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校对)第23部分在线阅读

囚犯们并不分享他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期望，因此，每一位囚犯对其他囚犯的唯一了解，都以观察当下行为表现为基础。我们知道的是，囚犯们在服刑期间以及从事其他差役时，眼中看到的通常只会是彼此的负面形象。但这个负面形象却是他们在同侪眼中建立自己的性格印象时，唯一的凭借基础。由于他们只关注于当前情境，囚犯们也因此助长了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更强化了他们的负面经验。因为一般而言，当人们面临恶劣处境时，会试图以时间观点将情境区隔化，于是他们可以借着缅怀过去来自我安慰，并借此想象一个更好的、不一样的未来。
这种囚犯自我加诸的心理状态，甚至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囚犯们开始采纳甚至完全接受狱卒针对他们制造的负面形象。在所有囚犯私下互动的回报中，有一半都可归类为不具支持性质及不具合作性质的互动。更糟的是，当囚犯们评价相同遭遇的牢友，或向他们表达关心时，85％的几率不是赞赏或鼓励，有时甚至是不以为然！以下数据在统计上有重要意义：谈话焦点较着重于监狱议题而不是非监狱议题，偶然发生率只有1％；谈话焦点集中在牢友的负面特质与集中于正面或中立特质相对时，偶然发生率只有5％。这意味着，这类行为效应是“真实存在”，不该归因于囚室里私下的随机谈话。
囚犯们经由这些方式逐渐内化监狱中的压迫，于是，看着同伴被羞辱、像绵羊一样驯服，或者是做着不用大脑的下贱工作，就是同伴印象形成的主要方式。既然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尊敬之意，又如何能在监狱里拥有自尊？最后这项未预期的发现，提醒我想起“认同加害者”的现象。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用这个词来描述纳粹集中营中的囚犯是如何内化他们的压迫者本身的权力(首次运用这个词的人为安娜·弗洛伊德)。贝特尔海姆观察到，某些囚犯的行为表现就像他们的纳粹狱卒，他们不只虐待其他囚犯，甚至穿上被丢弃的纳粹党卫军制服。这些受害者不顾一切地希望在充满敌意、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幸存下来，他们只意识得到侵略者的需求，而不是去反抗；他们拥抱了侵略者的形象，然后变成侵略者的样子。在有权的狱卒及无权的囚犯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权力差距，然而这差距却被这类心理操练极小化了。人变成与敌人共存——在自己内心。这种自我欺骗可以避免对自身处境的现实评价，抑制斗争行动、对抗策略或是造反，而且不容许对自己的受难同胞有任何同情。
生命是自欺欺人的骗术，要骗得天衣无缝，就必须习惯成自然，一路骗到底。
——威廉·黑兹利特《论迂腐》，载《圆桌对论》
(William
Hazlitt，“On
Pedantry”，The
Round
Table，1817)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教训和信息
叙述完扮演囚犯及狱卒角色的年轻人个人特质和特殊行为反应后，现在要思考这项研究提出的广泛概念性议题，及其教训、意义和所要传达的信息。
科学实验的优点
从某个角度面言，社会学者，犯罪学者以及来自囚犯的叙述都曾为我们揭露监狱生活的邪恶面，而斯坦福监狱实验并没有让我们对监狱产生任何新看法。监狱是个野蛮的国度，能够激发人类天性中极恶的一面。监狱是暴力及犯罪的温床，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胜于它促进的建设性改造。60％或更高的再犯率说明了一件事：监狱已成为刑事重罪要犯的旋转门。我们已经了解到，作为社会的犯罪控制工具，监狱是彻底失败的社会实验，除了这件事之外，斯坦福监狱实验到底还能让我们知道些什么？我认为答案就存在于这个实验的基本规则中。
在真正的监狱里，监狱情境以及居住其中的人们的缺陷无可避免地交织，混淆在一起。我回忆起我和帕洛阿尔托市警察局警官的第一次谈话，当时我向他解释我为何不去观察地方监狱，而选择进行这样的研究。我设计这项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评估一个模拟的监狱情境，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包括狱卒及囚犯——造成的影响。透过种种实验控制，我们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尝试并得到结论，而这是在真实世界中不可能办到的．
首先是系统性的选择步骤，确保了每个进入我们监狱的人都尽可能是正常、普通、建康的人，他们不曾有反社会行为、犯罪或是暴力记录。此外，由于实验参与者都是校园里的学生，相较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同年龄人，他们的智能都在平均水平之上，较不具偏见，对自己未来也有较高的信心．再者，由于实验研究的关键——随机分配——不管这些好人们原先的意愿是否倾向哪一方，他们的角色都由随机分配，一切纯属机运。进—步的实验控制还包括了系统性观察、不同形式的证据搜集以及统计资料分析，这些都被用来裁定在研究设计的参数中，受试者经历事件所受的影响。斯坦福监狱实验基本规则就是让人摆脱地域限制，让天性摆脱情境、让白布脱离染缸。
然而我必须承认，所有的研究都是“人为的”，是真实世界相似物的模拟。尽管如此，不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或者是我们即将在之后篇章中读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姑且不论经过控制的实验研究的人为性质，当这类研究以敏锐的手法尽力捕捉“世俗实在”(mundane
realism)的基础本质，其研究结果就有相当的概化能力。”
就许多明确的性质而论，我们的监狱显然不是“真正的监狱”，但就我认为是“监狱经验”核心的“囚禁经验”的心理特质而言，这项实验的确是把握到了。当然了，从实验中推导出的任何研究发现都必须提出两个问题，首先是“比较对象为何？”下一个则是“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为何？——这个实验能不能有助于说明与之平行的真实世界？这类研究的价值在于它有能力阐明潜在过程，确认因果次序，并建立起能传递所观察到之作用(observed
effect）变项。除此之外，当统计的意义不能被视为偶然存在的关联而排除不论时，实验也能建立出因果关系。
几十年前，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先驱库尔特·莱温(kurt
Lewin)曾经主张建立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科学。莱温坚持，从真实世界中提炼出有意义的议题，无论在概念上或实作上都是可行，而这些议题也能在实验室中检测。他认为只要研究经过悉心设计，并且谨慎执行自变项(作为行为预测项的先行因素)的操作，就有可能建立确定的因果关系，而这是田野或观察研究所无法做到的。尽管如此，莱温还更进一步主张运用这类知识去影响社会变迁，主张运用在研究基础上得到的证据，去了解并尝试改变及改善社会及人类的功能。而我必须试着追随他启示的方向。
狱卒的权力变化
在使一个人的意志屈服时品尝到的权力滋味，远胜于赢得他的心。
——埃里克·霍弗，《心灵的激情状态》
我们有些志愿者被随机指定扮演狱卒角色后，很快便开始滥用新取得的权力，他们残酷成性，日夜无休地贬低、鄙视、伤害“囚犯”。他们的行动符合我在第一章中对邪恶的心理学定义。其他狱卒虽然并未特别有虐待倾向，但是显得冷酷、苛求，对于受难同袍们的处境极少流露出同情。只有少数狱卒可被归类为“好狱卒”，他们抗拒了权力的诱惑，而且有时候能为囚犯的处境着想，多少为他们做点事，比方说赏个苹果或塞根香烟给人之类。
尽管在制造恐惧和复杂性程度上，斯坦福监狱实验和纳粹集中营系统间有着极大差距，但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中的纳粹党卫军医生和我们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狱卒间还是有个有趣的相似性。纳粹党卫军医生和实验中的狱卒一样，也可以分成三种群体。根据利夫顿于《纳粹医生》的描述，“爱国者热切地参与处决过程，甚至为了杀人而自愿‘加班’；有些人则多少可说是按照条理工作，只做觉得自己该做的事；剩下的人则是不情不愿。”
在我们的研究中，勉强扮演自己角色的好狱卒意味着“不作为即善”(goodness
by
default)。与其他值班同伴的恶魔行为相较之下，给囚犯们施点小恩小惠。正如先前提到的，他们之间没有人曾介入阻止“坏狱卒”们虐囚；也没有人跟工作人员抱怨、迟到早退或是拒绝在紧急情况下加班，甚至没有人为了必须做这些讨厌的工作而要求加斑费。他们只是“不作为之恶综合征”(Evil
of
lnaction
Syndrome)的一分子，这部分将会在后面篇章中完整讨论。
我们回想最好的狱卒乔夫·兰德里，他和最坏的狱卒赫尔曼一起轮小夜班，但他从来不曾尝试让赫尔曼“冷静下来”，或是试着提醒他“这不过是个实验”，这些孩子只是在扮演囚犯的角色，没必要让他们受这么多苦。乔夫只是默默承受痛苦——跟囚犯们一起受苦。如果他的良知能够激励他做些有建设性的行动，那么这位好狱卒也许可以发挥相当的影响力，改善在他值班期间日益升高的虐囚现象。
从我在许多大学中的多年教学经验，我发现大多数学生并不关心权力的议题，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拥有许多资源，可以凭借才智和辛勤工作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只有当人拥有许多权力而且想要继续享受权力，或是没什么权力却又想要更多的时候，权力议题才会受关注。然而权力之所以成为许多人的目标，主因是享有权力的人可以任意支配资源。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这样描述权力的诱惑：“权力是春药”。权力的诱惑吸引着年轻貌美的女性投向又老又丑的权威人士的怀抱。
囚犯的病理分析
哪里违背意志，哪里就是人的监狱。
——爱比克泰德，《谈话录》(Epictetus,Discourses,2th
century)
研究一开始时，我们比较关注扮演囚犯角色者如何适应无权无势的全新地位，而不是那么关心狱卒的适应问题。当时我刚花了一整个暑假时间沉浸在我在斯坦福大学与人共同执教的监禁心理学，所以已经准备好要站在他们那一边了。卡罗·普雷斯科特刚跟我们说了一堆狱卒手下发生的虐待和堕落故事。从曾经是阶下囚的人口中，我们也听说了囚犯性虐待其他囚犯及帮派斗争等恐怖的亲身经历。所以克雷格、科特和我早就私下倒向囚犯那边，暗自希望他们能够撑过狱卒施加的各种压力，尽管他们被迫戴上外在的劣势标签，仍然希望他们能维持人性的尊严。我甚至想象自己会是电影《铁窗喋血》里保罗·纽曼那一类能以智慧方式进行反抗的囚犯，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他碰上的狱卒。“
当囚犯叛变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发生时，我们感到相当欣慰；他们抗议狱卒指派给他们的奴役差使根本是找麻烦，也质疑任意武断的执法以及让人筋疲力尽的频繁列队报数。当初我们通过报纸广告招募他们来参加所谓“监狱生活研究”，但现在他们对这研究的期待已经完全破灭了。他们原本以为只是做几个小时的低贱差事，其余时间可以读书、玩乐、认识新朋友。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一开始规划中要求的——至少在囚犯们开始造反而狱卒们掌握大势之前是这样。我们甚至还打算要办几场电影之夜呢。
囚犯们对于一些事情特别反感，他们厌恶日以继夜的持续辱骂、缺乏暂时不受工作人员监视的隐私及喘息空间、任意武断的规则执行、随机惩罚以及被迫分享狭窄寒酸的牢房空间。当叛乱开始时，狱卒转向我们寻求协助。但我们袖手旁观。我们的态度很清楚：一切取决于他们的决定。我们只是观察者，没有意愿介入。在开始阶段，我还无法沉浸于警务长的心态中，当时的我反而像个主要观察者，兴趣是搜集资料，想了解假扮的狱卒如何回应这个紧急事件。
让我们措手不及的是，道格8612在协助策划造反后就迅速崩溃了。他用颤抖的声音控诉囚犯所遭遇到的一切不合理对待，“这是个很鸟的模拟实验，根本不是什么监狱，干你他妈的津巴多博士！”我们所有人震撼不已。我不得不钦佩他的勇气。我们无法全心全意相信他是真的觉得很痛苦，而不是做做样子。记得他最先表示希望被释放时，我跟他谈过话，当时我还请他考虑当我们的“卧底”，交换条件是继续当囚犯，但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谁可以找他麻烦。
我又进一步想起在道格8612突然崩溃时，克雷格做出了释放他的困难决定，那时道格进入实验的时间不过36小时：
作为实验者，我们没人料到会发生这种事。当然了，我们临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摆平它。还有，很明显的是，这名年轻人在模拟监狱的短暂经验中感受到的困扰远超出我们任何人预期……基于伦理、人性优先于实验的考虑，我决定释放囚犯8612。
我们原本不预期有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如此剧烈的压力反应，但这预期却被打破了，该怎么解释这件事？当时我们做出一个方向错误的归因，克雷格是这么记的：
我们迅速找到一个自认为自然又可靠的解释：他一定曾因为脆弱或性格上的弱点而有过崩溃经验，这可以说明他对模拟监狱环境过度敏感和过度反应！事实上，当时我们忧虑的是资格审查过程是不是出现了瑕疵，才会让一个已经“受损”的人混进来，却没有被侦测到。一直到后来，我们才承认这个明显的反讽：这是我们研完中的情境力量第一次在完全不预期的情况下以如此惊人的方式呈现，但我们却“用特质论来解释”，我们采取的正是当初设计研究时想要挑战和批判的思维！
让我们回顾道格8612对这场经验的最后回应，并且承认，他当时的困惑非常深刻：我决定要离开，但当我告诉你们这些人我的决定、我所看到、经历到的一切时，你们只说了句“不行”，然后把我的话当放屁。
当我回去时，我明白你们只是在敷衍我，这让我很火大，所以我决定要做点什么好离开这里。我策划了几个离开的行动，最容易又不会造成人、物损伤的方法就是直接假装抓狂或苦恼的样子，所以我选了这个办法。当我回到笼子里时，我就有意识地假装崩溃，我知道在跟贾菲谈之前，先不要在笼子浪费力气，要到贾菲面前才释放情绪，这样就出得去了，可是到后来，当我在操弄情绪、装出难受的模样时，我是真的很难过，你知道吧——你怎么可能，假装不舒服呢，除非你真的很难过……就像疯子不可能装疯卖傻，除非他真的有点疯了，你懂吗？我不知道到底我是真的受不了，还是被人诱发，那个黑黑的家伙让我很抓狂，他叫啥？科特吗？这大致就是我的遭遇。而你这位津巴多博士却跑来跟我谈买卖，好像我是奴隶还是什么东西……你到后来还在耍我，不过你是可以做点什么，你们应该要在实验里做点什么。
模拟的重要性
人若处在某种强大社会情境中，本性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剧烈程度就如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引人入胜的虚构小说《化身博士》(Dr．Jekyll
and
Mr．Hyde)。几十年来，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的关注仍持续不歇，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个实验揭露了“性格转变”的惊人事实：当情境力量加诸于人时，好人会突然变身成像狱卒般邪恶的加害者，或如囚犯般病态的消极被害者。
通过引导、诱使或传授的方式，就可以让好人为非作歹。当好人沉浸在“整体情境”时，情境力量会挑战个人人格、个性和道德观的稳定性及一致性，从而影响人性的表现，引导人做出诸如非理性、愚蠢、自毁自弃，反社会，不计后果的行为。”
我们希望相信人有基本不变的善性，能够抵抗外在压力，并以理性方式评价并抗拒情境诱惑。我们赋予人性以神性，人性具有道德及理性的能力，使人类公正而富有智慧。在善恶之间，我们竖立一道看似穿不透的藩篱，以简化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在善这一边的都叫“我们”、“自己人”、“同类”，而在恶那一边的通通归成“他们”、“别人”、“异类”。矛盾的是，在创造出不受情境力量影响的迷思时，我们却因此对情境力量失去警觉性，从而开启了堕落之门。
斯坦福监狱实验及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参见第十二章、十三章)透露出我们不愿接受的信息：大多数人不得不面对社会力量的严格考验时，都会出现重大的性格转变。我们置身事外地想象自己的可能作为，然而一旦进入社会力量的网络中，想象自己的行为表现及实际能做的却差了十万八千里。斯坦福监狱实验号召我们捐弃“善良自我”能够打倒“恶劣情境”的简化观念。正如情境感染相同处境的其他人一样，只有当我们承认情境也有“感染我们”的潜在力量，才能最完善地抗拒、避免、挑战及改变这类负面情境力量。罗马喜剧作家泰伦斯(Terence)说过：“凡出于人性的，必适用于我。”这句话提醒我们时刻莫忘此一认识的重要性。
通过纳粹集中营狱卒、吉姆·琼斯的“人民圣殿教”的毁灭仪式，以及更近期的日本“奥姆真理教”仪式所造成的行为变化，这些教训一直重复地传达给人们。而在波黑、科索沃、卢旺达、布隆迪及最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灭绝暴行，也同样提供了有利的证据，证明人类会将人性及仁心屈服于社会力量，以及诸如战争征服、国家安全等抽象的意识形态借口。
无论人类曾犯下多么恐怖的暴行，只要处在正确或错误的情境中，这些行为就有可能出现在我们任何人身上。这样的认知并不构成为邪恶开脱的理由，相反地，它使得邪恶民主化，让一般行动者共同承担了邪恶的责任，而非宣称邪恶是偏差分子或者是暴君的专利——邪恶的都是“他们”，不会是“我们”。
斯坦福监狱实验最单纯的教训是告诉我们情境的重要性。社会情境在个人、群体及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和心智运作上产生的作用力，远较我们能想象的还深刻。有些情境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让我们做出不曾更不可能预测得到的行为反应。”
人若处在无法依循从前法则行事的新环境中，情境力量的影响最为显著。在这类情境中，惯常的报偿结构不同了，预期也被打破了。置身其中时，人格变项的预测力变得很低。因为它们的预测力依赖的是想象的；未来行动估计，而未来行动则是以过去在熟悉情境中的典型反应为基础——但现在我们遇到的新情境并非如此：一位新狱卒或囚犯会这么说。
也因此，当我们试图了解自己或他人令人困惑的不寻常举动时，都必须以情境分析为出发点。只有以情境为基础的侦查工作无法解答谜题时，才采用天性式分析(基因、人格特质、个人病理学等)，我在斯坦福的同僚李·罗斯认为，这样的分析方法是邀请我们从事“归因的仁慈”(attritutional
charity)。这意味着，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做这件事的行动者，而是仁慈地从现场调查出发，去找出行为的决定因素。
然而知易行难。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强烈的心理偏见——“基本归因谬误”，使我们无法以这样理性思考。提倡个体主义的社会如美国及许多西方国家，逐渐习惯去相信天性的重要胜于情境。在解释任何行为时，我们过度强调人格的重要性，却低估了情境的影响力。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希望读者们开始注意这个行动的双重原则是如何频繁出现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他人的决定过程中。接下来要以我们的监狱研究思考让情境发挥影响力的特质。
规定的塑造力量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出现的情境力量结合了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单独而言并无特殊之处，然而一旦联合起来，就会发挥强有力的影响。其中一个关键特质就是规定的力量。规定是以正式而简化的方式来控制非正式的复杂行为。其运作方式是规则的外化，即制定什么是必需的，什么是可接受、可以得到报偿的，以及什么是不被接受并因此会受惩罚的。当时间久了，规定逐渐有了自己的生命，开始不受控制，并拥有合法的威权。即使规定不再适用、变得含糊不清，或是因为规定执行者的任意诠释而变化，规则仍然屹立不摇。
借着怪罪“那些规定”，我们的狱卒可以将加诸囚犯的大多数伤害正当化。举例来说，让我们回想一下囚犯在熟记狱卒和典狱长发明的17条专制规定时必须承受的痛苦吧！也请思考一下用餐时间进食行为的规定二是如何被滥用来惩罚克莱416，只因为他拒绝吃下不洁的香肠。
有些规定可以有效调节社会行为，故有其必要；例如演讲者说话时观众必须聆听、驾驶遇到红灯要停车、不可插队。然而有些规定只是幌子，只为了掩饰创造规定者或负责执行者在支配的事实而已。就像斯坦福监狱实验规定一样，最后一条规定自然是关于破坏其他规定时的惩罚方式。也因此一定会有某个人或某个代理机构愿意并且有能力执行这类惩罚，在公开场所执行最理想，可以收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喜剧演员连尼·布鲁斯(Lenny
Bruce)曾以逗趣的方式描绘谁可以、谁不能把粪便丢到邻居院子里的规定是如何发展出来。他也将警察角色的创造描述成是为了担任“我家院子里不准有屎”规定的守护者。规定和规定的执行者都是情境力量内在固有的，尽管如此，系统仍扮演了一定角色，雇用警察并创造监狱来监禁破坏规定者的都是系统。
一旦规定成真
一旦你穿上制服并被赋予一个角色，我是说,一份差事，有人对你说：“你的工作就是管好这些人。”然后你就会变了个人，不再扮演穿着休闲服的角色了。当你穿上卡其制服、戴上眼镜、拿着誓棍时，你就会真的变成狱卒，你会开始演起那个角色。那是你的戏服，穿上它，你就得照着剧本演。——狱卒赫尔曼
当演员扮演虚构人物时，常常必须演出与他们人格认同相异的角色。他们按照演出角色的需求，学习说话、走路、吃东西，甚至是思考和感觉。演员的职业训练使他们得以维持人物角色和自我认同之间的区隔，将自我隐藏在幕后，在幕前演出和真实自我大不相同的角色。然而，即使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都会遇到界限模糊的时候，在戏落幕或电影杀青后仍然走不出剧中人的阴影。他们全神贯注于角色的内在强度，而让这股强大力量指挥舞台下的人生。观众变得不再重要，因为演员的心思已经完全被角色占据。
要解释戏剧化角色最后“弄假成真”的效应，英国的电视“真人实境秀”《乡郊大宅》(The
Edwardian
Country
House)有个很棒的例子。该电视剧从约800名应征者中选出19个人，在优美庄园里担任英国仆役的角色。根据剧中的时代设定，扮演管理仆役的总管一职的人，行为举止必须遵照严格的阶层制度，可是演出者却被自己能轻易变成专制总管这件事给“吓到了”。这名六十五岁的建筑师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无法接受自己可以轻易对他管理的仆役施加绝对权力，“你突然明白你不用说话，只需要动根手指他们就会乖乖听话了。这想法很吓人——令我毛骨悚然。”而一位扮演女仆的女性，在真实生活中担任旅游信息处官员，她开始觉得自己像隐形人一样无足轻重。她描述她和其他人如何快速适应仆役的角色，她说：“我先是惊讶，然后就感到害怕了。全部的人都变得低声下气，我们很快学会了不要回嘴，而且觉得自己是卑下的。”
典型的情况是，角色和特殊的情境、工作、职务是相连的，比方说教授、门房、出租车司机、牧师、社会工作者或色情片演员都是如此。人处在某个情境时就会扮演某个角色——当他在家、在学校、在教堂，在工厂或是在舞台上时，所扮演的角色都不同。而通常处在“正常的”生活中时，角色就会被抛在一边。然而有些角色会不知不觉渗透进入你的生活。这些角色不只是偶尔演出的剧本而已，它们会在大多数时候变成你。即便一开始我们只承认它们是人为的、暂时的、受情境限制的角色，但它们仍被内化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变成了父亲、母亲、儿子、女儿、邻居、老板、劳工、助人者、医治者、娼妓、士兵、乞丐及其他许许多多角色。
更复杂的是，我们都必须扮演多重角色，有些角色相冲突，有些则可能挑战我们的基本价值与信念。正如斯坦福监狱实验里的例子，当初一开始我们只是用“不过是个角色”来和真实个人做区别，但是当角色行为得到报偿时，却开始造成深刻的影响。就像“班上的小丑”虽然赢得他无法用特殊学业表现得到的注意，可是接下来就再也不会有人认真看待他了。或者是羞怯，一开始时可以用怕羞来避免笨拙的社会互动，这时羞怯是一种情境式的笨拙，但是当怕羞的次数多了，原先只不过是扮演角色，最后却真的成了怕羞的人。
挫败感也是如此。当人们扮演界限僵化的角色，并因此赋予既定情境许多限制，像是限制什么行为才是适当、被期待及获得强化的等等，这时候人们就可能做出很糟的事来。当人处在“正常模式”时，会用传统道德和价值观来支配生活，然而角色的僵化性却关闭了正常模式中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角色分隔(compartmentalization)的自我防卫机制，允许我们在心智上接受相互冲突的信念与期待，让它们成为彼此分隔的密室，以避免争执。于是好丈夫也可以毫无罪恶感地演出奸夫的角色，圣徒可以是一辈子的鸡奸者，亲切的农场主人可以是冷酷无情的奴隶主子。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如何，角色扮演的力量均足以形塑我们的看法，当一个人接受了教师或护士角色，他就可能会为了学生及病患的利益终其一生牺牲奉献。
角色过渡：从医治者变成屠夫
这方面最糟的案例是纳粹党卫军医师，他们的角色是在集中营囚犯中挑选出处决或“实验”的人犯。而在经过重新社会化之后，他们已经完全摆脱常态的医治者角色，完全进入杀人共犯的新角色当中。基于为了公共利益而必须有所作为的群体共识，他们接纳了几个极端的心理防卫机制，以避免面对事实——身为犹太人集体屠杀事件的共犯。要理解这段复杂过程，我们必须再次提起社会心理学者利夫顿。
刚进入这环境的新医生，一开始一定会对他所见到的景象感到惊骇，他会问一个问题：“这里的人怎么会做出这些事？”一个普通的答案就能解答一切：对他(囚犯)而言，什么是比较好的？是在粪堆里苟延残喘还是乘着一团毒气到天堂去？于是这个新人就会完全被说服了。面对严酷的生命现实时，大屠杀是每个人都被期待去适应的手段。
将犹太人灭绝计划塑造为“最终解决方案”的心理学目的有两个：“它代表着独一无二的大规模屠杀计划，而且从根本上把焦点锁定在问题的解决。”于是它把整件事变成一桩有待解决的难题，任何手段只要是必需的，都可以来达成这个实用性目标。这样的理智训练，让同情与怜悯从这名医师的日常巡诊中完全消失了。
然而挑选人犯进行毁灭的工作是“如此繁重，和极端的邪恶又息息相关”，这让高等教育的医师们必须运用一切可能的心理防卫机制，以避免面对他们是谋杀共犯的事实。对某些人来说，将情感与认知分离的“心理麻木”成了常态：而另一些人则采取精神分裂式办法，过着“双重”的生活。于是在不同时间里，同一位医师身上可以存在着残忍与高贵的极端特质，这必须召唤“存在于自我中两个彻底不同的心理丛结：一个是以‘普遍接受的价值’以及身为‘正常人’的教育和背景为基础，另一个则是建立在‘与普遍被接受价值极端不同的(纳粹一奥斯维辛)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些双重倾向日复一日地来回摆荡。
角色互动及其脚本
有些角色要求相对的伙伴关系，就像狱卒角色的存在如果要有意义，就必须有人扮演囚犯才行。除非有人愿意扮演狱卒，否则一个人无法成为囚犯。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训练就可以扮演角色，也没有手册教你该怎么做。回顾第一天狱卒的笨拙以及囚犯的轻浮举止，只是因为两方都正在适应这个陌生角色。但是很快地，随着以狱卒一囚犯共生关系为基础的权力差异愈益明显，我们的实验参与者也轻易地进入了他们的角色中。演出囚犯或狱卒，一开始根据的脚本是来自于实验参与者自身关于权力的经验，包括观察父母之间的互动(传统上，父亲是狱卒，母亲则是囚犯)，以及自身对医生，教师、老板等权威人士的回应，最后，通过电影中对监狱生活的描绘而刻画在他们脑海中的文化铭印，也是脚本的来源之一。社会已经帮我们做了训练，我们只需要记录下他们演出角色时的即兴程度，就可以取得资料。
许多的资料显示，所有实验参与者的反应，实际上都曾在某个时候远超出角色扮演的要求，而这些反应渗透到囚禁经验的深层心理结构中。一开始，有些狱卒的反应受到我们的说明会影响，在会中，我们曾大略提及为了模拟真实的囚禁情境而希望创造出什么样的氛围。但无论这个舞台环境对于当个“好演员”这件事曾大略提供出何种一般性要求，当狱卒私下独处，或是相信我们没有在监看他们时，这些要求理应不会有效。
实验后的报告告诉我们，单独私下和囚犯待在牢房外头的厕所时，有些狱卒会特别残暴，他们会把囚犯推进便器中，或是推到墙上。我们观察到最残酷的行为都发生在深夜或是清晨的值班时间，如我们所知，狱卒们认为这时候他们不会被我们监视或录音，在某个意义上也可视为是实验“关闭”的时候。此外我们也看到，尽管囚犯们不反抗，而且随着这场狱中灾难达到顶点而露出颓丧迹象，狱卒对囚犯们的虐待还是每天不断推陈出新、愈演愈烈。在一场录音访谈中，一位狱卒笑着回忆，实验头一天他还曾经因为推了一个囚犯一把而感到很抱歉，但是到了第四天，他却已经对推挤和羞辱他们毫无感觉了。
克雷格敏锐分析了狱卒的权力转变。他仔细回想进入实验没几天后，他和其中一位狱卒之间发生的冲突：
在实验开始前，我和囚犯以及所有狱卒们都曾做过访谈，虽然为时短暂，但我觉得自己是从个体角度来认识他们。也许因为这样，尽管他们的行为随着实验进行越来越极端、嗜虐，但我对他们是真的毫无敌意。不过很明显的是，因为我坚持和囚犯们私下谈话——表面上的理由是和他们进行咨询，而且偶尔也会吩咐狱卒们停止一些特别严重且毫无理由的虐待，所以他们把我当成背叛者。因为这样，有一位狱卒在日记中这样描述我和他的互动：“那个心理学家离开(咨询)办公室前责备我铐住囚犯而且蒙住他的眼睛，我很气愤地回答他，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安全的考虑，而且这是我的事，不管怎样都和他无关。”他的确这样告诉过我。奇怪的是事情似乎颠例过来，是我协助创造了这个模拟环境，现在我却因为无法支付这些新规范，而被一个我随机分派角色的狱卒戗得哑口无言。
谈到狱卒说明会可能造成的偏差，我们才想起我们完全没有为囚犯办任何说明会。那么当他们私下独处时，当他们脱离不间断的压迫时，他们都做些什么？我们发现他们不是去认识对方，或谈论跟监狱无关的现实生活，而是非常着迷于当下处境的各种变化，他们增饰自己扮演的囚犯角色，而不是与之疏离。狱卒们的情形也一样：从他们私下在寝室或在准备轮班、换班空当中搜集到的信息显示，他们彼此很少聊和监狱无关的事或私事，常聊的反而是关于“问题囚犯”、狱中即将出现的麻烦或对工作人员的反应——完全不是人们认为大学生在休息时间会讨论的话题。他们不开玩笑、不笑，也不再其他狱卒面前流露出个人情绪，原本他们可以轻松运用这些方式让形势愉快点，或是跟角色保持点距离，却没有这么做。回想一下克里斯蒂娜稍早的描述，她谈到她见到的那位亲切、敏感的年轻人，一旦穿上制服进入他在牢场的权力位置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了粗野残暴的西部牛仔。
扮演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成人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