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5部分在线阅读

公元前135年，赵佗请求汉朝政府帮助他对抗闽越军队的进攻，得到了成功。结果闽越的内部混乱导致这次进攻结束，而汉朝政府的迅速反应和庄助的个人品格给予南越王以有力的影响，他同意送自己的儿子到长安的朝廷中服务：该王子不是作为质子送去的，而是在宫中担任宿卫。[239]
南越诸王时时背弃曾经正式答应过的效顺的诺言，但是汉朝宫廷由于其他地方的事务并不急于强迫对方表明态度。公元前113年，在南越内部开始了一次积极改变王国地位的运动；这个运动希望南越能以与其他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从王朝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相同的条件并入汉帝国。这一建议的幕后主要发动者是太后，她是中国人，和那个曾在长安任职宿卫的王子结婚。可是，太后的想法和倡议遇到了某些南越领袖们的不可忽视的反对，他们多少年来已经建立了权威，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应将汉朝的利益置于他们自己之上。
反对太后计划的领导人名叫吕嘉，公元前112年，他的支持者采用暴力手段，置太后于死地。这种挑衅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一支汉朝远征军用船装载开赴南方，其中部分行程是循江而行。公元前111年，路博德和扬仆两位统帅成功地到达番禺（今广州），并迫使其投降。战役以建立九郡管理南部领土（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而告结束；[240]其中两个郡位于海南岛上，在那里搞了一些农业和养蚕业。这些地区某些特有的产品如白雉、白兔，对汉朝宫廷有迷惑力，但仍有必要分别在公元前82年和前46年放弃这两个郡。[241]
汉的控制：忠诚与叛乱
据报道，这时中国朝廷可能和一个位于日南之外的可由海道抵达的王国有联系。据《汉书》中的一节说，这块土地名为黄支，从武帝时起便送来贡赋，但只有公元2年的明确材料提到当时送来一头犀牛。黄支地望的鉴定说法纷纭，涉及非洲、印度以及马来半岛；《汉书》的一节可能是中文文献中最早提到马来群岛的。该节揭示了中国人知道有一条主要依靠大海，但也包括一段陆上运输线的贸易线。它也明确地指出，行程是用非中国人的船进行的。[242]
根据一份报道，[243]尽管南方已建立了郡县，但在王莽时期居民们一直也没有为中国的生活方式所同化。他们说的是多种不同的方言，据描述，他们的习性与其说是文明人，不如说是动物所具有的。只有当中国罪犯被迁去在他们中间生活时，他们才获知某些中国文化的特性。当光武帝在位（公元25—57年）时，他们开始从事农业，而且用婚姻规范和学校来约束他们的生活。
后汉初期，一些地方首领继续向汉皇室表达他们的忠诚，但是一场严重的叛乱在公元40年爆发了。这是由征侧和征贰两姐妹领导的，从大约65个城镇或居民点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它需要后汉时期最著名和最勇敢的将军之一马援的才略和一支万人的军队，来加以镇压。征侧和征贰及时被处决；其后她们作为致力于为越人争取独立地位的女英雄而在民间传说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前马援曾被卷入汉朝重建之前的斗争中，并曾在西北进攻羌人部落的战斗中服役。在对付征氏姐妹的战役中，他终于被授予所有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而不是将这些军队置于其他将领的领导之下。[244]
在汉代的剩余时间内，南方民族和汉朝当局之间的关系有相当大的变化。有若干次关于他们首领们表现忠诚的报道，这些人向洛阳送贡赋，或者访问首都表示敬意。可是，在公元100年到公元184年间发生的猛烈暴动不少于7次，经常引起中国人的强大的防御行动。[245]时时有必要从其他郡调出军队，这种方法的明智与否构成了公元137年在朝廷中辩论的一个重要题目。这一次，日南郡象林县境以外的居民袭击了该县，杀死一些官员。来自邻近九真郡和交趾郡的一万名救援军队本身发生了兵变，攻打中国的设施。暴动者几次显示了坚决进攻忠于汉朝军队的迹象，情况紧急。
在洛阳召集了一次会议来讨论这一紧急的状态，绝大多数官员，高级的和低级的，都建议从毗邻地区派遣一支4万人的大军。[246]这种观点出于种种原因遭到本人曾服过现役的李固的反对。考虑到内部的不安定状况，他认为调出日南以北毗邻诸郡的兵力是极其危险的。他相信，由于气候的关系，中国军队死伤的比例将会高达40％或50％。他进一步强调供应的困难和消耗，列举了所需物力和运输这些东西的后勤工作的数字。他坚决主张，与其派遣一支大军前去用军事压力来解决难题，不如指派经过仔细选择的官员前往南方诸郡任职。他认为，只要选定公正的和宽大的官员，他们将会在这些地区行使他们的权威。与此同时，百姓应该从某些地区暂时撤退，在骚乱平息后再回来。最后，他建议，为了消除本地首领们的对抗，应该招募他们，并给予适当的酬劳，这样的话，不满分子将被肃清。李固的意见取胜了，后来指派的官员成功地恢复了秩序。但这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被报道的下一次暴动发生在公元144年。[247]
东南（闽越）
在现代福建的沿海地区，从结果看，汉朝与地方领袖们之间的关系和汉朝与较远的南方部落之间的关系是有些不同的。山岭将这一地区与内地隔开，海滨兴起了被称呼为王的首领，他们的世系追溯到前帝国时期著名的越王句践（公元前496—前465年）。在汉帝国的创立的同时，闽越国和东海国在汉帝国的默许下分别于公元前202年和前192年建立了起来；东海通常以东瓯一名为人所知。当反对帝国政府的七国之乱发生时（公元前154年），[248]东瓯王首先支持叛乱的领袖吴王，但后来接受贿赂杀死了他。随之而来的是东瓯与闽越之间的深仇；东瓯面对后者的攻击，于是请求汉朝的援助（公元前138年）。太尉田蚡建议放弃所有地区，与之相反，庄助主张东匝应得到帮助，一支军队及时地被派出了。在军队到达以前，闽越中止了它的进攻；在东瓯王的请求下，东瓯人民移到内地，居住在长江与淮河之间。[249]
紧接着汉朝政府在公元前135年阻止闽越进攻南越的干预，两个王国再次在该地区成立。一个是闽越国，现在由汉政府指定的傀儡国王统治；另一个是东越国，它是由新近被汉军击败的闽越王的兄弟统治的。公元前112年，东越袭击并杀死了一些孤立的汉朝官员，而且国王采用了“帝”的称号，这便迫使帝国朝廷采取坚决的行动。从陆路和海道派出了远征军，讨伐以国王之死和人民向汉朝统帅投降告终。此后政府回到了公元前138年提出的未实行的建议，考虑到闽越和东越地区的多山地形和居民的不可靠，决定将该地区全部加以放弃。历史记载中简洁地叙述说：“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居江、淮间，东越地遂虚。”[250]
这一简短的叙述需要作某些修正，[251]从该地区迁出全部居民是很难实行的，它与汉朝政府设置郡县按照地方政府的一般方式来管理该地区一样行不通。没有证据足以说明到公元1年有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移民进入福建，很可能在那时只存在一个较大的居民点。这是东冶镇或县，可能是武帝时期或稍后建立的。它位于闽江口的海滨，至少从公元83年起便成为从遥远南方带来贡赋的远洋船只的一个补给点。[252]到公元2世纪末，又有一些县可能在该地区建立了起来，也许从公元300年开始，县的数量显著增加；据推测，移民的某些措施是在较早的几十年进行的，当时中国分裂成为魏、蜀汉和吴三国。
西南
在汉朝建立时，帝国在西方以陇西、广汉和蜀诸郡为界。边界——如果可能确定这样一条线的话——此后急转向东，把巴郡、武陵郡和长沙国包括在内。边界之外，向西去，在今天的云南省和贵州省境内，有若干河道流过，包括今天的红河和黑河。其中一些从内地通航，并可使船舶顺流而下直抵靠近海防或广州的大海。
这些西部地区居住着一大批部落，大部分是小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夜郎、滇和邛都。有些部落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方式，另一些位于离内地更远的部落据记载则是牧民，他们过着游牧的生活，没有明确的各级首领统治。[253]公元前339年到前328年之间，楚王向这些部分发起了一次流产的军事远征，其结果是一名中国官员庄蹻成为滇国（今云南）的独立的国王。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由于秦帝国向南挺进，这个王国被隔绝了，随着秦帝国的崩溃，新的汉朝政府循着滇国的东部边界（包括巴郡和蜀郡）建立自己的疆域。
据报道，汉朝对这些遥远地区的兴趣是由那里的商业活动激发的。滇以西地区的居民据说是通过马匹、奴隶和牦牛的贸易获得财富的。公元前135年，一个名叫唐蒙的中国官员向长安报告，来自蜀的货物——主要是柑橘类水果制品——经由夜郎道在牂柯江顺流而下直抵南越。[254]唐蒙成功地说服中央政府允许他着手组织一次远途考察，此事导致在同年，（公元前135年）建立犍为郡。居民为汉的丝绸所诱惑而被争取过来，从巴郡和蜀郡招募的军队用来开辟交通和运输的路线。与此同时，汉朝官员在司马相如的劝说下略微向北渗入，邻近蜀郡的大片地区归属汉朝管理。司马相如是蜀人；他在历史上因对中国诗歌作出的贡献而闻名。[255]
由于地方的不顺从，维持中国存在所引起的费用，以及有意识地决心集中全部可用的力量去处理北方的匈奴问题，因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间隙期，在此期间中国的前进暂时中止了。然而，张骞在公元前122年左右从中亚回来所作的报告，立刻重新激发了对南方的兴趣。[256]他说，他注意到在大夏出售的货物是商人们从蜀带到那里去的。他的描述促使中央政府派遣一队探险者前往西南，为的是开辟一条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可是，他们的旅行为滇王所阻，他将他们扣留在昆明可能达四年之久。
汉朝权威在西南的真正提高是在南越平定以后发生的，依靠的是参与那次战役的包括有来自巴、蜀罪人的军队。公元前111年，建立了牂柯郡，后来的记载认为这个地区盛行鬼神崇拜，农业和畜产都很稀少。[257]与此同时，一个据认为毫无疑问的效忠于皇室的夜郎地方首领被立为夜郎王；像其他地方一样，汉朝当局准备将建立地区政府正规机构的直接统治和确认本土统治者的地位及其权力两者结合在一起。不久以后，越巂郡建立了起来，此外两个较小的郡后来并入蜀郡；广汉郡的一部分建成了独立的武都郡。
当汉朝的权威伸向云南时，政府再次将两种管理方式结合起来。除了建立益州郡（公元前109年）外，滇王的地位和他的名号都得到确认。最幸运的是，文献记载的史实由一枚皇家印章的发现而得到确证，这枚印章是中国当局及时刻制的，推测是授予国王的。[258]在石寨山遗址发现的其他文物包括种类繁多的物品。其中有饰牌和源自斯基泰或鄂尔多斯样式的武器；具有南方东山文化崇拜特征的大铜鼓；还有若干正规中国样式的、知名的而且广泛分布在北方的物品。[259]后来的记载提到滇时，把它说成是一个具有盐、贵金属和家畜的特别富裕的地区。[260]
据报道，公元前86年和前83年发生了反对汉朝权威的叛乱。在第一次事变中据说参加的部落成员多达3万人；记载告诉我们，公元前82年叛乱结束时，5万名本地居民被处死或当了俘虏，10万头家畜被中国人拿走。[261]公元前28年至前25年出现了更多的麻烦，由此而引起的全部问题是，为了保持这些遥远的地区而耗尽中国的物力，并驱使中国军队进行艰巨的战役是否正确，是不是应该放弃。结果，汉朝由于被任命为牂柯太守的陈立的强有力的行动而得以重新在那里行施权力。[262]在王莽当政时（公元9—23年），西南有相当多的骚乱，有一次战役持续了三年，仅仅由于疾病便遭受了70％的损失。第二次远征也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一次据说包括10万人，装备所需在数量上是以前的两倍。
后汉时期有报告说在南郡和巴郡的土著居民中爆发了骚动和叛乱。牂柯郡的地方首领们很快便向光武帝提交贡品，显然是从水路把它们送到番禺（广东）的；桓帝朝（公元146—168年）采取了有意识的步骤，将各部落融合于中国的生活方式之中，主要的办法是用中国的礼俗进行教育。[263]在益州，王莽统治时期因若干骚动而引人注目，但由于灌溉工程的成果，大片土地可以耕作。据报道，公元42年至45年进一步爆发了叛乱，然后是公元176年有叛乱。在此期间，相当数量的部落在公元51年和69年投奔中国人，明帝统治时期（公元57—75年）在益州西部建立了有六个属县的永昌郡。[264]依照协议，居民得到允许用纺织品和盐来交税；在郡境以外的一些部落则以犀牛、象和宝石作为他们的贡赋；作为交换他们从汉朝接受封号（公元94—120年）。来自其他地方的贡品包括地方的乐师和艺人，他们中某些人自称来自东地中海世界。[265]
公元114年，越巂郡以西的部落成员不少于167620人向汉朝民政官员表示归附，但两年以后爆发了反对苛重租税的一次起义，得到永昌、益州和巴郡的响应。二十余县因随之而来的暴力事件遭受损失。它被镇压以后，接着是一个据说民政管理促进了居民文化水平的时期。[266]在再远一点的北方，明帝时期一个有事业心的官员将来自蜀疆域之外的多少有点不寻常的贡品献到洛阳。按照非中国起源的音乐和舞蹈在帝国宫廷表演的传统，他送去若干土著效忠者所作歌曲的歌词，这些歌词赞扬汉帝国的仁慈的统治和文明。[267]此后我们交替地读到叛乱（公元107、123、156和159年）或它们被镇压、反对归顺或呈献稀有珍品（公元108、161年）的记载。
和东地中海世界的接触
一次据报道在公元166年发生的事件有时引起了误解。据《后汉书》说，在那一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节从日南以外向汉朝呈献象牙、犀牛角和玳瑁等礼物，[268]这样便标志着中国与大秦交往的开始。后一个名称可能指地中海地区的罗马世界的东部；安敦可能与马可·奥勒留·安敦尼皇帝是同一人。《后汉书》的作者认为应当说明，这个传统的记事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在贡品的清单上缺乏珍品。
该事件绝不应该当做东地中海世界一个统治者和一个中国皇帝之间正式外交关系开始的证据。若干世纪以来旅行家已经由陆道来往于两个世界之间，关于公元166年的报道可能是罗马商人寻求海上通往东方之路的最早的有记载的事件。紧接着张骞时代之后，中国的使者已被派往西方勘探，他们报告中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安息波斯以及更远的西边的某地方的情况。[269]但到此时为止在罗马世界商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直接的接触被记录下来；据《后汉书》说，这是由于波斯人故意阻挠接触的发生。而且，据说波斯人阻止甘英前往大秦的旅行，他是于公元97年被派前往该处的。[270]但不论用何种方式进行贸易，贸易留下了物证，其形式是遗弃在中亚或者东地中海地区目的地的中国丝绸。此外，有已到达东方的罗马实物，如装饰物和贵金属的迹象。[271]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丝在帝国初期是罗马的一种奢侈的服饰。它常常提醒人们，为这些进口物的支出对罗马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272]同样有理由表明，有些汉朝政治家了解输出剩余的丝绸到中国同盟者或远方买主那里的潜在价值。[273]这些主张的含义已由一个主要根据西方资料进行工作的学者修正，他根据西方的而不是东方的观点进行探讨。曼弗雷德·拉施克博士认为，丝绸从中国运送到中亚诸国，是亚细亚诸同盟者的主动行动，而不是出于中国促进出口贸易的愿望。拥有丝绸是高级地位的一种标志，它使较强大的首领们有别于较弱小的首领们，并增加了较强大首领们的威望。他提出，丝绸被带到西方，可能比中国资料所证明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便到达了多瑙河河岸。[274]
拉施克还指出，匈奴帝国的力量不应低估。匈奴熟习铁器，这是帕米尔以西制造的；他们从事一些农业，使用中国工匠，这些人是俘虏来的或是投奔他们而来的。匈奴得到相当大的力量支持，并有比通常所赞扬的更为强大的组织，有可能迫使汉初的皇帝依从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缔结一项保全面子的中国的所谓“和亲”的协定。没有确切的证据足以表明，中国在这一阶段从输出丝绸中获得财富，而且在中国明显地没有大量发现罗马货币或制成品的情况。拉施克认为，这不能假定丝绸贸易是由像波斯人这样的中间人控制的，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相信中国丝绸的进口耗尽了罗马的财富。
陈高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