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39部分在线阅读

（志勇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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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入江启四郎《中国边疆和英俄角逐》；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克拉布：《中国和俄国的“大赌博”》；拉乌尔：《中亚的政治》；罗萨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
[2]最近出版的书有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我认为此书对写这一章非常有用）；拉姆：《不列颠与中国的中亚：1767—1905年通往拉萨之路》；黎吉生：《西藏简史》；涂奇：《雪山之国西藏》（德赖弗英译）；夏格巴：《西藏政治史》；斯内尔格罗夫、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百太安：《西藏的文明》（德赖弗英译）。
[3]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卷1，第18页）似将博洛尔置于吉尔吉特山谷。参见坎宁汉《从自然、统计和历史角度看拉达克，兼及其毗邻诸国》，第45页；穆罕默德·海德·达格拉特：《中亚莫卧儿人的历史》（罗斯英译，伊莱亚斯编），第135、384—385页；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卷1，第91—92页；佐口透：《俄国和亚洲的草原》，第181页（显然是根据徐松著作写成）。
[4]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179页；坎曼：《不列颠打通西藏的最初尝试》，第140页，尤其是注73。
[5]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第66页。
[6]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第158—163、283页。
[7]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23、113页；参见赛诺《杂谈关于亚洲腹地的史学（Ⅰ）》，载《亚洲史杂志》卷7第2期（1973年），第186页。不过罗伯特·李是正确的。尽管1927年豪沃还用满文护照，但在20世纪，讲满语的人是很罕见的。
[8]见《大清高宗实录》卷743，第4页（1765年10月4日）。此条我参考了孟思明1949年未发表的论文《1858年瑷珲条约的签订》，第10页。
[9]纳罗契尼茨基：《1860—1895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150页（关于19世纪70年代库页岛的天花和梅毒）。
[10]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47—48页。本节主要依据此书。
[11]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认真的历史研究。关于对20世纪人口的估计，可参阅迈斯基《革命前夕的蒙古》第2版，第28—30页；米勒：《内蒙古的寺院和文化变化》，第25—72页；《人民中国手册》，北京1957年版，第14—15页。
[12]拉铁摩尔；《重访蒙古》，第33页。
[13]法乌斯特：《1727—1805年俄国的对华贸易及其背景》，第85页。
[14]参看罗伯特·李的《满洲边疆》一书中关于打牲诸旗所负担的纳贡义务，第51、56—57页。
[15]纳扎格多尔济：《蒙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拉铁摩尔英译），载《现代亚洲研究》第1卷第3期（1967年），第268页。
[16]桥本光宝：《蒙古的喇嘛教》，第199—200页。
[17]见海希格《蒙古的宗教》，载涂奇和海希格编《西藏宗教与蒙古》，第408—410页。
[18]参看鲍登《一件19世纪的蒙古法律文书》，载《波恩大学中亚研究》卷3（1969年），第231、247页注36。
[19]米勒：《内蒙古的寺院》，第27—31页；迈斯基：《革命前夕的蒙古》，第42—43页；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60页；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第121页。
[20]田山茂：《清代的蒙古社会制度》，第280—281页。
[21]见《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版，第211—212页；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73页。
[22]罗萨比：《1368年迄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71页。
[23]中文版编者按：原文此注在第60页上者漏印，我们仅就其第61页上者翻译如下。“……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7669000蒲尔——见曾问吾前引书第286—287页），外加浑巴什的生铜（值1600000蒲尔以上——见曾书第290页），再加向居民征收的生铜（11053斤，等于1092000蒲尔以上——见曾书第290页）。关于银两兑换率，见曾书第289页。这个问题需要仔细研究。也见纳罗契尼茨基前引书，第110—111页。”
[24]参见阿赫麦德·沙·纳赫什班迪《从克什米尔经拉达克到叶尔羌的行程》（道森英译），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50年第12期，第383页。
[25]佐口透在《18和19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中的说法与此相反，见第272—279页。
[26]见傅恒等编《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2，第17页；卷44，第23等页。
[27]绵忻等编：《钦定新疆识略》卷12，第3—4页。
[28]魏源：《圣武记》卷4，第32—33页。
[29]瓦里哈诺夫：《全集》卷1，第301—302页。
[30]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275—278、282页；但第280页又说近14倍，此数同第278—280页附表的数字不符。
[31]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0—341页，尤其是注3；又见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论丛》卷10（1855年），第341—342、347页；又见贝柳《喀什噶尔史》，载于福赛思《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第201页（其中的“沙菲派”，即指沙菲伊法学派）。
[32]沃森：《中国鞑
靼里亚与和阗纪要》，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4第48号（1835年12月），第662页。
[33]佐口透：《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197—198页；又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42页。
[34]见涅波尔辛《俄国的中亚贸易概述》，第345、347页；赫尔麦森编：《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载《俄国与亚洲邻国知识》第1及第2辑（1839年），第95—97页；沃森：《中国鞑靼里亚与和阗纪要》，第662页。赫尔麦森和洪堡德把法伊德·阿丁记作萨伊夫·阿丁和“塞伊夫林”，见上引《关于基发、布哈拉、浩罕和中国西北的报告》，第89页。
[35]米尔·伊扎特·阿拉：《1812—1813年中亚游记》（亨德森英译），第30页。
[36]见瓦里哈诺夫《全集》卷2，第339页。20世纪以后中国西北的突厥族中还有人信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