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70部分在线阅读

还有许多其他作家，但是19世纪上半期最不寻常的作家也许是丹津饶结（1803—1856年），他出生在内蒙，但却成为外蒙红教的诺颜呼图克图五世。丹津饶结用蒙、藏两种文字写作，赢得了诗人的声誉，他的若干诗歌一直流传到20世纪而不衰。他的作品主题经常反映对蒙古社会和经济衰落的不满，在暴露蒙古僧、俗领袖之间的对立方面是引人入胜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音乐剧《月亮杜鹃》，开始作于1831年。至少早在18世纪，基于西藏原型的半宗教性“歌剧”已在蒙古寺院演出，它取材于印度—西藏的佛教文学，但是《月亮杜鹃》体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它是大家知道的第一部蒙古世俗戏剧。戏剧逐步普及，世俗的演员反复为世俗观众演出戏剧，为蒙古地区20世纪发展起来的世俗剧院打下了基础。[8]
19世纪蒙古的小说又因为广泛流传着许多西藏故事的蒙文译文而受人注意，如“潘查丹特尔”故事，但是蒙文译文常常有很大的变化。然而，这时期蒙古文学中更为重要的外来成分是中国的小说，包括故事和所谓“章回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译成了蒙文；似乎早在19世纪初蒙古人就已读到了几乎所有重要中国小说的蒙文译本。《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特别流行。中国文学的影响是特别显著的，例如，在前面已提到的旺钦巴拉之子尹湛纳希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在为捍卫清朝而参加鸦片战争之前，旺钦巴拉已经开始写作一部蒙古全盛时代的历史，他选择了中国章回小说的体裁作为写作形式，但是他在1847年死去，这部著作未能完成。尹湛纳希写作了两部蒙古章回小说，他的人物和背景都来自《红楼梦》，随后续写他父亲的历史章回小说，他像一个汉族学者那样隐居在自己的领地里完成了它，忠实地保持了中国章回小说的叙事形式。这部著作名为《青史演义》，直到20世纪才出版。[9]
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化，在蒙古，俗人与喇嘛教会之间的对抗增加了。这种在内蒙特别强烈的情绪，可以在尹湛纳希的兄弟古拉兰萨的作品中看到：后者是一个扎萨克，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家，他挖苦喇嘛以引起世俗读者的反宗教兴趣。在19世纪的更晚时期，一种更深刻的不满蒙古社会秩序的情绪在鄂尔多斯诗人贺什格巴图（1849—1916年，此人最初在旗里当法官，但曾一度与多归轮运动有关系）的作品中得到了表现。
建筑学虽然在本质上和古老的游牧环境不相干，它在17和18世纪却因普遍建造寺庙而得到推动。蒙古人最初从他们日益相适应的定居社会学习样式，所以他们建造的寺院不是西藏式的，就是中国式的。在18世纪，混合类型的寺庙开始出现，它们是将西藏的和中国的样式或多或少地结合起来，再依据本地圆形蒙古毡帐的样子建造起来的。在这些合璧式的建筑实例中间，最杰出的是耸立有弥勒佛巨大雕像的西藏—蒙古型寺院。第一个这种寺院是19世纪初在库伦建造的。有一种用藏文和蒙文写成的著作（有印刷的书籍和手稿两类）流传下来，它们描述了蒙古寺庙的简史并概括了蒙古建筑工程学的原理。[10]装饰艺术在19世纪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绝大部分宗教绘画和雕刻等艺术的观念和手法基本上仍是模仿性质的。
19世纪蒙古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是处于外来影响的支配之下，只有某些本民族的文学著作是例外。
新疆：玛赫杜姆家族和浩罕
在1820年，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龚自珍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主张将新疆改设行省，另一篇则要求结束广州的贸易。[11]新疆和广东是清朝臣民经常和外国人进行贸易的地方，这两个地区的相似之处在20年后变得更显而易见了，因为那时政府把六城地区的教训应用到了它与英国在中国沿海的争端上。
张格尔的圣战（1820—1828年）和浩罕的侵略（1830年）
1817年，浩罕汗反复提出在喀什噶尔享受贸易特权的要求，并以要放出和卓们相威胁。清朝的答复是停止对他的茶、钱赏赐，并撤销他派遣使节到北京的有利可图的特权。浩罕于是派遣两名使节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浩罕派遣两名没有司法权限的代表驻在喀什噶尔，简称为“阿克沙哈勒”（直译为“灰白胡子”，即长者）。清朝再次拒绝，打发使节们回去，并对他们的货物足额征税；因此，浩罕汗就利用在浩罕的萨木萨克之子张格尔和巴布顶，放出了宣称要发起一场圣战的张格尔。张格尔召集了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组成的数百人的军队，打回他祖先的“六城”地区。
地图14　19世纪的六城地区
清朝的军队很快击溃了入侵者，张格尔逃回浩罕时只剩下二三十人，但是他的入寇表明阿法其·玛赫杜姆的事业仍然活在人们心里。当浩罕在1821年再次和喀什噶尔交涉，试图再次取得1809年的免税常规时，清政府恢复了汗国的贸易和进贡权利，但不许免税，并且仍然拒绝一名浩罕使节留驻在清领土内的要求。然而，就在这一年，浩罕的统治者死了，张格尔逃进了他的柯勒克孜盟友的领土上。于是，清朝和浩罕政府便失去了达成互利协定的机会。1824年，和卓开始以一支有数百名柯勒克孜人的队伍骚扰清朝边境。这时否认了对张格尔的一切责任的浩罕，在1825年又一次试图为他的商人取得免交关税的特权，但没有成功。但收获是可观的，因为根据一份俄国的报道，每天有100—200头骆驼从中国本部驮来货物。[12]
如果不是一个清朝官员的愚蠢，张格尔的圣战也许已成泡影：这官员带着200名骑兵在1825年攻打这个和卓时，没有捉到他，反而屠杀了一处未设防营地的柯勒克孜妇孺。当这位柯勒克孜首领发现这一暴行后，他召集了2000名骑兵把清军围困在一处峪谷中，最后把他们全都杀死。张格尔的同盟者已经击溃一支清军的消息迅速传遍塔里木盆地各城镇。和卓自己“看到中国人已经多么不得人心”，就通知浩罕汗、乌腊提尤别的统治者、昆都士的首领、各支哈萨克的头人以及柯勒克孜的首领们说，这是夺取六城地区的机会。张格尔逐渐召集起一支由喀什噶尔人、浩罕人、柯勒克孜人和哈萨克人组成的超过500人的军队；军队中还有哈尔查斯人（山区塔吉克人），他们的黑色服装在西伯利亚引起了有欧洲人在和卓军队中战斗的流言。[13]
1826年张格尔入侵，在进攻喀什噶尔之前先去牙忽都的阿法其陵墓祭扫，并在交战中损失了400名士兵。当退入牙忽都时，侵略者被清帝国军队所包围，但是用火绳枪武装起来的张格尔军队突破了包围，人民随着这一胜利而纷纷起义，使和卓的队伍扩大到大约一万人。[14]参赞大臣庆祥在此期间组织了相应的抗御，但是圣战的力量太强大了，清军不得不在喀什噶尔城堡中设置防御，在那里庆祥处死了阿奇木伯克玉努思以及许多被认为同情侵略者的城市居民。[15]市场位于满城外边，这使张格尔能够抢劫有助于他取得成功的贵重货物，同时起事者发泄了他们对汉族商人的愤恨。
在此以前张格尔曾派遣一名使者去浩罕要求增援，将来以分享掳掠物为酬报（当时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语）；[16]但把张格尔的军队看作“兵痞”的浩罕政府，宁愿自己主动参加这场冲突。总之，浩罕汗穆罕默德（旧译“马哈木”）阿里亲自带领一支8000—10000人的骑兵到来，张格尔骑在马上和他相会，以表示和卓拒绝承认浩罕统治者是他的汗。根据一个史料记载，汗的军队“对在据点中的中国将军发动突然袭击”，并“歼灭了中国军队”。其他史料记载却指出，当汗到达时张格尔自己已经控制了局势；或者说，汗被告知，张格尔已安排了一个在宴会上杀死他的阴谋计划。汗无法使张格尔“信赖”；而和卓又妒忌阿里并且“怀疑他不可靠”，就撤军北去。汗对喀什噶尔城堡进行了几次不成功的攻击，试图用火药炸开城墙。但是守卫者用箭、滑膛枪、掷石器、大炮（？）和火油来回击。这场屠杀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地脉中沸腾着一条血的河流”。[17]经过12天的战斗并失去他的1000名士兵之后，阿里汗灰心丧气地撤走了。张格尔说服了一部分浩罕骑兵留下来参加他的队伍。
10个星期以后，清朝驻军耗尽了水和粮食；它的指挥者自杀，士兵们乘着夜色逃走，[18]但被追上和遭到屠杀，只有400名东干人或信伊斯兰教的清兵除外。张格尔进入了喀什噶尔城。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的居民也叛乱了。玛赫杜姆家族的军队夷平了这些城市中的满城，并且派遣使节将俘虏送到布哈拉、昆都士、巴尔赫、基发等地，在哈萨克人中间示众，以炫耀胜利。
张格尔没有再从浩罕那里取得援助，而东突厥斯坦人却因和卓的事业而仍然深深地陷于分裂。黑山派出于反对他们的白山派敌手的目的依旧依附清朝。在某些地方白山派试图促使黑山派转变，[19]但是在别处，特别是在和田，他们用他们的转为优越的地位来算老账。因而，亲清的阿克苏的阿奇木伯克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亦即在18世纪曾帮助清朝征服六城地区的库车鄂对的玄孙），就派遣密使到和田去散播不和。伊萨克本人是哈迪里亚派的信徒，没有发现他与纳赫什班迪教团的黑山派有什么联系，[20]但黑山派的伯克们响应伊萨克煽动，夺取了和阗的控制权并宣称他们效忠于清帝国。由于大雪阻碍了满洲人派兵来援，白山派的军队重新恢复了张格尔的权威，只有黑山派的和田伯克中一个名叫阿明的人带着两千名属民逃到阿克苏。张格尔在此期间编造了喀什噶尔的财产清册，把没收来的巨额公私财产的大部分当薪饷付给了他军队中的浩罕人。他抢掠了伯克们的家，“向富商大量敲诈勒索”，并“对人民实行暴虐统治”。他纵人大肆屠杀，甚至使得白山派的支持者都感到了失望。
1827年初，总数为2.2万人的卷土重来的清军，从阿克苏出发攻打张格尔。荒凉的土地迫使他们差不多要携带人和牲畜所需的全部粮秣，才能勉强满足军队的巨大的给养需要。张格尔逃往山区，他的士兵带走了“巨大价值的资产”，这些都是清军快到来时他们从六城地区居民那里抢来的东西。[21]最富有和最重要的白山派同情者同他们一起迁居到浩罕领土内。当清军8000人在帕米尔搜捕和卓未能得逞之后，政府转而对那些和侵略者合作的人进行报复，并在喀什噶尔安排了一支8000人的驻军，而把9000名军队撤回中国本土。一支穆斯林民兵也编成了。
清朝接着向所有邻近的统治者发出牒文，要求引渡张格尔。穆罕默德阿里厚着脸皮接连派了两个使者到喀什噶尔去，否认他曾援助过张格尔，并提出愿意派遣一支万人的军队去捕捉他，假如北京愿意付出费用的话。清政府被激怒了，一度想要切断六城地区的全部对外贸易。
当帝国军队前进时，清帝要求他的最高级官员考虑在西部六城地区废除伯克官制，用一种像青海和东部康区那样的土司制度来取代。伊犁将军长龄提出这样的建议：任命一个羁养在北京的玛赫杜姆家族成员做喀什噶尔统治者，用以赢得人民的同情，并保护六城地区不受张格尔和浩罕的侵犯。武隆阿则主张一并放弃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而在它们的东面设置一道坚固的防线。由于这些建议被认为是失败主义的和不能接受的，清帝委派直隶总督那彦成去管理六城地区，并颁布赏格，对凡能俘获张格尔的人给予官爵和酬金。控制六城地区是很重要的。在发生麻烦的那一年，清当局曾发现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加德纳的英国人，他乔装打扮，穿着土著服装，从巴达赫尚通过叶尔羌进入拉达克。[22]
1828年，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派了一名间谍到山中散布清军撤退的假消息，并收买了张格尔的柯勒克孜族岳父他依拉克，使和卓带着500人回到了新疆。当和卓发觉到自己是受骗上当时他逃跑了，但这时害怕清朝报复的柯勒克孜人出卖了他，一个后来在鸦片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官员杨芳将他捕获。张格尔的一部分追随者逃掉了，其中有一大批刀朗人（即和卓的家奴——译者）逃到了浩罕。另一些人逃到了拉达克，拉萨的驻藏大臣派遣特使到列城去要求引渡他们，拉达克王即予照办。[23]白山派认为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应对张格尔的被俘直接负责。作为奖赏，清朝指定他当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民间将他依拉克出卖张格尔的故事编成了一首流行的突厥语歌谣。
北京极力把捕获和卓看作一项光辉成就，同时却掩饰只有少数兵力的张格尔却能困扰帝国的军队逾七年之久的事实。讨伐张格尔之役曾经需要调动3.6万人的军队，花费了政府一千多万两银子。[24]事实上许多人相信，张格尔“失败的真正原因”完全不是清朝的军事力量，而是在于东突厥斯坦白山派和黑山派的分裂。[25]清朝的将军们向北京的清帝献俘，政府将张格尔寸磔处死。长龄传檄谕知柯勒克孜人和浩罕，要求引渡张格尔家族的全部成员。但是柯勒克孜人没有照办，浩罕则以伊斯兰法律为由公开拒绝引渡（张格尔家族是伊斯兰教祖的后裔）。
那彦成到达喀什噶尔以后提出大量行政改革措施，建议将犯叛乱罪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安集延人）的土地和财物加以没收。这些土地每年可收粮5.6万担，他主张以3.8万担作驻军饷项，其余1.8万担用来提高官员们的俸禄。
从国内观点看，这些主张不管有多大价值，却从未付诸实施，因为那彦成的对外事务的建议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简言之，那彦成的建议是要完全停止对浩罕的贸易，直到汗国交出阿法其·玛赫杜姆家族为止。所有在六城地区居住不满十年的浩罕人应予放逐，他们贮藏的大黄、茶叶和其他财物应予没收。在六城地区居住10年以上的全部浩罕人应使之归化；应与柯勒克孜人和解，以便使他们与玛赫杜姆家族及浩罕人疏远。“叛民”的妻子儿女应发配为奴和流放到乌鲁木齐和伊犁等地。
清政府不但想用这些措施平息山区来的骚乱，还想使浩罕统治者安分守己。北京已经注意到，浩罕君主在18世纪之采用汗的称号是一种僭越，特别因为在突厥语和满洲语中，“汗”是清帝本人的称号。因此，北京拒绝承认浩罕统治者为“汗”，继续用早些时候的头衔“伯克”来称呼他。然而，浩罕的战略位置促使清帝在藩国谒见时称呼浩罕统治者为“吾儿”（在亚洲腹地的词语中仅次于皇帝），而不是用“吾臣”，而在浩罕的信件中，统治者继续称自己为汗。此外，在喀什噶尔的每次朝见中，穆罕默德阿里的使节并未能履行规定的礼仪，也许更为过分的是，在正式文书中他的名字是用泥金书写的。[26]
清朝政府立即赞同实施那彦成的建议。那彦成回到了北京。他的继任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札隆阿和叶尔羌办事大臣壁昌在1828年着手行动：没收安集延商人的大黄和茶叶，把他们从六城地区赶走。在准噶尔地区，官府也驱逐那些居住在伊犁的安集延商人。清朝重新建起各地的满城，与回城离得较远，但在英吉沙尔、叶尔羌及和阗，商业区仍旧留在城外。只有在喀什噶尔，清政府方将商业区安置在满城之中。
非浩罕人为了商业事务可以照常入境，政府允许布哈拉人经由巴达赫尚和喀尔提锦来喀什噶尔，但是，当局对外国人课以重税，以维护一种新的官铺制度的利益。旨在开辟财源以供养新疆驻军的官铺是仿效政府垄断对准噶尔地区的哈萨克人贸易的办法建立起来的，它享有和所有外国人——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内——优先进行贸易的权利。但是，清朝给予柯勒克孜人一份从安集延人那里没收的大黄和茶叶，用以保持他们的好感。一所官办茶局（创始于1826年）于1828年在古城开始顺利地向陕西私商运入准噶尔地区的各类茶叶征税。然而到1829年末，官铺在六城地区引起的不满和困难多于收入，因此当局废除了这些官铺。
其他为驻军而开辟财源的一些努力是采取了扩大和改良六城地区耕地的方式。张格尔的圣战中断了前此为东突厥斯坦日益增长的人口而开垦未经灌溉的土地（“死地”）的努力，1828年六城地区的严重粮荒使得大量建议涌向清帝面前。松筠主张在东突厥斯坦开展军屯。长龄建议把所有从叛逆者那里没收来的土地上的佃户转为国家农户，使之为驻军生产粮食。武隆阿和署理陕甘总督鄂山极力主张从中国内地招徕移民。虽则这一意见预示着将来的趋势，但却是同清朝将汉人和亚洲腹地居民加以分隔的长期实行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因此，新疆当局不得不满足于灌溉计划、已增加的户口登记数和税收。但是，六城地区的人口因圣战而减少了，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那彦成提出的停止和浩罕贸易的措施，从根本上打击了汗国的财富和力量。浩罕已经获得了对喀什噶尔的东西方商队贸易的控制权，并以损害塔什干和突厥斯坦的城市而扩大了这种控制，它又一直在寻求柯勒克孜和哈萨克同准噶尔地区的商业贸易，还想控制印—俄贸易的东方路线。
“披巾和其他印度商品”、狐皮和羊羔皮有东、西两种商路：一是经由西边的一条迂回路线，通过喀布尔和巴尔赫到布哈拉，然后运到浩罕；[27]一是由夏季线和冬季线这两条东边路线通过拉达克到叶尔羌的市场，浩罕商人就在叶尔羌购买这些货物。清政府是否曾经允许商队享有通过帝国领土的特权，这还不清楚，但是政府完全了解汗国力图垄断新疆的对外贸易，所以为了防范这种企图，它正式拒绝批准浩罕商队经拉达克去印度。因此，浩罕商人只好在色勒库尔和叶尔羌购买印度货物，经过浩罕把它们运到俄国市场去出售。叶尔羌于是成了印俄贸易的一个中心。浩罕商人享受了能够将他们购买的货物经由自己的国土运到俄国的好处，但是汗国不能阻止非浩罕人在叶尔羌或色勒库尔购买印度货物，也不能阻拦这些货物运往伊犁或塔尔巴哈台再往前运到俄国领土去。
清朝的禁商政策甚至不许浩罕商品通过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因而在浩罕引起物价飞涨，随之而来的是两年经济困难。清政府对于浩罕高级官员的恳求书信无动于衷。但在此期间，浩罕把禁商看成是侵略六城地区和汗国加紧控制新疆贸易的一个机会。白山派在喀什噶尔的势力仍是如此强大，浩罕的贸易又是如此重要，因而浩罕实际上在六城地区处于支配的地位。只要有玛赫杜姆家族的侵略，人民中至少有些人必定会闹事。“浩罕如狼，东突厥斯坦人如羊”。况且，在被驱逐和没收财产的浩罕商人中间情绪激昂，特别是当柯勒克孜人带着他们被没收的大黄和茶叶出现在浩罕市场上时更是如此，而柯勒克孜人却夸耀说，这些东西是“大清皇帝”送给他们的礼物。[28]
1830年秋天，浩罕汗带着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也有一些安集延人、流浪的刀朗人和其他喀什噶尔亡命者组成的军队，侵入六城地区。然而，在跨过清朝边境以前，在乌什地方，决定让汗留在浩罕，[29]张格尔的大哥穆罕默德玉素普被指定为名义上的统帅。真正的指挥官是浩罕汗国的高级官员哈克·库里明巴希，他是最高司令，第二把手是穆罕默德沙里夫阿塔利克。跨过边境后侵略者分兵三支，几乎同时包围和攻打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叶尔羌三地。清朝驻喀什噶尔的戍军本已缩减，现在又被攻其无备。玉素普进入了自己的原籍城市，指定了他自己的地方长官（阿奇木）。喀什噶尔地区的黑山派人民大批逃往阿克苏（虽然他们中约1000人在喀什噶尔的满城中避难），甚至白山派中的许多人也不愿响应侵略者要他们拿起武器的号召。但是，这次侵略并非搞复辟，其性质马上变得很明显，因为玉素普本人没有行使什么领导权，而且一千多名浩罕商人跪在满城外面向清当局申述说：侵略是由清政府不公正地处理无罪的商人引起的；他们要求恢复贸易和发还被没收的财产。
在叶尔羌，壁昌在城内只带有清兵五六百人，还有大约4500名本地民军，但是他有较多的时间做防御准备。他很快把商人和小商贩都搬入满城，把市场的摊子和建筑物烧个干净，什么也没有给侵略者留下。在和叶尔羌地区伯克们慎重计议之后，壁昌派遣他的军队出外封锁通向叶尔羌的主要战略据点。他配置1000名本地民军防守回城和满城；他从所辖地区各个据点集结军队，同时又派出400名清军在叶尔羌东门外把守。逼近叶尔羌的侵略军大约有步、骑兵7000—10000人。[30]清守军用大炮轰击他们，杀死了三百多人，侵略者终于撤走。在作第二次尝试时他们再次被击退，这时他们已经听到清援兵正从阿克苏开来的消息。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都撤退了，只留下刀朗人，他们试图以玉素普的名义召集一支叶尔羌土著的军队。然而，叶尔羌主要是黑山派的地方，大多数居民宁可逃走也不愿参与白山派的事业。因此，刀朗人抢掠城镇和乡村，在纠集起一支千人的队伍之后，对叶尔羌进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攻击，但都被壁昌的军队击退。
与此同时，在喀什噶尔的札隆阿却无法迫使和卓停止围攻。在喀什噶尔和英吉沙尔，如同在叶尔羌一样，侵略者从未能攻克满城，但是他们控制着这个地区的全部乡村和城镇。
突然传来消息说浩罕和布哈拉之间出现了风波，还说浩罕国内需要军队。安集延人因此抛弃了玉素普而转回浩罕，带走了许多俘虏和战利品。浩罕人将他们俘虏的“中国人”勒逼为奴隶，浩罕汗还将其中一些人作为礼物送给彼得堡的俄国沙皇。甚至在白山派势力最大的喀什噶尔地区，浩罕的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所组成的军队贪婪成性，所以使得许多历来和白山派联合的人感到恐惧和痛苦，转而和清朝当局合作。白山派的事业在六城地区已经大失民心，玉素普及其追随者除了跟着撤退的安集延人翻越山岭逃回浩罕之外是别无长策了。在清朝援兵从阿克苏到达以前，大约有2万名东突厥斯坦人逃往安集延和塔什干。[31]玉素普继续住在浩罕，直到1835年死去为止。[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