字被拼为A.N.Schelochowzew。和这个阶段苏联的其他出版物一样，本书的调子很不友好，充满攻击之词，但它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描述是准确且相当可靠的。V.A.基维佐夫、S.D.马尔可夫和V.F.索罗金合编的《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1949—1979）》一书也充满着攻击之词。泽罗克霍夫契夫和马尔可夫还出版了更多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学的著述。荷兰外交官D.W.福克玛的《来自北京的报告》是根据亲身经历集中描述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一本书。法国外交官让·埃曼写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合写的《“文革”之子》一书，根据亲眼所见的事实描述了一位12岁即成为红卫兵的中国青年的兴衰荣辱，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的乐黛云向卡罗林·韦克曼讲述了自己遭受迫害和侥幸生存下来的经历，后者据此写成了《走进暴风雨》。
在学术研究著作中，默尔·戈德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书很出色，它对1960—1980年间的政治史和知识分子史作了全面且可靠的概括性论述。在这本书之前还有许多著作，如理查德·H.所罗门：《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罗克珊·威特克的《江青同志》是一本独一无二的资料，它主要是依据江青对作者的讲述写成的。
论述文学和艺术的著作较少。黄胄的《共产党中国的英雄和坏蛋：从当代中国小说看现实生活》一书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许芥煜的《中国文坛》既有分析研究，又有访谈记录。毛泽东逝世以后，特别是西方社会学家注意到“伤痕文学”现象以后，出现了论述这一文学现象的著述，此处只能提到其中的一部分，如戴卫·S.G.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霍华德·戈德布拉特编：《80年代的中国文学》；沃尔夫冈·库宾和鲁道夫·G.瓦格纳编：《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文集：1978年柏林会议论文集》；鲁道夫·G.瓦格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和政治》；杰弗里·C.金克利编：《毛以后的中国文学和社会（1978—1981）》；迈克尔·S.杜克：《繁荣与争论：毛以后时代的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