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568部分在线阅读

[2]K.T.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哈佛亚洲研究杂志》，7，（1942—1943年），第203—260页，引文在第203页。
[3]吉川幸次郎：《进步的一种形式——关于宋以后中国的进步》，《朝日新闻》，1958年1月3日，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619]（东京，1974年），13，第605—607页。又见巴巴拉·克拉夫特的一篇有关的文章《关于中国其他文学形式的进展：吉川幸次郎的论文》[290]，载《亚洲博物学和民俗学会通信》，84（1958年）；重印，载《吉川幸次郎全集》（东京，1969年），13，第617—622页。
[4]关于不同的历史著述分类体系，见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61]（上海，1930年）。
[5]见吉川幸次郎《元明诗概说》（618）（东京，1963年）。
[6]译者按：应为11095册。
[7]见波得·奥尔布里希《13和14世纪蒙古统治下的中国邮传》[410]（威斯巴登，1954年），第12—20页。
[8]各种各样的“大全”后来甚至被戏称为“大不全”。见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404]（东京，1961年），第340页。
[9]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第228—229页，注3。
[10]书名后括号中的三个数字，即（2.1.1）或（4.5.7）指傅吾康在其《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和新加坡，1968年）中讨论到的著作的索引号。
[11]郑晓：《吾学编》[65]（1567年），11，第42页。关于建文帝的死见本书第四章。本章引证的著作和与傅吾康书中条目的对照，《剑桥中国史》这一卷的书目中未列入。更多的书目信息，见傅吾康的《明史资料介绍》[172]。
[12]间野潜龙：《祝允明的史学》[369]，见《明代文化史研究》（京都，1979年），第211—241页，和陈学霖的祝允明传，见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年），第392—397页。又见克里斯琴·墨克《祝允明（1461—1527年）和苏州的文化义务》[401]（安阿伯，1978年），第202—444页。关于《藏书》[317]，见本节下文及后《传记著述》。
[13]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271]（华盛顿特区，1943—1944年），Ⅰ，第145—146页。
[14]《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07—818页。
[15]李贽：《藏书》[317]（1599年；1959年北京重印），两卷，第7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11页。下面是论李贽的两本重要新著——让·弗朗索瓦·比耶特：《李贽，被诅咒的哲学家（1527—1602年）：对明末中国官场社会学的贡献》[7]（日内瓦和巴黎，1979年）；陈学霖：《当代中国史评中的李贽》[22]（怀特普林，纽约州，1980年）。
[16]奥托·弗兰克：《〈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的本质、相互关系及资料价值》[168]，载《普鲁士科学院会议会刊》[柏林]，哲学—历史部，4（1930年），第103—144页。
[17]《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11页。
[18]《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1—354页。
[19]埃蒂恩·巴拉日：《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与实际行政》[5]（伦敦，1965年），第19页；又见朱莉娅·金《〈明儒学案〉介绍》[88]，《远东》，23，2（1976年12月），第191—211页。
[20]《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14—316页。
[21]同上书，第421—426页。
[22]巴拉日：《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实际行政》[5]，第31—32页。又见威拉德·彼得森《顾炎武（1612—1682年）生平》[426]，《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8（1963年），第114—156页；和29（1969年），第201—247页。
[23]《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31—1535页。
[24]内藤：《支那史学史》[404]，第356—357、371—372页。
[25]同上书，第368—370页。
[26]《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5—356页。
[27]奥托·弗兰克：《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起源》[169]，载《普鲁士科学院会议会刊》[柏林]，哲学—历史部，23（1925年），第276—309页。
[28]《礼记》[313]，郑玄注本（2世纪；1936年上海重印），1，第5页；李雅各译：《礼记》[310]，见《东方的经典》，27（牛津，1885年），第2页。
[29]威廉·洪：《公元708年前的唐史馆》[272]，《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3（1960—1961年），第92—107页。
[30]《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年；台北，1961—1966年重印），第338—339页。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北京，1974年重印），73，第1787页。
[31]翟善编撰：《诸司职掌》[17]，（1380年；重印，《玄览堂丛书》，第43—50卷；重印，台北，1981年），第19页和第56—57页；申时行编：《大明会典》[465]（1587年；台北，1964年重印），2，第34页（第79页），和10，第8—10页（第196—197页）；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40页。
[32]《大明会典》[465]，2，第34页（第79页）；《明史》，73，第1787—1788页。
[33]《明史》[41]，73，第1788页。
[34]《明史》[41]，70，第1695页。
[35]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4.8.2）（清初；香港，1965年重印），32，第1页。
[36]《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第181页。关于明代的起居注，见今西春秋的有关文章《明季三代起居注考》[273]，载《明代满蒙史研究》[496]，田村实造编（京都，1963年），第587—662页。
[37]关于宋濂、魏观和詹同的传记及（或）介绍，分别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25—1231、698、43—44页。
[38]《明实录·太祖实录》[380]，27，第412页。
[39]《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39，第2188页。
[40]见《大明会典》[465]，221，第7—9页。
[41]奏议的日期是1575年4月7日。李焯然新近发现[见《焦竑之史学思想》[321]，《书目集刊》，15，4（台北，1982年），第42—43页，注51]，这篇奏议确是张四维（《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3—105页）起草的，并收入他的《条麓堂集》[38]（跋于1596年；东京，1975年影印），8，第14—15页，和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57]（1638年；台北，1964年重印），373，第1—5页（见本章，《经世文》）。由于这篇奏议只作了小的修改就以张居正的名义呈给皇帝，后来的作者包括今天的作者在内，就把他的作者身份视为当然，并用他的文集《张文忠公全集》（晚明；重印，《国学基本丛书》，第309卷，台北，1968年）的原文，4，第53—56页。不十分全的原文，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35，第825—831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32，第25—29页。此外，吴晗的《读史劄记》[594]（北京，1956年；1961年重印）第165—166页作了部分引证，今西的《明季三代起居注考》[273]第611—620页引证了全文，并附解释。《大明会典》[465]中的有关章节，见211，第7—8页（第20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