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06部分在线阅读

华北平原和山东在1435年遭受旱灾和蝗灾。1436年和1439年黄河和大运河决口，引起大洪水和使许多人丧生，1440年黄河又发洪水，接着在1441年又发生了水灾。1442年，旱灾和蝗灾打击了山东和河南，使山东的许多人放弃其田地。另一次始于1448年的严重水灾将在下面叙述。长江中游的一个主要产粮区湖广省在1434年、1436年、1441年、1444年、1446年和1448年遭受局部的饥荒。甚至富饶和多产的江南区和浙江也受灾：1440年严重的水灾打击了江南的苏州及邻近的城市。1440年和1441年浙江发生了饥荒。1445年，浙江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一次很可能是流行的瘟疫，造成了很高的死亡率。1446—1447年洪水侵袭江南，在1448年旱灾又接着发生。
政府并不仅仅是消极地袖手旁观，它批准大规模地减免税赋——在1447年饥荒中，仅江南就减免了150万担税粮。此外，特别在关心这些事情的太皇太后死前的时期，政府常常以很高的代价迅速救济受灾者。
1448年，政府面临一场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开封东北的黄河堤坝决口，河水往东流入今东海不远的黄海。1449年的另一次堤坝决口使部分黄河河水流入涡水，然后进淮河再向南流入海。除了淹没大片土地并造成大面积的破坏、高死亡率和人民流离失所外，这次洪水还严重地影响大运河在山东的一段。沙湾堤坝连续几次决口，那里是黄河和运河在山东西部汇合之处，运河丧失了大部分水源。
地图15　自然灾害和瘟疫侵袭的地区（1430—1450年）
由于北京深深地依赖运河运输的货物和粮食，京师处于其南方的供应来源被切断的危险之中。这些洪水和泛滥在15世纪50年代继续发生，需要一项将持续多年的水土保持工作的有力的计划。这些将在下面详细叙述。虽然此后多年没有关于再发生大灾害的报告，但黄河的泛滥和制服泛滥所需的经常水土保持工作，将一直是明朝灭亡以前的一件令人关心的大事。
中国东南部的一场大起义
民众的不满、贫困、过重的税赋、沉重的徭役和对佃农的过度剥削，这些不同的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了15世纪40年代福建山区及邻近的浙江和江西一些地区两次独立的而又互相联系的起义。
在这两次互有关系的起义中，有一次最初是在浙江福建交界的山区劳动的银矿矿工的动乱。对明朝政府来说，白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银矿的开采由政府控制。控制一般由地方官员来实施，他们要求过高的生产定额，并对偷盗银矿产品的人处以死刑。约在1444年，浙江南部处州衙门的一名前下级官员叶宗留已经转而去偷盗官办的银矿，这时开始率领一伙日益扩大的有不满情绪的矿工，并在福建浙江交界处非法地“采”矿。三年后，即在1447年，叶宗留公开造反，在矿工和周围地区的村民中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并开始按军事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训练。
在稍后的1448年3月，一批福建西北和江西交界处的佃农——原属于新建的地方治安部队——一也造反了。起事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地主对佃农过度的剥削，他们除了正式的地租外，还迫使佃农送季节性礼物。邓茂七和邓茂八兄弟二人拒绝照办，并鼓动他们的村民伙伴们拒付这些额外的花费。与地方民兵冲突的结果是造反者轻易地取胜，因为造反者除了熟悉本地的地形和情况外，已经接受了军事训练和掌握了本地的武器库。
在1448年下半年和1449年初期，两起起义的人数都有增加，它们所影响的地区也比以往更大。叶宗留自封为其造反的追随者之王，而邓茂七则自称闽王。据说左道旁门的经卷已在流传，两个集团的造反者则歃血为盟——这些是一个严重的大起义开始阶段的典型行动。虽然这两个运动始终没有结合，但它们有着联系，有时还协同行动。
战斗和劫掠集中在福建北部的内地。邓茂七的起义始于沙县周围地区，然后向东北扩大到延平。省的官军在寻找造反者并进行打击时有一定的困难。起义者依靠艰险的地形进行战斗，他们的领袖很有战术头脑，并且在初期多次取得胜利，6个月后，当朝廷在1448年9月下令征剿时，它任命佥都御史张楷（1398—1460年）为指挥官，此人胆小无能，事实证明是一个最不称职的将领。在一开始，由于已经盘踞在铅山矿镇之南的江西福建交界处的叶宗留叛乱团伙的阻挠，集结在江西东北的张楷的军队不能打击邓茂七的部队。经过了长期的犹豫后，官军打败了叶的部队，在1448年12月把叶杀死（有一种史料则说叶死于造反者的内讧）。但在新领导的率领下，他的造反者退入山区，打败了追逐者，然后撤至浙江南部的老根据地，在1449年8月最后被打垮之前，他们还在那里围攻过处州。
与此同时，邓茂七的造反者发现形势对他们不利。1449年1月，他们在建阳惨败。2月，邓氏弟兄被一倒戈的叛乱头目出卖，遭到伏击而被捕。他们被解往北京公开处决。但是新的领袖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邓伯孙——接管了仍在福建西北流窜的起义者残部。1449年5月，官军在沙县附近抓获了这些新领袖，但是叛乱团伙继续在这些地形艰险的交界地区不时地劫掠，直至1452年。叶宗留的造反者残部还继续活动了几年。
尽管两起叛乱在心怀不满的矿工和贫困的佃农中吸引追随者时起初取得一些成就，它们始终未能集结大批追随者。起义者从未达到控制地盘或夺取县城的阶段，尽管他们的领袖自封响亮的称号，他们依然是成伙的流窜盗寇。他们不能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是，这个区域的地方官员答应给村民免除徭役三年。由于对采矿章程作了改革，降低了过高的生产定额，取消了盗矿者的死刑，矿工的不满情绪也缓和了。这说明了一个事实，虽然土地分配的不均以及土地主和耕作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引起的长期问题在农村地区产生了各种弊病和压力，但只要官员的贪污行为和错误的行政能够消除，政府的苛刻的政策能够缓和，政府是不难平息这类农村动乱的。
西南边界：麓川之战
在15世纪40年代期间，明军在偏远的西南屡次卷进了引人注目而情况多少不明的战役，作战地点在古缅甸路一带：这条路从大理经永昌至今之八莫，然后或顺伊洛瓦底江而下进入缅甸，或往西经亲敦江河谷进入印度东北。蒙古人曾在1253年征服云南高原，又在大约30年后入侵缅甸盆地。但他们的征服是有限的和一时的。在元末时期，居住在四川西部和缅甸北部的掸族成了这个地区的统治力量。掸人统治了缅甸主要的国家阿瓦；其他北缅甸的独立国家包括孟养和麓川，这块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云南西南的德宏自治州及其邻近的几个地方。在元末明初，麓川在缅甸北部巩固了它的领土；1385—1387年它入侵云南没有得逞。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协议规定它的统治者接受中国人的保护。
1413年，麓川国由有野心和侵略心的统治者思任发统治，他逐渐扩大他的领土，并袭击中国的领土。尽管云南几次要求征剿他，但中国朝廷认为征剿花费太大，在1436年他威胁金齿（永昌）之前拒绝行动。1439年云南总督沐升奉命率领征自贵州和湖广的部队向他进攻。经过了一场激烈而难分胜负的战斗后，思任发在1440年派一纳贡使团来朝廷。但战斗继续进行，1440年中国军队大败。
朝廷这时被迫采取更激烈的措施。云南军被建立起来，并得到四川、贵州和湖广军队的增援。1441年初期，这些军队由司礼监的宦官王振的亲密助手王冀统率。1441—1442年，王冀的军队大败掸族部落民并占领了思任发的大本营，虽然它也遭受严重的损失。思任发逃至阿瓦。1442年晚期，王冀回到云南，试图与阿瓦和其他几个掸族王国——特别是木邦（兴威），它要求取得麓川地区——谈判一项协议。他的尝试失败了，1443—1444年，王冀进攻阿瓦的领土，但未取得决定性的结果。1444年，朝廷威胁说，如果阿瓦不交出思任发，就要把它摧毁。1445年，阿瓦向王冀的军队投降，但思任发已经自杀。
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在此期间已经控制孟养，并派纳贡使团前来朝廷。但他拒绝亲自来北京。阿瓦王要求中国人与他联合讨伐孟养。王冀在1448—1449年率大军进行了这次新战役。他与阿瓦和木邦的军队一起跨过伊洛瓦底江，思机发被击溃。有些史料声称王冀已经占领孟养。但结果思机发之弟思卜发获准继续控制孟养，王冀还与他商定，掸人决不再越过伊洛瓦底江。思卜发及其继承者仍控制伊洛瓦底江以西的领土，并继续向北京纳贡，直至16世纪。1454年，作为阿瓦自己、木邦和中国人之间总的领土协议的一部分，阿瓦终于把思机发交出，思机发在北京被处决。
如同有些史料所说，这些漫长和耗费巨大的战役可能给缅甸北部的本地民族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这个地区没有长期平定。1474年，掸族内部的部落战争再次爆发，在缅甸北部，动乱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期。但是王冀进行的这些代价很高的战役确实达到了一个目的。它们在明朝以后的时期巩固了中国人的控制，而且也的确巩固到如今。
这次“向热带进军”的幕后人物无疑是王振，他出于个人自我膨胀而去煽动和继续进行西南的战役，正当地遭到了指责。大批军队投入了战斗。但是他们是西南的地方军队，对这个时期的首要防御战略——在华北防御蒙古人——来说无关紧要。的确，这几次战役一定耗费了大量资金，而且像宦官曹吉祥和蒋贵等有经验的将领本应更充分地在北方受到重用。但是北方的边防暂时还完整无损，并且能够击退来自草原的任何威胁。对王振这一朝廷的中心人物来说，边远西南的捷报有助于支撑他作为政治家的声誉，而胜利又可以用帝国防御的少量实际代价取得。当时的和后世的历史学家一样，都用他卷进西南这些战役的错误的经历来帮助解释他后来在北方边境所犯的严重得无法比拟的错误（这次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皇帝的被俘）。但是如同下文所述，二者完全是两回事。
“蒙古威胁”的老问题
在整个明代，中国人和朝廷一直十分担心蒙古的“威胁”，这种担心是中国人经历了蒙古人的征服和元朝统治的后遗症。蒙古人的威胁依然是这个时期对外关系的首要问题，并且在16世纪后半期之前继续使防御思想蒙上了阴影。已经回到其草原游牧地的蒙古部落在中国留下了大批同胞，其中有几千人成了新的明朝军队的军官。这些人自己还在怀念过去的光辉业绩，并且模糊地希望蒙古人的大汗国可能以某种方式得以重建。但是在永乐帝在他们的故土几次击溃蒙古军队或至少把他们驱散以后，三个独立的蒙古人集团逐渐在中国边境一带定居下来：它们是东北的兀良哈、后来在中部组成察哈尔汗国的鞑靼人或东蒙古人，以及生活在远至蒙古西北的瓦刺人。
三个集团经常对立，它们的力量对比也不断变化。只要永乐帝未能降服的蒙古主要领袖阿鲁台仍在活动，他就能指望去征服和重新统一各个蒙古部落，虽然他与各种集团经常交战。但是在1434年，他在一次征讨瓦刺人的阋墙之争中被杀。他的儿子向明朝投降，瓦刺人很快成了各部落中最强大的集团，并且开始把蒙古人重新统一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之下。他们的领袖、曾经打败阿鲁台的脱懽已经把瓦刺诸部落团结在一起，并将他的女儿嫁给东蒙古人的年轻的汗王。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先开始侵犯明朝的领土。1443年和1445年，他攻打哈密，到1448年已在那里进行有力的统治。他还屡次试图策反守卫甘肃西部的沙州和赤斤的蒙古卫。在东北，他把势力扩大到满洲的兀良哈诸卫，这样，他的势力从今之新疆一直扩展到了朝鲜边境。
中蒙关系中的社会经济因素
不论在不同部落之间，或是在中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经常发生的对立和内部乱动中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因素，即不断地寻求和保有水源、牧地，以及希望在贸易时得到庇护。与明帝国建立能够顺利进行交往的动力也受经济的制约——沿北方边境各地的茶市马市，特别是在山西大同的这类集市发挥了这种作用。吸引蒙古使者的物品不仅仅有茶，而且有各种丝绸、贵重器皿以及种类繁多的商品，特别是铁器。蒙古人派遣越来越多的使者到这些边境集市：到15世纪40年代后期，一年派来的使节超过2000人。由于中国东道主除了付款购买他们带来交易的马匹外，还不得不向众多的武装骑士供应食宿，这种“纳贡使团”终于成为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胁迫形式，并且除了对中国边境的安全造成一种长期存在的威胁外，还给国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中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在洪武帝和永乐帝程度不同地降伏了不安分的蒙古部落以后，关系起初在邻邦往来的基础上正常化了。大批蒙古人居住在中国人的国土上，成了中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中国的家庭通婚和取中国的姓名。另一方面，中国的商人深入草原区与蒙古的部落领袖交易，他们发现后者有接受能力，并且急于获利和享受个人安乐。
居住在靠近中国定居社会边境的蒙古人变得更加依靠获取中国的农产品为生。他们甚至开始种植荞麦和大麦，以改善主要来源于羊群的另外一种不安定的生活。时常发生这种情况：某个蒙古部落领袖会不时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土地，以给其人民提供比广袤但靠不住的草原游牧生活更安定的生活。蒙古人与他们高度机动的好战部落，一直试图取得中国的定居社会所生产的财富，其方式不是通过多少有利可图的屈服或称臣，就是采用粗暴的武力。蒙古人与明朝建立关系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去征服世界，而完全是为了生存和巩固脆弱的草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