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997部分在线阅读
[4]《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81—486页。这里详细叙述了早期的使命、乘客和材料来源。
[5]因此，撰写井上馨传记的作者指出：“当他到达上海，从轮船甲板上看到约一百艘战舰、轮船和帆船停泊在港口，以及船只繁忙地出入港口时，便大吃一惊。侯爵这时才开始认识发展海军以便实行排外主义的必要性，也开始看清佐久间象山教导的全部意义和单纯排外主义思想的不足。”见井上馨侯爵传记编纂会《世外井上公传》第1册，第90—91页。
[6]M.B.詹森：《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页。
[7]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74页。
[8]东北大学前教授林武次（音）提供了这次谈话的英文版本，我在此表示感谢。日文版本见木村匡《森有礼先生传》，第102页。这次交谈还见于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稿》，第64—65页。
[9]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19—120页。1895年的谈话记录为英文。见鹿岛守之助（音）《1894—1922年的日本外交》，第202页。
[10]列文森：《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第23—25页；蒲地典子：《黄遵宪对明治时期的日本和西方的反应》。下一个研究日本现代化的重要中国著作是戴季陶（1890—1949年）的《日本论》，此书发表于1928年。这本富有洞察力的著作的日译文载于《中国》第56—63期（1968年7月至1969年2月）。
[11]见萧公权《君主立宪制：康有为的中国民主化计划》，载《华裔学志》第24期（1965年），第 1—83页；《翁同龢与戊戌变法》，载《清华学报》第 1、2期（1957年4月），第111—245页（关于上述奏折的日期，见第184页及第260—261页的注）；《康有为的哲学思想》，载《华裔学志》第 21期（1962年），第129—193页；《康有为的社会思想》，载《崇基学报》卷7第1期（1967年11月）和第8卷第1期（1968年5月）。萧教授已把他的许多文章收进《维新派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一书中。彭泽周的《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收集并补充了他自1970年以来发表的文章，成为最全面论述日本维新运动的集子。
[12]这方面的权威著作有实藤惠秀的《明治时期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特别应重视《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本章全章利用了《留学史》1960年版的材料；有关的论述取材于第140页和第110—111页。
[13]费正清等编：《东亚的近代化改革》，第631页。
[14]根据《张文襄公全集》卷203中的《劝学篇·游学二》，应为：“一去华近，易考察。”——译者
[15]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1页。
[16]同上书，第45页的摘录。
[17]数字根据上引著作第545页正面的表。他找不到估计1909—1912年和1915年学生数的根据。各学校毕业生的按校统计（上引著作第138—140页）显示学生毕业的学校从帝国大学直到私立女子高等学校。关于1901—1939年的数字，实藤列出中国毕业生总人数为11966人。
[18]关于学校、专业和日期的情况，见同上著作，第64—79页。
[19]实藤准备了一套中国人写的日记目录。到1902年已有57份旅日日记；有一名官方视察员李宗棠记录了这个时期九次去日的见闻（见同上著作，第313、425页）。1906年以后，中国政府出版指导性的月报供在日本留学之用。还有不少小说，其中最出名的为《留东外史》。实藤惠秀在其《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一书中对它进行了研究，此书有1944年的上海版，名《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由张铭三翻译。
[20]见孙伯醇（1891一）的回忆。孙伯醇于1905—1914年在东京学习，他在北京任教和在中国外交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回到东京，在外国语大学和东京都大学当讲师。见他的《家塾、同文书院和民报社》，载《中国》第30期（1966年5月），第24—33页。特别可看他的《留学生、学校教育和发辫》，载《中国》第31期（1966年6月），第28—33页。
[21]景梅九然后回顾了汉代的一些风俗，那时中国人也席地而坐，并且提醒读者这些风俗以及过分的礼貌准则仍在日本流行。见《留学回顾》。此书为景梅九的《罪案》中的日本部分的日译文，由大高岩和波多野太郎翻译。
[22]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192—195页）转载了这种《留学生自治要训》的传单，并且指出，当时的中国小说有时把归国留学生描写为文静而有礼貌的人。
[23]郑冼秀兰（音）：《1905—1912年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和财政状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年），第116—117页。注意K.S.刘在《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书第40、59页叙述的地方关系。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515页提到学生会在1902年接收了向中国出口日本书籍的机构。
[24]幸德秋水：《帝国主义》，第35页。岩波书店重印了1901年的这部名著。
[25]《伤心人语》，这是梦芸生写的一部论战性小说，在1906年出版。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213页。
[26]景梅九：《罪案》，第34页。
[27]例如，郭沫若在1936年写的文章中说，“日本人称中国为 ‘支那’。本来支那并非恶意，有人说本是 ‘秦’字的音变，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则比欧洲人称犹太还要下作。”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224页引了这段话。实藤作了长篇讨论，并对使用此词表示歉意。竹内好在《中国》第16期（1965年3月，第34—36页）的文章中也警告不要用“支那”一词。1930年国民党政府使日本政府同意，在官方通信中不再使用这个名词。
[28]关于用注音符号拼成“Sokoman”音的年轻人的日记，见实藤惠秀《明治时期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第277—336页。关于乃木，见第317页。
[29]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512—513页。
[30]关于1907年协议，见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106—107页。关于在华的日本教师情况，见第96页。到清代后期，在华的日本教师约600名，甚至在来华热潮衰退以后很久的1909年，中国学校邀请的356名外籍教师中，有311人是日本人。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当然是费用问题。
[31]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24—460页。
[32]同上书，第68—71页。
[33]关于英国人看到的危机发展以及中国外交部把“七条要求”秘密透露给英国代表的情况，见伦森编：《1895—1904年处于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英国驻日和驻华公使萨道义爵士闻见记》，第213—217页。
[34]关于详细的分析，见永并算己《关于拒俄学生军》，载《信州大学纪要》第4期（1954年9月），第57—83页。
[35]邹容：《革命军》。约翰·勒斯特介绍和翻译此书，并加注释，见英译本第152和84页。
[36]岛田虔次：《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64页。此书包括陈天华的政治小说《狮子吼》的日译文，见第81—121页。岛田还在《辛亥革命的思想》一书中刊载了《警世钟》的译文，见第83—144页。又见欧内斯特·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陈天华》，载《中国论文集》第13期（1959年），第113—162页。关于陈天华，又见《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61—79页。
[37]引自永井算己《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质》，载《信州大学纪要》第2期（1952年7月），第31页。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61—511页也详细叙述了这场斗争的经过。
[38]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92页。
[39]关于铁路争端，见永井算己《江浙铁路事件与清末的民众》，载《信州大学纪要》第11期（1957年），第1—25页。这是一篇研究在1907—1908年抵制江浙铁路的英国借款的文章，抵制运动从东京的江浙学生集会上开始。关于借款谈判，见孙任以都《1898—1911年的中国铁路和英国利益》，第61—68页。
[40]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245页。
[41]钱存训：《从翻译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载《远东季刊》卷13第3期（1954年5月），第318—319页。
[42]关于传入词汇的统计数，见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378页）。作者认为1905年是留学生翻译作品采用西式装订的转换时期。1867年岸田上海之行的部分日记连同一篇导言载于《中国》第24期（1965年），第5—16页。
[43]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及《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