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255部分在线阅读

[46]《旧唐书》卷96，第3025—3026页；《新唐书》卷124，第4385—4386页。
[47]传记载《旧唐书》卷88，第2880—2882页；《新唐书》卷125，第4399—4403页。
[48]《资治通鉴》卷210，第6688—6690页；《新唐书》卷124，第4383页。关于姚崇的十条改革建议，见《全唐文》卷206，第14页。
[49]关于《贞观政要》，见原田种成《贞观政要研究》（东京，1965年）；温斯顿·刘易斯：《贞观政要：研究早期唐代政府的材料来源》，香港大学1962年未发表的硕士论文。
[50]《资治通鉴》卷210，第6692页；《唐会要》卷57，第990页；《旧唐书》卷8，第172页；《新唐书》卷46，第1185页。关于宰相制的变化，参见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香港，1969年），第1—101页，此书最早出版于1952年；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3.1（1960年），第19—120页；周道济：《汉唐宰相制度》（台北，1964年）。
[51]《资治通鉴》卷211，第6728—6729页。
[52]《资治通鉴》卷203，第6421页；《唐会要》卷60，第1041页；《新唐书》卷48，第1237页；《唐六典》卷13，第3页。
[53]见佩内洛普·赫伯特《七世纪后半期中国的文官选拔》，载《远东史论文集》（堪培拉），13（1976年），第1—40页。
[54]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097—3100页；《新唐书》卷126，第4424—4430页。传记连同徐浩的墓志铭（载《全唐文》卷440，第13—18页）及1960年发现的墓志铭均被译成英文，载赫伯特的《张九龄》中。
[55]其信载《文苑英华》卷670，第1—2页；《曲江集》（四部丛刊本）卷16，第9—11页；姚的答复载《文苑英华》卷689，第1页；《曲江集》卷16，第11—12页。715年的奏疏载《曲江集》卷16，第5—9页；《文苑英华》卷676，第1—5页。
[56]《唐会要》卷75，第1360页；卷81，第1501页；《册府元龟》卷635，第226—236页；参见714年更早的诏令，载《册府元龟》卷211，第6694页。
[57]《资治通鉴》卷211，第6716页；《新唐书》卷45，第1176页。
[58]关于706年的专使，见《唐会要》卷77，第1415页；《新唐书》卷49下，第1311页；《通典》卷32，第184页；《唐大诏令集》卷103，第524—525页。711年的改革，见《资治通鉴》卷210，第6666页。714年再任命按察采访处置使之事，见《资治通鉴》卷211，第6697页。
[59]《唐会要》卷39，第702页；《旧唐书》卷50，第2149页；《通典》卷165，第871页；《册府元龟》卷612，第10—11页。关于睿宗时期编订法典的情况，见仁井田升《唐令拾遗》（东京，1933年），第17页以后的导言；滋贺秀三：《关于汉唐间法典的一些考证》，载《东方学》，17（1958年），第27—43页。
[60]《唐会要》卷39，第703页；《唐六典》卷6，第18页；《旧唐书》卷50，第2138、2149—2150页；《新唐书》卷56，第1413页；《通典》卷165，第871页；《册府元龟》卷612，第12页。
[61]参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版（剑桥，1970年），第28—31页；崔瑞德：《对商业课税的一种儒家观点：703年的崔融奏疏》，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36.2（1973年），第429页；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载《历史研究》，6（1961年），第90—95页。
[62]见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1944年）。
[63]《通典》卷10，第56页；《册府元龟》卷497，第8页；卷498，第15页。
[64]《新唐书》卷53，第1365页。
[65]见《旧唐书》卷37；《新唐书》卷35—36中关于自然灾害的材料。
[66]《旧唐书》卷74，第2623页。
[67]《册府元龟》卷113，第18—20页；《唐大诏令集》卷79，第451页。
[68]《通典》卷10，第57页；《唐会要》卷87，第1595—1601页；《册府元龟》卷497，第8页；《旧唐书》卷100，第3111页。
[69]《旧唐书》卷96，第3023—3024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726—6727页；《唐大诏令集》卷79，第452页。迁都的详细情况，见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第25—31页。
[70]《旧唐书》卷49，第2124页；《唐会要》卷88，第1612—1613页；《册府元龟》卷502，第22—24页。崔瑞德的《唐代的财政管理》第193页列举了这些储备的规模。
[71]《唐会要》卷85，第1561—1562页；《新唐书》卷112，第4165—4166页。
[72]韦嗣立的奏疏载《全唐文》卷236，第6页；《旧唐书》卷88，第2871页；《资治通鉴》卷209，第6634页；《唐会要》卷90，第1642—1644页。韦又引了宋务光的奏疏，载《全唐文》卷268，第22—23页。
[73]关于封地的问题，见仁井田升《唐代的封爵及食封制》，载《东方学报》（东京），10.1（1939年），第1—64页；砺波护：《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载《东方学报》（京都），37（1966年），第153—182页。
[74]《资治通鉴》卷211，第6702—6704页。
[75]《唐会要》卷88，第1608页。
[76]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4—76页。
[77]《全唐文》卷18，第9—10页。
[78]《全唐文》卷19，第3页。
[79]《佛祖统记》，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73页。
[80]《旧唐书》卷96，第3022页。
[81]《唐会要》卷50，第878页。
[82]《唐会要》卷47，第826—827页；《全唐文》卷26，第27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696页。
[83]《全唐文》卷26，第10页；卷30，第10—11页；卷29，第5页。关于715年河北的教派起义，见《新唐书》卷5，第124页；《旧唐书》卷8，第175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710—6711页；《唐大诏令集》卷113，第588页。这些记载提到教徒白衣长发。敦煌的《户部格》残卷（S.1344号）引了674年、695年和702年的类似的诏书。这些材料说明有些教徒受过很高的教育。
[84]《旧唐书》卷8，第172页。关于对待佛教政策的更详细的情况，见S.温斯坦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所写的一章。
[85]关于与吐蕃的关系，见伯希和《古代西藏史》（巴黎，1961年），书中把《旧唐书》卷196上和下及《新唐书》卷216上和下译成法文。最佳的批判性研究载于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两卷，京都，1960—1961年），此书把中文史料与J.巴科、F.W.托马斯和Ch.图森编译的《敦煌文献中有关西藏史的材料》（巴黎，1940年）中的藏文编年史互相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