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692部分在线阅读

[243]见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96—106页。
[244]见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载他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1977年），第211—236页，及其《城市和地方制度的等级》。在罗的研究汉口的著作中（第281—301页），他指出一切早期的重要贸易都在沿流入长江的河流边进行；明代汉口的重要地位来自长江的贸易，而不是来自它的内地。见威廉·T.罗：《1796—1889年汉口的商业和社会》（斯坦福，1984年）。
[245]我们将沿用吴承明的论点，他试图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列表说明商业结构。他的几篇论文收于其《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1985年）。
[246]例如，见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
[247]特别是山东的东昌府和兖州府，尤其是兖州府的郓城县。
[248]例如太仓县及附近的新泾镇。
[249]与吴承明对清代初期和中期的估计数相比，晚明时期的数字是很低的。关于清代初中期，吴的数字是棉布9500万两，原棉1300万两，丝和丝织品1200万两。这种情况使清代市场从4500万两扩大到3.88亿两。部分原因可以用银供应量的增加来解释，但吴很可能严重地低估明代的市场经济。但应注意，棉布与丝之比稍有下降，从11.1
∶1下降至7.9∶
1。
[250]见《关于明代国内市场问题的考察》，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1957年），第198—262页
[251]又见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第1部分。
[252]另一个次要例外是山西的沁源，它以铁换盐和棉布。
[253]见侯仁之：《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载《燕京学报》，23（1938年），第183—257页。英译文载孙任以都和德弗朗西斯编译：《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和有关文明研究，第7期，第309—332页。
[254]见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第3部分，第97—98页。
[255]《关于明代国内市场问题的考察》。
[256]又见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第3部分。
[257]几名日本学者，包括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提出这个论点。
[258]崇田德：《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1975年），第1—66页。
[259]这个数字稍高于德怀特·珀金斯的估计数，即占农业总产量的7％—8％；见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
[260]大米贸易大量增加，达到3000万担，但仍存在着困难，即北方生产可以换大米的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很少。由于盐的需求无伸缩余地，棉布似乎已是可能成为推动总体商业化的惟一商品。但是，人口压力造成的大米需求的增加一直是棉布业充分发展的障碍。刘永成的《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载《中国史研究》，2[1979年7月]第32—46页）提供的晚明和清初期的资料已在地图中表现出来。
[261]许多地方，这些名称不能互用，这表示存在一定的等级，镇通常较大；但已知也有相反的用法。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载《思与言》，16，第2期（1987年7月），第128—149页。又见：《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1987年）。
[262]在江苏东南的嘉定县，南翔、娄塘和罗店各有1500多户，只有南翔真正能称为商业中心，而且商业正在衰退；据说牙行的行会抑制了它的成长。见杰里·登纳林：《嘉定的保皇分子：17世纪中国的儒家领导和社会变化》，耶鲁历史出版物（杂），第126号（纽黑文，1981年），第75页注3。
[263]山根幸夫：《明代和清初华北的市集和绅士豪民》，载明清史论丛刊行会编：《中山八郎教授颂寿纪念明清史论丛》（东京，1977年），第303—332页。
[264]山根幸夫：《明清时代华北的定期集市》，载《东京女子大学史论》，8（1960年11月），第493—504页，特别是第495页之表。关于明清时期定期集市的增加的最大的数据编集和一位地理学家对它的意见，见石原润：《定期集市的研究——机能和结构》（名古屋，1987年）。
[265]根据刘石吉的图，见《江南市镇》。使用这些数字时必须谨慎，数字依据的史料不是完全可以比较的。
[266]在山东的滋阳（兖州府治地）、邹县或阳谷等地，居民在秋季返回故里协助收割，但新型城市就不再有这种情况。关于更详细的调查，见《明代国内市场》等。关于其他城市，如濮院，见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的一个专业市镇——濮院的经济结构的探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1985年），第14—61页；关于乌青，见林和生：《中国近代地方都市的发展——专论太湖平原乌青镇》，载梅原郁编：《中国近代的都市与文化》（京都，1984年），第419—454页；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载《中国结济史研究》，2（1988年），第29—38页。陈学文近来从事撰写江南新的小镇的一系列论文。又见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1990年）。
[267]例如见赵冈：《中国历史中的人和土地》；田中正俊：《中国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佐伯有一：《日本的明清时代关于商品生产评价的学说史展望》，载铃木俊、西岛定生编：《中国史的时代划分》（东京，1957年），第253—321页；佐伯富：《手工业的发展》，载筑摩书房编集部编：《中华帝国》，《世界历史》，11（东京，1961年），第213—232页。
[268]《关于明代国内市场问题的考察》。
[269]关于这一争论见彼得·克里德特：《工业化前的工业化》（1977年）。比特·舍姆普英译：《世界市场的起源、农业背景和条件》，载彼得·克里德特等编：《工业化前的工业化——资本主义萌芽中的农村工业》（剑桥和巴黎，1981年）。
[270]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第1部分，及其他著作。
[271]根据克雷格·迪特里希：《清初中国的棉花种植和加工》，载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斯坦福，1972年），第109—135页，清初全国3/5至4/5的县都种植一定数量的棉花。
[272]寺田隆信：《明代苏州平野的农家经济》，载《东洋史研究》，16，第1期（1957年6月），第1—25页。
[273]严中平：《明清两代地方官倡导纺织业示例》，载《东方杂志》，42，第8期（1946年4月15日），第20—25页，引于居密：《近代中国早期棉织品生产与农村社会变化》，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7/2（1974年12月），第513—534页。
[274]根据西岛定生的估计，见《中国初期棉业的形成及其构造》，载《东方学》，2（1949年），转载于其《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1965年），第805—872页。英译文载格罗夫等编：《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日本人对明清社会和经济史的看法》（东京，1984年），第17—78页。
[275]居密：《近代中国早期棉纺织品生产》。
[276]见寺田隆信：《明代苏州平野的农家经济》。据说嘉靖时代（1522—1566年）产丝中心湖州的一次经济萧条使之没有能力购买所需要的原棉。
[277]关于苏州的官办丝绸工业，见保罗·桑塔杰洛：《明清时期的官办丝织业——特别是苏州的丝织业》（那波里，1984年）。
[278]潞安的丝的生产可能更多地依靠官方支持，当政府开始依靠江南的私营市场时，它就衰落了。但又见寺田：《江南农村骚乱》。
[279]因此，盐的非法走私活动始终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280]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第2部分和第3部分。
[281]关于山西商人（实际上是山西和陕西商人），特别见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
[282]王崇武：《明代的商屯制度》，载《禹贡》，5，第12期（1936年8月6日），第1—15页。英译文载孙任以都、德弗郎西斯编译：《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第298—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