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704部分在线阅读

现存最早的明代徽州地契订于1400年，它记录了休宁县出售0.848亩土地的交易。[122]上面有卖主、其姑母、叔父、证人及契约书写人吴志高的签名。吴志高称他是根据口头证言写下了这份文契。没有留下这名书写人的其他文字记载。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那时保存下来的其他休宁的契约中，他也不是其他著作的作者。吴志高虽然能写，用的是老一套的格式，即其他地契使用的套话。但他也不是一个机械的识字人，因为他必须加进反映特定交易中具体情况的材料和改变契约的格式以容纳这些细节。吴志高不会是休宁县惟一的契约书写人。事实决不是这样，休宁县与其他县一样，一定有数十名这样的人来满足文字记录的需要。因此，吴志高是明初期好几万职业文人之一，他们在促进经济生活文字化过程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并且通过偶尔保存下来的他们所书写的脆薄的文书才被人所知。
当众宣读
虽然明朝认识到文件的重要性，它也知道把书写的和刻印的文字转化为口传形式以便向全民传达的必要性。为了便于向群众传达，洪武帝要求全国各府县的衙门在邻近建两座宣读亭。还可以在县城外的中心地（如集镇）另建两座亭子。旌善亭用来宣传有模范道德行为的当地平民的善举，其方式是张榜公布他们的姓名。作奸犯科者的姓名在申明亭宣示，以示警戒。申明亭又是解决争端——特别是门户之间婚姻方面的争吵——的场所。[123]这个宣扬正确价值观念的场所可以由知县主持，也可以由地方的长者负责。[124]
为两座亭子所制定的仪式没有传下，亭子本身也没有保存下来。晚明时期有的知县毅然以重建亭子为己任，希望重振开国皇帝想像的那种商业社会以前的道德秩序。例如，广东定安县的申明亭在1578年被重新建造，在1582年被安置在新址；可是35年以后的府志却记载它被弃而不用。[125]缺乏使群众必须到亭的有说服力的和强制性的必要措施，这就削弱了国家在这些场所持续地宣传道德价值观的能力。
地方官员可以不用这种形式而通过公开的教导，向其所辖的民众（通常是地方的精英）宣讲。例如，1530年扬州的知县建造了一座他称为亲民观的建筑，以便于教导和教学。[126]可惜不知道知县委派何人进行教导，不过讲学者可能是县内的士生。其他知县在需要时利用公开讲话与整个地方精英沟通。1532年，广东琼山的知县希望振兴当地的学堂，在孔庙召集琼山的士绅，就此事对他们讲话。这样，他既能赢得他们对此事的普遍支持，又能点名表彰同意进行这项工作的人。[127]
1459年至1465年在河南固始县任知县的一位办事认真的举人选用自己所作的《劝农歌》与民众——不仅仅与士绅——接触：
劝汝重孝道，
劝汝睦邻里，
劝汝勤耕织，
应随遇而安。
歌词的目的是重申社会秩序和每个人在其中的地位：
穷儒有书读，
农民有地耕，
工商守其业；
无论在何处，
均勤其本业，
汝离或汝留，
无恨又无妒。[128]*
登载此歌的1659年版县志没有说明歌词是如何传达给民众的。但是我们知道，民众知道歌词，因为两个世纪后有评论说：民众至今仍能咏唱。[129]作者本人能否以当地听得懂的方言歌咏？对他来说，掌握那里的方言不很困难，因为他是位于河南正东的南直隶省和州人。他在固始工作勤奋，改善了诸如灌溉、办学和造桥等大工程。如果他不能有效地与地方士绅和农民沟通，这种积极性是难以持久的。
明代的方言在许多方面有难以克服的特征，在地区内和地区间、阶级之间以及城乡之间都是如此。一部海南岛1619年版志书的编者指出，当他注意到当地的方言时就能发现方言表现出的这三种特征：当地有官话和中区（指华北）的正规方言，士绅和城市居民能讲与之相近的话，但在农村无人听得懂。换句话说，海南的上层和城镇居民能讲地方官话，以此区别农村和下层阶级的语言。但受良好教育的人可能感到，他们讲的官话和华北的官话存在差距，这反映了一种他们
难以逾越的社会障碍。通过讲另一地区的语言，他们不但参与了朝廷倡导的标准语言计划，而且可以克服自己作为南方人被排除出这种主导地位的乡土意识。编者随之注意到另一种方言：东部方言。他说，这种方言与福建方言接近，这反映了福建人沿海南下的事实。除这些方言以外，区内还有少数民族黎族的语言；根据不同的地理历史，它又细分为海南黎族讲的土话和显然是广西省黎族讲的西江方言。甚至人人都讲的方言也有其等级性，因为编者认为，府城讲的语言是标准的，它逐渐影响到所有村落的方言。[130]因此，海南的方言因城镇和乡村间的地位因素而不同，这种现象在整个明代是普遍存在的。有趣的是，编者在结束这篇论方言的短文时表示了对黎族在当地语言中持续的——他认为是侵蚀性的——影响的关心。如果士绅要保持精英和平民之间的界线，他们就更要努力坚持一种观点，即汉族与非汉族之间的差别是一条必须保持的必不可少的社会界线。土著语言在公开的（汉语）交谈中没有地位。
公开张贴的榜文
国家和民众同样都接受文字交流的权威性，随时都可能利用文字交流去发扬对他们有利的思想。百姓在墙上涂鸦，或在明显之处张贴告示或招贴，向一般公众和国家在当地的代理人表达他们的观点。这些文告的有效性并不完全依靠识字的面。大部分民众与这些面向公众的文告的关系不是阅读的关系，因为多数人不识字。只要有一人能阅读这些文告，并把其主要内容传达给他人，文告就生效了。同样，张贴榜文既传递具体的信息，至少又向当局表达要求（或向当局挑战）。
徽州府休宁县知县周德成（1339—1391年）的事例是明初榜文所起作用的例子。周德成在任期第七年因一张贴在当地衙门门口的匿名榜文的指控而被捕。县内30名士绅组织起来支持他，并赴南京朝廷为他说情，他才未被定罪。[131]对周知县的政策和措施，休宁百姓意见不一。反对他的人不能压倒士绅的意见，所以只能采用匿名张贴的方式去破坏周德成的名誉。从这件事看，张贴表达了被排除在官方或士绅交流渠道之外的观点。
地方官员是公开宣告榜文的倡导者。榜文有的是他本人写的，有的是上级通过他进行传达的。这些公告对他的工作至关重要。他要传达所有方面的信息：历法和节日；收税日期和方式；市场的章程；新的政府规章等等。但是公告的内容扩大到超过关心实用的范围，还可能包括道德的说教和告诫。说到底，榜文不仅仅是为了向民众传达信息，而且也是为了适当地显示地方官员施政的形象。为了维持辖区的治安和确保稳定的税收，地方官员发现，使百姓相信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样要依靠官员和百姓的道德行为这一点很有用。公告、警诫和褒奖的文告有助于完成这项任务。对采用这些方式的人来说，表示他们意见的优先方式是把这种文字镌刻在石碑上。如同榜文，这些要长期保存的文字只能在一个地点向外传达，但也另有优点，即能长期传布。如果士绅面对反对他们的榜文而不能控制当时的形势时，他们总是把观点留在石碑上，以左右未来的舆论。这些镌刻的记载可使人们从中得知许多信息，它们揭露许多歪曲当地政治生活的争夺地方资源的情况。碑文把社会的景观文字化了：确定哪些地方的风景为重要的景点，从而告诉当地民众哪些地点和机构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它们提供已故地方名人的传记，以便追念他们对当地社会的贡献——同时也不使其贡献在公众记忆中消失，从而使后代能受惠于其先辈的权威。它们记载了修建当地建筑物的经过，承认那些捐助人的投资和从中获得的象征性的资本。它们登记公共机构受托保管的财产（有时不但包括地块的清单，还附有简图），以防这类土地被非法征用。石碑还能用来劝告或警告当地民众，要他们不要习以为常地从事不道德的或非法的活动，这种劝诫几乎总是由地方官员作出。
印刷
在亭子宣读，或在衙门墙上张贴文字，或是刻石，都是在目光所及范围内的传布，不管信息多么有效地传给百姓，朗读和手写的文本都受到缺乏流通性的妨碍。只有经过誊写和刻印以后，这些传布形式才能在明代真正大规模地和数量日增地进行。印刷的使用，对国家来说肯定是一种重要的传布手段，对平民来信，也是一样。到了明代的最后一个世纪，印刷（不是官方命令）正在决定哪些思想可以公开交谈，以及决定它们如何流传。
明代的印刷绝大部分为木刻印刷：把文字刻在木块上，再把纸放在涂墨的木块表面取其印记。木版印刷已被使用许多世纪，技术普通，比较简单。有的明代印刷者使用活字，这是一项中国印刷者早在11世纪发展起来的技术，但一直未被推广。[132]虽然把一本书的文字刻在木块上的最初成本大于用一个个活字印刷的成本，但刻印被认为是较好的长期投资，因为文字一旦刻成，书就可以连续地被重印，而活字版的书一旦活字被用作他用，就需要重排。此外，刻字者不像排字工，不必识字。他只要沿誊写人写在木块上的字（反方向的）的边缘刻制就行。只是储存的成本不利于木刻版的流行，但在明代，人们对此似乎并不在乎。
由于刻印是比较简单又不昂贵的技术，它在明代被广泛用来复制希望保存下来的文字记录。例如，在一个广东家族的家规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它建议，家族成员不但要保存家族坟地的抄本，还要刻印坟地地图。[133]印刷被建议用来预防以后几代家族成员根据家族长辈所持不同的记录提出关于坟地的财产要求，因为刻印的地图都是一样的。
明代充分利用印刷能力来复制信息。例如，工部在每10年一次的人口调查之前分发标准的表式，供地方官员在编制黄册时使用。[134]工部还印刷盐茶专卖用的执照（引）。这些引在南京的国家工场用铁板而不是木块印刷，因为木版不适用于所需要的那种生产规模去供应足量的引；茶引一年需要15万张以上。印刷盐引的劳动力来自54家苏杭工匠，他们被强制迁至南京，在皇宫附近工作。据推测，他们是有技术的印刷匠，可能还是铁工。1421年，印版和工匠被送至北京，在那里继续印刷，但六年后，两者又被转回南京，从此南京一直是盐引和茶引的印刷中心，直至明朝灭亡。印刷工分两班工作，一班印刷引，一班点数并在上面加盖官印。用于印刷茶引和收据本（即底簿，颁发茶引加盖官印要与之核对）所需的纸张的成本，必须算在茶引批验所所在地的县的预算内。纸张由地方购买，然后运往南京，引在南京的国家工场印刷。[135]
说明明初印刷工的普及和技术的一个标志是造假者能够伪造国家的印刷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伪造洪武帝时政府发行的纸通货。假钞被大量印制，据说只有最敏锐的人才能分辨真伪。洪武帝的皇太子朱标（1355—1392年）被任命监督纸钞的发行，据说他特别擅长追查伪钞。[136]同样的问题也折磨着茶的专卖，因为茶引与货币一样值钱。每份茶引上印有伪造会带来可怕的后果的警告和举报可获得丰厚赏金的字样：凡伪造茶引者处死，财产没收；凡举报并逮捕伪造者归案者，奖银20两。[137]
印刷又是一项明代地方官员指望加以利用去复制表格的技术。户籍登记和土地登记的规定要求他需要的登记表格在当地印刷，而造表纸张的费用应用里甲办事人员征收款项中的一部分支付。印刷的表格填写后，它们就立刻被装订成册（户籍表被装订成黄册，土地资料装订成鱼鳞册）并在南京存档。两种簿册给县添加了大量抄写负担，因为完成这种文字记录需要一批有文化的人。一部广东的地方志指出，地方官员为了编制其县的黄册，必须在镇一级任命几名吏书，在县一级任命一名总书进行誊写、校对和汇总材料等工作。在村一级，每个社区必须从中选出一名能写会算的人充当书弄。[138]在明初，一名地方官员似乎能指望征召足够的有文化的人去制作黄册。对地方官员来说，收集户籍和土地资料，把它们整理成便于寻找的顺序，并抄在主表上，不仅仅需要文化，而且需要印刷、装订和书籍存放等方面的技术。他必须雇佣印刷工和装订工，并要维护或建造县的档案处，以便存放全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