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1部分在线阅读

即使有全国性的规划，黄河也不能长期地加以控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灾害，政府需要下巨大力量去动员技术人员和劳工进行修理。[57]甚至精力充沛的武帝直到公元前109年才使前132年的一次小决口合龙。黄河新的南河道直到公元70年才被截断，那年4月8日的一道诏令还因此庆功。[58]公元1194年，黄河又转向其南河道，1853年转而往北。在那个时候，政府的资源虽然远远多于王莽时代，也无力对付这种自然力量。因此，他不应为给他带来的导致内战和自己死亡的不幸受任何责难。
许多人必定在这两次水灾中死去，幸存者逃离了受灾区。在邻近地区，供应的物资不足以供养难民。饥荒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成了黄河几次改道的积累性后果的受害者。农民开始逐步地放弃大平原南部，缓慢地向南方迁移。沿迁移的路线出现了动乱，挨饿的农民结伙抢粮。
山东的形势甚至更加危急，这个半岛也因难民而拥挤不堪，也遭到随之而来的饥荒，但它夹在黄河两条新河道之间，没有方便的逃生之路。农民的团伙壮大了，最后合并为一支庞大和组织甚差的、但几乎是无敌的军队，它横行于山东，一路抢掠，杀戮和绑架。当地方官员无力对付这种危急情况时，王莽在公元18年下令动员军队。这些措施未能收效。公元22年，王莽派大军在冬季进入山东，这时黄河河水低浅。战斗中官军战败，指挥将领被杀。[59]
农民在前额抹红色，以与官军相区别，从此他们称赤眉军。赤为前汉之色，所以农民们模糊地认为自己是捍卫先朝的战士。但是他们是单纯和无知之民，不识字。他们没有建立军事单位，没有旗号，也不使用专门的指挥语言。纪律的维持并不复杂，却很有效。杀死他人者偿命，伤害他人者要赔偿。首领们用低级官员的官衔称呼自己，大概他们也只知道这些官衔。少数士绅也参加了赤眉军，但他们没有真正的影响；权力掌握在农民自己手中。没有证据证明赤眉军是秘密会社或宗教运动。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因素是饥饿，他们结伙流窜的直接目的是迫切要求填饱肚子。
当赤眉军已经发展得人数众多时，作为单一的部队作战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方便。王莽的军队被一支分队所败，而另一支则在围攻一个县城。第三支分队似乎已撤出山东，因为那里可供掠夺之物已很少。这支部队后来在其他分队的追随下，缓慢地朝富饶的南阳郡移动，汉王朝不久就是在这里中兴的。
南阳（在河南南部）有一块肥沃的农业盆地，夹在秦岭山脉和淮河诸山的山麓之间，它们把水往南排入汉水。南阳是约20个有名的地方绅士氏族和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一系的几大支刘氏成员的故乡。[60]从受灾的大平原迁移的路线之一经过此郡。一些绅士氏族在其追随者的帮助下通过筑垒自固，度过了动乱的年代。在公元22年初期，南阳本身的形势相对地说是稳定的，但是武装和胜利的农民团伙在其南方作战。这些团伙是所谓的新市军（它因一个靠近汉水下游的乡而得名）和长江下游的部队。每个团伙由几个首领领导，其中大部分为未受教育的平民，还有少数绅士。[61]
公元22年夏，新市军转向北方，越境进入南阳。该郡南部的地方农民领袖集结了自称为平林军的一伙人马作为响应。平林军中有南阳的刘家成员刘玄，他因一次氏族仇杀，被迫逃避官府的追究。
南阳是公元6年汉皇室发动反王莽起义，因缺乏民众支持而失败的那个郡。但这时情况不同了。公元22年新市军正从南面进入南阳，受到了地方平民的欢迎，而那时所向无敌的赤眉军正从东面靠近。虽然他们都没有政治纲领，甚至也不敌视传统形式的政府，却对土地主构成了致命的威胁，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并且在挨饿。南阳绅士的情绪一定很高，也很担心；这时，发动一场成功的起义的条件开始成熟了。如果与地方的绅士氏族联合起来的南阳前皇室成员能把民众的动乱纳入反王莽的渠道，他们不但能救自己的性命，而且能恢复已垮台的王朝。
南阳的活动分子中无可争辩的领袖为刘縯，史籍中提起他时总称他的字——伯升。[62]他是景帝的第六代后裔，因此是前汉开国皇帝高帝的第八代后裔。刘伯升与汉皇室的关系很远，他的父亲、祖父或曾祖父都未封侯，整个这一支无疑没有再载入皇室宗谱。他的父亲曾担任官品较低的县令。他的母亲出身于南阳的一个有地产的富族。他有三个姐妹和两个兄弟——刘仲和刘秀。正是这位生于公元前5年1月13日的刘秀，注定将开创后汉王朝，虽然在最初他因长兄而默默无闻。
为了对南阳出现的同样压力作出反应，有势力的李族也计划起事。它捐弃前嫌，同意与刘伯升合作。[63]其他几个族也参加起义，但许多氏族则宁愿等着瞧。刘伯升甚至遭到他的至亲的反对。
造反者于公元22年10月或11月在农村各地起事，然后迅速会师。刘伯升一定像原先计划好的那样，与新市军和平林军协商结盟，于是得到了南阳几个绅士氏族的援军。[64]他通过南阳向北进军，初战告捷，但随之在小长安惨败在王莽的地方军之手。刘伯升之弟刘仲战死，他还丧失了一个姐妹和几个其他近亲。原来迟疑不决而不肯行动的地方官员这时假定起义已被镇压下去，就开始围捕和处决造反者的亲属。
刘伯升力挽狂澜；他亲自与此时也已进入南阳郡的长江下游部队的首领们会面，说服他们与他共举大业。这样不仅弥补了损失，而且增加了叛乱的领导层中头目的人数，从而使力量对比不利于南阳的绅士。另外，虽然刘伯升似乎已在全面行使指挥权，但农民军的头目依然控制着自己的在旧旗号下作战的团伙。刘伯升与这些经过改编和扩充的军队在公元23年1月或2月重新与王莽的军队交战，结果大获全胜，并杀死了两名指挥将领。此后不久，他又击溃了另一支敌军。南阳的大部分这时已落入刘伯升手中，于是他进而围攻南阳郡重要的郡治之地宛城。使者们纷纷向帝国其他各地出动，公开宣布应该推翻王莽，并列举他的“罪状”。
这时正是拥立一个皇帝以使叛乱合法化的大好机会，但各路领袖只在一件事上是一致的：应拥立刘氏的成员来恢复汉朝。南阳绅士的明显的候选人是刘伯升。头目们可能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登上皇位会使他们丧失势力。推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才对他们有利，正好他们之中就有一人。平林军中一个不重要的领袖刘玄是刘伯升的隔两房的堂兄弟，并与他一样是景帝的第六代后裔。如果他登基，头目们能指望控制他。新市军、平林军和长江下游军队的头目们没有通知南阳绅士就集合在一起，决定宣布刘玄为皇。然后他们邀请刘伯升参加会议。不论在会上如何力争，他都没能成功。公元23年3月11日，刘玄登基。[65]就是这几支军队，既支持刘伯升取得胜利，又使他失去一个帝国。
刘玄是后汉的第一个皇帝，但不是王朝的创建者。他甚至没有得到谥号，在历史上被称为更始帝。因此，他在历史编纂学上遭到了与王莽同样的命运。班固试图证明更始帝为什么无资格受到天命，就把他描述成愚蠢的酒徒。虽然一些事件说明刘玄也不是一个能干的君主，但班固的说法是很不公正的。
头目们一度在新政府中干得很不错，并且以2比1的优势控制着最高级的职务。对刘伯升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被授予大司徒的重要职务。但是南阳的绅士们向政治现实低了头，刘伯升发现以前的支持者逐渐背离了他。反王莽的运动在新皇帝周围巩固了起来，各路农民军的旧称号也随之消失。在新的汉军中，农民军头目和绅士们暂时并肩作战。对宛城的围攻继续进行，战事还蔓延到邻近的地区。公元23年4月或5月，一支远征军进入南阳东北的颍川郡。刘伯升唯一活着的兄弟刘秀随军前往；刘秀虽然得到了大臣一级的太常之职，仍在军中充当低级的副将。[66]
在此期间，王莽已下令动员一支大军。在洛阳集结后，军队从北面进入颍川郡，迫使汉军退往昆阳，并进而围困此城。刘秀等人乘夜色逃走，急忙在邻县招兵。他们在7月7日返回。刘秀充当先锋攻击敌人，而在城内的汉军突围出击。在两面夹击下，王莽军队被彻底击溃。这是内战中最具决定性的一战。汉军以少胜多，刘秀第一次表现出他的军事才能。宛城在三天前已被占领，更始帝已进了城。此后不久，刘伯升的前程就到头了。虽然在政治上已变得可有可无，但他对更始帝及其支持者依然是一个危险。一个头目和一个南阳为首的绅士选择了捏造罪名反对他的一招，于是他立刻被处死。[67]
王莽再也没有从昆阳之败中恢复元气。全国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中。甚至长安的高级官员阴谋反对他们的君主，其中有长期追随王莽的著名的刘歆。这个计划被发现，密谋者被处死或自杀。地方的官员开始转而效忠更始帝。为次要的叛乱在西北、四川、汉水流域下游、长江下游沿线和大平原北部爆发。[68]
汉军这时向长安进发，王莽的最后防御设施崩溃了。京师周围几个县的大族认为可以大发劫掠财而动了心，便率领其支持者向这座快到末日的城市逼近。10月4日，这些乌合之众攻破长安东城墙的最北城门，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抵达未央官。次日，即10月5日，城内的居民参加造反，烧毁一座边门，闯进了皇宫。战斗终日不断，火势蔓延到后宫。10月6日凌晨，筋疲力尽和神志不清的王莽被带到渐台，他的支持者们在那里负隅顽抗。他们被压倒，在傍晚被杀。王莽的首级被送到宛城。这一切都发生在汉正规军在10月9日抵达之前。不久，洛阳也被汉军占领。这是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它有一个光辉响亮的名字，更始帝决定在这里建都。[69]
公元23年岁除时更始帝已成为明显的胜利者。王莽已死，他的高级官员（在复兴的汉朝眼中都是附逆者）已经战死、自杀或被处死。其他官员发现侍奉新主子并不困难。他们无限制地被吸收，因为治理帝国所必需的受教育的人才有限。更始帝掌握了国内最富饶的农业区，那里有占全国总人口40％的居民。但他也犯了四大错误，以至于使他丢了皇位。
11月，他派被处决的刘伯升之弟刘秀去大平原北部独立地执行一项使命。这样就使刘秀摆脱了更始帝的直接控制，并使他能够独树一帜。第二，更始帝未能与赤眉军和解。在随着实际上已进入南阳郡的部队靠近该地后，赤眉军的主力突然转向北面，在公元23年年末在洛阳之东的黄河正南岸停止前进。他们的一些首领来到新都，不遗余力地要长期投靠复兴的汉朝。当他们只被封为侯而在其他方面则被忽视时，就与更始帝决裂，返回各自的部队。
下一年，即公元24年，更始帝的最后失败已成定局。[70]失败以向长安迁移的这一极不明智的决定开始。虽然未央宫被焚毁和遭到劫掠，但城的其余部分完好无损，它仍保持原来的声望。长安位于关中，这块高原易于防守几乎一切大的攻势。但是一旦敌军攻破关隘，它就成了一个陷阱。王莽的遭遇如此，这时又成了更始帝的下场。一些头目了解军事的危险性，所以反对迁移。南阳的绅士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拥护这个行动。在有着辉煌的过去的长安，把皇帝与头目们隔开和增加绅士集团的势力就有了可能。
更始帝压倒了反对意见，犯了第三个大错误，他离开洛阳，于公元24年3月抵达长安。他立刻犯了他最后的第四个大错误，听任南阳的绅士们加强他们的优势。在改组中央政府的借口下，为首的一些头目被剥夺了大部分权力和遣离京师。他们仍指挥着帝国的军队，但皇帝已不能聆听他们的意见。同时，南阳绅士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这些目光短浅和自私的政治花招激怒了头目们，并且使皇帝成了只有一派掌权的受害者。他失去了一次控制事态发展的机会，即把在它们企图完成征服中国的野心下仍然被团结起来的两个敌对集团一起安置在朝廷之中。[71]
人们很快就看清，更始帝再也没有政治和军事的主动性了。在前一年刚取得的大平原上的富饶和人烟稠密地区，正悄悄地脱离他的控制。他最多被25％的总人口承认。他事实上被限制在渭水流域的下流，那里的农业生产不足以维持朝廷和中央的官僚机器。刘秀则集结了一支军队，主宰着有13％的总人口的富饶的大平原北部，并已与更始帝决裂。赤眉军正在进军。他们兵分三路，沿不同的路线直抵关中。[72]
公元25年2月至3月，赤眉军在高原上重新集结部队。然后他们继续缓慢地朝京师进发，沿途打败了官军。这时他们的领袖在少数混在其中的绅士代表的影响下，决定拥立一名自己的皇帝，以使他们合法化。在此之前他们已在山东绑架了汉室中身为高帝后裔的三兄弟。幼弟（生于公元11年）刘盆子经抓阄于7月或8月被选登基。但实际上一切照常。赤眉军根本不能自立政府，他们的大部分大臣目不识丁。[73]
长安的防御仅仅对付赤眉军大概已很困难。防住两路敌军是不可能的，因为刘秀所派的一支军队已从另一个方向靠近。此外，头目们和南阳绅士们之间的敌意最后爆发成为公开的战斗。前者已率他们的残部退回长安。结果是宫内的一场白刃战，此后在长达一个月中这些头目在长安横冲直撞。冲突以头目们出逃然后加入赤眉军而告终。[74]
10月，赤眉军进入京师，更始帝骑马逃走，但在11月或12月被他以前的一名官员抓获带回长安。他把御玺交给刘盆子，然后退位，并得到了王的封号。这位前皇帝奉命在旷野牧马，在他的一些死敌——活着的以前的头目们——的唆使下，他在那里被勒死。赤眉军留在长安，洗劫城市，恐吓人民。
通过更始帝来恢复汉王朝的行动失败了，但在长安陷落前，真正的建国者已宣布自己为天子。此人就是刘秀，他已于公元25年8月5日在黄河之北登基。
后汉
东汉从公元25年8月5日刘秀登基之时起，一直维持到公元220年11月25日献帝让位给魏王朝的创建者时为止。在历史上，刘秀以其谥号光武帝或其庙号世祖著称。作为一个王朝第一个成功的君主，他被认为享有天命，因此在编写历史时对他的论述与对王莽和更始帝的截然相反。他被班固夸大为一个形体不凡的人。的确，光武帝有杰出的军事技艺和才能以吸引有才之士来共举他的大业。并且他对自己要求甚严。他是一个名实相符的君主，善于识人；而且还是一个精明的政客，视情况需要既能慷慨大方，也能冷酷无情。但他又是一个固执和迷信的人；他能对批评作出过分的反应，而且缺乏预见他行动后果的眼光。他最大的弱点表现在外交政策方面。
内战
在一开始，光武帝不过是群雄纷争的战场上的一个皇位争夺者。先后有11人宣称有九五之尊的权利，这还不算独霸一方的大军阀。[75]光武帝是其中最能干和最幸运的人，得力于他的敌人不愿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情绪。
到公元25年末，光武帝控制了大平原的北部，已经侵入西北，并在11月5日接受洛阳的投降。11月27日，他进洛阳城，在那里建立他的首都。[76]他无疑地已从王莽和更始帝的下场中得到教训，认为在内战时期应避开长安。另一个动机一定是，洛阳可以更方便地从大平原的关键经济区得到供应。[77]在以后几年，光武帝稳步而有信心地把他的领地向四面八方扩大。
长期以来已是中国最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的赤眉军在此期间正在走下坡路。到公元26年3月初期，他们已经耗尽长安的一切供应，被迫恢复他们的流窜生活。他们劫掠和部分地焚毁了此城，挖盗皇帝陵寝，然后往西进入人烟稀少和地形险阻的渭水上游之北的地区。很可能赤眉军的这一行动纯粹是出于对当地情况的无知。被艰苦的环境削弱后，他们被军阀隗嚣所败，然后又大批死于早寒和暴风雪。他们折回并在10月再次占领了已受打击的长安。他们于公元27年1月离城，试图再夺取大平原。当赤眉军越关而过时，他们发现光武帝的占优势的军队严阵以待，于是在两天后，即在3月15日俯首投降。[78]
等待光武帝的是漫长和令人厌倦的战争的几年。他刚征服不久的北部平原成了新起义的场所，这些起义直到公元29年才被镇压下去。南部平原和山东半岛经过了从公元26年至30年的历次征战才臣服。对皇帝的故乡南阳郡的争夺甚为激烈，汉水下游在公元29年才平定下来。长江之南各地的官员称光武帝为天子，以此来承认这些胜利。[79]隗嚣在那里顽强地领导分裂主义运动的甘肃东部抵抗的时间甚至更长。为了对付隗嚣，光武帝在公元29年亲自与盘踞在河西走廊的另一个军阀窦融结盟。[80]战斗持续到公元34年，这时西北才终于被平定下来。
光武帝的最危险的潜在对手是出身于西北望族的公孙述。[81]他曾在王莽手下任四川一个郡的郡守，在公元24年自称蜀王。公元25年5月或6月，他也登极称帝。他所辖的领地从北面的秦岭山脉到南面的长江，从西面与西藏交界的地带到东面长江三峡以下。外界几乎无法进入，首府是位于一个富饶地区的成都。这块领土在历史上一直以其分裂主义情绪闻名。但公孙述只控制了7％的总人口，这也许是他在内战中袖手旁观到时机已逝的一个原因。正如他的一个顾问所建议的那样，当光武帝陷于其他战线不能自拔时，他本应发起进攻。他失去了这个机会。就光武帝而言，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他的对手为敌，并且在通信中甚至对公孙述以帝相称。[82]只是在公元34年光武帝已征服了中国的其余部分时，他才准备同他最后一个对手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