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249部分在线阅读

财政的发展
当李林甫仍与张九龄分掌大权时，最重要的财政改革，即贯彻《长行旨符》规定的工作，已在进行。到8世纪40年代初期，尽管因军事扩张而军费激增，帝国的财政状况仍很良好。726年登记的人口数只有7069565户，在732年达7861236户（45431265人），在742年达8525763户（48900800人），在16年中增加了21%。这部分地反映了宇文融的再登记措施的长期效果，部分地反映了人口的自然增长，部分地反映了地方行政效率的提高。因此政府可以依靠比以前有明显增加的岁入。此外，8世纪20和30年代可怕的连续自然灾害似乎没有再出现，40年代总的说是农民比较富足的时期。
8世纪40年代期间的税制大为松弛。[194]现存的敦煌户册证明户口的登记日益放松，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在李林甫早期的改革中已确定了各州固定的税收定额。741年的一份诏书取消了每年对各户成员的严格核查，而代之以三年检查一次。在744年，规定把男丁应充分纳税和服劳役的年龄从21岁提高至23岁。
这一制度出现了一些弊病。742年及以后744年颁布的诏令企图制止各户为减少自己应征税的数额而分割家庭财产的现象，这项税收此时已成为国家日益重要的财源。对这些户应征收的税额不得不在741年，后来又在745年从严执行。[195]土地制也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弊病；735年的诏书又正式推行均田制，以防“百姓无处安置，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但这一措施收效很小；752年，政府又对那些积聚大产业的人进行了一次类似的打击。[196]
运输体系进一步得到改善，使粮食和物资的运输方便得多。741年，政府曾有穿过三门峡开凿一条航运河渠的打算，同时对扬州附近的汴渠南端进行了其他的改善。在741—743年韦坚任水陆转运使时，建造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新运河，以供漕运船只通往他建有新码头的长安。运往京都的粮食和货物又大量增加，在744年达到400万石。他还整顿了地方的运输供应，让富户为漕运船只和载运的物品作保。[197]
韦坚是下一个10年出现在朝廷的一批新的贵族财政专家中的第一人，这些人也像宇文融那样因他们在玄宗末年的政权崩溃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历史学家的苛评。在财政的一个领域中，贵族的支配——实际上是一个家族的支配——自玄宗即位以来一直持续不断。从713—733年，隋皇室的一个后裔杨崇礼长期任太府寺卿，在他90岁退隐时，他的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分别任太府寺卿和司农寺卿，前者掌管一切钱帛的收入，后者掌管一切粮食收入。[198]杨慎矜深深地陷进了李林甫那一派。当李林甫掌权时，杨氏家族掌握了处理全帝国岁入的大权。
李林甫试图在制度上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通货问题。737年，第一个诸道铸钱使被任命，全面负责全帝国铸钱的工作。此职一般由御史担任。8世纪40年代初期，杨慎矜接管了铸钱司，进一步加强了他对财政管理的控制。[199]通货的供应暂时有所改善，但在8世纪40年代后期私铸风又趋猖獗，752年，政府又企图取缔劣质钱的流通。但事实证明，这一措施与以前的同类措施一样未能收效。[200]
李林甫的晚期：贵族结党
742年阴历七月，牛仙客死去。直到此时，李林甫的行政已取得显著的成功。他的行政改革使帝国政府的运转比以往更加顺利和有效率。他的政权是繁荣的，对外敌连续取得辉煌的胜利。此外，它没有在官僚集团内进行任何清洗。贵族们取得了稳固的权力，代表士大夫利益的最后两个主要老人宋璟和张九龄已经死去，其他几个前宰相中的裴耀卿死于743年，萧嵩已被贬到地方。官僚中的儒家学者被精心地排斥而不能担任任何有真正权势的职位。但尽管如此，李林甫和牛仙客掌权的六年总的说是朝廷的安定时期。
随着牛仙客之死，局势发生了变化，而且严重地变坏了。被任命代替牛仙客的新宰相是李适之（？—747年）。[201]他与李林甫同样是皇族成员，实际上属于太宗直系中地位较高的一支。他也没有参加过科举，705年通过在禁军中任职起家。在玄宗时期，他先后担任一些州的职务，以行政干练见称，并担任河南尹，在那里完成了重要的治涝工程。从739—741年，他是幽州节度使，然后被召进京任刑部尚书。他显然是远比牛仙客更难对付的对手。情况可能是：或是玄宗为了抵消李林甫日益扩大的权力，所以亲自任命他为宰相，或是玄宗受了另外敌对贵族集团的劝诱才作出了这一任命。确实如同玄宗最后10年那样，任命李适之的详细情况也因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这些记载对李林甫怀有明显的敌意）少得惊人而模糊不清。不管任命李适之的目的是什么，一个以一系列血腥清洗告终的激烈的党争时期由此产生了。
李适之立刻成了一个有才能和有野心的、感到自己被李林甫所挫的贵族集团的领袖。他们的主要人物有：韦坚（？—747年），他由于他的运输政策和财政方面的成就，深受玄宗本人的赏识；裴宽，他继李适之从742—744年任幽州（范阳）节度使，然后任户部尚书；裴敦复，他在743—744年期间在浙江沿海肃清海盗，然后被任命为刑部尚书；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他在陇右与吐蕃作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202]他们结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集团，在财政和防务这两个关键领域有强大的势力。
744年，当时任吏部尚书的李林甫（此职使他平时能左右一切任命）因选才考试的一次丑闻而丢了脸。由于任人唯亲，他在御史台的一个亲密同伙之子（此人是有名的不学无术之徒）得了最高分。这引起了一阵强烈的怨言，但朝中无人大胆直言，因为任何抗议都意味着对李林甫的批评，但有一名官员说服了当时任东北范阳和平卢两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向玄宗报告了此事；这是边将第一次干预朝政的行动。玄宗亲自重新对应试士子进行考试，那个名列榜首的人交了白卷。吏部的两个侍郎被不光彩地外放到地方；李林甫本人虽然未受惩处，但此事损害了他的威望。[203]
从744年起，李林甫开始沉重地打击他的政敌。他试图向玄宗进谗以使李适之名誉扫地，然后又挑起裴宽和裴敦复的不和，结果两个人都被外放到地方。745年他煽起对以李适之为首的刑部的官员的严厉调查；745年阴历九月，他又把韦坚从财政和运输的使署调到刑部任尚书，从而使他不能再对玄宗施加影响。[204]韦坚的财政的职务转给了杨慎矜[205]，此人为当时与李林甫关系亲密的太府寺卿杨崇礼之子。
到那时为止，党争是沿着公认的不流血的政治方式进行的。但从746年初起，情况发生变化，一系列你死我活的清洗开始了。746年正月，当时任节度使坐镇陇右和河西的皇甫惟明来京报告与吐蕃作战时又取得了胜利。他在朝廷当玄宗之面批评李林甫和赞扬韦坚。李林甫唆使杨慎矜向玄宗报告，说皇甫惟明和韦坚与太子一起策划发动政变和让太子登基的阴谋。
密谋的真相当时模糊不清。但皇太子的指定原来肯定受到李林甫的反对。皇甫惟明早已是皇太子的密友；韦坚是皇太子的内兄，以有政治野心见称。此外，对于因得到一个统率靠近京师14万名精兵的将领的支持而出现这样的政变威胁是绝不能等闲视之的。结果，韦坚和皇甫惟明被捕受审，但指控他们的案件得不到证实，于是他们离京出任刺史。皇太子未受影响。李适之本人未受任何牵连，但他与皇甫惟明和韦坚的密切关系使他忧心忡忡，以致他要求辞去宰相之职。他的要求得到恩准；令人不免奇怪的是，鉴于当时的形势，他竟能在东宫得到一个闲职。从此他不再积极参与政务。[206]
陈希烈[207]接替了他的宰相职位。此人出身于河南的一个无名家族，本人显然未参加过科举，但仍享有作家和学者的盛名。他精通道家学说，并大大地助长了玄宗对道教的兴趣。从731年起，他继张说为集贤院学士知院事，并协助玄宗起草国书和为玄宗润色文学作品。他为人柔弱圆通，无实际政治经验，在752年死前不久，对李林甫一直唯命是从。李林甫开始在家中处理公务，陈希烈不过在作出的决定上副署而已。陈希烈也继续从事他的学术活动，被任命在秘书省任少监。
虽然李林甫是朝廷的绝对主宰，但担任高级官员的韦坚的弟兄此时为韦坚竭力向玄宗求情，并要求皇太子支持他们的请愿。玄宗仍相信太子忠诚无辜而不给予任何处分，但对韦坚及其同僚非常恼怒，因为他们本来应该为自己幸免于死而庆幸。李林甫此时又指控韦坚和李适之结党。于是韦坚及其弟兄连同许多亲属均被放逐到边远的南方。李适之被调到地方，他们的其他支持者，如裴宽和河南尹李齐物也被贬至地方。太子本人惶惶不可终日，要求准许休掉韦坚之妹。[208]
清洗至此仍未结束。746年末，另一场涉及皇太子的所谓阴谋震动了朝廷。皇太子的长妃之父杜有邻与自己的女婿柳勣发生口角，因为后者企图指控他伪造图谶以使他丢脸（可能间接地把皇太子也卷了进去）。但他的指控出了纰漏。他和他的一个朋友被李林甫在御史台的一个同党审讯，结果，杜有邻和两个指控者均被处死，他们的家属被放逐到遥远的边境。其他受株连的人有：曾为柳勣庇护人的王子李邕和荐举柳勣的裴敦复（裴因与柳勣勾结而在747年初期被鞭笞致死）。后来，臭名昭著的御史罗希奭被派往贬所处决韦坚、皇甫惟明及其追随者。李适之服毒自尽；他的一子被杀，许多同僚被贬。李适之的追随者中唯一幸免一死的显要人物为裴宽，他退出了官场并献身于宗教。[209]
在这些阴谋和清洗中，李林甫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是财政专家杨慎矜，他已为自己清除了职业的对手韦坚，同时又大手大脚地提供钱财以供玄宗日益奢侈的私人生活之用，所以深得玄宗的宠爱。李林甫开始对他势力的发展感到不满，两个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对立。杨慎矜还与王鉷[210]为敌，王鉷是太原一个望族后裔中一名高级官员的私生子。从736年起，他在御史台和户部任职，从事一系列的专门的财政工作，以善于搜刮民脂民膏和严厉推行“和籴”制闻名。如同以前支持杨慎矜那样，李林甫一贯支持他；而杨慎矜此时却一再冒犯和贬低王鉷，尽管后者在御史台拥有强有力的地位。[211]
这时，杨慎矜求教于一个术士，后者劝他在乡村购置产业，作为在预言的政治动乱即将发生时避难之用。王鉷得知他们的交往，于是揭露杨慎矜与这些预言有牵连，且更具体地揭露了他策划复辟隋王朝（他是隋皇室的后裔）的叛乱。杨慎矜被捕，在御史台的李林甫的代理人在他家中栽证陷害他，杨慎矜及其两个也任高官的弟兄被迫自尽。他们的几十名同伙和同僚像以前的清洗一样又受株连和惩处。[212]王鉷接任了杨慎矜的工作，此时他上升到了已能对玄宗施加很大影响的地位。他控制了财政方面的许多专门司署。他征收的大量税额超过了李林甫精心规定的岁入定额，他把这些收入转到玄宗的私囊，从而更进一步助长了玄宗骄奢的生活。王鉷与以个人清廉著称的杨氏家族不同，他无耻地利用自己的地位大发横财。
李林甫在消灭了一个潜在的对手，即财政专家杨慎矜以后，此时又企图搞垮另一个边境将领，因为此人的成就和在朝廷的势力与以前的皇甫惟明一样，开始危及李林甫自己的支配地位。此人即王忠嗣，[213]他从742—746年已控制朔方和河东两镇，后来继倒霉的皇甫惟明而任河西和陇右的节度使，在那里防御吐蕃十分成功。但他是一个谨慎的将领。当玄宗在747年命令进攻青海湖之东的吐蕃要塞时，他劝告说，这个要塞坚不可摧。于是另一个将领奉命进攻，但王忠嗣拒不参加，当战斗不可避免地得到灾难性的结果时，他受到了指责。王忠嗣在皇宫内长大，与诸王——特别与皇太子——的关系甚为密切。李林甫利用玄宗的不快乘机攻击皇太子，并指控王忠嗣已答应协助皇太子登上皇位。王忠嗣被捕受审，但这一次指控实在站不住脚，以致连玄宗也不相信。但王忠嗣仍被派往西南任职，他的助手突厥将领哥舒翰则代替他负责边境的指挥。[214]
这一时期激烈的党争阴谋的胜利者是李林甫，但党争既削弱了他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也在几个重要方面削弱了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中央的官僚集团被李林甫清洗的暴力所动摇，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暴力吓倒；大批杰出的人物死了，或被断送了前程。国家的财政依然控制在贵族理财专家王鉷之手，但他不同于前几任的宇文融、韦坚和杨慎矜，只关心谋取自己在朝廷的优势和贪污自肥。
对边镇的控制
强大的边境将领干政的威胁得以避免，但代价很大。在发生涉及皇甫惟明和王忠嗣的“阴谋”以后，李林甫断定，让那些可能有干预朝政野心的高级的和有才能的官员控制边境藩镇，实属危险之举。从748年起，他硬要玄宗推行一项精心制定的政策，即把边境将领置于非汉人节度使之下。这些节度使被认为是比汉族更优秀的军人，他们的野心也被认为只在军事而不在政治方面。[215]到751年，除四川剑南以外的所有藩镇都受外族将领的指挥。自744年起，安禄山控制范阳和平卢，从751年还指挥河东。他的堂兄弟安思顺从747年年末起指挥河西，从750年起又指挥朔方。突厥将领哥舒翰从747年后期起坐镇陇右，而在极西部，高丽血统的将领高仙芝掌管了安西。
在这些人中，最强大、在其藩镇培植势力最久的将领为安禄山。[216]他具有粟特和突厥的混合血统，是默啜可汗军队中一名粟特军官之子。安禄山在张守珪指挥的西北边防军中当兵，733年张守珪调到幽州时，他作为僚将随往。739年张守珪被贬，由李适之接任幽州节度使。安禄山在平卢时地位仅次于王斛斯。741年李适之被召回长安；王斛斯成为幽州节度使；安禄山被提升指挥当时仍隶属于幽州的平卢。次年，即742年，平卢独立为镇，安禄山任节度使。在此期间，他与从742年直至744年阴历三月任幽州节度使的裴宽关系密切。因此，安禄山与李林甫的两个对头都有密切的联系。裴宽被召回长安以后，安禄山又兼任范阳（幽州）节度使。他在743年和744年已入京朝觐，并且如前文所述，卷进了一件轰动一时的案件。到747年当他再次进京时，他在东北已经树立非常牢固的地位，而且具有强大的力量。他和妻子被授予尊贵的称号，他还拥有御史大夫的荣誉职位。虽然他力量强大，但他个人仍非常畏惧李林甫，这种关系在这些动乱的年代里对维持朝廷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杨氏家族和杨贵妃的崛起
随着后宫政治造成的杨氏家族的崛起，宫廷事务中又添进了另一新的内容。[217]武惠妃死后，玄宗在后宫似乎暂时还没有一个恩眷不衰的宠妃。在8世纪40年代初期，他似乎已迷恋上了寿王李瑁之妻杨玉环；李瑁为武惠妃的宠子，他在738年未被立为皇太子。741年杨玉环离开了丈夫，自愿度为女道士，住在宫内，745年当她正式与再婚的寿王分居后，玄宗召她进了自己的后宫，封她为贵妃。从此，她完全左右了皇宫。虽然她两次被短期地放逐出宫，但玄宗对她迷恋之极，以致每次放逐后就立即召她进宫。
杨贵妃是来自四川的一名地方官之女，她与玄宗早期宠爱的元献皇后同样出身于华阴的杨氏氏族，又是隋皇室的远房后裔。杨贵妃的家族以出美人著称，她聪慧多才，与玄宗同样热爱音乐和舞蹈，而且自己又能歌善舞，事实证明她与她的也很受玄宗赏识的姐妹们是善于利用政治影响的行家，她家族的几个成员都得到勋位和在朝廷任高官。在8世纪40年代后期，她成了安禄山的密友，751年她收这位奇胖和魁梧的将领为义子。关于他们和她的姐妹以及关于安禄山显然可以自由出入宫禁的宫廷中的淫逸放荡的丑闻不胫而走。但这些传说在许多方面是不可能的，是以后虚构的，它们也是以玄宗和杨贵妃为主角的大量半传奇传说的一部分。重要的事实是，在安禄山最后叛乱以前，她和玄宗两个人同安禄山的个人关系一直很密切。
在杨贵妃较远的亲戚中，隔代堂兄弟杨铦担任鸿胪寺卿，另一个杨錡担任御史并娶武惠妃之女太华公主为妻。第三个更为阴险的人物是杨钊，后来玄宗赐给他人们所悉知的名字国忠[218]。杨国忠为一小官员之子，年轻时放荡无行，为宗里所鄙，于是去四川从军，后任一地方的低级官员。他在四川得到一位富有的地方有才的文士鲜于仲通的庇护，鲜于后来在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739—746年任节度使）的幕府中担任重要的行政官员，为杨国忠谋得了推官之职。在四川的这些年中，他结识了他的远亲——杨贵妃的家属；他还因勾引她的一个妹妹而被控。
当杨贵妃作为玄宗宠妃的地位正式确立后，章仇兼琼和鲜于仲通决定用杨国忠为代理人以保住他们在剑南道的地位，于是派他前往朝廷。由于与杨贵妃的关系他来到京师时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他作为李林甫的忠诚和热心的亲信，参与了746—748年的清洗。章仇兼琼由于杨氏的势力，在746年阴历五月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并担任了其他的职务。他在四川的节度使之职被原户部侍郎郭虚己接替；郭任此职直至748年，在此期间由鲜于仲通任助手。当郭虚己回长安时，鲜于在748年接任节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