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65部分在线阅读

第八章　明代中国与新兴的世界经济，约1470—1650年
导言
宋朝（960—1279年）和元朝初期（1279—约1320年），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国内贸易及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都发生了急剧的扩张，所达到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已知的中国历史上以往的一切时代。近年来，研究这一问题的一些学者，如威廉·H.麦克尼尔、J.L.阿布—卢霍德（J.L.Abu-Lughod）、牟复礼，主张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文明，而且也对欧亚大陆的其余部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威廉·H.麦克尼尔教授所指出的：
在上亿的中国人中增加的新财富开始跨越海洋（很大一部分也沿着商队的路线）外流，并且给与市场有关的活动增添了新的活力和领域。数十艘，数百艘，也许数千艘航船开始在日本海、南中国海、印度尼西亚群岛和印度洋的各个港口之间穿梭航行。大多数航程较短，货物从最初生产者那里通过沿途许多货物集散地分装转输，才到达最终的消费者手中……商品流动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人员上下航船，或滞留在集市上，讨价还价。[1]
13世纪70年代中期，也就是马可·波罗开始他在中国长达17年的逗留之时，“商品流动的增加”则意味着大量的中国生丝、丝织品、瓷器及其他物品由船舶，或商队输往亚洲各地、东非、中东、地中海贸易区，甚至西北欧的主要市场。[2]然而，紧随这个有前途的和至少在一些方面看来是极为有利可图的开端之后，到来的是被R.S.洛佩斯和H.A.米斯基明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萧条”期间的“东方与西方”间贸易往来的锐减。“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萧条”是指14世纪早期到15世纪末一系列持续性的经济和货币紧缩，它们在这不同时期影响到几乎整个欧亚大陆。[3]到文艺复兴晚期，对于曾经获得的这一贸易所创造出来的巨额利润的追忆仍然激发了许多欧洲人重要的“航海发现”。例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10月从西班牙起航时，他的打算并不是去发现“新大陆”，而是去寻找一条到东亚和香料群岛的更短途、更快捷，而且低耗费的航线。正如哥伦布自己在首次到达新大陆后的第9天，即1492年10月21日清楚地写到的：
……我将航行到另一个大岛去，从圣·萨尔瓦多印第安人告诉我的迹象上看，我确信这个岛屿就是日本。他们把这个岛屿称
为Colba（古巴，他们说那里有很多大船和海员。从这个岛屿我打算去他们称为波希澳（Bohio，即希斯盘纽拉[Hispaniola]岛）的另一个岛……至于其他坐落其间的全部岛屿，我将在通过时去看看，并按照发现金子或香料情况，决定做些什么。当然，我已经决定去（中国）大陆，去贵色（Quisay，现在浙江省的杭州），而后把殿下您的信呈交大可汗，恳请回复，并携带返回。[4]
如同同时代的很多欧洲人一样，哥伦布已经阅读过，甚至注解过那些热情洋溢的记述亚洲和亚洲贸易的13世纪至14世纪的著述，如马可·波罗，“约翰·曼德维尔爵士”及其他人的游记。此外，据哥伦布本人说，他可能还受到当时欧洲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佛罗伦萨的地理学家保罗·德尔·波佐·托斯堪尼在15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给他的一些信件和一幅世界地图的进一步鼓动。托斯堪尼为马可·波罗亲身游历所吸引，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财富的商业潜力：
……在这里，携带着货物的航海者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全部航海者人数都不及称为刺桐（Zaitun，即现在的福建泉州）的著名港口的多……在一个称为大（汗）的王公的统治下，这里（中国南部）人口密集、富裕、拥有众多的省份和王国，数不胜数的城市……（中国）值得拉丁人去探究，不仅因为从这里可以获得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巨大财富，如金、银、各种珠宝和香料，而且因为它的学者、哲学家
和精深的占星家……[5]
哥伦布和托斯堪尼在此仍在谈论大可汗，这表明在15世纪晚期有学识的欧洲人所能获得的有关东亚的知识，大多数已经远远过时了。[6]当然，这些知识也非完全不准确的。如同欧亚大陆的其他国家，中国虽然在15世纪中期发生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困难[7]，但在1492年哥伦布首次穿越大西洋时，中国经济和明朝的统治（1368—1644年）正从其早期的困难中迅速地恢复过来。的确，在15世纪晚期，中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强的经济大国。中国拥有也许超过1亿的人口、一个具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农业、广泛而复杂的国内贸易网络，及在每一个品种和每一个方面都要优于已知的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例如，15世纪早期，一个欧洲外交使者在访问中亚政治和贸易中心撒马尔罕之后，描述他所看到的中国货物“是（进口到该城的货物）中最丰富、最精致的……因为，震旦（Cathay即中国）的手工艺人以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最精湛的技巧而闻名于世”[8]。
正如10—14世纪欧亚大陆贸易大扩张时一样，在“哥伦布时代”，享誉欧洲、中东和亚洲市场的中国货物仍然是生丝、丝织品、产自江西省景德镇和福建省德化手工业中心的精美的（有时并不十分精美的）瓷器。[9]今日的中东，有两个地方仍然收藏着大量的中国瓷器，一个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皮·萨拉伊博物馆；另一处是从阿尔达比勒圣地发掘出来的中国瓷器，现收藏于德黑兰考古博物馆里。[10]在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和东非也发现大量的明代瓷器。[11]1960年代在东非工作的一位学者，时常满怀惊奇地报道说，“在肯尼亚海岸的任何城市”都可以发现从元朝到明朝的大量的“青花”瓷器。[12]还有关于印度西部一些古老的贸易港口的类似的评论：在港口的一些地方“散乱地堆放着晚明的瓷器碎片”[13]。
1461年埃及苏丹把少许明代青花瓷器作为礼品送给威尼斯的多吉·帕斯奎尔·马尔皮罗之后[14]，欧洲的首领们也开始热衷于收集中国瓷器。洛伦佐·德·美第奇在1487年获得了他的第一件瓷器，而1498年瓦斯科·达·珈马从葡萄牙启程到印度时，他从曼纽尔（Manuel）一世那里接受了寻找香料、基督教徒和“瓷器”的特殊使命。1499年他的确带了一些瓷器返回里斯本。同样，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葡萄牙舰队第二次远征印度船队于1501年返回时也带回了瓷器。在此后的20年间葡萄牙人进一步向东方推进，他们找到的中国货物是如此之多[15]，以致曼纽尔国王开始把向欧洲王室赠送明朝青花瓷器的礼物作为一项惯例。[16]然而，瓷器并未长久为王室所独占，1520年，阿尔布雷克特·杜雷尔从一个葡萄牙熟人那得到了他的第一件瓷器，而到16世纪30年代，在安特卫普和里斯本市场上，明朝的青花瓷器已然很容易见到。[17]
然而，在16世纪前半叶要得到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特别是那些高品质货物，并不总显得那么容易。例如，17世纪早期，一个失望的荷兰商人谈道，他和他的同事“（在中国）并非找不到货物……而是没有足够的钱购买”[18]。他的说法略有误导，因为在当时，荷兰已经进口了大量的中国丝绸和瓷器到阿姆斯特丹。[19]虽然如此，的确，这时的中国商人往往看不上外国产品，正如上面所说，他们宁愿收“钱”。事实上，从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中国人想从大多数外国商人那里得到的是白银。要了解这一原因及现代早期（约1470—1800年）国际白银流动在中国海上贸易扩张中所起的作用，就必须对14世纪晚期明朝货币制度建立的特殊环境进行考察。[20]
白银与明朝的货币制度
影响明朝货币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演变发生在1368年明朝建立以前的将近20年。在14世纪40年代，面对中国的许多地方不断加剧的经济困难[21]——其中某些困难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经济、政治形势恶化有关[22]，1350年，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宣布实行新的货币改革，由政府印刷并发行各种新纸币。由于此时元朝国库没有足够的贮藏，因此，这些新纸币就不像早期蒙古纸币那样可以兑换，或者有贵重金属、铜币和丝绸衣物的支持。在这一情况下，加之自然灾害、军事叛乱、瘟疫在中国许多地方蔓延肆虐，新发行纸币不能维持其武断指定的价值就毫不奇怪了。到14世纪50年代，纸币确实变得毫无价值，由此刺激了对优质铜币和未铸造为货币的金银的收藏。结果如以下所示，此时银价急速上升。不到几年，贷款在中国变得更难获得，商业活动减慢。14世纪60年代后期，在除了劣质铜币和谁也不要的、几乎没有人愿意使用的政府发行的纸币之外的所有通货都在急剧紧缩之中，元王朝崩溃了。[23]
明朝初年，与蒙古帝国崩溃相关联的货币问题明显地动摇着中国人接受政府发行纸币的意愿。例如，由于政府财力仍很虚弱，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的管理机构在14世纪70年代中期发行了自己的纸币，这些纸币无疑遭到人们的冷遇。如同元朝晚期一样，这些明代纸币无法兑换为金、银或布帛。如表8-1数据所示，纸币迅速贬值。
尽管明朝货币政策在关键问题上已经失败了，但明朝初期政府仍然继续发行大量的纸币，把其中一些作为礼物赐给皇亲和贵族，或作为赏赐和俸禄发给政府官员，或作为礼品赠予外国使团和贸易使节。但是，由于纸币在整个明朝早期一直在贬值，也由于纸币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毫无货币价值，所以人们都尽快把手中的纸币用掉，这又导致了纸币进一步贬值。明朝初期政府阻止纸币贬值的努力，包括周期性地禁止在商业交换中使用铜币、贵金属，都未获成功。因此，虽然在明朝的多数时间中，政府发行的纸币在有限范围内仍继续流通，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中纸币并未占重要地位。至迟在15世纪早期，中国进入了新的货币时代，交易时进行称量的散银[24]与合法的或非法的铜币成为货币流通的主导形式。
表8-1　1376—1567年明代纸币与银的兑换率（每一贯纸币兑换的银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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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约等于0.0375公斤资料来源：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修订版（上海，1965年），第671—672页。
在这一情形下，明朝初期政府对待金银的开采和铜币的铸造的态度就多少令人费解。正如已经提示过的，14世纪中期元王朝的货币制度崩溃时，中国的银价急速上升。[25]例如在1346—1475年期间，金银比价从1∶10降到1∶4（参见表8-2），中国银与金的比价比欧亚大陆任何地方都要高得多。
表8-2　1282—1431年中国金与银的复本位比率
资料来源：全汉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载《新亚学报》，第8卷，1号（1967年2月），第160—161页。
此时，银价急剧上升并不仅仅限于它与金的比价上。例如，全汉昇的研究指出：把明初与宋元的大部分时期相比，一个单位的白银可购买的大米几乎是原来的两倍，可换到的丝绸为三倍。[26]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料想明太祖会立即鼓励开采金银，特别是银矿，以支撑其新政府的经济地位。但是，太祖却决定推行自己的纸币制度，而且显然由于顾虑到他曾亲眼看到大规模开采中工人受剥削的可能性，因此在其统治的30年（1368—1398年）年间，他只允许官方有限制地采矿。[27]
14世纪晚期，中国每年银产量可能从未超过10万两（约合3750公斤）。[28]其中一些年份，银产量也许远低于此数。由于早期明朝政府劝说中国人使用其纸币的努力普遍遭到失败，因此限制采矿政策的最严重的后果是遏制了货币的增长，并使中国白银的价格保持在大大高于世界的水平上。
在铜币方面，明朝初期的政府也未获得多大的成功。虽然在明太祖1368年登基以前就曾经铸造过铜币，但由于生铜的短缺[29]，以及皇帝渴望看到他的新纸币被接受，因此他和他的谋士都未能充分重视在严格的政府监督下，生产一种可靠的、低价值的硬币的财政和技术方面的细节。有时，早期明朝当局是如此的担心官方铸币会与政府发行的纸币竞争，以至于他们完全停止了铸币的生产，甚至如前面所说，颁布临时禁令，停止在商业交换中使用铸币。虽然这些政策都未获成功，但它们对流通中的铜币数量与质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14世纪后期的各年中，明朝政府发行硬币最多的年份，据认为刚超过1372年发行的2.2亿枚。而在北宋（960—1127年）的一些年间，中国政府发现每年必须生产20亿至30亿枚铜币。[30]明政府在这一领域的失策——这种失策从未被太祖的继任者所改正——可能造成整个明代在全国很多地方优质铜币供给短缺。由于在一些地区严重缺乏铜币用于低水平的国内交换以及与日本、东南亚的国际贸易，这种短缺导致了前王朝的铜币的继续流通及普遍铸造假币的局面。同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大规模商业交换中对高价值通货的需要提高了对作为交换媒介的散银的依赖。[31]
明成祖（1403—1424年在位）在1402年篡夺皇位后，极大地推动了将银作为交换媒介的使用。他不仅积极鼓励政府控制之下的对外贸易，从而增加了从欧亚大陆其他国家进口白银，而且废除了太祖对开采金银矿的限制政策，在明帝国的许多地方开矿和恢复采矿。正如表8-3的数据所示，这种新政策导致了一个虽然短暂的，但却十分显著的结果，每年中央政府以“采矿税”名义征收的白银的数量明显上升。
表8-3的总数仅反映了官方从采矿得到的收益，而不是总产量，梁方仲、百濑弘和全汉昇认为官办矿业及官方认可的矿业所开采的金银的30％为明政府征收。“非法”开采的规模虽不得而知，但是在15世纪的前30年，中国开采的大量白银并未直接流入政府的手中。在当时中国经济普遍良好及白银继续保有高购买力的条件下，这似乎表明有很多新开采的白银找到了进入一般流通的渠道。证明这个事实的一个迹象是：1436年，明政府决定，允许南直隶的一部分地区，以及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省用白银交税。[32]这个决定极为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以白银付税成为官方认可的选择，只有当允许这样做的指定地区的市场上有充足的白银流通，才可能施行这一政策。
表8-3　明政府1401—1520年从国内银矿业获得的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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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年以后，明代中国的国内银矿业没有可靠的数据。＋
1401，1435，1441—1443和1450—1454这些年，没有有关政府白银收入的资料，因此这些年代的十年期填入的总数下降了，低于实际数；每年平均数是根据可以得到的那些年代的数据估算出来的。从1487—1520年，政府从金、银矿业得到的收入合并在一起登录。由于开采金子数量被认为非常少，这里将总数作为白银数额列出。资料来源：全汉昇：《明代银课与银产额》，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1966年9期，第246—254页。
然而，1436年颁布的纳税替代的规定并不表示明朝的货币问题已经解决。相反，表8-3的数据表明，从1430年代开始，甚至在此之前，中国对散银作为交换媒介的依赖性增加了，这可能是伴随着国内白银生产的显著下降而产生的。[33]在明朝货币制度特殊性质的条件下，这种发展自然会对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产生严重的相反的影响。王朝货币形势的恶化，既不是由于政府仍然无力生产充分供应的铜币[34]，也不是因为这些硬币输出到日本和东南亚[35]，或者在正统、景泰和天顺（1436—1464年）年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导致了人们对贵金属的贮藏。[36]
15世纪中期，中国货币紧缩的严重性也许表现在：尽管开始从日本进口了大量生铜[37]，但是在此时，就是明帝国极其活跃的、善于随机应变的制假者也难以生产出可被接受的铸币。[38]
从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早期，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有所好转[39]，与此相伴随的是贵金属收藏的减少和国外白银进口的增加。[40]即使如此，明朝的经济仍然在严重的货币紧缩之下运行。纸币的使用仍然不为中国公众所接受，政府改革铜币的企图大多没有成功，国内金银生产较低甚至仍在下降。[41]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被认为大约发生在1500年之后[42]，在此条件下，可以预料国家将很快陷入货币增长缓慢，甚至由于贵金属交易中的损耗而导致货币紧缩的痛苦之中。这一可能发生的情形，由于继续制作假铜币，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或多或少可以可靠地称之为世界货币历史上的一个“革命”而得以避免了。
中欧和新大陆白银的采矿及其对中西方贸易的影响
这一革命的第一阶段始于15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其时中欧的白银生产急剧增长。[43]例如，在1460—1530年间，在萨克森、波希米亚、匈牙利和提洛尔白银的产出上升了大约500％，估计每年达到9万公斤。在瑞典也记录了同样的增长，到1500年，新矿开采“热”弥补了很多在前60或70年间著名的欧亚大陆“白银饥荒”期间损失的贵金属。15世纪的最后几年，政府的造币厂遍及整个欧洲，“当可以获得银块来铸造货币这一维持经济活动的生命源泉之时”，这些造币厂又恢复了生机。[44]这些发展对中国明代经济十分重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新开采的欧洲白银（和铜）有助于刺激和维持欧亚大陆西部的经济活动，再度容许欧洲和中东的上流社会满足他们对“东方奢侈品”的渴求。至迟到15世纪90年代，通过在地中海和中东贸易区购买胡椒粉、香料、丝绸、棉花，以及至少那些今天在伊斯坦布尔、德黑兰、巴格达、开罗发现的中国15世纪后期的瓷器，大量的欧洲白银再度流出。正如一位亚洲制陶术专家指出的那样，准确地说，在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第二次中国青花瓷器的浪潮席卷近东”[45]。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这股浪潮不久继续深入到了意大利、葡萄牙和西欧的其他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