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982部分在线阅读

[1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9、36页。
[1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20页；卷29，第13、16、18—19页。
[16]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4，第17页；卷19，第16—21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186—187页。《皇朝政典类纂》卷325，第4、8—10页。
[17]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2，第9、505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载《清华学报》卷10第2期（1974年7月），第217页。
[18]《皇朝政典类纂》卷326，第6—8页。
[19]见恭亲王1884年1月奏折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奏折，载《洋务运动》，第526页。又见张佩纶《涧于集》卷6，第10页。
[20]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72—73页（注70—73）。关于使用练军镇压地方叛乱，在《宫中档·光绪朝奏折》中现在已有更详尽的材料，例如卷2，第302、664、667页；卷3，第172、318、323、399、445、518、753页。
[21]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页。
[22]戈登档案（英博物馆），Add.MSS.52，389（1864年8月26日）；52，393，“关于英帝国势力范围的秘密备忘录”（1864年）。
[23]详见史密斯《外国人在凤凰山的训练和中国的自强》，载《现代亚洲研究》卷10第2期（1976年），第195—223页。
[24]戈登档案，Add.MSS.52，389，1864年6月19日。
[25]《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7页。可是李鸿章在1864年7月指出，由于戈登负责训练计划，“以后无甚波澜”；《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卷5，第21页。
[26]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7，第10—11页。哈克：《太平军叛乱中的事件》，第526—527页。
[27]丁日昌：《抚吴公牍》卷50，第8页。FO（英国外交部档案）228：453及492，文兹坦利的报告（1868年11月20日及1870年1月13日）。
[28]FO228：54，文兹坦利的备忘录（1873年1月6日）。
[29]特别见金天柱《清真释疑》，第1、4—5、17、19—21、25—28页。
[30]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45—52页。
[31]同上书，第136—184页。陈锦江：《马如龙从云南回民之乱的叛乱者变成了变节者》，载《中国论文集》第20期（1966年），第86—118页。
[32]马德新：《大化总归》前言，著者序，卷1，第15—24、36—40页；卷2，第1—2页。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109—127页。
[33]黄家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第25—37、88—113页。
[34]白寿彝：《回民起义》第1册，第8页；第2册，第106、111—131页。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118页注22。黄家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引用了印度司的档案（第164—189页）。参照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第141—150页。
[35]佐口透：《18和19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34—538页。贝柳：《克什米尔和喀什噶尔：1873—1874年喀什噶尔旅行记》，第321—327页。
[36]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4册，第311页。佐口透：《18和19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59—579页。弗莱彻：《中亚的苏菲教派和马明心的新教》，载陈阶贤（音）编《第四次远东阿尔泰会议纪要》，第75—96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8，第35、63—64页。
[37]朱文长：《谈有关西北回乱的两个问题》，载《清华学报》卷5第1期（1965年），第135—137、141页。
[38]东阿居士：《秦难见闻记》，载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93—96页。
[39]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4册，第311—312页。
[40]除非另注出处，我们关于陕甘两省事件的概述均取材于朱文长的《1862—1878年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41]特别可参看1863年甘肃宁夏边境绅耆通过御史上皇帝的请愿书，载于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34页。
[42]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5，第23页。黄河的支流据信为湟水（见马修斯的《汉英字典》条目第2289号），它连接着青海的西宁和甘肃东南部。
[43]这两种著作均见上面213页注4，以及马霄石的《西北回族革命简史》。
[44]《纪事》（原系用中文化的阿拉伯文写成的残卷，由庞士谦译成中文），载《回民起义》第3册，第240页及第1页对面的图版。
[45]引自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64页。
[46]我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特别是对新疆事件的研究，很得益于当前弗莱彻教授关于清代亚洲腹地的历史考察的手稿。在见解方面，我们也要感谢纽约州立大学拉尼·布鲁斯·菲尔兹教授，我们从他的《左宗棠与回民：1868—1880年在中国西北实行的经世之道》一书受到很多启发。
[47]妥明（妥德林）据信从甘肃河州来，在到达新疆之前曾访问过金积堡。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1册，第449页。
[48]徐中约：《伊犁危机，1871—1881年》，第27页。
[49]袁清：《阿古柏与回民叛乱》，载《中亚杂志》第6期（1961年），第145—148页。
[50]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61—62页。袁清：《阿古柏与回民叛乱》，第149页。
[51]阿尔德：《1865—1895年英属印度的北部边境》，第15—48、303—305页。
[52]引自V.G.楚尔南《喀什噶尔和中亚的政治，1868—1878年》，载《剑桥历史杂志》卷11第3期（1955年），第328页。又见徐中约《伊犁危机》，第34—35页。
[53]中田吉信：《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载《近代中国研究》第3期（1959年），第132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0，第66—67页；卷37，第64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6页；卷11，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