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268部分在线阅读

[58]陈寅恪：《从唐诗中看官员的俸禄》，载孙任以都和J.德·弗朗西斯合编《中国社会史》（华盛顿，1956年），第192—195页。
[59]《资治通鉴》卷238，第7692—7693页。
[60]《旧唐书》卷156，第4135页；《新唐书》卷158，第4945页。
[61]彼得森：《元稹在四川巡视时对贪污腐化的揭露》，载《大亚细亚》，18（1973年），特别是第43—45页。
[62]《资治通鉴》卷237，第7659页；卷238，第7664页；《全唐文》卷646，第2—6页。
[63]本节取材于C.A.彼得森《中兴的完成：宪宗和诸镇》，载芮沃寿、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151—191页。
[64]《旧唐书》卷147，第3974页；《资治通鉴》卷237，第7627页。
[65]特别见日野开三郎《藩镇时代的州三分税》，载《史学杂志》，65.7（1956年），第650—652、660—662页；松井秀一：《裴垍的税制改制》，载《史学杂志》，76.7（1967年），第1039—1061页。
[66]《全唐文》卷646，第4—6页；尤金·菲费尔：《作为御史的白居易》（海牙，1961年），第117—119页。
[67]关于这次战役，特别在军事方面，见C.A.彼得森《815—817年反对中央政权的淮西之战》，载F.A.基尔曼、费正清合编《中国的兵法》（麻省坎布里奇，1974年），第123—150页。
[68]尤金·菲费尔：《作为御史的白居易》，第125—133、153—154、226—228页。
[69]《资治通鉴》卷241，第7768页；《册府元龟》卷60，第21—22页。
[70]日野开三郎：《藩镇体制下唐朝的振兴和两税上供》，载《东洋学报》，40（1957年），第227—228页。
[71]这些事态发展在彼得森的《帝国的分离部分》第5章中有相当详细的阐述。
[72]关于两份诏令的内容，见《旧唐书》卷16，第486页；《资治通鉴》卷242，第7808、7811页。
[73]关于这些发展，见《资治通鉴》卷242，第7811—7812页；《文献通考》卷51，第1321页；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以江贼及“康全泰、裘甫叛乱”为中心》，载《史学杂志》，66.2（1957年），第95—98页。
[74]关于这些文献，见《旧唐书》（卷157，第4157页）、《新唐书》（卷164，第5057页）和《册府元龟》（卷486，第21页）。
[75]参见此处的参考材料；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吉隆坡，1963年），第11—12页。
[76]关于这种种规定，见《唐会要》卷79，第1446—1451页。
[77]《唐会要》卷84，第1551—1552页。
[78]《资治通鉴》卷244，第7874页；《旧唐书》卷172，第4471页。
[79]《资治通鉴》卷248，第8010页。
[80]关于河北约820—874年的发展，见彼得森《帝国的分离部分》第5章。
[81]见彼得森前引著作第5章。
[82]顾炎武：《日知录》卷9（台北，1862年），第220—221页。
[83]赖肖尔：《圆仁游唐记》（纽约，1955年），第205—213页各处及第388页。
[84]这一节取材于以下的研究著作：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第94—121页；　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第208—215页；栗原益男：《安史之乱与藩镇制的发展》，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6（1971年），第173—178页；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第137—209页及各处；堀敏一：《黄巢之叛乱》，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1957年），第1—108页。
[85]《册府元龟》卷698，第17页。
[86]《全唐文》卷751，第16—19页。
[87]《资治通鉴》卷251，第8121页。
[88]《资治通鉴》卷249，第8071页。
[89]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第116—117页。
[90]关于这次叛乱的记述，见戴何都《868—869年的庞勋叛乱》，载《通报》，56（1970年），第229—240页。
[91]松井秀一：《唐末的民众叛乱和五代的形成》，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6（1971年），第246—247页；堀敏一：《黄巢之叛乱》，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1957年），第52页。
[92]参见《新唐书》卷50，第1324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751、785页），它没有注意到地方行政不时发生的变化。
第九章　晚唐的宫廷政治
中国历史上8世纪和9世纪的史料大多数已见于文人著作中，它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以前时期的材料，因此我们很容易设想唐朝末年生活的一般特性是怎样的。除此之外，本文的主题——研究从755年到大约860年间的重大政治问题——比其他任何题目在文献和历史著作中或许都得到了较好的反映。可见，对政治历史学家来说特别令人失望的是，有几个晚唐宫廷中的主要问题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得出满意的答案，因为文献不足征之故。这不是一个枝节问题，也不是一个如何自圆其说的问题，因为9世纪的材料，无论就数量或质量来说都有严重的缺陷。所以我们必须把中国的众多史料作非常仔细的推敲，尽可能不使它们的爱恶偏见和缺而不载的地方把我们引入歧途。自然，这个方法看起来并不出众，但是对于某些晚唐的题目（例如9世纪的政治派系斗争，千余年来都在那里各执一词地解说纷纭）说来，由于缺乏过硬的新材料，所以究其实只能对传统的曲解加以解析，此外就再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有时，我们能从唐代的诗文集中勾稽一星半点关于这些困难问题的材料，但毫不奇怪，这些用来确证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件的材料又往往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或者是不可信的。总而言之，现代学者才刚开始致力于8世纪和9世纪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方面的研究，因此，下面的论述应该看做对晚唐政治所作的一个初步的提纲挈领式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