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46部分在线阅读

1644年4月25日早晨，李自成的士兵终于在京城的街道上出现，他们以值得注意的克制态度执行他们的任务。对老百姓施加暴力是不予宽恕的，抢劫者被立即处死；当李自成在午后到达皇宫时，城市已笼罩在一片平静气氛中。这种纪律和秩序主要归功于从前的明朝官员和儒生顾问，他们是在李自成在西北最后几年的战斗中参加进来的。这些人下决心帮助他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新王朝。任何有损于李自成威严而合乎情理（如他们所认为的）地接替皇位的事情，都在禁止之列。
当李自成知道崇祯皇帝死了时，他似乎真的感到悲伤。弗雷德里克·韦克曼认为，这是因为他“感觉到了在中国的政治看法中弑君者可怕的负担，他可能还认识到篡位者很少能长久在位，通常要被一个对推翻前皇室没有责任的人所接替”。[165]这可能说明为什么李自成一再推迟他的登基仪式，而宁愿保持顺王的头衔，这是1643年他在咸阳自封的。
无论李自成对登基有什么疑惧，组织与充实他的官僚机构却不能等待。虽然大多数重要职位由1644年以前投奔他的人担任，但由于他自己的队伍中缺乏合格的人员，他不得不从一开始就从成千留在北京的明朝官吏中选用有才能和专长的人。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使人困窘的安排。李自成从前的许多反政府宣传，曾直接指向北京的当权者，他和他的助手都不想原谅或忘记。由于这个原因，挑选出来为新政府工作的人，大多数是低级官僚，至少从理论上说，他们没有直接参与制定导致明朝覆灭的政策。
在没有在顺朝政府中得到职位的人当中，有一些人不久就面临比失业更坏的命运。李自成进北京几天后，就面临崇祯皇帝在位的最后几个月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如何给他的军队发饷。李自成期望在国库里找到的大量财富并不存在。5月1日，他同意从拘留在城内各军营中的许多明朝官员身上筹措款项。知道要他们自愿捐输势必很难，负责这些军营的将领们就开始实行一套使人毛骨悚然的拷问，以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许多俘虏因此丧命。到5月12日，就连李自成也看出事情做得太过分而下令停止。但将领们对他们努力的效果感到很满意，当得到释放剩下的俘虏的指示时，他们很快把注意力转向北京的商界。
这种不正当的做法，导致军队纪律的松弛。不久，顺朝的士兵就在大白天抢劫商店和居民，使那些从“腐败残暴”的明朝政府统治下解放出来还不到一个月的人感到恐怖。李自成企图恢复秩序，但不成功，当他在5月18日骑马出京去指挥北直隶东部的一次战役时，他的王朝的命运看起来无疑是晦暗的。当他在东北受到最后一个明朝统帅吴三桂（1612—1678年）和满族将军多尔衮（1612—1650年）[166]的沉重打击，于14天后回到北京时，他的王朝的命运看起来就更加晦暗了。6月3日，在最后一次疯狂的抢劫和流血中，李自成终于在武英殿的一次匆匆组织的仪式上称帝。第二天，他放弃北京，去西安准备即将来临的许多次战斗。
1644年6月5日早晨，多尔衰的前锋到达京师郊区，当天下午，多尔衮和他的近侍住进了紫禁城。在近30年的公开战争之后，满族人终于开始统治中国。多尔衮立刻派兵追击向西逃窜的李自成。这事留待清史开头几章再讲。在那时以前，明史的最后一章正在北京以南很远的地方——在明朝原来的京城南京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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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动的初步研究》[106]，见《中国科学》，16，2（1973年5月），第240—245、252页。
[2]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205]（坎布里奇，1959年），第3—23页；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年》[424]（芝加哥，1969年），第194—201页。
[3]韩大成：《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197]，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北京，1957年），第1048—1050页。又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城市网》[440]（普林斯顿，1973年），第41—45页。
[4]见海伦·邓斯坦《晚明的时疫：一个初步调查》[149]，见《清史问题》，3，3（1975年11月），第9—10页和第52—59页上的地图。
[5]例如，在《金瓶梅》的几乎任何一章中都有这方面的描写，见克莱门特·埃杰顿译《金莲：译自小说〈金瓶梅〉的中文原文》[150]，4卷（伦敦，1939年）。
[6]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204]（台北，1966年），第40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421]（1954年；第3版，上海，1965年），第741—752页。
[7]关于这些改革，见梁方中（音）《中国的一条鞭法税制》[337]，王毓铨译（坎布里奇，1956年）；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1974年），第112—133页；杰里·登纳林：《财政改革与地方控制：官绅联盟经受住征服》[143]，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528]，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卡罗琳·格兰特编（伯克利和洛杉矶，1975年），第86—120页。
[8]威拉德·J.彼得森：《匏瓜：方以智与思想变革的动力》[425]（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第64—80页，袁清（音）：《城市的暴乱和骚动》[623]，见《从明至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域和连续性》[476]，乔纳塞恩·D.斯彭斯、小约翰·E.威尔斯编（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第280—320页。
[9]全汉昇、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122]，《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6，1（1973年12月），第169—242页。
[10]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279—286、301—305页。
[11]贺凯：《朱翊钧》，见富路特、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年），第334页。
[12]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见贺凯编《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纽约和伦敦，1969年），第117—118页。
[13]夏燮编：《明通鉴》[210]（约1870年；重印，北京，1959年），4，第2953页。张铨传，见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重印，北京，1974年），291，第7454—745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271]（华盛顿特区，1943—1944年），第34页。
[14]关于这些灾难，见本书第九章的《满族的挑战》。
[15]关于白莲教的活动和教旨，见陈学霖《白莲教—弥勒佛教义和明清两代的人民起义》[25]，《汉学》，10，4（1969年），第211—233页。
[16]关于这一争论，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1658年；重印，4卷，载《国学基本丛书简编》，上海，1936年；影印，台北，1956年），4，第24—36页；朱常洛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76—177页。
[17]《明史纪事本末》[293]，3，第237—250页；黄仁宇：《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302—303页。
[18]关于这个运动，见贺凯《晚明时期的东林运动》[270]，载《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费正清编（芝加哥，1957年），第132—162页；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和哲学旨趣》[13]，载《华裔学志》，14（1949—1955年），第1—163页；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意志自由的代价：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子》[526]，载《代达罗斯》，101（1972年春季），第35—70页；彼得森：《匏瓜》[425]，第8—10、72—74页和本书前一章的《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邹、冯两人列传，见《明史》[41]，243，第6301—6306、6315—6316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58—459、1312—1314页。
[19]贺凯：《东林运动》[270]，第132页。
[20]见第九章的《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21]《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8—211页。
[22]关于此案，见《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43—50页。
[23]杨和左的传记，见《明史》[41]，244，第6319—6333页；《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92—893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05—1308页。
[24]传记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90页。
[25]传记见《明史》[41]，240，第6238—6242页。
[26]谈迁编：《国榷》[498]（约1653年；北京，1958年重印），5，第5177页。关于武后，见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即《剑桥中国史》[剑桥，1979年]，第3卷），第244—321页及各处。
[27]阮元编：《十三经注疏》[279]（1815年；台北，1971—1972年重印），5，第3874页；李雅各：《英译七经》[309]（1870年；香港，1960年重印；第2版，台北，1969年），第124—125页。
[28]在写这一节时，我从贺凯的《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年）得益不少，书中有对天启朝政事的详尽叙述以及对某些机构的调整和明朝政府所独有的紧张状态的出色分析。
[29]魏忠贤传见《明史》[41]，305，第7816—7825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46—847页。又见乌尔里克·汉斯—理查德·马米特希《魏忠贤：对晚明太监与党争的重新评价》[368]（安阿伯，1968年）。
[30]《明史》[41]，305，第7816页。
[31]乔治·H.邓恩（耶稣会）引用迪亚戈·德·潘托加的话，见《巨人的一代：明末几十年中在华耶稣会士的故事》[148]（印度，诺特丹，1962年），第86页。潘托加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词典》[191]，第1116—1117页。又见贺凯《明朝时的传统中国（1368—1644年）》[269]（图森，1961年），第12、80页，注[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