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959部分在线阅读

这次和平解决通常都被说成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其重大后果有二：首先，尽管曾侯曾警告不要自满、乐观和傲慢，但是，从西方一个强国那里赢得第一回合的胜利的想法激发了中国的自信心和保守性。那些妄发清议的文人更加相信，这项胜利是靠他们的战争喊声得来的，因而对他们解决中国对外关系问题的能力产生了过分的自信。
第二个重要后果是新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新疆历来被看成西域，从来不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直是边疆地区，当中国隆盛时便领有它，衰落时便丧失它。圣彼得堡条约以后清廷采纳左宗棠的建议，于1884年将新疆改为行省，并任命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著的年轻杰出将领刘锦棠为第一任巡抚。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44]
争夺安南（越南）的中法战争，1883—1885年
伊犁危机解决之后接着出现了法国侵略朝贡国安南的问题。安南古称越南，它最早受到中国影响的时期是在公元前3世纪，它的北部在公元前111年——即汉武帝时（公元前140至前8年）——已被征服。它的中文名来源于唐代（618—907年）所设的安南都护府。虽然唐王朝灭亡后越南获得了独立，但它仍然受到强大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而在明清时期它是一个重要的朝贡国。
西方的影响是1615年由耶稣会士带进越南的，但是在这个以儒教为主的国家里，教会的活动进展缓慢。法国东印度公司企图与越南进行贸易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到18世纪末法国的影响开始抬头，因为阮福映（1788年旧制度被推翻后的唯一幸存者）那时在法国军官的帮助下，重新控制了这个国家。他被立为阮朝的嘉隆帝（阮朝的统治从1802年起到1945年止）。
嘉隆帝及后继诸帝都是保守的儒家，他们支持仇洋暴乱，以反对传教士和本国教徒。路易·拿破仑因急于要建立一个法属印度支那帝国和把自己打扮成在海外传播天主教的旗手，便在1859年派军前往西贡去惩罚反教会的越轨之徒。1862年强使越南接受的条约使法国获得赔款400万美元，同时获得贸易权、传教权和控制越南对外关系权，另外还获得了称为交趾支那的南部三个省。1874年签订的新约又确认法国对交趾支那的占领和对越南（这时已称为法属安南）对外关系的指导，并批准法国在北部东京的红河的航行权。这项条约表面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已把它降为法国的保护国。这时中国正全力对付台湾危机和处理马嘉理谋杀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法国前进，只是根据安南是中国的附属国这一理由，拒绝承认1874年的条约。[45]
法方在安南加紧其活动，到1880年已在河内和海防港驻上了军队，并在红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安南政府为了抗拒法方的推进便加强同中国的联系，既向中国进贡，又请求驻在中国和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黑旗军——给予援助。到1882年黑旗军已开始与法军作战，次年，清廷又悄悄地派遣正规军进入东京。这时天津总督李鸿章反对在完成中国海军建设和沿海防务计划以前和法国开战。他极力主张中国只有在遭到进攻时才可应战，而且即使如此，其为害也不可胜言，因此他主张以谈判促解决。当时还是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和首辅军机大臣的恭亲王也表示同意，认为中国不应在时机未至时向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挑战。
清流党的兴起
李鸿章和恭亲王的审慎态度遭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官吏的攻击和嘲笑，这些人虽然是些优秀的学者，但在外事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真知灼见。他们在奏疏中慷慨陈词力主好战的行动路线，因而博得了公众的拥戴和皇帝的注意。他们自称为清流党，藐视法国为“强弩之末”，谴责姑息的态度会纵容贪得无厌的敌人提出日益众多的要求。他们坚持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在勇敢和美德方面的素质，而不是取决于武器，因而将李鸿章鄙夷地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奸臣秦桧（1090—1155年）。[46]
清流党强调中国的道义力量，李鸿章却着重指出了它的物质上的弱点。而曾侯则表现出他全面了解当时的形势的能力。他根据对法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地位的了解得出结论说，法国是经受不住一场劳师远袭的战争的。他提醒李鸿章和法国人打交道时不能示之以弱，因为：（1）他们欺软怕硬。中国备战的决心越大，争取和平的可能性也越大。优柔寡断、拖延不决以及妥协退让都只会给法国人带来好处，并使中国在以后难以收回这些利益；（2）法国垂涎于广东的煤矿和云南的金矿，放弃安南并不能满足它的胃口，反而会削弱中国南部的边防；（3）丧失东京会纵容英、俄两国觊觎西藏和朝鲜；（4）法国国内的政治不稳以及在欧洲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不允许它对外作战。根据这种种理由，曾侯告诫他不要过分谨小慎微，而力主采取强硬态度。[47]
清廷在和、战之间举棋不定。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赫德驻伦敦的代理人金登干发来的一份报告使清廷相信，安南的法国军队不会贸然投入大规模战争，只要开放河内和红河的贸易和航行便可消除争端的根本原因。于是清廷指令李鸿章和法国公使进行谈判。第一次达成的协议规定安南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但巴黎反对，接着法国便派远征军来安南。由于中国军队在东京吃了败仗，同时又害怕法国进攻中国本土，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免去了恭亲王和其他四名军机大臣之职，并命令李鸿章寻求解决办法。随后，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于1884年达成协议，它要求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所签订的全部条约，撤退中国在东京的驻军；而法国则应允不要求赔款，不侵犯中国，并同意在将来与安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这一协定激起了清流党的愤懑、，朝廷收到47份要求追究李鸿章的责任的奏疏。处于困境的李鸿章因此不敢将李—福协定中关于中国军队撤离安南的日期奏报朝廷。[48]
地图6　法属印度支那
驻东京的中国军队未奉到撤退命令，因此拒绝了法国要他们撤离的要求，于是重新爆发敌对行动。巴黎谴责中国失信，在1884年7月12日发出最后通牒，索偿大笔赔款，并要求立即执行李—福协定。清廷由于害怕法国发动进攻，将清流党的两位领袖张之洞和张佩纶分别调往防御要地：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8月23日，法国海军将领孤拔率船舰袭击福州，在一小时内沉毁11艘中国兵船，将1866年以后由法国帮助建造的福州马尾船厂全部摧毁，张佩纶率先脱逃。他向朝廷谎报军情，致使北京还以为中国曾在这场海战中取胜，可是后来弄清真相后张佩纶被充边，清廷则向法国正式宣战。
和平解决
慈禧太后从1884年8月至11月，支持了三个月的战争，到12月份她由于以下几件事而心烦意乱，最后又产生了动摇：东京战局的胜负难料，法国对台湾的封锁，以及法国有阻挠中国南方漕运的企图。预期英、德两国的援助并未兑现；同时还出现了俄国在北部边疆卷土重来和日本在朝鲜发动侵略的威胁。法国也同样希冀和平，因为法国的政局的不稳和打远距离战争的困难，也开始使法国政府不胜负担。赫德驻伦敦的代表金登干秘密在巴黎斡旋和平，加上法国在谅山大败，这些事实给北京提供了一个体面的争取和平的机会，也对法国的好战精神泼了一瓢冷水。1885年6月，李鸿章和法方驻中国公使签订了一项正式条约：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缔结的一切条约，法国则将撤走在台湾和澎湖的军队。中国不付赔款，但它为战争花费了一亿多两白银，并欠债约2000万两。[49]
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舰队和马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二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实际，因此它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
安南的丧失标志着经营了20年之久的自强运动的失败。外交、政治和技术上有限的现代化，未能使这个国家强盛得足以抵御外国帝国主义。中国的软弱无力诱使英国起而效尤法国，于1885年入侵缅甸，使缅甸脱离了中国。1886年它迫使中国订约让缅甸沦为自己的保护国，不过条约允许缅甸继续向北京每十年纳贡一次。随着南方的这些朝贡国的丧失，中国东北的主要属国朝鲜的命运，现在也跟着处于千钧一发之势。
日本对朝鲜的侵略
朝鲜被中国人看成中国北部极重要的“外藩”，它在明、清两代又是中国的头等朝贡国。朝鲜李朝（1392—1910年）每年派三次正式贡使前往明廷，派四次正式贡使前往清廷，另外还有许多小规模的遣使。从1637—1894年，有507个朝鲜使团到过北京，也有169个中国使团出使到朝鲜。[50]由于受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朝鲜人模仿中国人的各种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且把与中国的关系说成是“事大”，以区别于与日本之间的较为平等的“交邻”关系。实际上，自1637年以来，朝鲜除了和中国有藩属关系以及偶尔和日本交换使臣外，它和其余国家并无交往，西方人称它为“隐士的王国”。
朝鲜的开放
随着中国和日本的开放，朝鲜日益受到西方国家要求贸易、传教和建立外交关系的压力。但是，朝鲜宫廷曾于1786年把基督教当作邪教加以禁止；除了对航船遇难给予方便外，宫廷拒绝与西方建立任何联系，这一毫不通融的立场，在幼王高宗的父亲大院君于1864年摄政以后变得更加僵硬。1866年2月，大院君又对基督教徒进行迫害，并造成了对外国教士们的一场屠杀。10月份，法国驻华公使未获巴黎批准，径自派讨伐队前往朝鲜。法国军队占领了汉城南面江口的江华岛，可是在城外战败而退去。同年8月，一艘美国商船“谢尔曼将军号”驶抵平壤，以炮轰相威胁，要求通商。这艘船的行径如同海盗，它在退潮搁浅后被焚毁，水手也被杀。1871年，美国国务院命令驻华公使镂斐迪调查此案。他随带五艘兵船前往。美国讨伐队要求在江华岛附近进行谈判被拒绝后，就强行驶入通往汉城的汉江。当朝鲜的海岸炮台开火轰击时，美国人也还击，大肆轰击江华岛。美国人由于没有受权作战而随即撤离。朝鲜人由此得出结论：他们既打赢了法国人，也打赢了美国人。
总理衙门自知中国无力保卫朝鲜，在1867年开始劝告朝鲜和西方国家和解。到了1879—1880年时，中国人力促朝鲜和西方国家建立条约关系，以抗衡日益增长的日本的影响。[51]日本对朝鲜的关系在德川时期（1603—1867年）由对马地方的封建领主处理，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便改由东京直接掌管了。日本为了宣布这些政治变化和修订双方关系而派往朝鲜的使团，都被大院君拒之门外，因为他藐视日本所实行的现代化，而且认为日本天皇僭越“天皇殿下”的称号是不合体统的。
为了报复这次冷遇，日本领袖们决定于1873年派一讨伐队前往朝鲜。这一行动将起到这些作用：（1）为心怀不满的武士提供泄愤的机会，转移他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2）对中国在朝鲜的君临地位进行有力的挑战，以谋取日本在亚洲的领袖地位；（3）阻止英国和俄国的前进；（4）为1592和1597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失败雪耻。但是从西洋回国的日本领导人取消了这个决定，他们认为日本国内的落后状况不允许进行一次对外冒险。
不过，在1875年还是派遣了一支配备有炮艇的巡逻队。当日本人在江华湾遭到袭击时，他们便进行还击，并摧毁了朝鲜的防守要塞。这次胜利以后东京又增派了六艘兵船前往朝鲜，同时派了一个使者前往北京[52]探听中国的反应。这时，总理衙门正穷于应付马嘉理事件，遂小心翼翼地答复说，朝鲜虽是中国的藩属，但其内政外事从来悉听自为。日本受此鼓舞，力促开放朝鲜，清廷因一心避免冲突，便指令朝鲜进行谈判。1876年2月24日，日—朝江华岛条约签字。条约载明：（1）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之权；（2）互派使节；（3）开放三口对日通商；（4）日方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由于不能维护朝鲜的独立，中国没有履行其宗主国的权利。
日本继在朝鲜的行动之后又于1879年并吞琉球群岛，这更使中国决心向西方国家开放朝鲜，以抵消日本的影响。北京责令李鸿章主管朝鲜事务，以便在商业上和外交上着手对西方开放朝鲜。1882年，他派遣马建忠和海军提督丁汝昌前往朝鲜，目的是介绍美国海军准将舒斐尔特进行缔约谈判。1882年5月22日签订了美—朝条约：两国同意互派外交官；在通商港口设领事；彼此平等相待。美国承认朝鲜独立，但是朝鲜另发单独的声明，自称为中国属邦。[53]此后数年朝鲜和英、法、德各国都签订了协定，并且它也按照中国模式着手进行了一些现代化的工作，尽管步子很慢。
国内暴乱和国际政治[54]
高宗于1873年开始亲政以后，他的“闵妃”（出身于有影响的闵氏家族）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她借此权力实行改革，而且还雇用了一些日本军官来训练朝鲜军队。大院君决心削弱她的影响，利用一些被遣散士兵的不满情绪，于1882年煽动他们攻打王宫和袭击日本使馆。闵妃幸免一死，日本使馆则被焚，七名日本军官被杀，日本公使逃回本国；大院君重新掌权。丁汝昌提督和马建忠到朝鲜调查此案；为了防止日方采取惩罚性行动，他们迅速采取措施逮捕了大院君，并将他送往中国监禁。按照马建忠的劝告，朝鲜国王同意向日本赔款55万美元，派使团道歉，并允许日方在使馆内驻军和筑兵营。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标志着日本外交的重大胜利。
1882年暴动以后，李鸿章率先积极行动，以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地位。中国和朝鲜缔结了一项商约：朝鲜给予中国以治外法权，中国人则提供贷款，并送给朝鲜政府一批洋枪。李鸿章任命一名中国的商务代办以监督朝鲜的贸易，并指令袁世凯负责训练朝鲜军队。原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又充当德国驻天津领事的穆麟德担任了朝鲜的海关税务司和外交顾问。中国的六个营军队驻在朝鲜以维持治安和防备日本的侵略。
1882年以后，朝鲜人中的亲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袁世凯和亲华派掌握了政府，而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却竭力鼓吹朝—日友谊，并操纵金玉均所领导的亲日派。1884年，中国因中法战争从朝鲜撤回了三个营的兵力，亲日派便试图在12月4日发动政变。他们的军队突然冲进王宫，逮住了国王，并杀死了一些亲华的官员。袁世凯的军队当即平定了叛乱并救出了朝鲜国王，但是主要煽动者金玉均却逃往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