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67部分在线阅读

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给予新大陆制造业沉重的冲击。例如，西班牙在16世纪早期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后不久，曾在墨西哥鼓励生产丝。到16世纪50年代，丝产业被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在16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丝产业有了大幅度增长。然而，16世纪80年代期间，墨西哥丝绸生产者开始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来自中国的竞争。
关于菲律宾贸易破坏了墨西哥丝绸文化的观点，早在1582年时（一个官员）就提出来了，他写道，因为从菲律宾运来了大量的中国衣服和纱，墨西哥就没有必要在本国生产丝绸。他写这个报道时，（中国与西班牙在菲律宾的贸易）只开展了不过9年。1573年11月，装运着中国锦缎、缎及其他各种颜色的丝绸第一次到达（墨西哥）……随后的几年间，大帆船带来了中国的衣物和丝绸，所有货物都很畅销。1579年11月，当商人带着远比过去多得多的丝绸和衣物返回时，获得了更高的利润，贸易迅速增长。[94]
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早期，马尼拉贸易增长，而新西班牙的生丝产量持续下降。然而，与此同时，墨西哥织工的丝产品制造业却明显地增长了。原因之一是数量越来越多的中国生丝进口到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和其他工业中心的丝业行会用这些生丝来为西属美洲，甚至欧洲市场织造多种多样的丝织品。[95]
17世纪30年代，一个西班牙观察者甚至宣称：由于新西班牙国内供应的生丝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与中国的贸易有助于维持墨西哥城、普埃布拉和其他城市1.4万个织工的就业。[96]这些织工中的一部分人可能就是中国人，因为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有证据显示，在墨西哥城有一个相当可观的中国人社区。[97]其他中国人则经过穿越太平洋的长距离航行，定居于新西班牙的阿卡普尔科，或一些重要的采矿中心。[98]
国外白银与晚明经济
虽然最近有一些相反的观点[99]，但似乎并没有怀疑从新大陆和日本进口的白银对晚明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00]有关这种影响的统计证据可以从明代中央政府在1570年以后记载的白银收入的陡增中找到[101]，在东南沿海的地方政府征收白银的同样的增长中找到[102]，还可在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中国的金银比价出现的戏剧性的变化中找到。例如，虽然在中国银对丝、瓷器和其他很多产品的购买力与世界水平相比，仍然保持高水平，但是在1568—1644年间，金银比价由1∶6扩大到1∶10，甚至1∶
13。[103]另一方面，在1577年到17世纪20年代早期之间，中国的银与铜的比价从1∶
229缩小为大约1∶
112。[104]这两个方面的情况说明，这些变化至少部分地反映了上面讨论过的大量白银的进口及金块和铜币的出口，是明朝与日本、东南亚贸易增长的极其重要的因素。这里，特别重要的是：与中国的金银比价的变化相平行发展，新大陆、欧洲、南亚和日本也发生了相似的变化，这就给明帝国逐步融人被称为“浮现的世界经济”的论点提供了进一步的根据。[105]
在向整体化迈进的步伐加大的同时[106]，明代中国农业的专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急剧发展[107]，丝、棉、瓷器产业快速增长[108]，跨地区贸易岩见宏：《动荡的社会》，见田村美造：《最后的东洋式社会》（东京，1968年），第133页；宫崎市定：《明清时代的苏州》，第306—320页；牟复礼：《最近一千年的中国城市史：苏州的形态和时空概念》，载《赖斯大学研究》29，第4号（1973年秋），第44—45页。显著扩大[109]，将大部分土地税、劳役和超额征收都折合为白银支付的所谓“一条鞭法”而广泛推行。[110]这些发展带来的影响在长江下游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显著[111]，这些地方的中心都市，如苏州、松江、嘉兴、南京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业已成为中国丝绸业之都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的苏州，在16世纪后期人口增长迅速，总数超过了50万，使它也许成为世界最大、而且肯定是最富裕的城市之一。[112]松江附近地区在这些年间的繁荣不是由于丝绸，而是棉花，这种作物自从元朝后期以来就在中国东南部开始种植。16世纪后期，当国内外对棉制品的需求激增时[113]，松江近郊越来越多的人改行从事全日纺织和贸易。事实上，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松江的人口像苏州那样急剧增加，甚至农村附近的一些小集镇也变为兴旺的染色、上浆及相关行业的中心。[114]
最后，正如傅衣凌、吴震强、伊夫林·S.罗斯基、斯波义信、张彬村、林仁川及其他人指出的那样，与亚洲、欧洲和新大陆的贸易扩张对于中国那些直接卷入了海上贸易的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福建省南部沿海地区一位骄傲的本地人所写的：
我穆庙时（穆宗，1567—1572年在位），除贩夷之律。[115]于
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116]……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117]，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118]
1639年，福建沿海地区的另一位本地人，概述了他关于支持中国继续参与海上贸易的理由：第一，丝和丝织品在菲律宾和东南亚出售的价格经常是国内价格的两倍[119]；第二，瓷器和其他中国产品在海外也备受赞誉；第三，大量的失业工匠在菲律宾找到了工作。这个作者继续解释到：西班牙人并不打算用货物来交换商品或服务，而宁可用“银币”（银钱）来支付。[120]他的言外之意是：他相信当这些银币进口到中国以后，一般地说，对明朝经济，具体地说，对福建经济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虽然外国白银给中国带来了确定无疑的利益，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银块进口非但未能完全地解决明朝长年的贵金属短缺问题[121]，而且在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这种进口也促使城市快速增长，放纵了商业投机，以及至少在国内的一部分地区导致了明显的通货膨胀。[122]随之发生的经济不稳定性由于在这一期间中国商人和生产者日益过分地依赖于货币经济的扩张而加重了。然而，由于国内矿业萧条，以及中国的铜币生产仍为一些问题所困扰，因此货币经济自身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白银的进口以增加货币的供应，才能维持工商业和消费者的信心。
在万历朝（1573—16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依赖并未引起真正的问题，因为日本和新大陆银矿继续生产大量的银，其中相当大部分用于购买中国商品。然而，在天启（1621—1627年）和崇祯（1628—1644年）年间，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明朝货币制度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与西班牙在马尼拉的贸易在17世纪的前半叶数度中断。其中几次中断是因为荷兰和英国骚扰拦劫西班牙、葡萄牙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航运而引发的，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此时新大陆银产量急剧下降。例如，在秘鲁的波多西，银产量在17世纪早期迅速下降（参见8—4表）。此外，到17世纪30年代，水银的短缺也使墨西哥银产量陡降。此后，波多西再未从它在17世纪的暴跌中恢复过来，直到明朝崩溃后多年的17世纪60年代，墨西哥的银产量也未有明显的增加。[123]
17世纪30年代，当西班牙菲力浦四世努力减少牵涉到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通过新大陆与菲律宾的商品贸易的腐败现象时，中国经济和货币形势更加恶化。17世纪30年代早期，菲力浦四世对秘鲁与墨西哥之间的商业施加新的限制[124]，1635年，他派遣一个特别督察官到阿卡普尔科监督海关税务。当所谓的“来自中国的大船队”中的两艘船在1636年到达阿卡普尔科时，这个督察官对船上据称价值80万比索（合2.3万公斤银）的丝绸和瓷器进行估价，估定的价值竟高达几乎难以置信的400万比索（合11.5万公斤银）。[125]这大大超过有关对从亚洲合法进口到阿卡普尔科货物的限制，督察官决定进行惩罚，在应对这起企图诈骗行为负责的人付出高额罚金前，不允许出售这些商品。管制政策推行了若干年，给马尼拉、阿卡普尔科造成了严重后果，而且，由于西班牙国库也因此丧失了一些关税，因此给马德里也带来了重大影响。几年后西班牙国王承认：
必须注意的是：[马尼拉的]市民贸易商品的四分之三惯常是[向中国人]做过保证的，因为迄今为止，这项贸易完全靠赊账的方式维持；然而……在1636—1637年，由（马尼拉的）市民于[1636年]运送的[中国人]以赊账方式售出的商品没有得到（来自新西班牙）的钱，因此，中国人已不能相信得到偿还的承诺了。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走了，说他们已经遭受了损失，不愿再遭受更多的损失……[126]
不足为奇，已经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所记录的水平上大大下降了的中国与西班牙在菲律宾的贸易，又进一步下降了；在1637年，仅有一艘小帆船装载着价值微薄的商品从马尼拉航行到阿卡普尔科。[127]
1638年，由于中国人重新回到市场，两艘大帆船，其中一艘是菲律宾建造的最大的帆船，从菲律宾海岛出发到墨西哥，情况才稍有改善。对那些参与中国与西班牙贸易的人来说不幸的是，那艘最大的船在去阿卡普尔科途中失事，货物全部损失，许多船员遇难。[128]据说，1638年马尼拉只有非常少量的白银，中国人很可能再次以赊账方式售出他们的商品，这样，他们在三年内遭受了第二次经济灾难。更坏的消息接踵而来。1639年8月，开往马尼拉的两艘大帆船再次失事，据说损失超过50万比索。[129]17世纪30年代后期从新大陆流往菲律宾进而流到中国的白银，已从1632年以前的每年总数大大超过200万比索（57500公斤白银）的水平减少为涓涓细流了。
1639年后期，马尼拉的经济形势非常严重，殖民政府增加新税以弥补其运转经费的不足，欧洲人与中国社团之间的紧张关系爆炸了。据说，在1639年11月至1640年3月期间，装备优良的西班牙人在整个菲律宾杀死了2万多中国人。[130]不出所料，事态的发展导致1640—1641年间中国与西班牙贸易的中断。[131]虽然在1642—1643年间，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1642年澳门的葡萄牙人得知葡萄牙人在欧洲起义反抗西班牙，于是中断了澳门与马尼拉的商业关系，这样又抵消了上述改善。众所周知，17世纪30年代的一些年份，单单澳门与马尼拉的贸易额就达到150万比索（43125公斤白银），因此澳门与马尼拉贸易中断的经济后果对于西、葡双方及中国都是相当严重的。[132]
正如约翰·E.小威尔斯在本卷其他地方讨论过的，在17世纪期间，这并不是第一次欧洲政治对澳门经济的影响。自从荷兰人于1600年来到亚洲水域，他们就不断袭击伊比利亚的船舶，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开始扩大对满剌加和果阿这两个葡萄牙的殖民地的封锁。[133]满剌加于1641年落入荷兰人的手中，这一变化使葡萄牙从欧洲和南亚进口白银到澳门更为困难。然而，在17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由于从新大陆运载白银到欧洲的船只大幅度减少（参见表8-5），这条航线对澳门和中国的经济已经远没有二三十年前那样重要了。
此外，大致在1635—1638年之间，葡萄牙迅速提高了其殖民地与日本之间的贸易量及利润，从而削弱了荷兰人的这些行动对澳门经济的影响。导致这种提高的直接原因是1635年德川幕府决定禁止日本臣民和日本船只从事海外贸易。尽管日本出口的白银总数下降了[134]，但是，当日本京都、大阪、长崎的商人为了满足日本的商业需求而寻找其他供给渠道而乱成一团之时，荷兰人、中国人，特别是葡萄牙人的商业得到了增进。例如，在1637年，葡萄牙的航船将200多万两（7.5万公斤）白银从长崎运送到澳门，而到1638年，这一数字超过100万两。[135]在同一时期，荷兰和中国商人在日本的贸易也取得了成功，在1637—1638年，他们从日本出口的白银合起来可能接近，或者甚至超过葡萄牙的总数。[136]无论如何，亚洲经济和政治历史的新纪元即将破晓。1637年，日本西南部经济状况的恶化导致了所谓的岛原暴乱，大约有2万名日本基督徒及其同盟者起义反抗当地统治者的政策和德川幕府。1638年“基督徒反叛”最终被镇压下去，德川幕府决定禁止与葡萄牙人的一切联系，指责葡萄牙人支持叛乱并阴谋征服日本。1639年到达长崎的葡萄牙人的航船被禁止卸货，即使他们运载的丝绸和其他货物已经由日本商人付过款。此后，直到19世纪，葡萄牙人才被允许在日本进行贸易。
荷兰和中国商人迅速行动，从上述局势中渔利，但是他们从日本出口的白银始终没有达到1637年葡萄牙、荷兰、中国三国加在一起的总数。到1642—1643年，日本白银出口明显下降，每年低于150万两（56250公斤）。[137]无论数据的准确程度如何，这个数字都远远低于小叶田淳对17世纪早期中国与日本贸易高峰时每年达400万至500万两（15万至18.75万公斤）白银的估计数。而且，如将这一下降置于马尼拉商业的萧条、从新大陆到欧洲运送金银船只的减少（参见表8-5），以及荷兰对满剌加和果阿的封锁而导致的贸易中断的情况下来考察，显然17世纪40年代早期能够出口到中国的白银已大大少于仅仅几年之前的数字了。
伴随着因白银进口下降而引起的问题，又出现了中国铜币制造的困难。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早期，面对经济和军事问题的加剧[138]，明政府试图通过扩大铜币生产来改善它的财政状况。帝国在很多地方建立了新的造币厂，但是，这些造币厂由于缺乏管理和资金不足，生产的铜币的质量远低于政府的希望和预期。而且，在17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早期经济状况恶化时[139]，国内的许多伪币制造者（其中一些人显然曾在官方造币厂工作，或与政府有其他方面的关系）加紧了他们的活动，使劣币在市场上泛滥。[140]正如表8-8所示，这些劣质铜币和进口白银的下降促使将白银从经济发达的中国东南地区的市场上逐出。
表8-8　1638—1646年中国东南部1000枚铜钱的币值
（＋）表示所给出的该年数据的原始资料是不准确的，实际数据很可能稍大于表中的数字。资料来源：叶绍袁：《启祯记闻录》，见《痛史》（上海，1911年），18册，2/6a；张履样：《桐乡灾异记》，陈恒力编：《补农书研究》（北京，1958年），第325页。
这种突然出现的对于本章前面所论及的银价朝着下降的长期逆转趋势是很重要的。第一，正如弗兰克·C.斯普纳在20多年前指出的，这种逆转是17世纪中期影响到西班牙、法国、德国、荷兰及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一种国际现象。像中国一样，西班牙货币最不稳定的时期发生在17世纪40年代早期，当时白银进口下降（参见表8V5），铜币造假和政府控制货币导致了银对铜币比价的“惊人的增长”。[141]日本也普遍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那里，银产量下降和政府货币政策的改变导致银与铜交换率在1638—1647年期间迅速扩大。[142]虽然对17世纪从银“转换”到铜尚有很多问题有待于研究，但斯普纳认为这对早期现代世界经济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在（16世纪）由于白银的注入使情况得到好转之后，17世纪没有取得同样的进展……17世纪因为铜而衰弱和烦恼，这时，任何事物似乎都失去了先前的生命活力和多样性。”[143]
在中国，17世纪40年代，没有哪个地方像一度兴盛过的苏州这样，“生命活力和多样性”的衰落是如此的显著。正如一个苏州本地人早在1642年所写的：
街道上有无数的瘦弱可怜的乞丐。而且，因为是新年，天气寒冷、阴雨连绵。春天即将过去，但寒意犹浓。二月满月之后，阴雨又连绵十几日。大量的人死于饥饿。每天我都亲眼见到有数十具饿殍在王公的地产上埋葬。当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90多个铜钱时，他们没有任何吃的就毫不奇怪了。城市中大多数住宅都人去房空，只剩断垣残壁。肥沃的农田和豪宅都标价出售，但是无人问津。往昔，（苏州）城曾一度繁荣，其居民奢靡成风。自然盛世之后将紧随衰败，但是我从未料到在我有生之年会遇到这些不幸。[144]
这段描述，以及海伦·邓斯坦、安杰拉·梁和其他人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在这些年间，并非所有的苏州问题都起源于货币，其性质也并不完全属于货币方面。实际上，在17世纪30年代后期，特别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连续不断的洪灾、干旱和蝗灾的打击，使中国东南部的粮食严重减产，加剧了一些地区食物的严重短缺。[145]然而，其他因素显然也助长了“食物短缺”的产生。随着中国纺织业在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的急剧增长，长江下游地区的农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为了满足增加的国内和国际的需要，那里扩大了棉花和桑树的种植，一个曾是食物自给自足的地区，现在发现它的大量稻谷供应依赖于跨地区贸易。因此就是在本地稻作物收成好的那些年景，南直隶、浙江省北部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需要出售桑叶、蚕、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来购买短缺的谷物，支付赋税和地租，偿还附近城镇债主的贷款。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做，或者如果他们用现金购买的谷物价格波动太大，特别是当本地谷物储备较少时，灾难就不可避免了。从下面浙江北部的湖州的记载来看，后一种情况在1640年代早期就已明显地存在于扬子江流域地区了。据说，在湖州，1640年至1642年间，30％的人口死于“饥荒”和疾病。
今天，养蚕业是湖州人生计的根本。哪里想得到情况会是这样，在（1641年）……生丝实际上已一文不值，但桑叶却很紧缺，价钱高昂。随后（在1642年），生丝的价格提高了一些，但是桑叶却出奇的低廉，第二拨蚕又全部损失了。地里未收的第一拨桑叶与第二拨新叶一起仅仅只得到通常收入的一半……湖州人遭受如此不幸，人间的事是多么不公啊。[146]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松江府附近的棉花生产区。例如，1642—1644年期间，在松江府，棉和棉织品的银价直线下跌，同时谷物的银价上升却超过200％。[147]
这些戏剧般的价格变化可以从几个方面作出解释：第一，正如前述，17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早期，自然灾害和大范围的军事行动减少了中国很多地方谷物的产出，并引起谷物价格的上扬。然而，应当记住的是，在整个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的期间，实际上，中国的纺织品贸易的每一个阶段最终都涉及白银的交易。从上面讨论过的白银进口急剧下降的情况，以及明政府强行提高的税率和贵金属储藏可能性的增加等方面来看，有理由猜测在17世纪40年代早期，中国经济发达地区流通中的白银的数量从早期的水平大幅度下降了。表8-8的数据有助于证实这种猜测；而以下事实也有助于证实：税收直线下降促使明朝考虑再度采用纸币，及借助于西方技术援助来扩大政府的矿业开采。[148]然而，事实证明，这些计划已不可能实行了，叛乱者的军队1644年4月占领北京时，他们发现国库实际上已空空如也。
从总体上说，国际贸易和货币波动对明朝覆灭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有相当大争议的问题。[149]然而，海上贸易和白银的进口对中国特定地区和晚明经济的特定部门的重要性仍是不应低估的。[150]正如广东省的一位学识渊博的观察者在1647年夏天所写的：
嘉靖年间（1522—1566年）……（葡萄牙）逐渐渗透到中国边境，远至澳门，在这里他们建立了永久性居所……（并且）获准每年在广州进行贸易……（结果）中国和外国商品在广东自由地流通……
结果，官场腐败……到了驱使葡萄牙人诉诸于暴力的程度……此后，不再允许他们到广州……（于是）中国商人不得不带着他们的商品到澳门交易。这件事发生在1640年。
从此以后，商人再次遭受困苦，商品不再流通，（在广东的）贸易（实际上）已经停顿……因此，很清楚，澳门人来贸易，广东就繁荣；他们不来，广东就受损失。[151]
读过C.R.博克瑟著作的学者们知道，在1640年以前“澳门人”（葡萄牙和他们的中国代理人）带到广州的几乎全是日本和西属美洲的白银。这些年间，经常出入于福建和浙江港口的许多海上贸易者也是如此。由于广东、福建和浙江省合在一起，人口超过2000万，而且与南直隶、江西及其他中国发达地区有紧密的商业联系，因此这几个省在明朝后期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海上贸易对经济的重要性还可以从清朝早期（约1644—1683年）某些政治演变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虽然对清朝统治的抵抗持续到17世纪80年代早期，但有证据表明到17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从上面讨论过的一些灾难中恢复过来。从17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早期，不仅谷类和商品的价格回复到接近正常的水平，而且海上贸易似乎也得到了重大的恢复。正如一个清朝官员后来评论的：“我仍然记得大约1649年至1650年的岁月，那时……在所有市场上都有外国的商品，人们的交易常常使用外国银币。因为这些银币在所有的省份流通，随处可见。”[152]
这种情形并未持续多久，因为从17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清朝当局强行清除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几千个城镇和村庄，企图扫除海上贸易——这个新政权的敌人得以建立其繁荣的商业帝国的基础。虽然扫除政策得到了成功，但却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正如上面引文所指出的，从17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海上贸易再次给中国沿海地区带来大量白银。像明朝后期一样，大多数进入的白银又渗入中国内地，从而有助于刺激和维持那些地方的经济活动。然而，当清王朝禁止海上贸易的旨令在17世纪50年代后期一旦推行，“（外国）银币（从流通中）完全消失了。这是财富的源泉已经被堵塞的明显证据”[153]。
显然，说海上贸易是中国明代晚期和清代早期的“财富的源泉”是夸大其词。然而，毫无疑问，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国内对进口白银的需求，国外对中国丝绸、瓷器、金、铜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国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事务。这种卷入被证明是一种祸福结合的幸事，然而，它对于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正如研究这一时期的一位专家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