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42部分在线阅读

何文渊（1385—1457年，1418年科进士）作《东园遗稿》，无印刷地点和日期，序言日期为1559年，藏于内阁文库，影印件藏于杰斯特东方图书馆。
薛瑄（1389—1464年，1421年科进士）作《读书录》，1721年日本版，《近世汉籍丛刊》（台北，1975年）收录。
高攀龙（1562—1626年，1589年科进士）作《高子遗书》，1632年木刻版，国会图书馆藏本的缩微胶卷现藏于“国立中央图书馆”。
《明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补编、明史艺文志附编》，张廷玉等编（北京，1959年）。
叶盛（1420—1474年）作《菉竹堂书目》，载《粤雅堂丛书》，《百部丛书集成》（台北，1965年）收录。
（杨品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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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威廉·C.琼斯：《大清律》（牛津，1994年）导言。
[2]关于明太祖对元代的看法，见《明史》，第93卷，第2279页；关于对明初期法典的概览，见内藤乾吉：《大明令解说》，1，5（1937年），重印于内藤乾吉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东京，1963年），第90—116页。缺乏正式法典在元代是一个令人难堪的话题。关于元代知识分子主张应有一部法典的论点，见郎洛瓦：《元代政治思想中法律、经世论和〈春秋）》，载陈学霖、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人统治时期中国人的思想和宗教》（纽约，1982年），第89—153页，特别是100—109页。
[3]已由爱德华·L.法墨译成英文《大明令》，但尚未出版。
[4]关于大诰，见上引的文件及沈家本：《明大诰峻令考》，载《沈寄簃先生遗书》（台北，1964年），第822—841页；邓思禹：《明大诰与明初之政治社会》，载《燕京学报》，20（1936年），第455—483页；转载于明太祖：《明朝开国文献》，载吴相湘编：《中国史学丛书》，第1卷34期（台北，1966年），第1—26页；杨一凡：《明大诰研究》（南京，1988年）。又见爱德华·法默：《作为法典制订者的专制君主：明代开国皇帝的法典》，亚洲研究协会年会论文，1993年3月，引用材料得到作者允许。
[5]见杨一凡：《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诰”考》，载《学习与思考》（1981：5），第50—54页；杨一凡：《明大诰初探》，载《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81：1），第54—62页；黄彰健：《大明律诰考》，转载于他的《明清史研究丛稿》（台北，1977年），第155—207页。
[6]根据杨一凡：《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诰”考》，第52页。
[7]关于皇帝对榜文的使用，见黄彰健：《明洪武永乐朝的榜文峻令》，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6，第4期（1975年），转载于他的《明清史研究丛稿》，第237—286页。关于文中所引的榜文，见第245页。
[8]例作为法律形式仅次于律，但明代是律例并行，例是有同律一样的法律效力。关于例在中国立法中的评论，见卜德、克拉伦斯·莫里斯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以〈刑案汇览〉的190件清代案例为例》（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7年），第63—68页。明代例的基本参考材料见黄彰健的《明代律例汇编》（台北，1979年）。
[9]见怀效锋编的《大明律》的近代版本，其中包括这部明法典、万历《问刑条例》和《大明令》。
[10]引自杨一凡：《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考》，第54页。
[11]这项工作由王恕（1416—1508年）主持，见王圻编：《续文献通考》（台北，1972年），Ⅰ，第106卷，第2页。
[12]丘浚：《大学衍义补》（1488年），收于《丘文庄公丛书》（台北，1972年），Ⅰ，第106卷，第2页。
[13]传记载《明人传记辞典》，第505—507页。其奏义见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Ⅰ续，第7—8页。
[14]传记载《明人传记辞典》，第1118—1119页。其奏义见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Ⅰ续，第10页。
[15]这一理想首先见于《尚书》，被广泛地引用。
[16]见滋贺秀三：《清代犯罪审判程序——专论其行政特点及其历史前例》，载《东洋文库研究部纪要》第32期（1974年）第1—45页和第33期（1975年）第115—138页，特别是第32期第3页和第33期第124—138页。
[17]《大明律》，第45款。
[18]《大明律》，第46款。
[19]《大明律》，第410款。
[20]《唐律疏议》（台北，1973年），第450款，第27卷，第522页。
[21]《大明律》，第63款。
[22]《大明律》，第409款。凡违令者应轻杖责打50下。
[23]《明太宗实录》，第28卷，第505—506页；引于杨雪峰：《明代的审判制度》（台北，1978年），第317页。
[24]黄彰健：《读明刊毓庆勋懿集所载明太祖与武定侯郭英敕书》（1963年），转载于《明清史研究丛稿》，第142页。
[25]此表根据《大明律》，第1款。
[26]凌迟处死只在《大明律》第277款“谋反”中有规定。
[27]关于充军，见《大明律》，第34、366款；关于遣徙，见第366款。
[28]杂犯死罪的罪行比真犯死罪轻，通常以引起伤害的动机的程度加以区分，前者通常被考虑所犯的罪是无意的。
[29]见卜德和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第78—80页以下关于清代以钱赎罪的讨论。
[30]见《大明律》，第19款；见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台北，1977年），第57—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