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949部分在线阅读

创办私人企业的运动
北京和各省官署：在领导方面的矛盾
办企业官员的出现
第九章　共和革命运动
早期的联盟：1905年以前的革命运动
革命的联盟，1905—1908年
清王朝的灭亡，1908—1912年
大联合的出现
民国的诞生
第十章　社会变化的潮流
特权阶级种种
平民百姓纵观
半无产阶级的产生
社会变化的动力
参考文献介绍
参考书目
附：参考书目中著作及报刊简写表
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
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几乎没有不属于农业部门或不与它发生密切关系的。[1]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应相应地对19世纪中国农业的结构和发展以及它对其他经济成分的影响进行分析。但是在优先讨论农业时，我差不多同样注意到了手工业、近代工业、贸易和商业及财政制度。如果这些区分显然是老生常谈，那么我只能以自己的能力有限和另一个可能的借口来辩护，即除了一些值得推崇并且数量日增的例外以外，我写这篇概论所必须依靠的一些中国的近代经济史著作历来都是叙述性的。
对以下各部分材料的处理不可避免的是选择性的。我在各个部分中将集中论述满洲王朝最后50年内那些在一定背景中的新的或正在变化的情况，直到1911年和很久以后这个背景依然是一个在经久不变的社会结构中起作用的并且基本上没有变化的混合体。这并不意味着中华帝国在最后一个世纪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相反，意识形态的风暴和政治风暴摧毁了这个儒家的帝国。但是基本的经济变化和近代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在晚清经济制度中它们自身有这种动能。它们显然是一种新的、可能仍旧是脆弱的政治组合体的副产品，这个政治组合体本身只有经过了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外国入侵和内战以后才得以形成。
人们在一开始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与相当数量有启发性的地方局部材料相反，还没有一种全面的精确的计量材料，也不可能为民国以前的中国令人满意地取得这样的材料。这种情况再也没有比像国民收入这样的基本估量表现得更为明显了。表1经过修正，反映了对19世纪中国国民总产值估计，就我所知，这是唯一的尝试。
表1　19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总产值估计
*几乎全是手工业。
资料来源：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1962年），第296页。本表估计数的主要缺点除了公认的有非难的数字问题外，是张仲礼可能夸大了绅士劳务的部分，以及过于认真地依赖1887年关于耕地面积的官方材料。正如我在下一节所提出的那样，这些官方材料和农业部分都至少应向上调整三分之一。我这样做了，并且在不改变张仲礼的其他部分的数字的情况下，相应地重新计算了百分比。
表内的个别数字常常是武断地作出的，但是否能够搜集到比此更加可靠的大量材料，也值得怀疑。这些估计数字大致显示了19世纪80年代几个经济部门的相对规模。
农业
地图1　中国地形
中国的农业虽然发生了细枝末节的变化，某些部分的规模或质量方面有了改变，但它的技术与组织，1911年与1870年相去不远（甚至进入20世纪30年代，它基本上仍保持不变）。这段时期的主要变化是：人口有了缓慢的、但是可以觉察到的增长，但耕地没有相应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每人平均田地面积的缩小，特别在华北更是如此；种植作物类型有了变化，这部分是人与地之比日趋不利所致，部分是对国外市场新出现的机会的反应；作为农民手工业的纺纱业出现了绝对的和相对的衰落，以及为了应付这种衰落而出现了农村非农业收入来源的部分再组合；在发展中的条约口岸附近的内地的土地占有形式，与中国大部分农村内地的土地占有形式出现了某种差别；把各种土地使用的法定形式的差别加以消灭的那种早已在进行的过程已经完成。
有关19世纪后半期人口统计方面的有用的资料当然不可能得到。官方估计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人口略为超过四亿人；有人争辩说，这个估计数虽然不能说十分精确，但相对地说是可靠的。[2]太平天国之乱和19世纪中期的其他大起义不但使人口大量减少（特别在华中），而且又造成了经过整顿的保甲制（这项制度曾经收集了1776—1850年期间有关人口的比较可靠的资料）的崩溃。“从1851—1949年这一百年期间虽然可以取得各种数字，但对人口统计学者来说实际上是个空白。”[3]
但是，根据足够的叙述性材料，即使不能测算出增加的数字，也可以断定从19世纪70年代至王朝末年人口在缓慢地增长。从各省迁到未受严重损害的帝国西部和北部的移民，逐渐又重新住到饱受内战之苦的长江流域各省来了。在满洲王朝的最后40年中，国内是比较安定的，与19世纪中期相比，也是繁荣的。虽然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有很大的重要性，但它们对人口并没有大的影响。1877—1878年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大饥荒以及1892—1894年和1900年的几次较小的但仍很严重的饥荒无疑会使人口暂时减少。由旱涝造成的这类危机在过去经常发生，而且在20世纪中也反复出现（例如1920至1921年、1928年、1931年的几次天灾）。它们是许多“不发达”国家人口统计类型中特有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类型中高而动荡不定的死亡率和高而相对稳定的出生率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人口缓慢的、但是大量的增长。
地图2　主要农作物区
但是，增长了多少？乔启明和J.L.巴克在1924至1925年观察了四个省的4216家农户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后，估计中国的农村人口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期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可能为1.4%。[4]这样的增长率如果持续不断的话，就会使人口在这70年中翻一番；从表面上看，它作为一个实际的长时期的平均数是太高了，不过在短时期内对某些地区可能是正确的。1934年，实业部所属中央农业实验所根据它的农作物上报者搜集的回顾性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材料，提供了1873—1933年期间农村人口和农田面积变化状况的估计，我现在将它制为表2。表上显示，自1873—1913年的40年中，人口增加了17%，即每年平均增加0.5%弱。假定1873年的总人口数在3.5亿至4亿人之间，那么到1913年总数应到4.1亿至4.68亿之间。如果考虑到以下的事实：人口在19世纪中期略多于四亿；太平天国战争和其他内战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损失；经过多年战争和内战之后在中国进行的一次最接近于实际的人口调查算出1953年中国的人口数为5.83亿人；那么1873—1913年的上述数字至少不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