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706部分在线阅读

中国的印刷史是作为宗教史的一部分开始的。抄写佛经被认为是对抄写人有好报应的善举。印刷作为一种技术，它的发展加快了复制经文的速度，扩大了佛像和佛经在社会流通的范围。明代的佛教徒继续利用印刷技术去散发佛像和传布佛的教诲。这些物品很少流传下来，因为它们大多是用廉价纸张制成并供大众使用的传单和小册子。少数佛像已从17世纪流传下来，当时有些欧洲人偶尔获得，回国后就立刻在其出版的书中刊印，以满足好奇者。
佛教寺庙也积极地收藏和刻印书籍，尤其在晚明，寺庙收到的财政捐献数额之大，是10世纪以来所没有的。例子不胜枚举，现仅举福州一例就足够了。福州主要的禅宗寺庙万福寺在1555年屡受沿海海盗的侵袭而遭到破坏以后，在万历朝时被重建。1601年该寺被完全恢复，住持就立刻呈请万历帝，要求赐一部御制的《三藏经》。13年后，皇帝终于赐赠一部，同时还从御用金库中拨黄金300两，用来建造藏书的书库。由于此数不足以建成一座完备的书库，当时引退回故里福州府的大学士叶向高（1562—1627年）为僧人上了奏议，请求准许他们自行筹款以补不足。奏议照准，书库同年建成。万福寺还是活跃的宗教出版机构。从1616年直至1637年其寺志出版时为止（也许还要往后），万福寺至少出版了18种书，从正宗的宗教著作，如佛经和佛教大师的精选的箴言，到较“实用”的出版物，包括一本寺院日常生活应遵守规则的手册，和重印一篇论佛、道、儒关系的元代经典文章（估计拟在黄檗有名的士绅居士施主中间传布）。[165]
商业出版活动
不管有多少僧人、学者或官员从事出版活动，明代书籍的主要来源仍是出版商。他们做着红火的生意，这只有随着王朝的欣欣向荣和书市的发展才能如此。明中叶的商业出版活动之得到推动，部分是由于朝廷正在印书，几乎每一种宫廷本书籍的出现，商业的版本也立刻问世。御制书是重要的文本，而商业性的印书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种重要性在整个社会得以持续下去。[166]据福建籍士大夫张岳（1492—1553年）所言，再版典籍和宫廷版本这种商业活动，有助于确定一套大部分文人希望能拥有的官书的精髓。这一套基础图书包括洪武朝时代刻印的删节的儒家典籍、历代王朝的正史、《大明律》以及明代的典章。[167]
不像宫廷，出版商大量出版廉价的版本。他们提出各不相同的出版书单。虽然他们盗版翻印正统的典籍，但大部分出版物适合于书市的低档次读者。他们一般不出版高学术水平的作品，除非在科举考试时有此需要。他们更倾向于出版较简单的出版物，如考试入门、历书、行为指南等。16世纪中叶一部未出版的县志中，有一段关于法律书籍落到行为不检点的人手中的丑闻材料，这说明这类书籍也能被广泛地获得，言外之意，会被喜好利用法律的人牟取私利。[168]
在晚明时期，出版商号在所有的大城市涌现。出版业中心，如同书市，也是在江南，而主要出版商的堂、斋位于苏州、杭州、南京和湖州。出版业也是北京的重要行业，它满足了官员和生员的购书癖好。但是，大量印书的骨干行业集中在福建北部的内地，像建阳等专业的印刷城镇。这个地区之所以如此，关键因素并不是它靠近市场，而是这里盛产制造廉价纸张的原料——竹子。[169]
晚明商业印刷业的发展，意味着随着社会下层识字群体的扩大，出现了一个正在成长的市场。为了迎合一批对说教性文献兴趣不大的读者，出版商设想出各种适合于新读者群体的新书，现列举以下几种：路程书、历书、初级课本、警世箴言小册子、小说、戏剧、艳史、笑话集、尺牍入门示范大全，以及海外风情录。最后一种由湖州的慎氏家族出版，它经营了一家名耕芝馆的出版社。慎家的慎懋赏编了一套丛书，内有四套两卷本的“广记”，都是从已有的文本中广收博采其内容，来论述外国的风俗和语言：论述朝鲜和日本的为《朝鲜广记》；论述蒙古的为《北狄广记》；论述亚洲腹地的为《西夷广记》；论述从越南到法兰西等海上国家的为《海国广记》。耕芝馆在1579年至少就出版了上述书籍的最后一种，也很可能已全部出版。慎家的另一名成员慎懋官（与慎懋赏可能是弟兄）也汲取了类似的知识，编写了10卷本的《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170]
这种不同形式的普通常识的再循环流通，标志着一批读者群体渴望非说教性书籍的消费。他们肯定不限于只受较低教育的人。徐弘祖作为一名受过典籍教育的年轻生员，也进行这种商业性文学的消费。徐弘祖的墓志铭作者显然没有顾忌，而且不无骄傲地说：他爱读奇书；古今历史、论地理地形之书、山海图、叙述道教和隐士之书，都在他爱读之列。读时将书放在经书之下，无人知晓。[171]
藏书
明初的书籍不是像以后那样的廉价商品。人们必须相当富有，才有收藏大量图书的雅趣。永乐帝在1406年就看到，很少士庶之家有余资藏书。[172]皇宫绝对是最大的藏书者。皇帝的藏书在15世纪20至
40年代已有2万种，近100万卷。[173]在平民中，藏书只是有钱人的爱好。藏书几千卷被认为是数量巨大，超过万卷就很了不起。[174]
这种情况在15世纪后半期有了变化。藏书在明中叶的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这可以从经世治国论的大学者丘浚的经历中得到佐证。作为边远的海南岛人，丘浚年轻时从反面经历了这种变化。1426年丘的父亲逝世之前他才6岁，家中藏书数百卷，这在海南岛是相当多的。其父死后，人们擅自取走藏书，丘长大时只能收回一部分。他向书商借书以求深造，不过他抱怨说：当时15世纪30年代晚期至40年代初期——市上之书大部分为低俗杂作，很难获得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这时在遥远的南方，非轻松休闲的书籍很难得到。在那里，一名生员必须从书籍中获得知识，其依赖程度远远超过江南的生员；可是丘浚居住地与已建立起来的学术中心和印书中心的距离，使他难以拥有书籍。他为此倍感不便。
在明中叶的江南，私人藏书数千卷的情况愈来愈普遍。[175]少数藏书家收藏甚至超过万卷的巨数，于是他们建造房屋，用作藏书的楼阁。[176]其中最重要的两家是宁波的丰家和上海的郁家，他们搜集了令人注目的明中叶的文集（丰家的藏书后被范家购得，成为范家有名的天一阁藏书的主要部分）。丰、郁两家都把藏书放置在他们所称的万卷楼中。[177]这些藏书楼成了文人聚集探讨学问和交流社会趣闻的场所。例如，苏州西边的伊侃（1436年进士）的装满图书的寓所在15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就是周围州府文人聚会的场所。[178]
收藏如此众多的书籍，超过了一个人的需要或他作为读者的阅读能力；展示它们就成了炫耀自己学问和智慧的手段，在当时宋版孤本书可以售到300两的高价时，又是显示自己财富的手段。[179]一个大藏书楼不但是个人财富的象征，而且是此人善于利用其财富的证明：财富和博学的完美的结合。在藏书界，比地位甚至超过了比财富，藏书者竞相获取市场上没有而且金钱不能买到的版本，如明以前的孤本，或手抄本，它们已不能被印刷商复制，只能靠手抄才能取得。清初学者朱彝尊（1629—1709年）在评论进入16世纪之际苏州上层文人时注意到了这种现象：“是时吴中藏书家多以秘册相尚，若朱性甫（朱存理，1444—1513年）、吴原博（吴宽，1436—1504年）、阎秀卿（阎起山，死于1507年）、都玄敬（都穆，1459—1513年）辈皆手自钞录。”[180]以上数人除阎起山外都是巨富。阎之家甚贫，他的藏书很大部分是通过抄录他人的珍本而积累起来的，但他抄录时经过仔细鉴别，而且范围很广，所以他的收藏可以与其更富有的同好相媲美。
阎起山是例外，苏州大部分私人藏书楼与明中叶的大古董收藏一样，都操在上层士绅之手，如史鉴（1499年科进士），“客至，陈三代秦汉器物及唐宋以来书画”[181]。引文的作者通过把藏书与拥有其他珍贵文化器物联系起来，指出了珍本书具有抬高身价的交换物特性：作为社会性的物品，可以向他人表示和传达地位的信息。书籍作为储存和交流信息的工具，其特性在这种氛围中几乎丧失殆尽，不过在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面前，书籍内在的学术价值能继续混淆或掩盖这种操纵，这些人意识到自己根本接触不到珍本书；但除了了解珍本书价格不菲外，他们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接触不到它们。由于吸收了象征性资本的投入，书籍不是用来传播知识，而是为社会地位的变动服务。
到了晚明，万卷不再是藏书最多的上限，有爱书癖的人号称藏书3万、4万甚至5万卷。[182]藏书最多的人可能是葛涧，他藏书至万部（不是卷）。[183]晚明的藏书也比明中叶更加不拘一格。宋版木刻珍本和手抄本继续吸引藏书者，并且能卖高价，但不很经典性的文本也受到某些藏书者的欢迎。隐居而拥有巨资的沈启原（1559年进士）因其博学而受人尊敬，“虽医药卜筮之书，无不探讨”[184]，这些都不属于被人重视的正规的典籍知识。沈启源具有一种有爱书癖的人可以接受的品味。王光经（1559年进士）因此被誉为“平生无他玩好，止藏书万卷，手不废卷”[185]。王对书籍的感情可以在其他晚明爱书癖者的传记中感受到，这些传记开始把对书的爱好描写为“癖”，袁宏道在谈到晚明士绅旅行爱好的特点时也使用了这个字眼。
学堂图书馆的建立
正像明中叶以来私人藏书者以空前规模收购书籍那样，公共机构——如学堂——也常常开始收藏图书。北直隶河间府办的学堂藏书的书目包括73种，每种附有取得书籍过程的简单说明。12种——主要是大全和洪武的御制本——早已被收藏。其中三种为嘉靖本，包括一部阐明美德的典籍和《大明集礼》，两书大概为朝廷所赐。学堂的其他图书由两名知府获得：19种图书由1529年至1533年在任的知府获得；剩下的42种由1539年修复府学堂一间校舍的知府获得。[186]1529年至1533年期间购得的图书包括《大明一统志》、《大明会典》和丘浚的《大学衍义补》，还有《史记》和一批宋代著作的精本。1539年购得的图书包括新版的大全及其他几种以前收藏的图书（可能是补散失的或损坏的书），此外还有一整套二十一史和范围广泛的哲学和文学集子。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五经白文》，这是一套学员应该通晓的五经的白话文本，购买此书可能是为了教导学习较差的学生：在教育制度中，典籍可以加注，不会遭到反对。
在明中叶，大部分学堂似乎已藏有相当多的图书，这可能是因为书籍愈来愈容易得到。到1568年，江西瑞昌县一所官办学堂有图书32种，共816卷。[187]在江西内地偏僻的瑞金县，其县学堂有图书41种。[188]如上所述，河间府学堂的书目列有图书73种，不过实际的书种更多，因为总数达2917卷的21种王朝正史在书目中只列作一种。因此，河间府学堂藏书一定接近4000卷。按照同时代欧洲的标准，这个藏书量令人吃惊：1424年时剑桥大学藏书只有122册。但河间府的图书馆如与中国的私人巨大的藏书楼相比，仍是小型的。还应注意，许多学堂的藏书甚至更少。湖广常德府的府学堂和县学堂各有9至11种，而且书名几乎相同：永乐版的大全、初级说教读物和宣德版的《五伦书》；在武陵县学堂，有嘉靖版的《大礼集义》。[189]
由于学堂藏有大量书籍，它们就面临着保持书籍干燥、有序和管理的问题。一般的做法是把书放在木柜中，然后安放在原作他用的建筑物内。但是随着学堂藏书量的增加，也可能由于展览图书的欲望随之增加，学堂开始建造专用的藏书楼。这就是海南岛年轻的失意文人丘浚所要做的；1472年他请假回乡时决定捐赠一批图书供府图书馆的生员使用：他造了一座藏书库。由于存放书籍面临华南气候潮湿的问题，他决定全部用石料建造。只有书柜是木制的。丘浚称此书库为石室，并说地方虽小，心怀四海之事。把书存放在石室，表示身居斗室，能通万里天下。他选用距离的比喻，表示他的捐助是因为认识到距离对知识的传布造成的问题。由于有了可以利用的书库，一名远离学术知识发源中心的生员此时有力量去克服距离的障碍。[190]
明中叶标志着中国开始大批建造学堂图书馆。有时也采用适度的方式建造；江西吉安府的助理知府在1468年把龙泉县学堂的食堂（才盖了10年）改建成御书阁，为的是珍藏御赐的典籍。[191]学堂图书馆最普遍的名称为尊经阁。
1468年前学堂的图书馆比较少。[192]第一批建于15世纪30和40年代，[193]不过建馆之风直到几十年后才普遍开来。一般地说，府的学堂先有图书馆，县学堂后有。学堂图书馆的兴建说明，明中叶以来学堂收藏了足够数量的图书，以致使存放成了问题。明初学堂接受国家出版和分发的书籍，但它们通常不收私人刻印的书籍。商业出版活动的发展改变了这种状况。与此同时，明中叶的文人已认识到，明初期由于缺乏图书馆，学堂往往更易丢失它们拥有的书籍。[194]在图书馆成为集中收藏的另一种普遍选择之前的一个世纪，评论家们是不会写出这种看法的。
明中叶至晚明建立图书馆的活动，到明末给中国留下了比明朝建立时数量多得多的图书馆。与欧洲的对比是鲜明的。它肯定使17世纪来华的欧洲访问者吃惊。根据这些人的观察，杜·霍尔德深有感触地谈到：“中国的大批图书馆建筑宏伟，装饰精致，收藏着数量惊人的图书。”[195]
商业
一个农业社会内部各区间存在的自然不平衡，以及在广袤的国土中征税的做法，意味着这一庞大农业国家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必定是商业性质的。中国经济至迟在战国时期起就已经具有商业性了。明代中国商业经济迅速而深刻的发展并不表示它突然摆脱了以前的时期，也不是说这种发展完全是明代独有的。但是明代商业化的规模，以及商业化构成和改变社会生活的威力说明，中国过去在某种意义上出现过商业化，但它决没有发展到如此程度。前面关于民众、货物和知识的流动和交流的儿节所谈到的变化，只有与商业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重新塑造联系起来探讨，才能说明问题。
这些变化并非开国皇帝计划中的一部分。洪武帝对农村生活的想像是自给自足的村落经济。男耕女织，一切需要都能从菜园或山坡采集。这种封闭和安于现状是一种有用的想像，或者从另一个占上风的观点说是一种必要的幻想；它有助于缓解那些统治者的不安，并使他们相信：他们渴望的政治上层的稳定有着社会底层安居乐业的田园生活的顺从和支持。
甚至在明代的最初几年，情况并非如此。也必然不是如此。商品的流通在明代早期可能缓慢下来，但这与其说是因为农村生活受到种种规章的限制，不如说是与战争的破坏有关。一旦国家得到恢复并发展了运输体系，国家的或其他方面的货物的流动只会加快，而且更加顺畅。明以前几个王朝的商业活动，再加上新王朝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部分地说明明代为什么一定会成为商业突飞猛进的时期。
商业和明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