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403部分在线阅读

[58]谢和耐在[156]《蒙古入侵前中国的日常生活，1250—1276年》中对杭州有神奇的描述，该书先以法文出版，后又有英文译本。
[59]见[180]乔治·A.海登：《中
世纪中国戏剧中的罪与罚：三出包公戏》。这是展示社会评判观念的公案戏。许多元杂剧现在还没有译本。
[60]关于《元典章》的研究情况，见本书山我写的“元史传统史料”。
[61]见伊丽莎自·恩迪科特—韦斯特为本书写的政府一章和她在[105]《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中的研究，第119—122页等。
[62]关于“驱口”和其他被奴役的人的基本史料，见[759]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第38—58页。
[63]忽必烈汗时的例子，见李则芬：《元代的社会》，载[762]《元史新讲》第5卷，第348—528页，特别是第506—511页。
[64]见[867]韩儒林主编：《元朝史》所列表格，第1卷，第222页，以及相关的论述。
[65][775]邱树森、王颋：《元代户口问题刍议》，第116—118页。
[66]见本书第七章和我在[323]《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明朝的兴起，1330—1350年”里关于民众起义对明朝建立的作用的论述，第11—57页，特别是第12—43页。
参考文献介绍
1.辽
传统史料
辽是资料特别缺乏的时期。辽朝政府像其他中国政府一样，产生了大量的用汉文和契丹文书写的公文。但是在辽朝灭亡之后，只有少量公文存留下来，可惜没有一件留存至今。
历史记载的缺乏是辽朝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辽朝有专司起居注的官员和史馆，但是它的史官从未像同时代的宋和后来的金代史官那样尽职和具有专业才干。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直到辽朝后期还没有按中国模式确立一个固定的都城及宫廷和官府。契丹宫廷总是不断迁徙，皇帝从未放弃在帝国内的定期游徙和定期前往他们的四季行宫（捺钵）。这种形式的政府不利于正常保存国家的档案。各级政府的个人专断方式，加上辽朝管理体制被分割为北面官（管理部落民）和南面官（管理汉人），前者用契丹文记录部分公务，后者则专门使用汉文，更使资料不易保存。
辽朝和其他中原王朝一样有专司起居注的官员记录皇帝的日常活动。[1]这些起居注应该是保密的，但是皇帝有时强加干涉，坚持要看起居注中如何记录他们的活动，并处罚那些拒绝给他们看起居注的官员。[2]
10世纪末叶，辽朝已有按唐朝制度建立的国史院，它的主管官员和三个僚属，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3]他们正常地将逐日的记录汇集成起居注。在圣宗（982—1031年）时，他们还开始修撰前朝的实录，第一部奏上的实录是在991年。[4]在道宗（1055—1101年）时，委任了编撰“国史”的监修官。1085年，国史院奏上了道宗朝以前的各朝实录。[5]这些实录提供了一个从王朝建立到1055年的编年史，可能保存了早期各皇帝在位时的第一批经过整理的资料。道宗去世后，他的继承者天祚（1101—1125年）在1101年下令续修至他以前的各朝实录。由耶律俨主持修撰的实录在1103年完成，共计70卷。[6]这个实录保存到了明朝初年。天祚帝时没有起居注。
辽朝皇帝至少下令编撰过两部契丹建国前的史书。第一部是941年编撰的《始祖奇首可汗事迹》，可能是用契丹文写的。[7]第二部是监修国史萧韩家奴主持编撰的汉文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20卷，1044年完成。[8]萧韩家奴为了使契丹天子乃至庶人都能了解中国制度和古今成败，特别把一批汉文史书翻译成契丹文。被翻译的有9世纪时马总撰写的通史著作《通历》，薛居正撰写的《（旧）五代史》（后来被列为五代的正史），吴兢编辑的唐太宗和他的大臣讨论政务得失的《贞观政要》。[9]《贞观政要》似乎很受来自北方的非汉人统治者喜爱，因为其中的治国言论较易于被接受。这部书后来又被翻译成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和满文。
尽管宋人严格禁止图书出口，辽的宫廷史官和文士还是知道中国的宋朝的历史著述。[10]
1096年，辽廷的一个汉人官员在给道宗的上书中指出，宋廷虽然承认辽廷与之相同的地位，但是在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中，却将契丹附于四夷之中。他建议在辽人修的国史中给宋以同样的待遇。[11]
女真人的金朝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远超过辽，在灭辽之后，金朝理应修撰前朝辽的正史。但是，关于辽是不是一个正统王朝的争论成为修史的一大问题。虽然辽具有中国式王朝的所有外在形式和地位，并得到了宋廷的认同，它的统治却从未超出中国北部的一个小边缘地带。甚至在与中国的宋朝持续不断地接触了两个世纪和吸收了大量的汉族臣民之后，辽统治者的汉化程度仍很低。修史者遇到的难题是把辽视为边疆地区的王国并将其历史附在五代史和宋史中，还是把辽作为完整的正统北方王朝，与宋分开，就像处理北魏及其6世纪的继承者那样，单独写它自己的历史。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14世纪，一个蒙古丞相终止了汉人正统史家的激烈争论，才对这一问题做出了专断地裁决。
第一次修辽史的尝试是在金熙宗（1135—1150年）时，熙宗命契丹皇室后裔耶律固修撰辽史，这一任务后来由耶律固的弟子契丹人萧永祺承担，并在1148年完成，共计70卷（译者注：应为75卷）。[12]但是，从1189年直到1206年，金的史馆显然没有全力从事完整的官修辽史计划，修史工作常被政治争斗所打断，所以一直没有完成，直至1207年才由陈大任完成并上奏朝廷。[13]
元朝时激烈的正统之争亦延缓了辽史的修撰，最终在1343年由担任辽、金、宋三史总撰官的脱脱丞相终止了无休止的争论。辽朝历史即现存《辽史》的修撰，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1344年成书，1345年刊行。[14]因为该书为我们提供了辽代的主要资料，有几点需要特别加以说明。
与其他正史不同，《辽史》是在辽灭亡后两个多世纪才修撰的，经过两次剧烈的朝代变迁，在修史时辽代的官方档案早以荡然无存。最不幸的是修史者没有应用任何契丹文资料，尽管当时在蒙古宫廷中还有学者能够读契丹文；似乎修史者亦没有应用任何辽廷的汉文档案资料。
《辽史》主要以三部现成的著作为底本：耶律俨于1103年编撰的《皇朝实录》、陈大任编撰并于1206年上奏给金廷的《辽史》和《契丹国志》。[15]
27卷的《契丹国志》，南宋进士叶隆礼奉剌修撰，大约成书于1247年。[16]该书依据的全部是宋人的文字资料，并带着鲜明的宋人的观点。作为修撰《辽史》的底本的这三部著作，只有一部保留下来，另两部已在明朝时散佚。《契丹国志》现有V.
S.塔斯钦翻译的俄文译本。[17]
清代考据学成果
《辽史》修撰得实在太差了，不仅内部矛盾和史实出入充斥其中，而且在使用资料方面与《金史》和《宋史》（这是与《辽史》同时修撰的两部正史，出自同一群史官）及五代时期的两部正史、宋人的史书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其他当时的文献全然不同。考证《辽史》的史实错误，成为清初的考据学家的一个专门领域，他们所做的大量资料考证工作，为现代史学家提供了便利条件。
第一个对《辽史》进行全面考证的是厉鹦（1692—1752年），他在《辽史拾遗》中，汇集了近400种宋、元著述中的相关资料。[18]杨复吉（1747—1820年）后又增补史料，著出《辽史拾遗补》一书。[19]钱大昕（1782—1804年）和赵翼（1727—1814年）二人都对辽代的资料作了大量的考释。19世纪末期，李有棠（1843—1902年）在《辽史纪事本末》中大量引用了厉鹦和杨复吉辑录的资料。[20]
在20世纪，《辽史》的史料研究由冯家昇、罗继祖等学者继续进行。他们的成果被收入赵铁寒编辑《辽史校勘记》中，包括冯家昇的《辽史初校》、罗继祖的《辽史校勘记》、冯家昇的《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和《辽史源流考》。[21]其他学者对存世的辽代契丹文和汉文碑刻进行了研究。这些学者的研究清除了许多难点，但还是留下大量空白。辽史依然是中国历史中资料较缺乏的。
给当代辽史专家最大资料便利的是在杨家骆主持下编辑的10卷本《辽史汇编》。[22]该书将所有重要资料、前面提到的考据成果及很多其他成果汇集在一起，并且大量选录了1960年前的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10卷本重印了魏特夫和冯家昇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增补该书的《辽史汇编补》[23]于1974年出版。
近十年出版的两部辽代文献集也是重要的资料。陈述的《全辽文》辑录了包括碑文在内的辽代汉文文献。[24]与之相同的契丹语文献的辑录，见清格尔泰等人合编的《契丹小字研究》[25]，该书亦包括对契丹文字、语言资料的翻译和评述。
当代研究成果
早期研究中国的西方历史学家对辽极不重视。第一次提到辽的是V.
P.瓦西里耶夫，在1859年出版的俄文东方史中亚部分中写了几句。第一部有关辽的专著是贾柏连的《辽史》，译文《满洲边缘的辽史》于1877年出版。[26]基本接近于现在研究的是H.
H.霍渥斯的《中国的北疆·第五章：契丹人》[27]；在E.
H.帕克的《鞑靼千年史》中，对契丹则有了很长的描述。[28]
真正意义的现代研究成果是沙畹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29]，该文翻译了出使契丹的宋人胡峤、王曾、路振和宋绶的行程记。
但是，这并没有激发对辽史的更深入研究。除了闵宣化的考古研究外，接下去对辽史研究有成就的是史泰安，他研究并翻译了《辽史》[30]和《说郛》中的《契丹国志》。这一研究涉及了有关契丹的亲族制度、社会结构以及风俗习惯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