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408部分在线阅读
当代研究成果
忽必烈的仅有的西方文字的传记是莫里斯·罗沙比的《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278]，该书还提供了一个亚洲文字和西方文字史料的参考书目。同一作者的其他论著研究了忽必烈和他的家族，包括《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279]和《关于少数民族的中国神话：对忽必烈的个案研究》。[280]其他的中文和日文的传记，如周良霄[281]、胜藤猛[282]、李唐[283]、爱宕松男[284]所写的传记，主要依据的是东亚的资料，很少引用中东的史料和西方文字的研究成果。
研究忽必烈早年生活和他的谋臣的，有罗沙比的论著和萧启庆[285]、姚从吾[286]、夏光南[287]的论文，特别是陈学霖研究忽必烈谋臣刘秉忠[288]和姚枢[289]的论文。
有几部深入研究忽必烈的都城的著作，研究大都最细致的是南希·S.斯坦哈特的博士论文；[290]原田淑人[291]、驹井和爱[292]、石田干之助[293]以及最近南希·S.斯坦哈特[294]都对忽必烈的夏都上都进行了研究。吉谢列夫则报告了（前）苏联发掘哈剌和林蒙古古城的情况。[295]
研究忽必烈的早期政策的成果有戴维·M.法夸尔对元代政府结构的研究[296]和傅海波的《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念》[297]，后者对忽必烈的政治敏锐作了精辟的论述。舒尔曼关于元代财政制度的论著[298]，详细解释了忽必烈的经济政策。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研究有高岩对农民的研究[299]，罗荣邦对大运河的研究[300]，鞠清远[301]、翁独健[302]对匠人的研究，村上正二[303]、爱宕松男[304]和近年来托马斯·T.爱尔森[305]、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思特[306]对“斡脱”进行的研究。彼得·奥勃里赫特的著述研究了驿传制度。[307]最近研究蒙古和元代军事制度的有萧启庆[308]和冈瑟·曼戈尔德。[309]陈恒昭[310]和保尔·拉契内夫斯基[311]研究了法律革新问题。
忽必烈时期学术的发展开始引起注意。在陈学霖和威廉·T.德巴里编辑的论文集[312]中收录了一批研究元代理学的论文。野上俊静[313]和保尔·拉契内夫斯基[314]探讨了元代佛道之争中佛教的地位问题。约瑟夫·蒂洛也对佛道之争做了研究。[315]吐蕃佛教僧人八思巴的贡献，现在还没有全面的研究。L.毕达克的《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316]和傅海波的《元代中国的吐蕃人》[317]，以及中野美代子关于八思巴新字的研究[318]，是很好的开头，但是对八思巴的影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莫里斯·罗沙比研究了伊斯兰教的作用。[319]孙克宽在他的论文《虞集与元代江南的道教》[320]和用中文写作的其他论著中，研究了道教新教规和元代道教的影响。慕阿德在《1550年前中国的基督教徒》[321]中叙述了基督教与蒙古的关系。E.
A.沃利斯·布治[322]和詹姆斯·A.蒙哥马利[323]翻译了聂思脱里教徒在中东和欧洲的旅行记。
元代宫廷的文化保护已经引起学者的注意，并否定了蒙古人保留蒙昧野蛮状态的设想。尼古拉·鲍培[324]和中野美代子[325]对八思巴新字做了研究。在詹姆斯·I.克伦普的著作中论述了蒙古人对戏剧的保护[326]，斯蒂芬·H.韦斯特的论文探讨了蒙古对中国戏剧的影响。[327]李雪曼和何惠鉴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年）》[328]，詹姆斯·卡希尔的《山水画：元代（1279—1368年）的中国画》[329]，玛格丽特·梅得利的《元代瓷器与硬陶器》[330]，探讨了元代对艺术的影响，包括绘画、制陶、雕刻和纺织等方面。
并不是所有忽必烈发动的对外军事战争都已被深入研究过。威廉·亨索恩在《高丽：蒙古的入侵》[331]中研究了蒙古在高丽的扩张问题。乔治·桑塞姆的《1334年前的日本史》[332]，Hori
Kyotsu的博士论文《蒙古入侵和镰仓幕府》[333]，对认识征伐日本有很大帮助。[334]在《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335]中，窦德士对与海都的战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南亚的远征，尤其是对爪哇的战争，还急需展开研究。
忽必烈后期的衰败迹象，也需要更多的研究。四十年前傅海波对阿合马的研究[336]，需要补充修改。他对桑哥的研究[337]，已为L.毕达克近来的研究所补充。[338]但是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来澄清对这两个官员的看法，亦要澄清对卢世荣的看法，他在《元史》中也被列为奸臣。杨琏真加的活动也应该重新加以考证，因为戴密微名为《南宋陵墓》的论文[339]，是在60年前发表的。傅海波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中的论文里，已对杨发掘宋陵的作用作了新的评价。[340]
6.元中期政治
元中期政治史的研究远比对蒙古人的元朝其他时期的研究薄弱。历史学家之所以忽视这段历史，部分因为这个时期夹在朝代创建者忽必烈汗光辉的历史时期和妥欢贴睦尔的“末代乱世”之间，似乎缺乏历史意义。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就是与此有关的资料和各种原始资料的短缺。
与蒙古早期诸汗和忽必烈时期不同的是，现存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蒙古和西方文字的历史资料很少。波斯史书拉施特的《史集》，对研究早期蒙古帝国的历史很有价值，但是只记述到铁穆耳汗时期。该书关于铁穆耳时期的叙述，现在有波义耳的英文译本[341]，亦有俄文和中文译本。记述铁穆耳汗以后时期的，有哈撒尼的《完者都史》[342]和瓦撒夫的《瓦撒夫史》[343]，这些仅有波斯的史料主要对研究元朝与西方汗国的关系有用。由此，研究元代中期的政治史，只能主要依靠汉文史料。
在汉文史料中，《元史》里各帝的本纪和这一时期重要人物的列传是重构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最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史料。在后继的明朝的初期急忙拼凑起来的官修史书《元史》的缺憾是众所周知的。[344]绝大多数史学家对《元史》的整体批评都适应于该书有关这一时期的部分。
首先，没有为海山和也孙铁木儿朝的主要大臣立传。因此，《元史》的叙述必须得到元中期和晚期文集中的相关资料的补充和确认，这些文集的作者不少曾在官府任职。此外，亦应参考后来邵远平[345]、屠寄[346]和柯绍忞[347]编的元史。这一时期最有用的文集包括赵孟頫、程钜夫、刘敏中、张养浩、黄溍、虞集、揭溪斯、马祖常、苏天爵、欧阳玄、许有壬、危素的文集。苏天爵编的诗文选集《国朝文类》[348]，也保留了许多别处未载的资料；但是，该书收文终止的时间是在1310年前。苏天爵编的另一部书《元朝名臣事略》[349]，是从蒙古帝国初期到铁穆耳朝重要官员的列传，只对我们这个时期的早期部分有用。元朝中期和晚期的笔记，包括长谷真逸的《农田余话》[350]、杨瑀的《山居新话》[351]、孔齐的《至正直记》[352]、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353]，都对《元史》的叙述有补充作用。
为研究各种制度的发展，《元史》各志中的资料是最重要的材料。但是，志的资料必须用《元典章》[354]和《通制条格》[355]收录的基础文书补充，两书所收文书的终止时间分别是1322年和1315年。研究元代制度的其他有用的基本史料包括1330—1331年编撰的政书《经世大典》[356]的残存部分和妥欢贴睦尔时的几部官修书。后者包括《宪台通记》[357]和《南台备要》[358]，两书都是记述御史台的；还有《秘书监志》[359]，收录了秘书监的资料。
只是在近些年来，元中期政治史在现代标准的历史著作中才得到应有的注意。对政治史的最精彩的叙述可在《元朝史》[360]中见到。该书由中国元史界的权威韩儒林教授主编，但写作者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员，包括著名的研究元史的学者陈得芝和邱树森。作为一个完整的断代史的现代著作，1986年《元朝史》的出版是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样有用的有关元代政治的叙述亦见于《中国通史》[361]，该书的作者是中国的另一组元史专家，包括蔡美彪、周良霄和周清澍。李则芬的《元史新讲》[362]对元中期政治的论述最长，但是常有不可靠的地方。
除了多桑和亨利·霍渥斯的在上个世纪的历史著述外，元中期政治没有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直到70年后，才出版了窦德士的《征服者与儒士》。[363]尽管作者主要叙述的是妥欢贴睦尔朝的政治变化，但是在书中他用前两章陈述了他所讨论的元朝后期政治所必需的元中期背景。虽然我不同意他的主要论点，他把出自海山系的人重登帝位的1328年视为元代草原政治不可逆转的终结和元代政治生活“完全儒化”的开端的标志，但是《剑桥史》的这一章还是大大得益于窦德士的敏锐观察和分析。
除窦德士的著作外，兰德彰关于虞集的论文[364]通过对这个汉人大儒谋臣鼓吹图帖睦尔的正统和权威的分析，探讨了图帖睦尔朝的政治。韩百诗是著名的法国元史研究专家，著文研究了蔑儿乞部的伯颜[365]，此人在图帖睦尔朝和妥欢贴睦尔朝初期是官僚强人。
对元代中期和早期蒙古帝国的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很多。箭内亘关于蒙古贵族选举大汗的集会“忽邻勒台”的经典性研究[366]，发表于1917年，是该问题研究的开端。对帝位继承危机最全面和最有价值的研究是萧功秦的两篇文章[367]，涉及了早期蒙古大汗和元朝的皇帝。他把元代循环发生的帝位继承危机归因于蒙古政治制度的不彻底的转变。虽然按照草原传统在忽邻勒台上“选举”新的大汗不过是一种形式，“选举”的概念依然被各种企图谋取汗位的力量所利用。
周良霄近年发表文章指出，元代的帝位继承依然遵循蒙古人的传统举行仪式。[368]傅礼初的两篇文章[369]和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的文章[370]，虽然没有专论元代中期，亦对元代中期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有指导性意义。傅礼初认为游牧民除了武装争斗之外没有其他的继承制度，他把这种现象称为“血腥继承”。恩迪科特—韦思特认为忽邻勒台不是一个选举集会，而是一个口头表决和政治协商的会议。她用该制度的存在否定了蒙古统治加强了中国专制传统的观点。
除了窦德士、兰德彰、韩百诗的论著之外，只有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对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进行了研究。植松正撰文对1303年被元廷处死的富有的江南汉人官员朱清和张瑄做了研究[371]，用他们的例子解释了铁穆耳朝后期的政治阵线，指出这是卜鲁罕皇后为增强财力以备铁穆耳死后控制帝位而制造的事件。松田孝一研究了海山汗的早年生活，特别是他在对抗海都的草原战争中的作用。[372]孙克宽的众多文章中有一篇专述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期——他称之为“儒治”的文章。[373]萧功秦研究硕德八剌汗在1323年被谋杀的文章[374]中指出，这是保守的蒙古、色目贵族和官僚势力反对年轻君主推行的汉化改革的结果。匡裕彻论述了左丞相拜住在硕德八剌改革中的贡献。[375]藤岛建树在一篇短文中[376]考证了1329年被谋杀的和世的悲惨生涯。总的说来，现有的关于元代中期宫廷政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海山汗为增加国家税收采取的“新政”，也孙铁木儿朝的政治和政策，都还没有仔细地研究过。这一时期的关键人物哈剌哈孙、李孟、倒剌沙和燕铁木儿，都值得专门研究。各派力量准确的思想分野，也需要深入研究。
因为元朝只是部分官僚化和部分世袭封建的国家，有封地的贵族、皇亲和大臣在皇朝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封地的贵族，在汉文文献中称为“投下”，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除了昊晗的研究外，村上正二[377]、岩村忍[378]、保尔·拉契内夫斯基[379]、周良霄[380]和洪金富[381]都撰写了有关投下的专文，把其作为政治、军事、法律和财政特权制度研究它在元代的发展。研究诸王和贵族家族的亦多了起来。特别是下列成果与探索元代中期的政治有关：海老泽哲雄[382]和崛江雅明[383]对成吉思汗诸弟的后人即所谓三个东方“兀鲁思”的研究；松田孝一对安西王阿难答家族的研究[384]；周清澍对汪古部的研究。[385]萧启庆对成吉思汗四大功臣的后人进行了研究，强调了他们的政治持久性和他们世袭的封建和为官性质。[386]这些研究强调投下是世袭特权制度，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贵族阶层在国家政治及其官僚体制中的实际作用。
西方和中亚各族人，被称之为色目，在元代政治中起着重要的但是不同的作用。色目人集团政治命运的变迁已是引起重视的课题。下列研究与元代中期的政治有关：杨志玖对回回人的研究[387]；罗依果对突厥人的整体研究[388]；陆峻岭、何高济合作的研究来自突厥的康里、钦察、阿速人的论文[389]；汤开建对唐兀人的研究[390]；札奇斯钦[391]和傅海波[392]对吐蕃人的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了这些色目集团在元代政府中的不同作用和命运。现在我们应该把命运变换的色目人作为一个集团来分析它的政治作用。
元朝在内亚草原的地位及其他与西方汗国的关系很重要，因为元朝的统治者喜好作为全体蒙古人的大汗的地位，也喜欢设在中国的政府的政治和文化地位。有关元朝与海都和笃哇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起来。著名的波兰学者W.柯维思在50年前发表了他的关于蒙古世界1303年获得和平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393]
日本学者惠足俊之撰写了关于海都与元的战争的文章。[394]刘迎胜是近年来研究元与中亚汗国关系的最积极的学者，他比较汉文和波斯文史料，撰写了好几篇论文。[395]
日本老蒙古学家佐口透关于1303年和平及元朝后期与西方诸汗国的关系的长文，发表于1942年，对研究1303年以后元与西方诸汗国的关系依然有用。[396]托马斯·爱尔森研究了元与窝阔台和察合台汗国为争夺畏兀儿斯坦控制权的斗争。[397]除了在《征服者与儒士》中关于元与草原关系转变的研究之外，窦德士还撰写了一篇有意义的深入研究的文章，指出元朝从遥远的中国控制蒙古和中亚的努力的限度，导致了14世纪20年代后期中亚的丢失，他把此称为“空间限度”[398]。
研究一个时期的政治史，不能完全忽视这一时期政府的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制度以及它的政策。日本学者青山公亮著书研究了元代中期的新政治制度和海山为增加税收建立的尚书省。[399]对爱育黎拔力八达恢复科举进行研究的，有宫崎市定[400]、杨树藩[401]、姚大力[402]和丁昆健。[403]萧启庆通过对1333年进士的研究，探讨了恢复科举考试对精英流动的影响。[404]关于法律的发展，保尔·拉契内夫斯基的《元法典》[405]中保留了许多资料，每个元代制度史的研究者都应该参考。陈恒昭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406]，虽然主要研究1291年的法典，也考察了元中期和其他时期的立法活动。
没有单独的著作专门研究元代中期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我们不得不依靠那些整体研究元代的专著。在这类专著中，舒尔曼在《元代经济结构》[407]一书中对赋税、海运、纸钞和官府专卖做了极好的开拓性研究。田山茂探讨了元政府的收支问题。[408]傅海波在《元朝中国的货币和经济》[409]中最充分地研究了货币制度，他认为元代从未过多发行纸钞，货币政策对元朝的衰亡没有直接影响。全汉异[410]、前田直典、岩村忍[411]和彭信威[412]从不同角度对傅海波论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颁给皇亲的“岁赐”，给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枯竭，史卫民对此作了考证。[413]从长江下游到首都的粮食海运，对保证中央政府的经济和政治稳固极其重要，昊辑华研究了这一问题。[414]
对元中期文化倾向和文化政策的研究很多。吉川幸次郎对元代诸帝的中国文学程度的考释[415]，发表于1943—1945年，仍是这一课题的最有深度的力作。傅海波的《蒙古皇帝能读、写汉文吗？》，[416]与吉川幸次郎的论著类似但是独立写作的。二文都指出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多数君主有很高的中国文学修养。关于图帖睦尔汗的书画收藏，在姜一涵和傅申对图帖睦尔专为收藏书画建立的机构奎章阁的研究中作了探讨。[417]傅申的著作亦包括了妥欢贴睦尔朝。在不同皇帝支持下的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方面，有沃尔特·富克斯[418]、傅海波[419]和罗依果[420]的研究。
有人认为元代的蒙古人一般对汉人文化一无所知，为消除这一误解，萧启庆撰写了两篇论文，考释了102个蒙古人，其中大多数是元代中期和后期的官员，他们都很熟悉汉人的文化。[421]色目精英的汉文化程度在陈垣的著名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精辟的考证；该书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现在已有英文译本。[422]
但是还没有可靠的论著解释元廷和蒙古精英如何保留草原文化。这样我们对元廷和蒙古精英的文化倾向的描述只来自一个方面并且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的蒙古人的逐步汉化，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征服王朝成熟期的元朝所保留的草原文化形态。
7.顺帝与元朝统治在中国的结束
有关顺帝朝的主要史料是明朝初建时修的正史《元史》。但是，《元史》实际上是分两段编修的，指出这点很重要。第一段编修了该书的大部分，从蒙古初起至宁宗朝（1332年），1369年完成。1333—1368年的顺帝朝放在第二段，需要完全不同的设计。因为元廷没有留下顺帝朝的实录，元代政书（1332年成书的《经世大典》）又没有续修下来，明政府不得不派人专门收集有关资料。据说派了12个使者到全国各地去收集资料并把它们送往设在南京的史馆。在宋濂的文集里有一段详细记录，叙述这些使者中最重要的一人如何收集史料，此人是被派往元故都的：
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旧乏实录，史臣无所于考，阙略不备。于是礼部尚书崔亮、主事黄肃与濂等发凡举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偏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东亦号重镇，一代典章文献当有存者，特择有职于官者行示，不敢轻也。章贡吕仲善者时司膳成均，乃被是选。
是月癸卯（1369年8月13日）即乘驿北去，八月丁卯（9月6日）抵北平，凡诏令、章疏、拜罢、奏请布在方册者，悉辑为一。有涉于番书，则令译而成文。其不系公牍，若乘舆巡幸、宫中隐讳、时政善恶、民俗歌谣以至忠孝、乱贼、灾祥之属，或见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载群儒家集，莫不悉心咨访。且遣儒生危于等分行乎滦、燕南诸郡，示以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爱自丁丑（9月16日）开局于故国子监，至冬十又一月壬辰朔（11月30日）始完，以帙计者八十，择高丽翠纸为之衣，舁至行中书，借官印识之，进于南京。
乙未（12月4日）赴山东，河水方冻，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驾牛车遵陆而行，一吸一呼，冰生髯间。己未（12月27日）至济南，其咨询大略如北平时。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书又四十帙。所拓碑文，北平四百通，山东一百通不在数中，仍印识如前。三月壬寅（4月9日），辇
还
京师（南京）。
已而诸使者咸集，濂于是有所依据，修成续史四十八卷，夏六月（1370年7月23日）复诣阙上进。[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