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278部分在线阅读

[36]陈观胜：《中国佛教的改造》（普林斯顿，1973年），第3章；见《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S.温斯坦所写的一章。
[37]《旧唐书》卷319—324页；《资治通鉴》卷225，第7528、7261—7265页。
[38]《新唐书》卷52，第1359页；曾我部静雄：《唐代的贡献制度》，载《文化》，36.1—2（1972年），第1—32页。
[39]可参照《册府元龟》卷89，第1—3页。
[40]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2章。
[41]《旧唐书》卷118，第3422—3423页。
[42]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年），第110—118页。
[43]这一节叙述取自《资治通鉴》（卷226—232）和《旧唐书》（卷12）以及各节度使的传记，再可参照崔瑞德《皇帝的顾问和朝臣陆贽（754—805年）》，载芮沃寿、崔瑞德编《儒家人物传》（斯坦福，1962年），第84—122页。
[44]《唐会要》卷84，第1545—1546页；赵翼：《廿二史劄记》（台北，1974年），第20页。
[45]见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载《史学杂志》，68（1959年）。
[46]例如《新唐书》卷52，第1352—1353页。
[47]《文献通考》卷151，第1322页。
[48]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3.1（1957年），第17—121页。
[49]例如，在范祖禹的《唐鉴》卷12—16中，这种描述到处可见。
[50]《旧唐书》卷130，第3626—3627页；《资治通鉴》卷232，第7467—7468页。
[51]参照《资治通鉴》卷232，第7490—7491页。
[52]N.西文：《中国炼丹术的初步研究》（麻省坎布里奇，1968年），第3章。
[53]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76—79页。
[54]《资治通鉴》卷233，第7510页；《唐鉴》卷15，第141—142页。
[55]《旧唐书》卷136，第3747页。
[56]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19，第19—21页。
[57]山本隆义：《唐宋时代的翰林学士》，载《东方学》，4（1952年），第28—38页；矢野主税：《唐代的翰林学士院》，载《史学研究》，50（1953年），第63—70页。
[58]崔瑞德：《皇帝的顾问和朝臣陆贽》，第106页。
[59]崔瑞德：《皇帝的顾部和朝臣陆贽》，第116—119；《陆宣公翰苑集》卷22。
[60]《资治通鉴》卷235，第7571页；《册府元龟》卷667，第2—3页。
[61]《资治通鉴》卷235，第7579—7580页；《唐会要》卷72，第1295页；以及卷86，第1582页。又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0，第420—423、432—434页；唐长孺：《唐书兵制笺证》（北京，1962年版），第102—104页。
[62]矢野主税：《唐代宦官权势获得因由考》，载《史学杂志》，63.10（1954年），第34—48页；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117—143页。
[63]《资治通鉴》卷235，第7575页；另可参照《唐会要》卷24，第466—467页。
[64]室永芳三：《唐末内库的存在形态》，载《史渊》，101（1969年），第100—102页。
[65]《资治通鉴》卷233，第7497—7501页。
[66]803年打退了一次关于韦执谊和王叔文搞朋党政治的指控。见《旧唐书》卷135，第3732—3733页。
[67]《资治通鉴》卷236，第7616—7617页；《唐大诏令集》卷30，第113页。
[68]见伯纳德·S.所罗门《唐顺宗实录》（麻省坎布里奇，1955年）；浦立本：《顺宗实录》，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2（1957年），第336—344页。
[69]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第139—142页。
[70]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和新法家》，第107—113页。
[71]同上书，第110页。
[72]特别是在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思想中辨认出来的唯物主义成分方面是如此。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4.1卷，第7章。
[73]王芸生：《论二王八司马政治革新的历史意义》，载《历史研究》，3（1963年），第105—130页。
[74]伯托尔德·斯普勒：《突厥人出现以来的中亚史》，载《中亚史》（《东方学大纲》），第1部分，第5.5章，第148—162页；J.R.哈密尔顿：《九姓回纥与回纥人》，载《亚洲杂志》，250（1962年），第23—24页。
[75]见V.米诺尔斯基《塔明·伊本·巴赫尔在回鹘人中的游记》，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2.2（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