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校对)第24部分在线阅读

在进入斯坦福监狱实验给我们的最后教训之前，我想要再提出两个最后的观点来讨论角色权力及运用角色来正当化违法行为。我们现在先跳出狱卒与囚犯是由志愿者扮演的，回顾一下几个角色：来访的天主教神父、假释委员会的委员长、公设辩护律师，以及在探访夜出现的父母。父母们不仅觉得我们展示的监狱情境良好、有趣，还允许我们将一系列武断独裁的规定用在他们身上、限制他们的行为，就像我们对待他们的孩子一样。我们也信任他们会好好扮演深植于内在的角色——他们是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公民，尊重威权、极少直接挑战系统。我们同样也知道即使囚犯们处于绝望中，而且人数远多于狱卒，但是这些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也不可能直接杠上狱卒。其实只要有一个狱卒离开牢房，囚犯与狱卒的人数比甚至可以达到九比二，他们却不曾反抗。这类暴力不属于他们从小习得的角色行为，却可能是出身较低阶层的实验参与者所熟悉的，而且比较可能会采取行动改变自己的处境。事实上，我们找不到证据证明囚犯们曾经策划要发动人身攻击。
角色的现实依赖支持系统而存在，系统对角色提出要求、规范，并且阻止其他现实情况入侵。回想一下，里奇1037的母亲向我们抱怨他的情绪不佳时，我立刻动员了我的制度性威权角色回应并挑战她的观察，我暗示囚犯1037一定有些个人困扰，所以他的情绪状态完全和监狱的运作问题无关。
回溯我当时的反应，我的角色从一个十分有同情心的老师，成为一心只顾搜集资料的研究者、麻木无情的警务长，这样的转变最令人痛苦，在这个陌生角色中的我，做出一些不适当的怪事，我狠心打断了一位母亲的抱怨，而她的确有理由抱怨;当帕洛阿尔托市的警局警官拒绝将我们的囚犯移到市立监狱时，我的情绪变得十分激动。我想我会那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完全接纳了我的角色，也就是要让监狱尽可能正常运作。但也由于接纳了这角色，我只关注“我的监狱”的安全和维持，于是在第二名囚犯也达到崩溃边缘时，我并没有察觉到有中止实验的需要。
角色的过错与责任
我们可以深深沉浸在角色之中，又能在必要时将自己和角色区隔开，也因此，当我们由于身为某个角色而犯下过错时，很容易帮自己撇清个人责任。我们拒绝为行动负责，将责任怪罪在扮演的角色身上，说服自己本性和角色没半点关系。这种说法显然和纳粹党卫军领导人在纽伦堡大审时的开脱之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只是照命令行事。”只不过辩护的理由变成：“别怪罪到我身上，我不过是做我当时那位置上的角色该做的——那不是真正的我。”
赫尔曼和克莱416曾经接受过一次电视访问，我们回想一下赫尔曼当时如何合理化他对克莱的虐待行为。他声称自己只是在进行“属于我的小小实验”，目的是观察要把囚犯逼迫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他们造反或是挺身维护自己的权利。事实上，他主张自己的严酷行为是为了刺激囚犯们变得更好，而残暴的主要报偿就是囚犯的起义。这个事后合理化有什么样的谬误呢？从他处理克莱416香肠造反事件的方式还有“中士”的反抗辱骂，我们可以轻易看出端倪。赫尔曼并没有赞许他们起身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原则，反而是大发雷霆，变得更极端、嗜虐。赫尔曼彻底运用身为狱卒的最大权力，做出远超出情境的需求，只为制造自己的“小小实验”来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和乐趣。
为了进行斯坦福监狱实验后效的回溯性调查，赫尔曼和道格8612曾在最近接受《洛杉矶时报》的访谈，而他们都用了类似理由来说明当时的行为——一个自称“残酷”，另一个人则用“疯狂”来形容；他们的理由则是一切作为都是为了取悦我。”也许他们所扮演的正是日本电影《罗生门》里的新角色吧，如同电影里的每个人都对事实有一套不同观点。
匿名性及去个人化
除了规定和角色权力之外，由于制服、装束和面具的采用，掩盖了每个人的一般面目，从而促成匿名性的出现并降低了个人责任归属，情境力量也变得更有权威性。当人在情境中觉得自己拥有匿名性，也就是觉得没有人会意识到他们的真正身份(所以也没有人会在乎)时，反社会行为就比较容易被诱导出现。假如情境本身又允许个人冲动、服从指令，或者鼓励建立一些一般情形下会受鄙视的行为方针，情况更是如此。银色反光太阳镜就是这种工具，它让狱卒、典狱长和我在与囚犯往来时显得更高不可攀、更缺乏人情味。制服则赋予狱卒一个共同身份，必须称呼他们“狱警先生”也是一样的道理。
有大量的研究资料证实，去个性化助长了暴力、破坏公物、偷窃等越界行为(将在后面的篇章中进一步讨论)，尤其当情境支持这类反社会行为时，这对孩童造成的影响并不亚于成人。在文学作品，如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小说《苍蝇王》中找到这类过程描述。当群体中所有人都处在去个性化的状态下，他们的心智运作方式会改变：他们活在一个延伸现在的时刻中，使得过去和未来都变得遥远而不相关。感觉会支配理性，行动能凌驾反思。在这种状态中，导引他们行为不偏离社会正轨的一般性认知和动机激发过程已不再发挥作用。阿波罗式的合理性及秩序感被迫让位给戴奥尼索司式的过度放纵甚至混乱。接下来，人们不再考虑后果．发动战争就会变得像做爱一样容易。
于是我想起来自越南的一行禅师的启发：“为了彼此斗争，同一只母鸡生下的同一窝小鸡，脸上的颜色不会一样。”这是个妙喻，可以用来描绘去个性化在助长暴力上所扮演的角色。在伊拉克虐囚监狱阿布格莱布中臭名远播的1A层，一位狱卒曾模仿摇滚团体“跳梁小丑”(Insane
Clown
Posse)以银色和黑色彩绘自己的脸，当时他正在值勤，并且为了拍照而摆着姿势，因而拍下了一张记录虐囚事件的照片。关于去个性过程如何参与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我们稍后还会有许多讨论。
认知失调对邪恶的合理化
公开扮演跟自己私下信念相反的角色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结果：产生认知失调。行为与信念之间不一致，以及行动不是随着恰当态度而产生，都是认知失调出现的条件。失调是一种紧张状态，它会强而有力地刺激个人改变公共行为或是私人观点，以降低失调程度。人们将会竭尽所能，力求拉近信念与行为的差异，以达到某种功能性统一。差异程度越本，达成调和的动机就越强，而人们也会期待看见越极端的改变。如果你有许多好理由去伤害一个人，反倒很少会出现失调，比方说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身为军人的职业要求你得听从权威者命令行事，或者从事违背你和平信念的行动可以得到丰厚报酬时。
然而奇怪的是，一旦从事这类行为的正当理由减少，失调的效应却会开始增强。好比说你只为了微薄报酬去做一件令人厌恶的事，你的生命不受威胁，提供给你的理由也不够充分或是不妥当，失调情形就会变严重了。在人们拥有自由意志时，或者当情境压力迫使他从事与信念不符的行动，但是他或她一时失察或无法全然赞同这样的行为时，失调程度会升高，试图去降低失调的动机也会最强。如果与信念不符的行为属于公开行为，否认或修正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改变的压力会施加在认知失调方程式中较软性的元素上，也就是属于内在、私密的部分，亦即价值、态度、信念，甚至是知觉感受上。有大量的研究可以支持这样的预测。
认知失调是如何刺激我们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狱卒身上所看见的改变出现呢？他们从事长时间且辛劳的值班工作，完全出于自愿，只为了一小时不到2美金的微薄薪水。他们很少得到指导，告诉他们该如何扮演这个困难的角色。无论何时，只要他们穿上制服、出现在牢房中，或者足有仟何其他人在场，不管那个人是囚犯、他们的父母或是访客，他们就必须一贯维持每天轮班八小时的狱卒角色。他们不当班时，有16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远离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日常工作，然而16个小时后，他们还足得回到角色里。这样的情境是导致认知失调的强大源头，也许就导致狱卒内化其公共角色的行为，并且造成他们用私人认知和情感回应方式来自我合理化，因而使得独裁及虐待行为日益增加。
更糟的是，由于这些和个人信念不符的行动是他们承诺要做的，于是狱卒们更觉得必须赋予它意义，必须找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做出违背他们真正信念及道德主张的事。在许多情境中，认知失调的情形被承诺掩盖，因此让明智的人受蒙骗，做出非理性的行动。社会心理学提供许多证据，证明这种情形可以让智者做出蠢事、清醒的人行事疯狂、道德的人行为下流。做出违背信念的事情后，人们总会提出“好的’理由为自己无可抵赖的作为辩解。相较于合理化——替自己的私人道德观与实际行动间的矛盾开脱——的功力，人们的理性能力反而是差了点。借着合理化，他们可以说服自己和别人，主诉他们的决定都经过理性考虑。然而人们对于自己在面临失调时那股维持一致性的强烈动机，却是一点也不敏感。社会认可的力量
还有另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影响人的行为，不过人们对此同样毫不察觉：社会认可的需求。人们需要被人接纳，被人喜欢，被人尊敬，这意味着行为要看起来正常、恰当、符合社会期待。这股力量非常强烈，以至于人们会优先服从陌生人告知的正确行为，即便那些行为极端地愚蠢怪异。我们嘲笑着向我们揭露真相的“整人游戏”节目，却很少注意到在自己的生活中，我们成为整人游戏“主角”的次数有多频繁.
除了认知失调效应之外，我们的狱卒也同样受到服从的压力。来自其他狱卒的群体压力强化了当一个“合群的人”的重要，而这里的游戏规则就是必须以各种方式将囚犯们去人性化。好心的狱卒成了群体中的异类，值班时，他被排除在其他狱卒组成的小圈圈之外，沉默地承受痛苦。而在每个班次中，严酷的狱卒总是会成为至少—位其他狱卒的模仿对象。
现实的社会建构
狱卒们身穿军装风格的制服，囚犯们则穿上皱巴巴、别上身份识别号码的罩衫，前者所得到的权力感和后者感觉到的无权感彼此相称。尽管狱卒和囚犯的装束不同，狱卒们配有警棍、哨子和遮住双眼的太阳镜，囚犯们则佩戴脚镣以及盖住他们长发的头罩，但造成情境上的差异并非来自服装或硬体装备的差异，反而是必须从心理元素中，亦即调查群体各自对这些装束的主观意义建构，才能找出权力的来源。
要了解情境的重要性，必须先了解身处其中的人，了解他们如何理解以及诠释既定的行为环境。人们赋予这情境中各种要素意义，而正是这些意义，创造了情境的社会现实。社会现实不光是指情境的物理性质，社会现实也是人们对情境，对目前行为阶段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参与了各种心理过程。这类心理表征也是信念，这些信念可以修正人们对于情境的理解，让它们符合行动者的期望及个人价值观，或者与之同化。
这类信念又创造了期望，当期望变成自证式预言时，期望就会拥有自己的力量。举个例子，在一个由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以及小学校长雷诺，约可布逊(Lenore
Jocobson)所执行的著名实验中，当老师们被引导相信小学班级里的某些孩童是“资优儿童”时，这些孩子的确开始在学业上有杰出表现——即便研究者不过是用随机方式挑选出这些孩子的名字而已。在研究中，老师们对这些孩子潜能的正面看法，回过头来修正他们对待这些孩子们的方式，因此促进他们在学业上表现优异。这些普通孩子成为他们的期望——课业表现杰出的人，因而证明了“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令人难过的是，老师也会预期某些类型学生会有较差的学业表现一—比如弱势背景的学生，甚至在班级里的男学生。老师们对他们无意识的对待方式，证实了这些负面的刻板印象，使得这些学生表现得比他们实际能力还差。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自愿的学生原本在任何时间都可以选择离开。他们只是在一份受试者选择表格上头承诺会尽力完成两个礼拜的实验而已，没有人威胁或者规定他们一定得关在监狱里。这份合约是由大学里的研究者、大学人体受试者研究委员会以及大学学生三方所签署，本身没什么大不了；一开始的预设只是希望学生们是在自由意志下参与，并且随时可选择中止实验。然而事实上，事态发展到实验第二天就非常明显了，囚犯们开始相信这真的是座监狱，只是管理者是心理学家而不是国家而已。听了道格8612的嘲讽之后，他们说服自己没有人可以冼择离开。也因此，他们没有人曾经说过：“我要中止实验。”事实上对许多人而言，离开的策略变成是用极度的心理忧郁来消极地迫使我们释放他们。他们认为，是这个新的社会现实将他们牢牢钉在压迫性的情境中，而这情境是由狱卒们任意、恶劣的行动创造出来的。于是，囚犯成了自囚的人。
在这个研究中，还有另一种社会现实，也就是在假释听证会结束时囚犯们终于得到“假释谈判”的机会。在我们制定的情境架构电，如果囚犯愿意放弃他担任“囚犯”赚到的全部酬劳，我们有权通过假释委员会的运作让他获得假释。虽然大部分人都是勉强接受这个谈判结果，自愿放弃他们这几天实际担任“研究受试者”的所有酬劳而离开，即使如此，那时候也没有人尝试要“中止实验”。囚犯们宁可接受假释建构出的社会现实，而不是基于个人最大利益采纳维护个人自由的社会现实。他们每个人都允许自己被铐起来、用头套罩住，然后从最接近自由的地方被带回到地牢里。
去人性化：否定他者价值
杀越南鬼子献真神。
——一名越战美军写在头盔上的一句话
人对人类手足能做出的极端恶行，莫过于剥夺他人人性，也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去人性化过程让人失去存在价值。当我们认为“他者”不具有跟我们一样的感觉、思想、价值以及存在目的时，我们就是将他者去人性化。通过感情的理智化、否认及孤立等心理学机制，我们从意识中贬低或是抹消掉这些“他者”与我们共享的人类特质。相对于人性关系中的主体性、个人性和情感性特质，去人性化关系的特质则是客体化、分析式，而且缺乏情感或移情作用。
用马丁·布贝尔的话来说，人性化的关系是我—你(I-Thou)关系，而去人性化的关系则是我一它关系(I—It)。随着时间的逝去，去人性化的施为者(agency)会被吞没进人负面性的经验，造成“我”发生变化，并且产生出客体与客体间或施为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它一它”关系。于是人们通过标签、刻板印象、标语和形象宣传的方式，助长了将某类他者视为次等人、劣等人、非人、下等人、可有可无之人或者是“禽兽”的错误概念。
当施为者在紧急情况、危机发生，或是需要侵入他人隐私领域时，的确有必要暂时搁置正常的情感回应，因此有时候去人性化过程也可以发挥适应的功能。例如外科医师执行危及他人性命的手术以及担当第一线救人任务时，他们就必须如此。而当工作的工作量或日常计划必须接待大量的人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在某些照顾专业如临床心理学、社会工作和医学专业里，这过程有个专门称呼：“疏离的关怀”。这时的行动者被放在一个矛盾的位置上，他一方面得将客户去人性化，一方面又需要给予他们协助或治疗。
然而针对被过度客体化的对象，去人性化过程往往会助长对他们的虐待和破坏。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狱卒竟会这样描述他们的囚犯——那些只因为掷铜板时运气不佳，因而没能穿上狱卒制服的大学生：“我叫他们互相叫对方的名字，然后徒手把厕所打扫干净。事实上我根本就把这些囚犯当成‘畜牲’，而且我—直觉得他们会对我不利，所以得看好他们。”
或者是另一位狱卒的告白：“这些囚犯穿得—身破烂，整个牢房里充满了他们身上发出的恶臭，实在很让人厌恶。只要下个指令，他们就会彼此杀红了眼，我就等着看好戏啰。”
斯坦福监狱实验创造出一种去人性化的生态，就像真的监狱里会出现的情形，而这是通过许多直接且不断重复的信息而逐渐形成。囚犯从一开始失去自由，接着失去隐私，最后失去个人的身份意义，一连串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去人性化过程。这过程将囚犯从他们的过去、社群以及家庭中割离，然后由当下现实取代了正常的现实。当下现实迫使他们和其他囚犯们一起生活在毫无特色的小牢房里，完全失去个人空间，而来自外在的强制性规定以及狱卒们的独裁决定则支配了他们的行为。正如所有监狱中都有一些隐约的压迫，我们的监狱也不例外，在这里，情感被压抑、禁止，而且受到扭曲。才不过进入监狱短短几天，温柔呵护的感情就从狱卒和囚犯们身上消失了。
在制度性的环境中，人类被禁止表达情感，因为它们代表了冲动的个人反应和不可预期，然而制度性环境却只期待一致性的集体反应。狱卒们通过各种对待方式将囚犯们去人性化，贬低人格的制度性程序也在去人性化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然而囚犯们也马上将自己加入去人性化的过程里，他们压抑自己的情感反应，直到“崩溃”为止。情感是人性的基本要素，但在监狱里，压抑情感却是基本的生存之道，因为情感是脆弱的象征，流露情感形同将自己的弱点暴露在所有人面前。在第十三章中，我们将更完整讨论去人性化过程和道德撤离的关联，以及其对人性的破坏效果。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意外发现
在实验结束后不久，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意外——美国加州圣昆廷州立监狱及纽约州阿蒂卡监狱(Attica
Correctional
Facility)的屠杀事件，使得我们的实验成为邪恶心理学的主要范例。原本这个小小学术实验只是用来检验情境力量的理论想法，但这两个事件却使这个实验受到全国性的瞩目。在这里，我只从斯坦福监狱实验及我的角度，概略叙述这些事件及其后果的关键面向。关于更完整的细节以及大约同时兴起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激进学生团体“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
斯坦福监狱实验被迫中止的隔天，在圣昆监狱一场声称由黑人政治激进分子乔治·杰克逊领导的逃狱行动中，有许多狱卒和囚犯遭到杀害。三个礼拜后，在美国东岸纽约州北部的阿蒂卡监狱也出现了囚犯暴动。囚犯控制了整座监狱，并劫持了近40名狱卒和一般工作人员为人质，整个事件持续了五天。他们要求改变压迫的处境及去人性化待遇，但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并未选择进行协商，反而下令触动该州的警力部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夺回监狱。州警部队在牢房中枪击和杀害了40名以上的狱囚及人质，并造成多人受伤后，整个事件才落幕。由于两个事件发生时间相当接近，监狱现况于是成为当时舆论的关注焦点，基于我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的心得与认识，我受邀在几个国会委员会中提出证词。我也成为参与圣昆廷监狱屠杀时间的六名囚犯之一的专家证人。而大约在那段时间，有位曾看见我和圣昆廷典狱长进行电视辩论的媒体记者，决定要在国家电视频道[1971年美国电视频道NBC的节目《年代报导》（Chronolog）]中，制作一部关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纪录片。美国《生活》（Life）杂志的一篇特别报道也迅速跟进，斯坦福监狱实验虽然结束了，但现在又继续上路了。
斯坦福监狱实验及其代表的时代氛围
在我们的模拟监狱中，学生囚犯和狱卒受到经验诱发而出现性格上的转变，为了更充分评鉴性格转变的程度，我们有必要考虑60年晚期及70年代早期的美国时代氛围。那个时代的代表性思潮是拒绝威权、“不要信任大人”（trust
no
one
over
thirty）、反对军队及工业化，参与反战示威、加入民权及妇女权益促进行动。那是个年轻人起而造反、反抗来自父母和社会死板教条的时代，而那些教条曾在50年代桎梏了他们的父母。那是性、毒品和摇滚乐的实验年代，年轻人蓄着长发，高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也是个嬉皮士的年代，为了爱和存在而静坐抗议的时代，是头上戴几朵花去加入旧金山反战青年“花孩儿”(flower
child)行列的时代，是和平主义者的时代，更是个体主义者的时代。那一代人的智性导师——哈佛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曾经为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处方，里面包含三重指引：别管传统社会说什么、尝试看看改变心智状态的药丸、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
由于诉求激烈反抗各种不正义及压迫，青年觉醒运动(Youth
Culture)的兴起格外关注越战中发生的各种不道德行为，他们抨击每天清点敌人尸体的可憎行为，抗议执政当局不愿承认错误，并从旷日持久的流血战争中撤退。这些价值风潮在欧美引燃一波又一波的青年运动。相较于美国的理念，欧洲人甚至更激进地挑战社会建制。他们公开反叛政治及学术霸权。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和意大利米兰的学生们“架起了路障”，直接反抗他们视为保守、反动的现行体制。他们之中有许多是挑战法西斯主义者，也强烈谴责昂贵的高等教育造成的不平等人学限制。
而身为一个群体，我们研究中的志愿学生正是来自强调造反、个人探索、否定威权和盲从的青年文化。因此我们原本预期实验受试者更能抗拒制度性的力量，拒绝服从我强制加诸于他们的“系统”支配。没料到的是，这些志愿者当上狱卒之后，竟然完全接纳了权力欲心态，然而当初让自愿者选择角色时，根本没有人愿意成为狱卒。即使是最苛酷的狱卒赫尔曼也宁可当囚犯，就像他告诉我们的：“大部分的人都会嫌恶狱卒。”
几乎所有志愿学生都觉得他们比较可能在未来成为囚犯，毕竟他们上大学可不是为了当狱卒，但是哪天因为犯了什么小罪而被逮却不是不可能。我说这些的意思是，这些被指派为狱卒的人并不像他们后来的表现那样具有虐待或支配倾向。当他们进入斯坦福监狱实验时，并没有任何伤害、虐待、支配他人的嗜好。如果说有，那也是贴近符合当时社会氛围的倾向一一关怀他人。同样地，我们也没有理由预期扮演囚犯的学生会如此快速地崩溃，他们的心态和身体健康状况在开始时都十分健全。因此，当完全不同时代的研究者试图复制这个研究时，他必须牢记这个时代和文化的脉络，这点非常重要。
系统的影响为何最重大？
我们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学的最重要一课是，情境是由系统创造的。系统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威权以及资源，让系统能够顺利运作。在大致介绍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所有情境特质之后，我们发现有个关键问题很少人提出：“是什么或者是谁造成这些事情发生？”谁有权力规划设计出这个行为环境，并且用特殊方式维持它的运作？接下来的问题是，谁必须为结局与后果负责？谁得到成功的功劳，谁必须为失败受责？在斯坦福监狱实验里，最简单的答案——是我。尽管如此，如果处理的是复杂的组织，比方说失败的教育或矫正系统、腐败的大型企业，或者是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创造出的系统，回答这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系统权力是授权或是制度化许可，包括授权和许可从事规定下的行为、禁止及惩罚违背规定的行为。它可以提供“更高的威权”，这更高的威权批准新角色的扮演、新规定的服从，也批准从事在一般情形下受到既有法律、规范及伦理道德限制的行动。这些批准通常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出现。而意识形态是种标语或主张，通常用来合理化为了达到某个至高目的所需采取的任何手段。因为意识形态对处于某个特定时空的大多数人来说“正确无误”，因此通常不会受到任何挑战甚至质疑。当权者将政治纲领包装成善良、正直的，使它看似珍贵的道德律令。
设计出来支持意识形态的政治纲领、政策及标准运作程序，是组成系统的基本要素。由于意识形态被人们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系统程序因此被视为合理而正确。
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从地中海到拉丁美洲世界都受到法西斯军阀统治，当时的独裁者总是以防卫“威胁国家安全”势力的需求来强化建立军备的号召，以对抗他们声称来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党人的威胁。为了除去威胁，由军警执行、国家批准的严刑拷打成为必要行为。法西斯意识形态也正当化行刑队对所有疑似“国家公敌”者的暗杀行动。
而在目前的美国，所谓国家安全威胁势力对人民已经造成恐吓效果，使得他们愿意牺牲基本人权来换取安全的假象。这种意识形态接着正当化对伊拉克发动的先迫性侵略战争。而由当权系统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又继续创造一个次级系统，即管理战争、国土安全，军队监狱的次系统，或由于缺乏严格的战后计划，而导致上述事项的失于管理。
我对乔治·奥韦尔在其经典名著《一九八四》”中概述的洗脑策略与技巧一直抱持浓厚的学术兴趣，因此，我原本在我的专业生涯中应该更早意识到系统权力存在才是。系统最终会粉碎个体的开创动力并抵抗系统入侵的意志，而“老大哥”指的其实就是系统。然而许多年来，由于原始对话的整理是以天性式对上情境式的竞争作为诠释人类行为的框架，因此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众多讨论中连一个系统层次的分析都找不到。我忽视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竟没有考虑到这框架背后的提供者——系统。直到我参与了一项调查，开始了解到导致许多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军队监狱中普遍存在虐待事件的动力后，才终于注意到系统层次的分析。
诺贝尔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曾经表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悲剧并不是由于人为失误造成，而必须归因于“官方管理”的系统性问题。当时美国太空总署的最高主管不顾工程师的质疑，也无视“挑战者”号制造者对某个关键零件(也就是后来造成灾难的瑕疵O形环)的安全性曾表示过关切，坚持发射航天飞机而造成了悲剧。费曼认为，太空总署的动机很可能只是“为了确保太空总署的管理无懈可击，以保证经费无虞。”“在稍后的章节中，我们将采取系统与情境同样重要的观点，以帮助我们了解在斯坦福和阿布格莱布监狱中错误是如何造成的。
美国太空总署为了实现其出于政治动机的口号“更快、更好、更便宜”，因而犯下系统性的失败，相对于此，纳粹大屠杀系统却得到恐怖的成功。包括希特勒的内阁、国社党政客、银行家、盖世太保，纳粹党卫军、医生、建筑师、化学家，教师、列车长以及更多参与者，这些人组成一个由上而下密切整合的系统，为了消灭欧洲犹太人及其他国家敌人，每个人都在他们全力以赴的行动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有许多事必须要做，兴建集中营、处决营，以及他们特殊设计的火葬场，新形态的致命毒气也必须开发得更加完善才行。政治宣传专家必须制造各种形式的宣传晶，通过电影、报纸、杂志、海报等宣传，将犹太人视为敌人、诋毁、去人性化。教师和传教人员则负责教育年轻人成为盲目服从的纳粹党员，让他们可以正当化自己在参与“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时的行为。
这些人开发出一种新语言，用一些听起来无害的字眼包装人性的残酷与败坏，这些话像是Sonderbehandlung(特殊待遇)、Sonderaktion(特殊行动)、Umsiedlung(迁移)以及Evakuierrung(撤出)。“特殊待遇”是种族灭绝的代号，为了使用上的效率，有时会缩写为SB。纳粹党卫军头领莱因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曾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份声明中略述安全性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般方式处理的人以及必须给予特殊待遇的人，这两群人之间必须做出区分。后者所涵盖的对象由于极端令人反感、极具危险性，并且极可能成为敌人的政治宣传工具，因此是予以根绝的适当人选，不须给予人性尊重与同情对待(根绝方式通常为处决)。”
许多纳粹医师受征召参与挑选集中营囚犯以进行处决及实验的任务，他们时常必须面对忠诚度分裂的问题。“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这些纳粹党卫军医师面临救人与杀人的誓言相冲突，似乎时时刻刻摆荡在谋杀的残酷以及短暂的仁慈之间。然而这道鸿沟却无法弥平，事实上，持续分裂就是使他们继续从事夺命任务的因素，分裂是维持总体心理平衡的一部分。于是人逐渐被整合进入巨大、野蛮并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统之中……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个集体产物。”
第11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意涵Ⅱ：伦理学及拓展研究
我们已走得太远，远行的动力接管了我们：我们徒然地朝永恒迈进，像不能暂缓、无从申辩的刑罚。
——汤姆·司托帕，《罗森克兰茨与吉尔登施特恩已死》，第三幕
(Tom
Stoppard，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Act
3
1967)
我们看见了斯坦福模拟监狱的动力如何接管了墙内的人生，被动力接管的下场大多只会更糟。在前一章中，我描绘了一个粗略的答案，试图解答出现在人们身上的极端转变是怎么发生。我特别指出情境性和系统性的力量如何串连运作，从而导致人性的败坏。
我们年轻的研究参与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品行偏差。我们的实验程序反而可以确保他们原本都是一匹白布，进入实验后才逐渐被情境染缸里潜移默化的力量玷污。相较于真正的国民监狱和军队监狱，斯坦福监狱算是相对良善的环境了。不过这些志愿参与者的思想、感受和行为在这环境中的变化，的确是以各种方式作用于许多情境中的已知心理过程造成的：只不过在强度，广度和持久度上略逊一筹而已。他们陷入所谓“总体情境”中，这个情境的影响力更甚于我们可以任意来去的大多数一般情境。
请各位思考一下这个可能性，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力或我们的内在都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可以是圣人，也可以是罪人；可以是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残酷，驯服或支配，清醒或疯狂，善良或邪恶。或许我们生来都拥有各种可能，只是依据支配我们生命的社会或文化环境差异，才启发开展出每个人不同的特质。我要主张的是，人的堕落潜能就存在于使人类做出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人类经历了数百万年演化、发育，适应，竞争的复杂发展与特质化(speddizadon)，我们每个人都是此一过程的末端产物。由于人类在语言，推理、创造及对更美好未来的想象力方面，有着极为卓越的学习力，因此人才取得万物之灵的地位。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力完全发挥他的技巧、天赋及特质，以便超越仅求温饱的处境，创造出更繁荣完善的人类处境。
人类从完美到堕落
我们世界的邪恶滋生于何处？平凡人是不是因为环境对人的本性有选择性诱惑，而做出恶劣的行为？接下来我将用几个一般性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重新将焦点重回斯坦福监狱实验，探讨令正常人堕落的心理过程。人的记忆力使我们能够从既往的错误中学习，然后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然而记忆也为人带来负面的影响，让人类学会妒忌、报复、习得的无助感，以及反复舔舐伤痕后所滋生的沮丧与消沉。同样地，我们运用语言和符号的卓越能力，让人们能跨越的空，以个人的或抽象的方式彼此沟通。语言是过去发生的事件、计划及社会控制的依据。然而随着语言而来的是耳语、谎言、夸大不实的宣传、刻板印象以及强制的规定。人类杰出的创造天赋让我们创造了伟大的文学、戏剧、音乐、科学，以及例如计算机和互联网等发明。可是同样的创造力也可以反过来用于发明刑求室及各种酷刑、偏执的意识形态以及效率无比的纳粹大屠杀系统。我们所拥有的任何特质都包含了负面对立面的存在可能，正如爱一恨、荣誉一傲慢，自我尊敬一自我厌弃等二元对立。
人类对归属感的基本需求，来自于与他人建立联结、共同合作及接受群体规范的欲望。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归属感的需求可能反过来变成过度顺服，并造成圈内人与圈外人之间的敌意。此外，人类对于自主性、控制的需求，以及朝自我导向和计划性行动的种种核心力量，也可能导致滥用权力支配他人，或陷入习得的无助感无法自拔。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另外三种可能导致正反效果的需求：首先是对于一致性及合理性的需求。这项需求给予我们生活的指引睿智且意义深长，但是承诺的不协调也可能迫使我们美化及合理化错误的决定，例如囚犯们原本应该选择离开监狱，结果却待了下来，以及正当化虐行的狱卒．其次是，我们需要认识、了解我们的环境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这项需求孕育了人类的好奇心、科学发现、哲学、人文学科和艺术。可是当环境反复无常、专制武断因而让人无法理解时，也可能让这些基本需求反过来让人产生挫折感并造成自我孤立(正如我们在囚犯身上所见到的)。最后，对于刺激的需求触发人从事探索及冒险，但是当我们被迫置身于稳定的环境中时，这项需求也可能使人对无聊难以招架，无聊接下来改变激发行动的强力动因，正如我们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所看见的，值夜的狱卒开始拿囚犯当作取乐的“玩物”。
尽管如此，我们得澄清一个重点：了解“事情为什么发生”，不表示可以拿来当作“发生什么事情”的借口。心理学分析并不是一门找理由的学问。当犯下不义和不法行为时，个体和群体对他们的共谋以及犯罪事实仍然负有责任及法律上的义务。然而在决定刑罚的严厉程度时，还是必须把造成他们行为的情境和系统性因素纳入考虑。
由于针对情境力量在形塑人类思考及行为的影响力，已有大量心理学研究进一步完善主张及延伸论点，我们即将在接下来两章中回顾探讨．在开始之前，我们必须先回头处理一些斯坦福监狱实验提出的最后关键议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受苦是值得的吗？人们毫无疑问在实验中感受到痛苦，而那些使人受苦的人也必须去处理认知的问题，因为他们长时间造成他人痛苦与羞辱，行为的严重度早已超过角色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讨论本研究和其他类似研究中的伦理议题。正如但丁在作品《地狱》中表明，美德不只是对恶行的消极抑制，而是要积极行动。我在本章将探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行动瘫痪是如何发生的，而在下一章中思考利天下而不为的行为，亦即当消极旁观者在有人需要帮助时未能伸出援手的作为所具有的广泛意涵。
除了处理疏忽的伦理过失以及绝对伦理的议题外，还必须深入聚焦于相对伦理的议题，因为这是大多数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在相对伦理的等式中，中间的平衡来自于得失的权衡．研究产生的科学和社会贡献是否能够抵偿实验参与者承受的痛苦？换句话说，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否是正当化实验的手段？尽管从研究中可以导出许多正面结果，但关于当出是否应从事这实验的问题，答案只能由读者自己决定。
一个研究会启发—些想法，而孕育出其他的研究以及延伸研究，正如我们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反省完它的伦理议题后，我们将简短回顾本研究的复制及应用，以便从更广的背景来评价它的童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