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96部分在线阅读

现实主义者还主张，铁器和盐的生产、制造和分配不应该成为个人财富的来源，为了国家利益，这些事业应该由国家直接管理；这样，它们的任何利润立刻就能充实国库。现实主义者看到了组织、调节和控制商品交换的必要性，因此他们铸造完全标准化的钱币（公元前112年），试图推行稳定价格和运输以及由官方调节市场的措施。最后，现实主义者还注意到因储藏大量谷物、布匹等易损坏的货物而造成的浪费，甚至认识到中亚诸社会的进出口贸易的价值。[60]
对武帝时期这几方面政策的保守的批评家留恋过去限制土地占有以减少日益加剧的贫富悬殊现象的理想体制，因为他们希望确保使社会所有成员都能取得生存的基本手段，即从土地上生产食品。但他们宁愿把矿藏交给私人自由开采，因为他们认为政府自己不应从事制造业，也不应通过指导民众从事这些末业而对他们施加压力。他们也不喜欢商人积累起大量私人财产，并提出歧视他们的措施以防止他们崛起。另外，保守派还不同意现实主义者关于与非汉族民族做买卖的观点。他们认为用中国的资源，即农民的劳动果实，去换取诸如玉石、毛织品或马匹等外国奢侈品是错误的，因为那些奢侈品并没有给大多数人物质生活的改善带来什么好处。
上述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在公元前81年那场著名的辩论中讨论过。[61]辩论的双方提出原则和权宜之计进行争论，并引证了过去的惯例和当前的实践。在这次事件中，主要的垄断事业在它们受到的尖刻的批评中幸存了下来，直到公元前44年起，它们才暂时停顿了3年。在后汉时期，这些垄断事业的经营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有效率。直到公元前7年，政府才积极地限制土地占有的面积以及奴隶数字。但是相应的措施执行得不力，到了后汉中期，大地产的增长已成为有些郡的主要特征。贸易的经营是同中国军事力量与对外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出口商品的数量从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50年有很大的变化，这与中国在邻国中威望的上升和下降有关。
胡志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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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政府的简述，见王毓铨：《西汉中央政府概述》，《哈佛研究杂志》，12（1949），第134—187页。进一步的研究，包括中央、郡及地方的各级管理及其他制度，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中国人最近的研究有陶希圣和沈巨尘：《秦汉政治制度》（上海，1936；新版，台北，1967）；曾金声：《中国秦汉政治制度史》（台北，1969）。地方政府，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一部分《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1961）。
[2]对商人的限制，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32页。对巫师及其家庭成员的歧视，见《后汉书》卷八三，第2769页。财产方面的资格，见《汉书》卷五，第15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1938—1955）第1卷，第329页]；曾金声：《中国秦汉政治制度史》，第291页。关于禁止某些人当官的情况，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135页。
[3]《汉书》卷九，第28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12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普林斯顿，1950），第272页。关于征召军事专门人才，见《汉书》卷十，第32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411页）；《汉书》卷四五，第2185—2186页。
[4]见《潜夫论》二（7），第62页以下。对征募最方便和集中的论述见于《西汉会要》卷四四、四五和《东汉会要》卷二六。这几卷有《汉书》、《后汉书》的引文。也可见陶希圣和沈巨尘：《秦汉政治制度》，第193页。曾金声：《中国秦汉政治制度史》，第289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后汉帝国官僚机器的征募制》，《崇基学报》，6∶1（1966），第67—78页。至于“卖官”，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41页。
[5]董仲舒三份著名奏折（《汉书》卷五六，第2495页以下、2506页以下、2513页以下）可能就起源于这种方式。对候选人的考试，见何四维：《作为中国古代法律史料的〈说文〉》，载埃盖罗德与格拉赫恩编：《高本汉汉学纪念文集》（哥本哈根，1959），第239—258页。
[6]太学，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38页下。
[7]《汉书》卷十九，第724页按资历列出了有些官员的条目，并注明其职责及其他细节。
[8]《汉书》卷十九上，第743页。有的文献中所列的官员数为130285人；见王毓铨：《西汉中央政府概述》，第136—137页。《汉书》卷十九下按年代顺序列出了中央政府高级职位任职者的名单，及在职的起讫年情况的简要说明。
[9]关于这两种官员或顾问的区别，见王毓铨：《西汉中央政府概述》，第166页以下。皇帝有时处于内廷高级人员控制之下的观点，毕汉斯有异议（《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54—155页），他认为内廷、外廷两个概念会使人误入歧途。
[10]《汉书》卷七八，第3284页；《汉书》卷九三，第3727页。萧望之，见本书第2章《思想文化背景》。
[11]《汉书》卷十九上，及沙畹《〈史记〉译注》（巴黎，1895—1905；巴黎，1969年再版）第2卷，第513—533页。详细描述官职及名称术语的变化，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2章。本章介绍的官衔均为汉代大部分时期使用，可以把它们看作正规的官衔。比如称“太常”而不称“奉常”，奉常从惠帝时期（公元前195一前188年）至公元前144年，与太常的职责与编制都一样。
[12]《汉书》卷十九上，第724页。惠帝与吕后统治时期曾设两位丞相，两者之中左丞相的地位更高。
[13]《汉书》卷十九上，第725页。
[14]何四维：《汉代廷尉的职能》。
[15]《汉书》卷六八，第2947页记载了宣帝根据这种程序被奉迎即位的情况。
[16]关于两个财政机构的不同职责，见以下第10章；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东京，1952—1953）第4章；鲁惟一：《西汉经济协作的几个尝试》，载司徒尔特·R.施拉姆编：《中国国家权力的范围》（伦敦和香港，1985），第237—266页。
[17]关于郡及地方政府的详细论述，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3章；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1部分《秦汉地方行政制度》。毕汉斯教授在另一项研究中论述了在扩张和殖民的不同阶段，中国东南部分地区的行政控制的进展情况　[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载埃盖罗德与格拉赫恩编：《高本汉汉学纪念文集》（哥本哈根，1959），第98—122页]。关于偏远郡的官员被隔绝的情况，见加德纳：《朝鲜古代史》（堪培拉，1969），第18—24页。
[18]见本书第1章《政治变化》和《政治的统一》。
[19]《汉书》卷二八上、下和《后汉书》志第十九至二三列出了公元2年和公元140年组成帝国的郡和国。每个单位下面都注明登记户数及人口数，以及郡和国里的更小的单位（比如县）的名称。书中的注描述了各地的特点，如专门的产品及为监督特殊任务或特种物品生产而设的机构。表11的数字即来源于这些材料。
[20]京畿区在公元前155年或前135年划分为两部分。公元前104年管理这两个地区的高级官员采用“左冯翊”和“右扶风”的官衔。同年，包括长安城的西边那部分又细分为两部，其中一部由命名为“京兆尹”的官员管辖。见《汉书》卷十九上，第736页；卷二八上，第1543—1546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87—88页。
[21]见本书第2章《地方组织》和《文、景两帝治下诸王国的减少》。
[22]《汉书》卷十九上，第741页。关于诸国的制度与诸王的职责，见镰田重雄：《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东京，1962年）第2部分。
[23]对各种官职的设置的简要论述，可见《汉书》卷十九上，第741—742页。详细的论述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93页。
[24]关于边界附近地区行政管理的各种方式，见鲁惟一的《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1卷，第67页以下。关于公元140年的属国，见《后汉书》志第二三，第3514—3515、3521、3530页。
[25]《汉书》卷十九上，第737、741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90页。
[26]《汉书》卷十九上，第743页；《汉书》卷二八下，第1639—1640页；《后汉书》志第二三，第3533页所列的数字是1587和1180个。文中的两个数字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85页注77、78。
[27]《汉书》卷二八上，第1543、1563、1598页。已掌握的数字都列在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1955），第116页。又见本书第10章《城市和商人》。
[28]《汉书》卷十九上，第742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99页。
[29]见本书第2章《地方组织》和《侯与爵》。
[30]关于侯最初的设置和授予，见《汉书》卷一，第5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03—104页）。《汉书》卷十九上，第740页列出诸侯的辅助人员的头衔。《汉书》卷十六，第527页记录了封侯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汉书》卷十六、卷十七说明公元前201一前13年每一位功臣封侯的历史。公元前179年的诏令（《汉书》卷四，第115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240页〕）记载了命令各侯离开长安住到自己的侯地的情况（好并隆司：《秦汉帝国史研究》〔东京，1978〕，第203页）。
[31]表12表示前汉封侯的数字。数字来自于《汉书》卷十五至卷十八主体的实际条目，诸王之子的材料来自卷十五上和下；功臣的材料来自卷十六和卷十七；外戚的材料来自卷十八。这些数字不同于散见于以上各卷的数字（比如，《汉书》卷十六，第617页）。
[32]关于户数少的侯（五百户或以下），见《汉书》卷十六，第624页；《汉书》卷十七，第644页。关于万户或更多户的侯，见《汉书》卷十六，第531页；《汉书》卷十八，第691页。关于千户侯的标准及相应的收入，见《汉书》卷九一，第3686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432—433页）。
[33]关于把侯作为剥夺王的权力的手段，见《汉书》卷十五上，第427页；又见《汉书》卷十五上和下的个别条目及本书第2章。关于赐侯作为安置异族领袖或赢得其忠诚的手段的情况，比如见《汉书》卷十七，第639页；《汉书》卷八，第26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49页）；《汉书》卷九六下，第3910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年—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第161页、162页注495。《汉书》卷十八，第677页以下列出封为侯的外戚。公元前112年废一百多个侯，这显然是出于专断的目的或政治上的动机，见《汉书》卷六，第18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80页以下、126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