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483部分在线阅读

[66]1389年版本据说保存在朝鲜的1395年版《大明律直解》[286]中，高土褧和金祗编（1395年；重印本，汉城，1936年和1964年）。实际上这个文本包含442条，而1389年版应为460条。1397年版也与此数相同。《直解》在朝鲜文本中是用中朝官体书法——吏读——写的。此种文本于1936年由朝鲜总督府中枢院在汉城重印。它的现代版本是1964年在汉城由法制处出版。在这一版中，吏读字体的《直解》也被翻译成了现代朝鲜文。
[67]《国榷》[498]，5，第513页；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387]，徐九皋编（1535年；重印本，台北，1965年；重印本，京都，1973年），15，第1—2页。关于对皇帝御注的详细研究，见柳存仁《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会笺》[352]，载《和风堂读书记》（香港，1977年），1，第59—224页。又见小郎洛瓦《三教合一论与明太祖的思想》[307]，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43，1（1983年6月），第97—139页。
[68]陈荣捷译：《道德经》（据说是老子所作），第74章，载陈荣捷译编《中国哲学资料》（普林斯顿，1963年），第173页。
[69]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387]，15，第1页。
[70]《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5页；檀上宽：《明王朝成立期之轨迹——围绕洪武朝之疑狱事件与京师问题》[132]，载《东洋史研究》，37，3（1978年12月），第12—13页；《国榷》[498]，6，第542页。吴晗在他的《朱元璋传》[587]中（第256—257页）把“空印案”的日期错误地定在1382年。
[71]他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2—1576页；《明史》[41]，139，第3990—3996页。
[72]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5—1576页，以及《明史》[41]中的本传，139，第3996—3997页。
[73]见杨联陞《明代的地方行政》[608]，载《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约和伦敦，1969年），第1—21页；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载《密歇根中国研究论文集》，34（安阿伯，1978年），第38—39页。
[74]《明会要》[364]，1，第87页；《明通鉴》[210]，1，第180页。
[75]《明会要》[364]，1，第87—89页以下；《明通搽》[210]，1，第179页。
[76]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38—641页；《明史》[41]，308，第7906—7908页。
[77]《明纪》[53]，4，第9页；《国榷》[498]，6，第552页；《明通鉴》[210]，1，第354页。
[78]《明通鉴》[210]，1，第354页。
[79]《明通鉴》[210]，1，第354页。韩宜可的传记见《明史》[41]，139，第3982—3983页。
[80]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93—1294页。
[81]关于此案文献的研究，见吴晗《胡惟庸党案考》[588]，载《燕京学报》，15（1934年6月），第163—205页。
[82]檀上宽：《明王朝成立期之轨迹》[132]，第6页。
[83]明太祖：《御制文集》[392]（明版日期不详；重印于《中国史学丛书》，台北，1965年），2，第13页；山根幸夫：《“元末之反乱”与明朝支配之确立》[601]，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2（东京，1971年），第50页。
[84]关于这些变化的讨论，见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第42—43页；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1（1958年），第27—29、48—49、57—58页；以及他在《剑桥中国史》第8卷中的一章，即将出书。
[85]《明通鉴》[210]，1，第373页。
[86]《国榷》[498]，7，第588页。
[87]《国榷》[498]，7，第591页；《明通鉴》[210]，1，第378页。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哈佛—燕京国学引得从书补编》，3（北平，1932年），第12页。《臣诫录》[382]原为10卷。不全的5卷本照相平版印刷本见于明太祖：《明朝开国文献》[388]（明初本；重印本见《中国史学丛书》，34，吴相湘编，台北，1996年），1，第415—524页。
[88]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12；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387]（1535年编），15，第13—15页，见有关序言；又见明太祖《明朝开国文献》[388]，Ⅱ，第585—1218页和Ⅲ，第1219—1278页，见洪武版重印本。
[89]《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40页；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第12页。
[90]关于四辅官，见《明纪》[53]，4，第18页；黄章健：《论明初的四辅官》[239]，重印于他的《明清史研究丛稿》[242]（台北，1977年），第57—119页。
[91]四辅官于1382年8月取消。见《明纪》[53]，4，第22页。
[92]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91]，第1444—1447页；《明史》[41]，289，第7414—7415页。
[93]见《明通鉴》[210]，1，第396页。
[94]关于思伦发，见《明人传记辞典》[19]中他儿子思任发（1400—1445年）的传记，第1208—1214页。
[95]本传见《明史》[41]，139，第3988—3989页。
[96]《明通鉴》[210]，1，第396页。
[97]《国榷》[498]，7，第620页。
[98]《明通鉴》[210]，1，第402页。
[99]同上书，第398页。
[100]《明通鉴》[210]，1，第405—406页。关于沈世荣，见明太祖《谕翰林待诏沈世荣》，载《御制文集》[392]，（台北重印本，1965年），8，第17—18页。沈世荣著有《续原教论》[467]，其序为1385年（出版地点不详，1875年木刻本）。
[101]道衍的传记可见之于《明人传记辞典》[191]中的姚广孝条，第1561—1565页；《明史》[41]，145，第4079—4082页。
[102]《明纪》[53]，4，第23页；《明通鉴》[210]，1，第405页。
[103]关于詹同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3—44页，及《明史》[41]，136，第3927—3929页；詹徽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第35—36页，及《明史》，136，第3929页。
[104]《国榷》[498]，7，第630页。
[105]《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86页；《明通鉴》[210]，1，第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