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校对)第15部分在线阅读

“我要去写作。”我说，“我已经浪费了很多生命去考大学，现在，我可以专心去写作了！”
母亲注视我，更加忧愁了。
“写作，比考大学还难呢！你或者可以把写作投稿当成一种娱乐，如果你要把它当成事业，那条路未免太艰苦了！你看，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中学生进入大学，每十年，都出不了一个作家！”
“让我去试试看吧！”我无奈地说，“总之，这是我自己的人生呀！”
母亲不再表示意见，却深深叹了口气。她整理起那些大学联考的教科书，一本也不丢掉。小弟已经高三，明年还要用。或者……我也还会用吧！我恐惧地想着，觉得母亲有股强大的、难以抗拒的意志力。她所有的期望，都会达到吧！说不定，我明年又会乖乖地捧着书本，去死啃那些我永远弄不懂的“X+Y”吧！这想法让我不寒而栗。让我赶快奔出家门，去买稿纸，买墨水，买合用的钢笔。再赶紧奔回家，在我那张小小的书桌上，立刻摊开了我的稿纸，我要写作！
我开始写作了。
我相信我对写作，是有狂热、有毅力、有决心，也有一点点才气的。但是，我最初的写作生涯并不顺利。
我们家的日式小屋，已经略加改善，这些年来，陆续把纸门换成了木板门，把榻榻米换成了地板。我们从打地铺也升格成睡床了。我和小妹睡一张床，合住一间房间，这间房也同时是我们家的餐厅，还是到厨房去的必经之路。我们家始终没有浴室，厨房就是浴室，买了一个大铝盆作为澡盆，每晚全家轮流进厨房洗澡。所以，我的房间经常热闹极了，早上，大家抢进厨房去洗脸漱口，晚上，大家抢进厨房去洗澡。一日三餐，母亲跑出跑进，煎煮炒炸，极其辛苦，饭开上桌，大家再涌进餐厅吃饭。吃完饭，我就忙着收拾善后，洗碗洗厨房。
小妹是家里的才女，用功得不得了。我和她共享一间房，我的“写作”只是我任性的游戏，自然不能妨碍小妹的正经功课，所以，当她书声朗朗时，我只有停笔，当她要用房内那唯一的书桌时，我就收拾稿纸打游击。二十个榻榻米的房子实在太小，走来走去，竟找不到一个可以安心思想及动笔的地方。
父亲是一家之主。母亲的权威虽然很大，对父亲仍然忍让三分。父亲这时的事业如日中天，他教了一辈子书，又是演讲中华历史的专家，因此，养成了他一个习惯，他不会“谈话”，只会“演讲”。在家里，他不论是对客人或是对家人，他一讲话就“声如洪钟、滔滔不绝”，我们家的木板门无法隔音，所以，每当父亲“演讲”时，我又必须停笔。
麒麟和小弟的年龄只差两岁，这时正值青春期。两个人年龄虽相仿，意见却永远不同。两个人的个性都很强，都有着叛逆性。当他们彼此表达意见，或发挥他们的叛逆性时，声音真是大得不得了，有时动口，有时动手。动口时还好，动手时家中会桌椅齐飞。小小的日式房子，在他们生龙活虎地表演时，我捧着我的稿纸，往往连逃难的地方都没有。
在这种环境下要写作，仅仅靠热情、毅力、决心和才气都不够，必须还要靠运气和奇迹。我的运气未来，奇迹也找不到。写啊写啊，写得非常辛苦，勉强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寄出去就被退了回来。每当厚厚的一沓退稿出现在信箱里时，我真沮丧极了。母亲眼看我辛辛苦苦地写，又花邮费去寄，每天翻报纸看有没有发表，最后却在信箱里收回原稿。这样循环不停地兜了好多次圈子，母亲按捺不住，表示意见了：
“我看，你还是规规矩矩去考大学吧！”
我心中颤栗。不，不能考大学，考大学是所有噩梦中最大的一个噩梦。我坚持地写，继续地写；坚持地寄，继续地寄。我把甲地退回来的稿子再寄往乙地，乙地退回来再寄往丙地。英国作家杰克？伦敦把这种投稿方式称为“稿子的旅行”。我也让我的稿子去旅行，只是，它们往往“周游列国”之后，仍然“回家”。我面对这些已无处可旅行的稿件，真难过到了极点。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天分，能不能走这一条路？
在我初尝写作滋味的这段时间里，父母也积极地帮我物色了好几个他们认为“门当户对”“年轻有为”的男朋友。母亲实在太聪明，她在我的眉间眼底，已经看出我对老师绝未忘情。这对她永远是个威胁。现在，我和老师虽然已断了音讯，万一有一天，两人又联系上了，那就太危险了。很可能，她在我身上用的工夫会功亏一篑！
所以，那一阵子，我们家中的年轻人来来往往，不是师大的学生就是台大的学生，个个都是青年才俊，家学渊源。这些年轻人又常常把他们的朋友带来玩。有一些，纯粹是想“看看那个差点和男老师私奔的女孩”。我在父母的“善意”下，只好和这些年轻人应酬，这种应酬，也成为我生活中的苦事。因为，我心底常常燃烧着一股无名之火，这无名之火使我看任何人都不满意。我无法和他们感光，无法和他们来电，我心中的底层，仍辗转呼唤着老师的名字。但，老师已像断线的风筝，无处可寻！
这种生活，我过得好累！
父母的爱、年轻男孩的“包围”（他们并不爱我，只是对我好奇，我的恋爱史，已经闹得人尽皆知）、辛苦的写作、茫然的前途、考大学的威胁……都造成我精神上的负担，何况，我心中仍然绵绵袅袅，浮漾着初恋的悲愁。一切都好无望！尤其，家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正经”工作，教书的教书，念书的念书，持家的持家。只有我，整天涂涂写写，晃来晃去，和男孩子交际应酬……什么“正经”事都不做，像父母“养”着的一个“废物”！
生活在很多的爱里，却感到无边地孤独。选择了写作，却进行得如此不顺利。二十岁，已到成年，却仍然没有工作，不肯读书，用钱要向父母伸手……我的自卑感又开始发作。四顾茫然，真想摆脱这种生活！真希望有一个转机，让我能自由自在地透口气！真不愿日以继日，夜以继夜，就这样一天天耗下去。
就在我这种“急于求变”的情绪中，像命中注定般，“庆筠”及时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庆筠并不是他的真名，我想，在我这本书中，出于对他隐私权的尊重，我还是不用真名比较好。）
庆绮，他改写了我以后的生命。
七、庆筠
庆筠，二十六岁，毕业于台大外文系。他不是父母为我“安排”的男朋友，也不是来自父母了解的家庭。他的出现，完全是个“偶然”，他和我成为朋友，是父母的一个大大的“意外”。
庆筠的身世，是蛮可怜的。他是浙江人，十七岁那年高中毕业，跑到台湾来找舅舅，从此就和父母离散了。在家乡，他有很好的家庭环境，在台湾，他却形同孤儿。完全靠他自己的努力和决心，他考入了台大。在没有任何经济支持，也没有家庭温暖的情况下，他独自苦撑，终于完成了大学学业。认识我那年，是他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他正在台北近郊服兵役。
说起来，他这人是有些疯狂的。在台大，他本来考人电机系。那时，电机正是最热门的科系，考进去非常难。他好不容易考进去了，念着念着，竟发现自己狂热地迷上了文学，于是，他毅然地放弃了电机系，转人外文系。因而，别人的大学念四年，他的大学竟念了七年。
他和我的认识，也因文学而起。那时，他和我一样，正热衷于写作。他想写一篇历史小说，需要一些历史资料，他就毛遂自荐，来我家找我父亲，研究历史问题。事有凑巧，他来的那一天，父亲不在家。我正在客厅里和麒麟、小弟玩桥牌，三缺一，他坐下来就加入一脚。我们四个就玩起桥牌来，一场桥牌玩完了，他和我们三个都混熟了。第二天，他又来了，没有找父亲，他找我。谈文学、谈写作、谈抱负、谈小说……他惊奇于我居然看了那么多文学作品。我惊奇于他对写作的狂热。我们一谈起来就相当投机，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要找一个志趣相投、兴趣接近的人并不容易。
我前面已经写过，我那时正有年轻男孩的“包围”。庆筠不属于那些男孩的圈子，他对我的过去一无所知。他糊里糊涂地闯进来，糊里糊涂地就对我发生了感情。我珍惜他这份感情，因为他不是那些男孩，他没有经过“安排”，他也没有对我的过去好奇，而用有色的眼光来看我！他喜欢我纯粹因为我是我，并不因为我是个“有浪漫故事”的女孩。
就这样，我和庆筠开始“约会”。他第一次约我出去，不敢只请我一个人，他向同学借了一把猎枪，约我和弟弟三人一起去新店的山上“打猎”。此事也非常“新鲜”，从没有人约我去打猎过。我们四个人到了山上，他把一把猎枪交给麒麟和小弟，说：
“枪只有一把，人又太多！这么多人在山里走，把野兽都吓跑了！这样吧，我把枪让给你们两个，你们去打猎！我和你姐姐去看风景！”
麒麟、小弟一听大乐，拿了枪就跑掉了。庆筠这才转头看着我，透了口气说：
“好不容易，想出猎枪这个点子来，总算可以把他们两个给支开了！”
他说得坦白，我不禁笑了起来。说实话，那个时期，能让我笑的人不多，能让我笑的事也不多。笑完了，觉得和他蛮亲近的，这种亲近的感觉也很好。自从和老师分手后，我觉得自己已命定孤独。虽然和别的男孩也约会过，我却从没有走出过我的孤独。
这时，我仍然没有准备走出我的孤独。对老师，我依旧深深怀念。可是，和庆筠在一起，比较容易打发时间，听他谈文学、谈小说、谈写作……都是我爱谈的题目。然后，他拿来厚厚一沓剪报给我看，都是他大学时代发表的作品，他靠这些稿费来维持生活和缴学杂费。我翻弄剪报，心中佩服。他却说：
“这些都是骗稿费的玩意儿，一点文学价值都没有！我为了生活，只好写这些投人所好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代表我！等我服完兵役，我要全心投入，去写一些真正有血有肉有骨头有生命有价值的作品！”我听得一愣一愣的，不禁大为折服。心想，我只求作品发表，我就会高兴死了，管他是不是骗稿费的玩意儿！他能“骗稿费”，就不简单，他居然还不满意！到底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和我这个高中生不一样。他的胸怀大志，使我不能不刮目相看。再去细读他“骗稿费”的文章，觉得文笔流畅，表达力非常强，短短的小品文，亲切可喜。一些短篇小说，也写得颇为生动。
文学和写作，把我和庆筠拉得很近。这时，母亲却有些紧张了。她对庆筠的来龙去脉，完全摸不清楚，看他穷得滴滴答答，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说起话来虽然壮志凌云，就怕做起事来不太实际。母亲已经看到我“写作”的艰辛，现在无巧不巧，又来了个庆筠，居然想把“写作”当成第二生命！两个“梦想家”在一起，除了梦想，还能有什么？母亲把这看法，非常婉转地对我说了。然后，就下个结论：
“我看，你还是收收心，去考大学吧！”
我一听到“考大学”就心惊胆战，浑身所有的神经细胞都紧张起来。我知道，母亲始终没有放弃让我读大学。就连那些包围我的男孩子，也鼓励我考大学。只有庆箱与众不同，他振振有辞地说：
“如果你志在写作，读不读大学都一样！许多文学系毕业的学生，念了一肚子的文学理论，仍然一篇文章都写不好！我毕业的那班同学，现在准备走写作路线的，只有我一个，所以，与其浪费时间去考大学，念大学，不如立刻去写！”
他的话，于我心有戚戚焉。
这时，我对庆箱已颇有好感。但，好感归好感，至于恋爱，还有好大一段距离。我曾经那样轰轰烈烈地爱过，所以我知道什么叫恋爱。庆筠呢？他懵懵懂懂，虽然在大学里也追过女孩子，也似乎爱过，似乎失落过。但，那都只是淡淡地来，淡淡地去而已。这次和我的认识，完全在他的“计划以外”。他像一个出轨的火车头，一滑出自己的轨道，就完全无法控制。他用很大的冲力冲向了我。我心惶惶，充满了矛盾、困惑、不安，和隐隐的抗拒。
自从和老师分手，我就认为自己这一生，再也不会恋爱了，不只不会恋爱，而且没有能力恋爱了。那次初恋，带来的创伤如此深刻，我仍然时时陷在往日的伤痛里。午夜梦回，老师的影子挥之不去。这样的我，怎么能和庆筠谈恋爱呢？这对他是不公平的。于是，我有意拉远两人的距离，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越退，他越进，我想淡化，他却狂热。
在这种情况中，我的情绪真矛盾极了。说实话，庆筠填补了我内心的空虚，带给我好多的温暖。让我在孤独和无助中，有了扶持。我对他确实心存感激。再加上，我那么自卑，依然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这样一个一无是处的我，居然能让他心动，他的“心动”就“感动”了我。我一直是个非常容易感动的人。
有一天，我生病了。我的身体并不很坏，可是，自幼就过着颠沛流离的苦日子，难免抵抗力弱。几乎每年的冬天，我都逃不过要感冒一次。我的感冒，总是来势汹汹。那天，我卧病在床，因为发烧，有些昏昏沉沉。我说过，我的卧室就是餐厅，在厨房的隔壁。厨房中正在生煤球，煤气满溢在我的房间里。我躺在床上，咳得厉害。咳着咳着，我忽然发现庆筠正忙得不可开交，他给那扇通厨房的门，加了一条弹簧，让它能自动合上。他发现这样仍不足以阻挡煤气，就拿着胶纸，把门缝密密地贴起来。我看着他做这件事，觉得他好傻，那扇门一天要开开关关几十次，贴胶纸有什么用？但，一转头，我泪珠滚下。在这小屋里已住了快十年，第一次有人想帮我阻挡煤气！
庆筠没有父母，没有家，他很穷。穷得只有一件西装上衣、两条西装裤。两条裤子是必需品，要换着穿，一件西装上衣也是必需品‘永远不肯脱。后来，我才发现，他的两条裤子，屁股后面都磨破了’破得不忍卒睹。他就穿上西装上衣，用来遮住屁股。所以，不管天气多么热，他就是无法脱掉西装上衣。他除了以上的衣服外，还有一件毛衣，毛衣的线头都已经滑落，整件毛衣，稀稀落落，像山羊胡子般垂着胡须。那不是一件毛衣，简直像个破鱼网。他却珍惜这件毛衣珍惜得不得了，他说：
“这是我母亲亲手给我打的，穿着它，我就暖了！”
我真不知道穿着它，怎么会暖？但是，他这种小地方，实在让我心酸酸，充满了怜惜。这件毛衣的边际效用，还不止于保暖，每到夏天，他居然有本领把这件毛衣送进当铺，他对当铺老板说：
“你放心，这是我母亲亲手打的毛衣，对我而言，是件无价之宝，我绝不可能让它死当的！所以，你放心地当给我，我一定会来赎！”那当铺老板，也真的会当给他。过了一阵子，他拿到稿费，就飞奔去赎毛衣，从来没让那件毛衣死当。一年里面，这件毛衣在当铺里出出入入，总有好几次。后来，当铺老板对他也熟了，只要他拎着这件破毛衣来，就当给他两百元。在我和他交朋友这段期间，他难免要多用一点钱，这件毛衣就经常躺在当铺里。
他虽然这么穷，却穷得满不在乎。他对物质的需求已接近于零，只是满脑子想写作。他这种傻劲，和他这份穷苦，都让我心中恻然。
然后，他退役了。退役之后，他原准备找间能挡风遮雨的小屋，去埋头从事写作。可是，小屋也要钱，没有人会给你白住的小屋。他迫不得已去找工作，在同学帮助下，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那学校在台北近郊，新店附近，一个名叫“七张”的地方。在那时候，算是相当荒僻的地点。学校是私立教会学校，待遇不高，所喜的是，工作时间也不长，每天只要教两节英文，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属于自己。学校本来不供宿舍，看他实在没地方住，就把校园中一间堆杂物的小破房间清理出来给他住。
我第一次跟他去看他的小屋，真的吓了一跳。那小屋单薄极了，是由几片木板搭盖而成，由于年久失修，门窗都早已破损。风一吹过，窗也动，门也动，连木板墙都会动。窗子外面，是学校最荒僻的一个死角，到处都是荒烟蔓草，看起来十分苍凉。小屋里，有一张木板床，有一张小书桌和一把竹椅。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我看得好不凄惨，他却笑嘻嘻地说：
“够了！能写作就好了！有桌子有椅子，够了！有笔有稿纸，够了！有我的头脑和我的决心，够了！”
他在那儿左一声“够了”，右一声“够了”，我看来看去，实在是左也不够，右也不够。心想，这小屋已破落得无从改善，最起码帮他把小屋的气氛改一改吧！于是，第二次，我带了一盏有纱罩的小台灯，又剪了一匹有小花朵的印花布去他那儿，我要帮他缝制一面窗帘。
那天，他坐在小台灯下写作，我坐在床上缝窗帘，房间里静悄悄。他写着写着，回头看看我。我专心地缝窗帘，他又掉头去写作。再写着写着，他又回头看着我。这次他看了好久好久，看得我停下了针线。我们互视了好一会儿，他终于丢下了笔和稿纸，走到我身边坐下来，握住了我的手，诚挚地说：
“我们结婚吧！与其分在两处，各人孤独地写作，不如聚在一起，结伴写作！你说昵？”我怔怔地呆住了。
八、结婚
我这一生的遭遇，说起来都相当传奇。
我和庆筠，原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在我们认识之前，各有各的人生，各有各的计划。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嫁给他，即使在和他交朋友的时候也没有这样想过。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不适宜结婚的人，他太理想化、太梦想化、太不实际。我呢？我也不适宜结婚的，因为在我心底，老师的影子仍然徘徊不去。
可是，那时的我，非常空虚和寂寞。我那日式小屋，总带着无边的压力，紧紧地压迫着我：母亲要我考大学，弟妹都比我强，写作的狂热无人能解，我是家里唯一的“废物”！这种种情怀，使我急于逃避，急于躲藏，急于从我那个家庭里跳出去。老师已渺无音讯，初恋在二十岁生日那天，已画上休止符。一切，一切，造成了一个结果，我认真地去考虑庆筠的提议了。
如果庆筠对写作不那么疯狂，如果我对写作也不那么疯狂，我们之间大概不会迸出火花。如果他不是那么贫穷和孤苦无依，我不是那么寂寞和无可奈何，我们之间大概就不会生出怜惜之情。总之，他的提议让我心动。最起码，结婚可以结束两份“孤独”，解除两份“寒苦”，何况还能“结伴写作”呢。母亲对这件事的反应又很激动：
“他那么穷，拿什么来养活你呢？”
母亲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因为，以前，她也用这句话来问我的老师。我很了解母亲爱我的一片心，生怕我和她一样，任性地嫁给一个读书人，走上一辈子贫苦的路。但是，二十一岁的我，从来就没过过丰衣足食的日子，早把能吃苦视为一种“清高”、一种“美德”了。我当时就忍无可忍地发作了：
“我又不是金枝玉叶，又不是富家子弟，为什么我就那么难养呢？如果我命定要穷要苦，那是我自己的命，你就让我去掌握我自己的命吧！反正，你没有办法帮我来过我这一辈子的！”母亲瞪视着我，好失望地叹了口气：
“女孩子一结婚就完了！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去念书，满脑子只想结婚，你不是太奇怪了吗？”
我无言以答。逃，逃，逃！我不能告诉母亲，我那么想逃，逃开优秀的弟妹，逃开考大学，逃开日式小屋，逃开我的自卑感……我能说吗？我不能说！母亲不再说话，她对我失望到了顶。她已经斩断过我的一次恋爱，不愿再做一次，她又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
“好吧！一切是你自己选择的！”
就这样，我和庆箱准备结婚了。（后来，有许多的报章杂志报导我的故事，都说我“奉母命与庆筠结婚”，这实在是个天大的误会，母亲帮我选择的男孩子，都被我潜意识中的抗拒给排斥了。庆筠和我的婚姻，无论是对或是错，都应该由我自己去负责。）
我们准备结婚，当然不能住在他那间小破屋里，我们在学校附近的一个眷区中，找了一幢小小的房子。一间客厅、一间卧房，还有厨房和厕所。房子虽小，前面却有个好大的院子，四周围着竹篱笆，院中全是杂草。房东非常客气，租金算得十分便宜。但，这整个眷区，都在田野当中，要走田中小径，才能到房门口。颇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所以，我们在结婚前，就忙着清除杂草、种菊花。
就在庆筠兴冲冲除杂草、种菊花的时候，我心有不安。我觉得庆筠是个相当天真和憨厚的人，我不能让他糊里糊涂娶了我，对我的“过去”还茫然不知。于是，有一天，我详详细细地把我初恋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全讲给他听。他很仔细地听完了，就急迫地问了一句：
“现在呢？你还爱他吗？”
我心中一阵痛楚。我最怕他有此一问。注视着他，我无法骗他，无法骗自己。
“我想，”我坦白地说，“他会永远活在我心里！”
“什么意思？”他暴躁地跳了起来，苍白着脸喊，“当你和我交朋友的时候，他一直在你心里吗？”
“是的！”
他呆住了，半晌都说不出话来。他的样子，像受到了好大好大的打击。我心有不忍，可是，我就是不能骗他。我咬咬牙，很诚恳地说：“你还来得及后悔，你可以不要和我结婚。坦白告诉你，我爱过，也被爱过，我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被爱，我和你，虽然彼此吸引，彼此怜惜，可是，距离爱和被爱，还是很遥远？？”
“什么意思？”他再度大吼大叫，“你不要代替我来说话，你根本不知道我对你是怎样的！”
我默然不语，非常忧郁。他在杂草丛生的院子里暴跳、踢石头、踢墙角，就是不敢踢我。闹了半天，他平静下来，开始思想。他想来想去，显然是想不通。然后，他抓住我，激动地说：
“我不过问你的过去，反正你发生那段恋爱的时候，我根本不认识你！但是，现在我们要结婚了，你难道没有爱我胜过爱他吗？”
我看着他。老天啊，说谎话很容易，我为什么不会说呢？我想了半天，才很悲哀地说：
“我和老师那份感情，简直是‘惊心动魄’的。我想，我这一生，都不会再发生那么强烈的感情！”
“那么我呢？我算什么？”他跳着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