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34部分在线阅读

把个人道德等同于行政才能的习惯，由于过分强调官吏的品性而流行开来。赞成这种看法的较早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把那些比关心道德的纯洁性更关心政府正常发挥作用的人评述为品格低下，乃至邪恶和无耻。大学士王锡爵当他断言后来成为东林集团一个最受尊崇的领导人邹元标是“朴愿书生，无他奇略”时，无疑损害了他在道德方面的名声。[6]同样，给事中刘道隆（1586年前后）不能洗清他那谄媚者的形象，因为他讥讽地评论说，靠反对首辅（张居正）可以博得盛名和令誉；靠拥护他，即使他说的只是不加渲染的实情，也会赢得不朽的恶名。[7]
当东林运动的成员决意卷入朝廷的人员考核过程时，他们明显地暴露了他们运动的狭隘而有偏见的性质。他们只希望除去那些在他们心目中品性有缺陷的官员。张居正早已利用考核过程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1557年，由于他没有为他的父亲服丧，面临朝中有组织的反对，他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在常例六年一次检查之外进行一次额外的人员考核。结果，51名官员被解除职务。预定的下一次考核于1581年进行，以京师的264名官员和南京的67名官员降级或免职而结束。这两次清洗据说引起了许多朝臣的对抗。
1587年，当首辅申时行应当进行张居正去位后的第一次考核时，他进行得很谨慎。在他的指导下，只有33名进士被降级或免职，同时没有一人属于吏部、翰林院或科道机构——通常引起党派性争论的三个部门。但是在编制了名单以后，科道官员还是按传统被给予权力在考察拾遗名目下提出另外的批评案件。这时他们乘机要求曾和张居正保持密切关系的工部尚书何起鸣去职。批评显然是党派性的。皇帝被激怒，因为他只在一个月前委任何这个职务。因此，当何从行政机构被罢免时，都御史也被命令退职。四个对这起诉讼负有责任的御史被调任地方职务。
两个给事中以御史职务的豁免权力受到侵犯为理由上疏皇帝，表面上为御史说话，实际上却提出各自的抗议。皇帝的诏书反过来在短期停俸之外又给予他们每一人以申斥。没有卷入考核过程的吏部司官顾宪成，由于进一步为御史们和都御史辩护向皇帝上疏而出了名。万历皇帝很烦恼，召来三个大学士面谈。商谈以后，顾在调任地方职务以前被贬三级。这一事件实际上标志了最高的制度上的权力和威信斗争中的一个僵局。当皇帝和官僚们双方各自维护其权力——给予惩罚的皇权和御史弹劾的职权——时，并不存在能够阻止这种带来消极影响的有害论争的制度化了的机制。
六年以后，在1593年的考核期间，这种冲突以更激烈的程度再次开始。到了这时，内阁直接受到了牵连；而当骚动平静下来时，东林党人的命运也是如此，因为1593年的检查过程被利用来消除内阁在人事安排上的影响。这一过程计划得很好。当吏部尚书孙鑨负责时，他的主要助手正是顾宪成，他在六年期间设法从放逐中回到了吏部考功员外郎的职位。此外，考功郎中是顾的亲密的老友赵南星。为了突出这次检查公正无私，孙鑨指定免去他自己侄子的职务。考功郎中赵南星也牺牲了因婚姻关系而和他有联系的一个给事中。但是名单中指定从行政机构中免职的官员大多是那些与大学士们保持关系的人，包括次辅赵志皋的兄弟。
这份名单有一个深一层的目的。1593年早期，王锡爵刚被召回，成为首辅。在他到达时，皇帝向他透露，他打算同等地授予他的三个儿子以王的称号。王锡爵相信任何情况也要比继位问题上的僵局好，不适当地表示愿意接受这一安排，虽然他强调必须加上一个正式的声明：指导皇位继承的长子继承原则不因这一行动而受到损害。这受到皇帝和王锡爵的同僚们的拒绝。皇帝撤回了提议。在此期间，朝臣推测王锡爵一定是把这一新的职位当作一种贿赂来接受的；同时授予三个皇子以王的称号被看作一种巧妙的摒弃长子资格的办法。于是在舆论反对他的同时，他的追随者的免职此刻便意味着，既可作为对皇帝的抗议，也可作为对王锡爵的警告。
王锡爵不能完全改变考核过程，要安排或指导这一过程，他自己回朝太晚。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止他进行报复。据说他曾策划考察拾遗调查。吏部的确曾把对三个官员提出的批评搁置起来，他们和考核官们接近。当这个案件重新提出时，吏部的答复只能使情况更加恶化。当都御史为考核官们进行调解时，皇帝在他的奏疏上写道，这三个被批评的官员，和考功郎中赵南星一道，都应免职。几个中、低级朝臣针对皇帝裁决的规谏使规谏者遭到了贬黜。他们当中有些是江苏太湖周围地区的人，包括顾宪成的兄弟顾允成。所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东林书院的共同创立者。
顾宪成本人经受住了这次争论。他于1594年由于另外的原因被免去行政机构的职务，并再也没有担任官职。高攀龙（一个低级官员，他后来终于成为东林书院的领袖）也因这个争端而被降级。高与赵南星和顾宪成都接近，又是顾的家乡无锡人，他于1593年晚期返回京师。他立即为他的朋友的案件辩解。他被贬到一个县政府的添注典史的职位上，在他返回家乡参加东林集团之前，在这个职位上供职三个月。在顾宪成于1612年去世后，他成为东林书院的山长。
这样，在1594年夏季之前，所有具有这个运动的特点的要素都已经显露出来：可能的成员，领导人物，蔑视迫害的高尚理想和思想论战的才干。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为学者的聚集提供了极好的环境。有几个上面提到的人物出身于富裕家庭。他们无疑并不缺少敬慕者和赞助者。原始资料除了提到顾宪成在他被迫退职的第一年病重以外，从没有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他们在建立这个书院之前等待了10年。但是官方记载表明，1594年早期一份报告引起了皇帝的警惕，报告说：“江南豪荡之子暗相号召，包藏祸心。”[8]似乎这种公开的攻击足以威胁顾和他的支持者，使他们延缓他们的更大的计划。
同时，北京的领导能力继续降低。1593年以后，中低级官职的委派由掣签决定。高级职位（包括内阁）的补缺人选通常是在朝廷上由公开推荐决定，实际上是要出席外廷的最高机构九卿会议的每一个人提名一人来决定。皇帝然后从他们的名单中挑选一人。由于那些对行政自主叫得最凶的鼓动者已经离开朝廷，1599年的人员考核没有引起任何严重的派系争论便结束了。但是由于继位顺序未定和被贬谪的东林支持者集团势不两立，那种坏人在北京当权的确信并没有减弱。相反，当万历皇帝派遣太监到各地当税监时这种确信增强了。
1604年东林书院的建立标志了朝廷上持续很久的权力斗争的另一个阶段，这种权力斗争其组织者从未放弃。这种权力斗争还集中注意力于根本不同的一些地方的讲学团体，在此期间，这些团体已经吸引了顾宪成等人。所有长江下游地区的学者都被邀请的三天集会标志了东林书院的建立。这次集会采纳了支持儒家正统的政纲。集会的学者按协议保证通过修养、正直的生活和正确的研究支持这个政纲。他们没有虚伪地说他们论及的问题与政治无关，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救世。因为书院的创立人被赶出帝国朝廷以来已经过去了10年，这次集会这时没有被看作是颠覆性的。事实上，知县和当地知府以公款资助了书院房屋的建造。后来巡抚还莅临了一次这样的集会。
这个书院事实上起学术机构的作用，但它也充当公开的讲坛。每月为期三天的讲会吸引了广大地区感兴趣的学者们。此外，顾宪成在附属的学校中经常讲课。年度的集会通常在秋季举行，其记录是公开的。哲学方面的讲演很少不触及当时的事件。顾作为主要的讲演者，习惯于评介个别官员的品性。他在北京朝廷的年轻官员中尤其有影响。回顾起来，20年以后对领导书院的人物的控告并不意外。顾宪成和他的友人们进行的直率而公开的批评，对于皇帝和他的顾问们的确是难以忍受的。
政治斗争中的东林
直到万历统治时期结束，一直没有与东林书院有联系的主要人物曾经重新进入政府机关。1608年曾提出给予顾宪成一个在南京的荣誉职务，他拒绝了。但是在多年讲学和写作之后，他已在政府中聚集了一批支持者。他们和其他支持者一道被看作东林党人，即使他们和书院没有直接联系。他们终于和反东林的势力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斗争。
斗争于1605年从一次关于人员考核结果的小对抗开始。首辅沈一贯是独立自主的，但独立自主还不足以公然反抗皇帝到东林党人所希望的程度。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个敌人。这次考核由吏部侍郎杨时乔和都御史温纯掌握，两人都是东林支持者。温与沈一贯由于以前的一次争吵尤其有矛盾。[9]考核者们的不公开的会议提出了记载上最苛刻的一系列建议：207名京师官员和73名南京官员被免职和降级。此外，这份名单包括几名对沈一贯很好的御史和给事中。皇帝知道这次考核的实质，把报告留在宫中，不肯加盖他的印鉴予以发布，因而违反了这种考核自动地得到正式认可的王朝的传统。为了减轻被批评官员中的两人的压力，一份皇帝的诏书明确要求他们继续工作。
抗议连同控告和反控告（其中有些反对考核者们），开始塞满官方渠道。这次争论从冬末拖延到夏季。凑巧6月的一个落雷击倒了天坛的旗杆。这个兆头迫使一些官员辞职。接着全部京官开始提出他们的辞呈，使帝国行政陷于瘫痪。经过大量争论以后，决定曾被控告不公正的都御史应当退职。在争论中讲话最大胆的两个官员被允许“引疾归”，而不是被免职。名单上的其他人照考核建议的那样予以处理。最后，使得沈一贯的地位很难维持，以致他在第二年被迫辞职。
这向东林党人表明，他们控制了朝廷中相当多的反对势力。但是他们要找到一个领导中央行政机构的人却有困难。1610年，他们似乎发现李三才是这样一个人。李任淮安巡抚超过13年，是顾宪成的密友。他对待中使们的态度使他赢得了无畏的名声。他慷慨地花钱，在很多地方结交了朋友。最初认为可以给他推荐一个内阁中的职务。如果被任命，他将是长时期以来第一个非翰林成员的大学士。这种前景对早期的东林组织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自己不是翰林成员，看到那种独占被打破会感到高兴。但是当李的候选提名不得不被搁置时，又提议使他成为都御史，或者可以考虑他当辽东总督。辽东军事上的成就无疑将提高他的威望，使他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晋级候选人。
反东林集团并非没有看出这一着给他们造成的威胁。他们揭露李和顾宪成的联系来强调使帝国朝廷被一个贬黜的官员遥控的危险。东林党首次被叫做朝廷政治斗争中的一种恶势力。同时，李三才财务上的廉正也成了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突然提出了12条奸诈和贪污的罪状来反对他，其中之一具体指明了他曾接受的贵重财物，并指出了赠送人的名字。李三才陷入窘境，呈上辞呈，被政治争吵弄得厌烦了的皇帝没有回复。李未经批准便放弃了职务。
另外一个可能的大学士候选人王图受到两个集团的奉承。1606年，王的地位特别重要。作为吏部侍郎并主持翰林院，他取得了反东林的政府编撰—教育部门的支持，也取得了吏部尚书孙丕扬的信任。后一关系在六年一次的人员考核再次到期的这个时候特别重要。孙尚书年近80岁，不能指望他照管所有琐碎事情。[10]
事实表明，王图耍了两面派手法。他赞成东林集团，可是他没有拒绝这时以宣城汤宾尹和昆山顾天埈为首的那些反东林集团的建议。汤刚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而顾新近免去了他的喻德的头衔。两人因此在政府编撰—教育部门内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他们还将科道人员集合成叫做宣—昆党的集团，这是按照这两个首领的故乡命名的。
不管是否由于王图的策动，1611年的考核给了这两个反东林集团致命的打击。皇帝再次看出这次考核的实质，不肯公布考核的报告，并再次将它们留在宫中以达到搁置提案的目的。但是1611年这次考核有一个罕有的特点：报告附有一份访单，具体说明了七个被批评著名人物的声名狼藉的个人品格，打头的是汤宾尹。皇帝扣下这份报告，但其内容泄露了出去。更糟的是，不太克制地宣扬被批评者的家丑的伪造弹章这时在京报上披露。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不得不公布这一考核报告。名单中打头的汤宾尹被控“不谨”，顾天埈被控“无行”。两人都被列入行政机构停用的名单。
可是1611年考核的结果王图不是没受损伤。他在考察拾遗中受到了批评，因为他的当知县的儿子从事不法的财政事务。由于这个原因，据说王图不宜委以要职。他自己和著名的东林党人李三才的关系也被揭露。但是，王随后的辞呈却被皇帝再三拒绝。他没有再任职，一年以后才被允许“引疾归”。他的离职使东林党人在万历统治时期可能获得高级职务的任何希望成为泡影。此外，虽然孙丕扬主持的北京的考核一般被认为有利于东林党人，南都南京的同一事项却不这样。南京考核中被免职的官员大部分是东林党人。
事实上，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1611年以后朝廷仍然进一步渐渐趋于瘫痪。两年以后，方从哲就任首辅，他担任这个职务（大部分时间没有副手）直到万历皇帝于1620年去世。他一般被认为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官僚。皇帝对论战性的奏疏无意作出任何反应，在高级职位出缺时又习惯于让它们空缺。官僚机构的减员因科道部门的作用而扩大。御史报告中提到的人写出他们的辞呈，屈从于这种文件，未经批准便离开了职务，这类现象已经变得很常见。御史和给事中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形成了几个地方性的集团，被叫做齐（山东）党、浙（浙江）党和楚（湖广）党，这三个党有反东林的共同倾向。1617年的人员考核大体上反映了这种倾向，这种倾向有时波及停用名单上的官员们。
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东林运动只实现了一个政治目标。它彻底阻挠了万历皇帝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这证明皇帝没有他的官僚们的同意，绝不可能改变他们认为的王朝的根本法则。在职或被贬谪的对立的领袖们能够给皇帝，或者在做不到时，给他的主要顾问首辅，再做不到时，给下一级的官僚们施加压力。科道部门是朝廷反应灵敏的机构，掌握大部分的信息。许多批评和弹劾与这个根本的冲突有关，寻求个人满足或报复也能包括在这一冲突内。如果东林集团没有积极卷入这场权力斗争，定期人员考核所揭示的重要人物的不端行为绝不可能暴露。
上述政治结构似乎有可能将君主专制政体改变成某种形式的提供参加机会的议会的政体。非常明显，在16世纪晚期，皇权没有保持一支它自己的部队，也没有由之获得经济实力的坚实的土地基础。这个王朝创建者们的军事征服者的作用已经消失于幕后。皇帝此时仍然是皇帝，只是因为所有文官承认他是皇帝。文职官僚也经历了变化。表面上，文职官僚是通过公开的竞争考试被吸收进行政机构的。可是作为一个集团，它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代表帝国的中上层地主。这些因素，连同有地方精英支持的东林领导人这时已在帝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建立了一个联系基地这一事实，使得一些学者把这个运动和西方世界大约同一时期民主和代议制政体的兴起同等看待。
但是形式的类似决不能掩盖实质的不同。在西方，形成民主的中心从来没有和财产权的概念分离，财产权是可以流通的，可以分割的，可以让与的，还有可能提交法院审理。东林党人鼓吹他们所认为的道德问题；按照他们的新儒家解释，道德问题等于天理。他们和皇帝相持不下，因为万历皇帝天生是上天（宇宙秩序）的代理人，不过，他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根据他们的意见，将打乱万物的根本自然秩序。按照他们的观点，这是一场伦理的，而不是一场制度上或法制上的斗争。
经济确实加入了总的斗争，但在道德的绝对权力面前，分散而难以划分的经济利益不够重要。万历皇帝能够反对公众利益而保留他的税监矿监，却不能够在他更改继位顺序的努力方面成功，这表明了这些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同样，尽管李三才因遏制那些税矿使而赢得了声望，但他从来没有获得足够的党派性的影响来和顾宪成、赵南星以及邹元标相比，他们通过道德上的争论树立了他们的社会形象。这场斗争的道德气氛由于人员考核过程而进一步增强。由于这一过程而被免职的所有东林或反东林的主要人物，都被想方设法地贴上不道德和没有节操的标签，没有一人被说成在职务的本分方面不够坚毅或缺乏专门技能。
按照社会学家的看法，所有这些观点都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特征。主张人类行为的复杂情况可以分为绝对好和彻底坏两种道德上的典型，这反映了官僚政治中缺乏结构上的深度，官僚政治是以它所统治的村社的准则为模型。（换句话说，也就是上层建筑仿效下部基础的结构）这种官僚政治不能更精密地管理它自己的成员，不懂得掌握任何类似立法的权力以制定可以调节背道而驰的经济利益的法律，而对参与关于法律的议会式辩论的权力听之任之。东林运动绝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反之，如果这时能够改变这种状况，这个运动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路线。任何变更都可能等于采用一种新结构的推理方法。相反，这个运动只是捞取从个人道德的没有变化的修辞水槽中汲取来的抗辩的论战术。
这种统治类型的保持产生了特殊的社会性后果，这种社会性后果反过来又反作用于官员集团，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东林运动演戏似的表现了这种反作用过程。晚明的上层阶级职业上的出路很少。没有证据表明，国家经济已变得多样化，足以诱使最好的人才去经商，和以可观的资力去积累财富。另一方面，汤显祖作为剧作家，冯梦龙作为故事作者，吴承恩作为小说家，王世贞作为散文作者，李贽作为独立不羁的思想家，以及董其昌作为画家和书法家所表现的一切富有创造力的独特性，和他们作为职业官僚的“正常”经历无关，都得到了发展。在政府任职，就受过教育的精英的抱负来说，仍然是唯一的出路（注意到这批富有创造力的人物并不置身于论争之外，也是饶有兴趣的：汤显祖被看成东林成员，董其昌被看成东林分子，而李贽受到了东林的指责）。
在文职官僚机构这个巨大的文人—官员会集的部门内，由他们著作中无数次提到的他们闲暇生活的范围看，未加利用的精力其总量一定是相当大的，这在袁宏道的著作中尤其明显。在张居正以后，大部分官僚再次处于没有多少事可做的状态。他们很少有机会通过行政机构的经历获得成就和声誉。
这样，虽然有些政府官员认真地担任他们的职务，其他的人通过了文官考试，便以冷淡和不够关心的态度从事他们的职业。可是仍然热切地追求社会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给予受迫害者的褒扬有其不平常的吸引力量。
和这种才能的浪费一道，存在没有投资的财富。出售珍品如象牙和犀牛角的过高价格，以及铸造用具和埋在地下的贵金属（同时代的人常常报道的一种现象）的总量，作为例子证明了资金可能被冻结而不能产生经济价值的习俗。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个过于讲究的、虚饰的时代，这可以从有些学者在他们自己身上挥霍他们的财富的方式略窥一斑。在那个时代，一锭珍贵的墨在价值上可能超过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一个富裕人家庆贺生日可能延续10天，有从远方来的客人；简单的祝贺短文变成了冗长的精巧的歌颂文章。同时，乡绅们让他们的轿子为随从所环绕；捐得官阶的人在他们的住宅前竖立旗杆。换句话说，当社会不能引导它的成员面向目标时，他们便转而面向身份地位。历史上的正直的知名之士被给予最高一等的地位。这种名声，如果持续不替，不但比纪念有德之士而建立的石碑更长久，而且保证这种荣誉能伴随一个家庭几代人之久。
皇帝的悲剧是他为东林运动提供了制度上的根据。如果没有关于继位的事端和关于矿税使的争论，[11]党人持续他们几十年的斗争可能是有困难的。碰巧，小问题和小事件纠缠进了关于继位问题的普遍争论的更大框架；继位问题的争论由于与皇帝政策的可疑的和隐含的联系，在帝国的政治词藻中被叫作关于“国本”的争论。下述表面上不足道、但对东林运动的历史却很紧要的一些事例，能够说明问题。
1603年，还在东林书院建立以前，楚王（年长的皇帝的族人，受封于楚的王朝创建者的第六子的直系后代）被30个男亲属对他的继承权力提出异议。他的合法性受到怀疑；据说被说成是他父亲的前一位王长期无性交能力。尽管这事发生在这位父亲去世32年之后，并在批准这位王的爵位25年之后，署礼部尚书郭正域仍然请求公开查勘。想把这一案件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的首辅沈一贯，主张调查应秘密进行。正巧郭以前是太子的主要讲官，他的同事们公认他是顺序地继承帝位的主要维护者。他还公开声言反对派遣矿税中使。另一方面，沈一贯被认为是皇帝的一个工具。这个涉及楚王合法性的案件就这样无意中导致了朝廷上所谓好人与恶势力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