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872部分在线阅读

当实际的军事考虑决定用谈判解决问题时（如同1831年对付浩罕的战略形势那样），清朝在1842—1844年对沿海贸易列强所给予的让与权是可以拿来和1831—1835年对浩罕的让与权相比的。它们有以下这些相似之处：
（1）治外法权，即外国有权指派领事管辖自己的公民。
（2）赔款，尽管鸦片贸易是非法的，仍用银子偿付了被没收的鸦片。清廷曾用银子付给浩罕人以补偿他们非法获得的土地。
（3）“公平正规”的关税以及和海关的直接关系。1843年的税则所作的让与比起清朝对浩罕的让与要适度得多，因为在六城地区清朝对所有外国商人一概免税，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内。浩罕并不需要去要求和征税机关直接发生关系，因为在六城地区的外国商人一直直接和清朝税务机关打交道。废除外国商人进口货物的关税甚至使这种要求成为不必要的了。
（4）最惠国待遇。人们猜测，中国人过去的行为启发了义律船长想获得任何别国可能获得的一切特权。[60]巴麦尊子爵已把这个想法作为璞鼎查在商谈南京条约时的几个选择之一，后来最惠国条款即包含在1843年的虎门条约中。最惠国条款绝非承担法律义务的一种让步，它纯粹是表示中国长期实行的“一视同仁”的政策：中国利用这一政策可以防止任何一个外国强国取得高居其他国家之上的领导地位。在清朝看来，和欧洲人订立的协定，至少就最惠国条款而言，其与中国原则妥协的程度比北京在1835年给予浩罕的特殊地位与之妥协的妥协程度要小得多。
（5）废除公行垄断，以及允许中国臣民与外国商人之间有发生商业关系的权利。在六城地区，外国人一直直接和地方的商人做买卖，不受任何公行之类垄断机构的牵制，他们也能雇用仆人、翻译、买办，租用房屋、营业处、货栈等等。
在中国与西方协定中的其他条款还反映了沿岸贸易的特殊状况。“中英两国及其君主的地位绝对平等”，这个原则事实上并未被浩罕所坚持，因为在中亚主权国家之间，形式上的平等不是一种基本的条件。不过清朝也没有强迫过浩罕使者履行藩属进贡的全部礼仪，而且清帝国早已承认了与俄国平等的原则。
对照清朝在亚洲腹地的经验，它在鸦片战争以后与西方海上列强达成的协定，有不同于通常所说的那种意义。最重要的是，清朝认为这些协定不是新的发明。英国的海军力量在19世纪40年代为旷世所无，但是缔结的条约不足以证明清朝已经认清了这个事实。常被征引的马士的那本研究著作指出：“直至1839年为止，使西方国家听从条件方可允许双方关系存在的是中国；自从1860年以后，把和中国共同来往的条件强加于中国的却是西方国家；这当中的20年是一个摩擦时期。”[61]考虑到清朝政府对小小的浩罕作出了重要的让与，对马士的观察最可能的解释是，在这20年中，中国仍未认识到它已相对地衰落下来。正如阿瑟·韦利所恰当地叙述的那样：“满洲是一个征服种族，所以很难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在200年前用来征服中国的武器，现在已经过时了。”[62]
在北京看来，1842—1844年条约的唯一真正新情况是把它们应用于中国本部。在亚洲腹地有共同边境的两个伟大的非汉人帝国的君主——满洲人和莫斯科人——之间讲求平等，是很容易做到的。治外法权在六城地区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臣属于清朝的说突厥语的穆斯林在那里是和来自中亚西部说突厥语的教友同仁做买卖。但是，要在沿海一带允许施行像国家平等这样一种非中国的原则，确实将会引进一项中华帝国迄今仅限于在亚洲腹地推行的政策。在中国本部以内，这是不容易被接受的。
清朝的边疆政策作为整体来说并没有被系统地作过任何研究，但是很清楚，在沿海政策与亚洲腹地政策之间是有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比历史学家迄今所揭示的要更多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松筠、杨芳、龚自珍、魏源等这些19世纪初的经世致用论学者兼改革家，都有研究新疆政策问题的初步经验。
圣战的继续
以七和卓闻名的七个阿法其·玛赫杜姆家族著名成员住在浩罕领土上。他们是穆罕默德·玉素普之子卡塔汗和克希克汗、巴布顶之子倭里汗、张格尔之子布素鲁汗、卡塔汗之子爱克木汗和阿希木汗，以及布素鲁汗的一个堂兄弟，人称铁完库里和卓。虽然卡塔汗和倭里汗是主要的领导者，但玛赫杜姆家族的宗教继承权似乎已从张格尔传给他年轻的儿子布素鲁汗。在19世纪30年代初经过印度去麦加途中的东突厥斯坦人报告说，在新疆的清朝统治日益丧失人心。这种情况显然继续存在，[63]但是只要浩罕为了享有它的贸易利益而要保持和平，那么七和卓是不能有所作为的。
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许多安集延商人居住在固勒扎，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开始被指派驻在伊犁。准噶尔当局不能获得足够的布来使官方的哈萨克贸易垄断保持在一个满意的水平上，于是便放宽限制，允许汉商参加更多品种的货物的贸易，开始是在塔尔巴哈台实行，后来在1845年时也在伊犁实行。准噶尔居民一直在某种程度上负担着六城地区的军费，在19世纪30年代又遭受严重的粮荒。因此，政府努力增加准噶尔的农田，并且着手实施各种增加那里收入的计划。由于中国本部缺少土地和政府希望缩减因驻军给养而输到新疆的白银数量，从前的障碍开始崩溃了。北京以越来越大的决心努力劝诱汉人移居新疆，耕种交纳租税的土地。1835年，政府答应汉商的要求，让他们带家属定居在喀喇沙尔。
最初并没有很多汉族移民被吸引到边远的六城地区来。他们就是到了那里，生活也是很不容易的。在汉族移民和当局之间发生了几次事件。1837年，在喀什噶尔地区的清驻军派出士兵烧毁了汉族移民房屋和抢劫他们少量财物。在巴尔楚克，移民的工作搞得如此之糟，以致在1838年移居者竟不顾军队的制止，弃地而逃。政府没有钱为日益增加的移民建造新的灌溉工程或提供种子、工具和耕畜，就向六城地区的伯克们要求私人捐助，而以给予擢升作为回报。在伊犁，布彦泰将军委托因积极反对鸦片而被黜的林则徐在1844年整顿移民事宜。1845年，清朝中止了对新到六城地区的汉族移民豁免地税的规定，提高了准噶尔地区移民的赋税，而且传令嘉奖林则徐，允许对那些为开垦新土地作出贡献的失宠官员缩短流放期限。在1845—1848年之间，在六城地区（不包括喀喇沙尔地区）开垦了将近8万英亩（约52.5万亩）农田。其中四分之一是汉人完成的，其余则由东突厥斯坦人完成。[64]
1839年开始，政府还用汉族移民来补充六城地区的驻军，允许以移民志愿者来补足缺员的部队。由于士兵得随时被征召作战而使军垦趋于衰落，1843年军队开始放弃农地，让位给平民移民来耕种。在1845年以后，六城地区换防的士兵得到准许作为农民和他们的家属一起留在那里，政府又命令所有获赦而有家口的流犯都应送往六城地区从事农业。这些措施使减轻中国本部的人口压力有了一些希望。它们加强了清朝在东突厥斯坦的存在；它们使六城地区更充分地和清帝国的其余部分融为一体。
一方面北京因从中国本部流出白银支付驻军的饷项而发愁，一方面还要为白银从新疆流出国外而感到困扰，这种情况更由于在沿海偿付鸦片的白银损失而加重了。从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流出白银的情况还不算严重，但是从六城地区外流的情况却是严重的。张格尔的圣战和1830年浩罕的入侵已经引起了物价暴涨。铜钱不足和大量清军的来到（部分军饷是用从中国各省拨来的白银付给的）降低了白银折换铜钱的比价。在1827年兑换比例已跌到每两80蒲尔，[65]并且在准噶尔地区产生了影响。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外国人利用这种低价买了大量白银运往国外。
当局试图铸造一种新的六城地区纯铜蒲尔来对付通货膨胀，它仅重1钱5分，但有“当十”字样。他们把这种蒲尔的官价定为十个杂铜标准伊犁钱，并且允许新蒲尔与旧的同时流通。当局擅自决定一个新蒲尔可换两个旧蒲尔，虽然价值五个伊犁钱的旧蒲尔每个重1钱2分，这样折换是不成比例的。这种新货币有可能增加流通中的铜币数额，使军队可以在军饷上增加铜钱对银的比例。从1838年起，阿克苏的造币厂甚至进一步降低了铜币的重量，把铸造的新蒲尔从1钱2分降到1钱。
到19世纪40年代，新增的铸币，再加上白银普遍流出清帝国境外的情况，使下跌的银价恢复了元气。在1845年，兑换率提高到每两白银换400蒲尔。此后，新疆驻军的饷项主要的是“出自地方收入中的地方货币”。在叶尔羌市场上，白银从原来一锭（50两）换三四百腾格（1.5万—2万蒲尔，约900—1200印度安纳）涨到换1000腾格（5万蒲尔，约3000安纳）。[66]
清朝对六城地区的控制似乎比以前加强了，但是在中亚已开始感觉到英俄之间的对抗；1841年有谣言说，正在和中国以及阿富汗交战的英国将一个玛赫杜姆家族成员召到了喀布尔。东突厥斯坦人的愤怒情绪和圣战精神在潜滋暗长。1845年，一些柯勒克孜人袭击英吉沙尔的郊外，一个名叫阿瓦斯的喀什噶尔铁匠率领一支500人的造反队伍在索胡鲁克闹事。汉族移民帮助恢复了秩序。布彦泰报告说，柯勒克孜人的袭击是在阿克苏、和阗、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等地有影响的阿訇们的鼓动下进行的，而在阿瓦斯暴动的后面有玛赫杜姆家族，特别有布素鲁汗在活动。在次年（当时有喀什噶尔发生饥荒的报告）所作的更为深入的调查断定，七和卓并没有和暴动发生关系。[67]
名义上由年轻的胡达雅尔汗统治、但是事实上因领导分裂而受到损害的浩罕，又故态复萌，在1846年派出一位使者重新提出了汗国的旧要求：向巴达赫尚人、克什米尔人和所有拉达克商人（推依博特——“西藏”）征税，另外还要求向一个主要居住在清朝境内的柯勒克孜部落征收地租。此后不久，一些柯勒克孜人袭击了六城地区的卡伦，然后越帕米尔逃向什克南。什克南的统治者阿布都热依木送来一封信，暗示那些人是一些身份不详的和卓，大概是一些白山派。[68]北京还是不愿满足浩罕的要求。于是，第二年即1847年（在这一年，最后一部分哈萨克大帐正式并入俄国），浩罕发动了白山派圣战，卡塔汗和倭里汗领导了对六城地区的侵犯，名为七和卓之战。一支由喀什噶尔和柯勒克孜逃亡者组成的浩罕军队袭击在明约洛卡的清军，迫使他们退回喀什噶尔。在那里，浩罕的阿克沙哈勒煽动百姓向玛赫杜姆家族的军队打开回城，当时3000名清军困守在满城之内。倭里汗前往攻打英吉沙尔，但失败了。谣言说，七和卓已和英国人取得谅解，[69]但是喀什噶尔人对张格尔的失败以及1830年浩罕的抢掠记忆犹新。虽然有许多人参加了七和卓的军队，玛赫杜姆家族的事业一般来说在人民中间的反应是冷淡的。
北京命令陕甘总督布彦泰克复失地，并以奕山为叶尔羌参赞大臣。奕山带领数千军队由阿克苏出发；一支3000人的援军由甘肃进入新疆，户部拨饷银100万两。当奕山于秋天到达叶尔羌前，和卓们曾进攻过这个城市，但已被赶走而撤回到了喀什噶尔。奕山的优势火力连战皆捷。围攻英吉沙尔的玛赫杜姆家族的军队甚至未及交战就望风而逃，所有侵略者随即放弃喀什噶尔而逃回浩罕，和以前一样跟着一起逃走的有他们招募的喀什噶尔新兵和成群结队的同情者及其家属。
清帝国的军队再次进行了可怕的报复，但是豁免了喀什噶尔地区的赋税。一支来自伊犁和乌鲁木齐的2360人的军队加强了喀什噶尔的驻军。枢纽之地巴尔楚克也是通往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与和阗各条道路的总汇，清朝在这里建造了一座新城（Yangi
Shahr），与老回城分开，屯驻1.5万至2万名用步枪武装起来的步兵。每当西部各地区需要军事力量时，首先就从那里调派。由于入侵而加强了的东突厥斯坦人和汉族移民之间的敌意，暂时终止了向喀什噶尔地区阿奇克雅黑移民的努力，但是政府仍然实行它的移民政策。1848年初，惧怕失去贸易权利的浩罕，派来一名使者否认它对七和卓的入侵负有任何责任，并表示继续对清朝皇帝“恭顺”。北京除了接受这种辩解之外也别无良策，从而再次确认了浩罕的全部权利。[70]
清朝当局——特别是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阿奇木伯克们——与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之间仍“不相合”，后者将“他们所受虐待的怨言”传回浩罕。在喀什噶尔东北约四十里的阿斯图（下）阿尔图什——也叫阿尔泰（金山）阿尔图什——清朝的地位特别脆弱，因为存在着对官方的诛求的愤慨情绪。阿斯图阿尔图什也被认为是10世纪黑汗王朝沙土克·布格拉汗的安葬地，历来传说把伊斯兰教传入东突厥斯坦的成就归功于他，玛赫杜姆家族则宣称是他的后人。这个朝圣的重要地方的护陵人米尔·阿赫麦德·谢赫据说是六城地区仅次于阿奇木伯克的最富有的人，他也是白山派首要的宗教人物，因此浩罕能够在他的帮助下搞一些活动。1852年，倭里汗、卡塔汗、克希克汗和铁完库里和卓带了一支主要是柯勒克孜人的军队，袭击阿斯图阿尔图什附近，进而侵犯乌什土鲁番卡伦，一直到清军把他们打跑为止。有一个时期当局拒绝恐吓，封闭了喀什噶尔—浩罕的道路，停止了浩罕阿克沙哈勒向喀什噶尔外国商人征税的权利。[71]
在叶尔羌则笼罩着全然不同的气氛，那里黑山派占上风，和讨厌的对外关系没有联系的克什米尔和巴达赫尚商人支撑着该地区的经济。印度北部的古拉布·辛格1842年对拉达克的统治建立以后，克什米尔的披巾商人告诉叶尔羌人如何清理粗羊毛，因此叶尔羌所产“土鲁番的”（乌什土鲁番的）和“库车的”羊毛在质量方面与拉达克羊毛相等，或者超过了它。叶尔羌输出的披巾羊毛由此增加了，它全部取道列城运往克什米尔。作为交换，鸦片输入（清朝当局不再禁止）迅速增长，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成为贸易的主要项目，总计每年至少1.6万英镑，价值达1.2万英镑。因为叶尔羌每年输出到列城的货物值1.8万英镑，并不足以抵补每年由列城输入的价值2.1万英镑的货物，所以叶尔羌商人要用白银支付超过部分。和准噶尔地区对俄国的贸易正好相反，六城地区对印度的贸易出现了逆差。
然而，在七和卓之战以后，收支差额开始改变了。白银和其他中国本土出产的货物原来是叶尔羌—列城—印度贸易的主要商品（茶、丝、宝石、黄金、基连和贵重药材），现在不再大量运来六城地区。因而，在50年代叶尔羌向列城出口的货物缩减了，输出的大部分是六城地区的本地产品，主要是披巾羊毛和大麻汁。
叶尔羌的对外商业开始衰落了。沿着商路的盗匪增加了。强盗们出没于叶尔羌—列城的诸商路上和通往巴达赫尚的道路上。商队开始武装来往，但不时被100—250人组成的袭击队伍所击败。虽然贸易衰落，但据1853年访问了叶尔羌三个月的英国代理人阿赫麦德·
沙·纳赫什班迪·赛义德和卓说，“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是普遍满足和中意的。在乡下除了土地税之外没有其他赋税，土地税约当生产物的十分之一”。在满城中大约有六七千清军，但是他们“和农村中的百姓很少或没有交往”。[72]
英国和古拉布·辛格（1846年印度政府立他为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大王）两者现在都在探索增加他们对叶尔羌贸易的方法。古拉布·辛格作了一些“软弱而无效的”努力想劝说叶尔羌的官员们给他以在实际和名义上管理克什米尔阿克沙哈勒的权力，因为后者“不听来自查谟的命令”。但是大王在六城地区的影响“不够大，不足以使阿克沙哈勒免职而另委他人”。大约在1856年，古拉布·辛格又转而直接求阿克沙哈勒本人，派了一名代表“去为他（大王）安排向列城商人征税之事”，但是阿克沙哈勒却答复说，古拉布·辛格必须首先为路途上商队的安全提供保证。1857年古拉布·辛格死后，他的儿子兰比尔·辛格派遣另一个代表前往叶尔羌继续提出他父亲的创议，但是清朝当局将代表阻拦在城外的一个卡伦上“达六月之久，以后又将他不体面地赶出叶尔羌”。[73]
英国人自己只限于收集情报，主要交由本地代理人去做。然而在1856年，两个欧洲探险家封·什拉琴威特两兄弟赫尔曼和罗伯特经过喀喇昆仑隘口进入和阗河流域，并由七名叶尔羌人陪同。这两兄弟看到这些牧羊人是用俄国枪武装起来的，就在到达距额里齐两三天行程的地方后带三名和阗人一起往回转，因为他们担心会与清朝边境官员发生纠纷。什拉琴威特家的第三个兄弟阿道夫在次年进入六城地区，被当时暂时控制喀什噶尔的倭里汗下令杀死。
和平静的叶尔羌相反，喀什噶尔和库车两地区的叛乱情绪在沸腾。1854年，一个叫沙木蒙的人宣称他是张格尔之兄玉素普的后代，在喀什噶尔地区罕爱里克庄领导一次叛乱。在库车，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居住在一个城子里，穆斯林劳动者对于官员的暴虐感到愤怒。[74]帝国的代表在1855年未经任何审问或经他上司的同意便处死了大约30人。像阿斯图阿尔图什一样，库车也是一个朝圣要地，是阿勒沙德·阿丁（兴旺时期约在1350年）的陵墓所在，阿勒沙德·阿丁曾使莫卧儿人改信伊斯兰教，又是库车和卓们的祖先，这是与玛赫杜姆家族没有关系的纳赫什班迪教团的一个单独的分支。地方上针对清朝官吏的怨言加强了这些护守陵墓的库车和卓们的政治上的潜势力。
在同一年，一个名叫玉散霍卓依善（Husayn
Khwāja
Ishān，由此名字可知他是个宗教领袖）的浩罕人，前来煽动阿斯图阿尔图什铜矿工人的不满情绪。当阿斯图阿尔图什的穆斯林捕获13名潜入者并将他们递交清朝驻军时，他失败了。紧接着倭里汗和铁完库里和卓派遣数百军队进入六城地区，但是清军的枪声迫使他们退了回去。[75]
1857年，库车居民心中郁积的愤怒引发了一场人民暴动。清朝迅速恢复了秩序，而浩罕（它的阿克沙哈勒仍和六城地区当局不和）利用这种不安的气氛派倭里汗和铁完库里进入清朝边境。入侵者和阿斯图阿尔图什的人民联合在一起向喀什噶尔进军。铁完库里利用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的不得人心，广泛散布说：“以前伊萨克穆罕默德鄂对和其他人引诱铁完库里的叔父张格尔，使之被捕并处死。现在伊萨克的儿子爱玛特和穆罕默德充当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倭里汗是前来报仇的。”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们和贸易团体以及察尔虎特人集合起来支持入侵者。阿奇木伯克爱玛特逃入满城。叶尔羌参赞大臣庆英立即向伊犁、乌鲁木齐和喀喇沙尔求助，亲清朝的穆夫提们发出“法帖万”（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见）说：可兰经的法典（沙里阿特）要求穆斯林杀死或者活捉入侵者，他们要穆斯林一定不要和侵略者合作，以防丧失了信仰（伊玛尼）。[76]
在此期间倭里汗攻下英吉沙尔的回城，周围地方的城镇和乡村就与入侵者共命运了。当倭里汗派遣大约7000人分两路攻打叶尔羌时，庆英的士兵迫使和卓的西路纵队撤退，但是东路纵队却对回城发起了突袭。在这时黑山派的徒众远多过白山派的信徒；另外纳赫什班迪教团的另一支穆扎德派的地方领袖（一个名叫阿卜杜尔·拉赫曼·哈达拉特的人）也有很多追随者。老百姓和克什米尔商人就协助驻军抵抗入侵者，结果，倭里汗的军队未能得逞。
在战争中受害最大的也许要数东干人了，他们受到双方的猜疑，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信奉另一种教派，即和卓穆罕默德·舍里甫·彼尔（死于1555—1556年或1566年，葬于叶尔羌）的乌瓦依什亚派，这一派最大的力量在伊犁的东干人和塔兰奇人中间。例如，倭里汗的党羽也把东干人以异教徒论处而杀害他们。从处理阿道夫·封·什拉琴威特四个伙伴的方式中还可以看出和卓的宗教政治倾向。叶尔羌的穆罕默德·阿明是一个东突厥斯坦人，他只不过被关了禁闭。克什米尔的穆斯林阿布杜拉是“一个印度人”，被卖给一个叶尔羌人为奴，价值25卢比。布哈拉犹太人摩拉达为了活命而改信了伊斯兰教，并获准与穆罕默德·阿明一起入狱，第四个伙伴是一个西藏人，因为属于中国“种族”而被处决。[77]
不久清朝援兵从巴尔楚克前来迎击侵略者，此时包围叶尔羌的入侵军已达数万人。[78]清军获胜，打垮了侵略者，击毙约700人。叶尔羌在被困约70天以后被解围，英吉沙尔在被围百余天后也得到解围。在喀什噶尔，倭里汗的军队没有交战就逃走了。他的占领为时不到四个月。
清朝传令嘉奖西迪克比（或伯克），此人是塔什密里克的土拉吉尔钦察部柯勒克孜阿奇木伯克的后代，因为他协助平定了骚乱，并对倭里汗的同情者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其余的人当中，当局处死了沙土克·布格拉汗陵墓的护陵人米尔·阿赫麦德·谢赫和他的长子。表面上是因为谢赫参与了暴动（他将女儿嫁给倭里汗），但是伯克们还要抢夺他的财产。他们没收了他的财产。其他谢赫们开始生活得比较安分了。[79]由于和浩罕的贸易在战争期间已经中断，这时伊犁将军札拉芬泰也力主让安集延商民迁到喀什噶尔城外为他们建造的特设市镇上，就像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为哈萨克贸易所作的措施那样。但是，军机处、户部、兵部和理藩院甚至反对给浩罕人以这种小小的不便，因为害怕它会引起进一步的麻烦。
然而在庆英建议下，浩罕表面上被命令引渡倭里汗作为恢复贸易的一个条件。1858年浩罕答复说：“倭
里汗闹事后，曾派人挡路，禁人附从。又将倭里汗拿禁。如准其通商，即将逆首罪名照经典自行惩办。”[80]清政府承认它在新疆的地位软弱，认为立即重开贸易乃属稳妥之举。因此，虽则安集延商人是1857年入侵的积极支持者，但他们未受损失。
安集延商民自身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事实上是自由的——阶级。在1858—1859年，当新的浩罕阿克沙哈勒到达喀什噶尔时，约有6000名安集延人（不包括察尔虎特人）前来欢迎他。在喀什噶尔的外国人据说约占本地人口数的1/4，即约14.5万人。其中甚至包括俄国鞑靼人也被官方认为是安集延人，但他们在私下和“中国人”交往时并不隐瞒自己的血统。
喀什噶尔人移居西部中亚者也很多。在19世纪50年代有200多名玛赫杜姆家族的成员住在浩罕和马儿亦囊。大约有5万户喀什噶尔的移民被称为塔合里克，住在安集延、沙里罕（新近由乌马儿汗建立的，几乎专供喀什噶尔移民居住）和卡拉苏周围的农村中，另有许多人住在城镇里。在塔什干外面有另一移民地新城，大约住有5.6万名喀什噶尔移民。几乎所有这些白山派的移民都是一批接一批的逃亡者，即是从清朝统治之下和从对玛赫杜姆家族的历次入侵之后进行的报复之下逃出来的。[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