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校对)第27部分在线阅读

追踪研究显示，如果只有一个人的估计是错误时，参与者只会稍微感到为难，但还是能够独立判断。但如果有三个人的答案和自己相反，参与者的答错率就会升高到32％。不过阿施在注释中提出较乐观的看法，他找到一个可以改善独立性的方式：只要让参与者有一个和自己立场一致的同伴，从众的力量就会大幅降低。相较于单独一人的情况，有了同伴的支持可以让错误率降低四分之一，即使当同伴离开了，抗拒从众的效果仍然可以持续。
了解这个研究中，造成从众行为的两个基本机制，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人们的顺从行为。第一个机制是“资讯性需求”：其他人的想法、观点和知识常有助于人们探索自己身处的世界。第二个引发从众的机制则是“规范性需求”：当我们同意其他人看法时，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于是因为受到归属感以及希望以相似性取代异质性的强烈需求鼓舞，于是对其他人的观点做出了让步。
盲目服从权威：米尔格伦的震撼性研究
“我正试着想出让阿施的顺从性实验更具人性意义的方法。这个顺从性测试让我很不满，因为它竟然只是叫人判断线段的长短。于是我想，我们是否能让群体压迫个人去做些更具有人性意义的行为，也许是对其他人做出攻击，比方说逐渐提高对他人的惩罚。不过，在研究群体效应之前，必须先确认受试者在没有受到群体压力的情况下会怎么做。刹那间，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决定把焦点放在实验控制上，也就是测试在实验者的指令下，一个人到底可以顺从到什么程度？”
以上这段话出自阿施的研究助理斯坦利·米尔格伦，这位社会心理学者开启了一系列杰出研究，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盲目顺从权威”实验。他对于服从权威问题的研究兴趣来自于深刻的个人关怀，希望了解“二战”大屠杀期间的纳粹党人如何能轻易顺从命令杀害犹太人。
“(我的)实验室典范……是从科学角度对权威表达更普遍的关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暴行迫使着我们这一代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犹太人必须承担起这样的关怀。……大屠杀加诸在我心灵的影响，激发了我对顺从的研究兴趣，并且形塑了用来检验服从的特殊形式。”
在此我先让读者了解这实验计划中自愿者所须面对的情境，接着再进入实验总结，我将概略提出十点可推及日常生活中行为转变情境的重要教训，最后再提供真实生活中的类似案例，以回顾这个实验典范的延伸应用(关于我和米尔格伦的个人交情请参见注释12)。
米尔格伦的服从典范
请想象你在星期天的报纸上看到一份心理学实验征求受试者的广告，而且决定去应征。虽然一开始的原始研究只征求男性受试者，不过后来的研究中也包含了女性，所以我邀请所有读者们参加这个想象的演出。
你走进了耶鲁大学的实验室，这时，一个举止严肃的研究者——他穿着实验室灰袍，看起来正在进行很重要的科学实验——走向前向你和另一位应征者问好。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心理学科学，研究如何通过运用惩罚改善人们的学习和记忆。接待你的人向你说明，这个新研究可能会产生重要的实用意义。你的任务很简单明确，你们其中之一要扮演“老师”，另一个人则扮演“学生”，老师要给学生一组单字让他记忆。在测验中，老师说出每个关键词，学生就要回答正确的相关词。答案正确时，老师就给学生口头上的奖赏为鼓励，像是告诉学生“干得好”、“没错，就是这样”。出错时，老师必须按下他前面那个看起来很吓人的电击装置上的杆子，立刻施以电击惩罚。
电击仪上总共有30个按钮，每个按钮都代表一个电力等级，从最低的15伏特开始，以每等级多15伏特的幅度累加。每当学生犯错时，实验者都会提醒你，而你必须按下下一个更高电力等级的按钮。控制板显示每个按钮的电力等级，以及关于该电力等级的描述，比方说第十级（150伏特）的描述是“强力电击”；第十三季（195伏特）是“非常强力电击”；第十七级（255伏特）是“剧烈电击”；第二十一级（315伏特）是“极剧烈电击”；第十五级“375伏特”是“危险，激烈电击”；第二十九和三十级（分别为435伏特和450伏特）时，控制板上除了三个不详的大叉叉之外什么也没标注（这暗示着极端痛苦和极度激烈的电击）。
你和另一位志愿者抽签决定各自扮演的角色，结果由你饰演老师，另一位则扮演学生（抽签过程已经被动过手脚，另一位自愿者实际上是这项实验的同谋，固定会抽到扮演学生角色）。扮演学生的是个举止温和的中年人，你一路陪着他走进了隔壁房间。研究者告诉两位：“好了，现在我们要把仪器接到学生身上，为了接下来方便进行惩罚。”于是学生手臂被捆起来，右手腕上接上一个电极。只要一犯下错误，另一间房间里德电极仪就会通过电极输送电力到学生身上。你和学生间可以通过对讲机沟通，实验者就站在你旁边。你已经体验过45伏特电击的威力，只感到稍微的刺痛，对电力等级已经有了点概念。实验者给了暗号，“记忆力改善”研究开始了。
一开始你的学生表现得还不错，不过很快地开始出错了，所以你也开始按下电击杆。学生抱怨电击弄痛他了，实验者点点头暗示你继续。但当电力等级不断增加到强烈程度时，学生尖叫没办法继续下去了，你开始犹豫，并询问旁边的实验者是否应该继续，实验者这时告知除了继续没别的选择。
现在学生开始抱怨他的心脏不舒服，你也认为不应该继续下去，但实验者还是坚持进行。因为学生不断犯错，你只好请求你的学生专心，你可不希望他受到非常强力的电击。但你的关心以及鼓励全起不了作用，他还是不断出错。电力等级又往上跳了一级，你听到他哀号：“我快痛死啦，受不了了，让我离开这里！”又跟实验者说：“你根本没有权力把我留在这里，让我出去！”电力再次往上跳级，这次他尖声叫道：“我拒绝再回答任何问题！快把我放出去，你没有权力这么做，我的心脏快不行了！”
现在你完全不想进行实验了，并告诉实验者你拒绝继续。你可没办法用这种方式去伤害别人，这不是你的作风。虽然你想离开，实验者还是坚持实验必须进行下去。他提醒你，你跟他们签过合约，答应过要完成实验。他还说，如果电击造成什么意外，后果由他完全承担。在你压下300伏特的按钮后，你念出了下一个关键词，但学生什么反应也没有。“他没回答。”你告诉实验者，希望他到隔壁房间去确定一下学生的状况。但实验者还是无动于衷，他并不打算这么做，反而告诉你：“如果学生没有在合理的时间内回答，大约5秒，这时就算他错。”漏答的惩罚方式也跟答错一样——规则就是这么订的。
你继续按下更危险的电力等级按钮，还是没有任何声音从电击室里传出。他可能失去意识甚至死了！你觉得很痛苦，想要离开，整个情况完全出乎意料，可是不管说什么都没办法让你从这个痛苦情境里解脱。你被告知规则怎么订，你就怎么照做。
现在尽可能地想象，扮演老师角色的你会如何。我确定你会说：“我绝不可能乖乖照做！”显然你一定会提出抗议，然后一走了之，绝不会为了区区几块臭钱出卖自己的良知！不过假如有人一路按下第三十个电击按钮，那时候实验者还会坚持继续测验，直到另外再按两次为止，他会说这是为了方便取得测量数据。对走到这一步的人来说，痛苦的事实摆在眼前，想忘都忘不了。所以呢，你预测你在离开实验前会进行到哪一级？在这个小地方，一般人遇到这样情境时又会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专家的预测结果
米尔格伦把他的实验告诉约四十名精神医学专家，然后要求他们估计有多少比例的美国公民会从头到尾完成三十个等级的电击实验。他们平均预测只有不到1％的人会坚持到最后，认为只有虐待狂才干得出这么残酷的事，而且估计绝大部分人在150伏特电力的第三级就会撒手不干。但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人类行为专家之所以会错得离谱，原因有二，首先是他们忽略了情境决定因素，因为埋藏在实验程序性说明当中的情境决定因素会影响人的行为。其次是他们受到传统精神医学训练，使得他们过于依赖从天性观点来解读异常行为，而忽略了情境因素。也因此他们全犯了基本归因谬误！
令人震撼的结果
事实上，在米尔格伦的实验中，大约每三个自愿者里头就有两位(65％)一路进行实验直到最高450伏特的电击程度为止。扮演老师角色时，大多数人会无视于“学生”的苦苦求饶而一再施以电击。
现在我请读者再试着猜一猜：当电力程度达到330伏特，电击室里已经不再传出声音，在这种能够合理推断扮演学生的人已经失去意识时，有多少比例的人会在这时喊停？谁会在那样的情况下继续实验？难道不是每个明理的人都会拒绝实验者的要求，离开实验不再继续吗？
某位“老师”陈述自己当时的反应：“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啥鸟事，我当时想说，你知道的，他该不会是被我电死了吧。我跟实验者说，继续下去要是发生什么事我可不负责。”不过当实验者向他保证出事有人顶着之后，这位担心的老师仍顺从了指示，一直进行到最后。
几乎每个从头到尾完成实验的人，反应都跟以上这位一样。也许你会好奇，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不过请想一想，如果已经做到了这地步，又有什么理由不进行到最后呢？也许这跟扮演老师的人不知道如何从情境里脱身有关，而不是因为对权威的盲目顺从。在实验过程中，大多数的参与者都不断表示疑虑和反对，也说了他们不愿意继续下去，可是实验者却不放他们走，他不断告诉他们一堆必须留下的理由，催促他们继续为那些痛苦的学生施测。在一般情况中，这样的抗议可能生效，抗议可以让人们从不愉快的情境中脱身，可是在这个实验中，不管你说什么，实验者都不为所动，他只会坚持你留下来电击犯错的学生。于是你看着控制板然后明白，最快脱身的方式就是赶快进行实验，直到最高电力等级的按钮被按下为止。只要再多按几次按钮就可以出去，再也不必听见实验者的啰嗦说教，以及学生的呻吟。答案出现了。只要450伏特就可以让你离开这里，不需要跟权威面对面冲突，也不必费力衡量已经造成的伤害和额外的痛苦该如何取舍，出去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提高电击。
以服从为主题的实验
在一年之内，米尔格伦执行了十九次不同的服从实验，这些实验都跟基本典范的组成元素：实验者、老师、学生、记忆力测验∕错误电击有部分不同。他会更动其中一个社会心理变项，然后观察这个变动会使得受试者在电击“学生”（受害者）时，不正义权威的顺从度会受到什么影响。这些变动包括，他在其中一个研究中加入了女性受试者；在另一些实验中，他会变动实验者与老师间或老师与学生间的相对位置，调整为较近或较远；或者是让学生先做出反叛或顺从的态度等诸如此类。
米尔格伦希望通过其中一组实验证明，他的研究结果不是来自于耶鲁大学的权威性——耶鲁几乎是整个纽黑文市（New
Haven）的代名词。于是他在下城的桥港区一栋年久失修的办公大楼里设了一个实验室，然后表面上以和耶鲁大学没有明显关系的一个私人研究机构名字再次进行了实验。但仍是出现相同的结果，参与者还是受到同样的情境力量附身。
研究数据显示，人性具有极大地弹性，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出现极端顺从以及抵抗权威这两种态度。一切只关乎他们所经验到的情境变量。米尔格伦的实验告诉我们，比例最高的时候可以有90％的人继续进行实验，直到按下最高电力伏特按钮，但只要加人区区一个关键性的变项到情境中，驯服的比例却可降到不到10％。
想得到最高服从度的话，只要让受试者成为“教学小组”的一员，惩罚任务交给另一位小组成员(实验同谋)，而受试者则负责协助其他测验程序，通过这样的安排就可以轻易达成目的。如果希望人们反抗权威，只需有个反抗权威的同侪做角色样板即可。即使学生表现出被虐狂的姿态要求电击处罚时，受试者也会拒绝下手，因为他们并不想成为虐待狂。而当实验者以学生身份下场进行实验时，受试者较不愿意施予较强的电击处罚。另外，相较于学生就在自己附近，当学生处在偏远位置时，人们较可能施予电击。出现在不同实验版本中的受试者都是普通的美国人，各种年龄、职业背景，两种性别都有，而只要稍微摆弄情境的控制开关，研究者就可以从所有实验中由低至高地导引出各种不同顺服变——好像只是在他们心灵转盘上按下“人性代码”一样轻松简单。从背景各异的实验中累计了上千名样本，对象都是些一般老百姓，这使得米尔格伦对服从议题的研究在社会科学中取得极大的概化能力。
思考漫长而晦暗的人类历史，你会发现，
当人类打着服从的旗子时，犯下的骇人罪行远多于以叛乱之名。
——C．P．斯诺，《非此即彼》(C.P.Snow，Either-or，1961)
邪恶陷阱：米尔格伦实验中学到的十堂课
以下我将概略叙述在这个实验典范中，导引许多普通人做出明显伤害他人行为的做法。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与真实情境中，比较由“说服专家”如推销员、狂热教派及自愿役招募人员、媒体广告专家等人所运用的顺从策略。基于此，我们从米尔格伦的实验中选录了十种方法：
(1)预先以书面或口头方式约定执行契约性的义务，创造出一种拟法律情境，借以控制个人行为(米尔格伦的做法是让受试者公开同意接受实验的任务及做法)。
(2)让受试者扮演有意义的角色。如“老师”、“学生”，这些角色可让扮演者自觉具有正面价值，并自动以符合角色内涵的方式回应。
(3)要求受试者遵守在派上用场前看似有道理，但实际使用时却变得武断且缺乏人性的基本规则，以此来正当化愚蠢的顺从行为。同样地，系统也可以创造一些含混不清且随时改变的规则，却坚持“规则就是规则”，没有通融的余地，以达成控制人们的目的(如米尔格伦实验中穿上实验大褂的研究者，或者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狱卒强迫克莱416吃掉发臭食物时的做法)。
(4)改变行为、行动者和行动的语义内涵。
(把“伤害他人”的行为说成是“帮实验者一个忙”，把惩罚行为说成是为了科学发现的崇高目的。)也就是用漂亮的修辞技巧来包装恶劣的现实，替真实景象化装。(我们可以看见同样的语义塑造技巧运用于广告中，例如把味道很糟的漱口水塑造成有益健康的形象，让消费者会因为漱口水具有杀菌效果而预期它的味道跟药水一样。)
(5)替受试者创造出分散责任或是推卸负面结果责任的机会。譬如告诉他们有别人会负责，或没有人会认为他们需要为此负责(米尔格伦的实验中，当任何一个“老师”有疑问时，权威人士形象的实验者都会告诉他们“学生”出的一切事情由他负责)。
(6)极端恶行是由看似不起眼的小举动开启。刚开始只是稍微把脚打湿，但随着顺从压力逐渐增大，既然做了过河卒子也就不得不尽力向前了。(比方说在服从研究中，一开始不过是15伏特的电击。)这也是让好孩子堕落成药物上瘾者的基本步骤，只是好玩吸个一口的结果却是步向沉沦。
(7)小步伐循序渐进。目的是让人们很难注意到前一个行动跟自己正在做的有什么不同，不过“多一点而已”。(在米尔格伦实验中，对人的侵略度是以15伏特一级，共分三十级渐进递增，在实验开始阶段，受试者根本注意不到伤害程度有什么显著差别。)
(8)逐渐改变权威人士(在米尔格伦实验中是以研究者的身份出现)的形象性质。从开始的“公正”、讲理形象，渐渐变成“不公正”、苛求，甚至毫不讲理。这种技巧会让受试者先愿意服从，但接着因为对权威者和朋友前后一致的期待落空而感到困惑不已。转变结果就是让人们糊里糊涂地服从一切指令(许多“约会强暴”案例中都有这样的情节，也是受虐妇女留在施虐配偶身边的原因之一)。
(9)让“离开一切的代价”变得高昂，或是借允许不同意见的表达(这会让人们觉得安心点)但同时不断坚持服从，而提高离开过程的困难度。
(10)用意识形态或是美好的空话捏造一个看似令人憧憬的根本性目标，以正当化达成目标必须运用的任何手段。(米尔格伦研究的做法是提供可接受的正当理由，例如这门科学是希望借由明智的奖惩机制帮助人们改善记忆力，借此让人们做出不乐意做的行为。)在社会心理学实验中，这种手法被称为“幌子主题”(coverstory)，用来遮掩随后实验步骤的一套幌子，因为本身站不住脚，所以很可能被拆穿。在真实世界中，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大多数的国家在发动战争或是镇压政治异议人士之前，都仰赖意识形态以正当化其暴行，“对国家安全形成威胁”即是这类意识形态中的典型。当人们恐惧自己国家的安全陷入威胁时，就会愿意把自己的基本自由权交出给政府以换取安全。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其名著《逃避自由》中的经典分析使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交易也曾被希特勒和其他独裁者用来攫取及维持权力：也就是说，独裁者宣称他们将提供安全以交换人民放弃自由，理由是这样他们才更好控制局面。
米尔格伦服从模式的复制与延伸研究
基础的米尔格伦服从实验具有结构化设计且规则详尽，因此吸引许多国家的独立研究者投入复制实验。而最近一份比较性分析研究的依据即是来自在美国进行的八个研究，以及欧、非、亚洲等地的九个复制实验结果。在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研究中的自愿参与者中显示出相对较高的服从度。美国的复制实验结果发现，平均有61％的受试者出现服从效应，这个数字和所有其他国家样本中的66％的服从比例相符。在美国的研究中，服从比例最低为31％，最高则为91％，而在跨国的实验复制经验中，最低及最高的服从比例分别是28％(澳大利亚)及88％(南非)。随着时空的变迁，服从比例的稳定度始终维持良好，服从比例和执行实验的时间(1963—1985)两者间无法找出关联。”
虐待患者的不对等医护权力
如果师生间的关系是以权力为基础的权威关系，医生与护士之间是否更是如此？在明知是错的情况下，护士要违抗来自医生有力权威的指令会有多困难？为了找出上述问题的解答，一个由医生与护士所组成的团队在他们的权威系统中进行了一项服从测验，目的是想要了解在真实医院的环境中，护士们是否会遵从不知名医生所下达的不合理要求。
研究是这样进行的。一名医院的医生成员分别打电话给二十二名护士，这些护土从未见过这位医生。他在电话中告诉护士必须立刻为某位患者投予药物，以便他到医院时药效已经开始发挥，而到时他会在药物处方单上签名。他指示护士开给患者20毫克的某药，但该药的容器标签上却写着一般用量为5毫克，并警告最大用量为10毫克，他的指示是最大用量的两倍。
于是，以照顾患者为责的护士脑海中出现了天人交战；该听从一个不熟的人的电话指示让患者服用过高剂量的药物；还是遵守标准的医学作业程序，拒绝没有经过授权的指令？当研究者以假设情境的设问方式询问该医院的22名护士如何应对这个两难时，有十人认为自己会拒绝服从。可是在医生马上就要到医院(而且如果不听从他的指令他很可能会发怒)的情况下，其他护士们的反应却是屈服于权威，几乎没有例外。在实际测验中，22名护士里只有一位没有听命行事，其他人全都按照医生的指示剂量让患者服用该药(实际为安慰剂)，直到研究者出现阻止他们为止。真该把那位唯一没听话的护士升等、颁发荣誉勋章才对。
这个戏剧性结果绝不是绝无仅有。最近一个针对有执照护士的大样奉调查研究，同样发现到对医生权威的高度盲从现象。有将近一半(46％)的护士表示他们回想起自己曾经“在你认为有可能对患者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执行医生的指令”。选择听从不适当指示的护士们把责任多半推给医生，比较少归咎自己。此外，他们也指出医生的社会权力是建立在“合法权力”上，也就是说，他们对患者的照护有全权处置权。他们只是听从他们认为的合法指示——只不过那个患者后来死了。每年有数千位住院患者枉死于各种医护人员的疏失之下，而我认为，其中有一些案例足死于护士及医技人员对于医生错误指令的盲从。
服从管理的权威
在现代社会中，位居权威地位的人很少像米尔格伦的实验典范中那样以体罚方式惩罚他人。更常见的情形是运用间接暴力，也就是将指令转给手下执行，或者是以言语暴力削弱权力弱势者的尊严及人格。权威者也会采取具有惩罚效果的行动，而这些行动的结果无法直接观察到。例如，明知会影响其表现并因此降低得到工作机会而以敌意的言语批评某人，即构成社会性的间接暴力。
一群来自荷兰的研究者设计了一系列极巧妙的实验，目的是评估在上述情境中的各种服从权威形态，他们自1982年起至1985年为止，在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进行了25项个别研究，共有将近五百名参与者参与实验。在他们的“管理服从实验典范”中，实验者告诉扮演管理人身份的参与者，他们必须对在隔壁房间的求职者(一位受过训练的实验同谋)做出15个“压力评语”。具体的做法是受试者被指示对求职者实施测验，如果求职者通过考试就可以得到工作，否则是继续失业。
他们被指示要在实施测验时扰乱求职者，给他压力。而这15个等级不同的评语是对求职者测验表现的批评，同时也有贬低人格的效果，“你真是够笨的。”即是其中之—。当扮演管理人角色的实验参与者用十分不友善的评语批评求职者时，他们“让求职者蒙受极强烈的心理压力，以至于无法有充分表现，因而无法取得工作”。此外研究者也告诉受试者，不管求职者提出什么样的抗议，都要继续毫不留情地批评。反之，来自实验参与者的任何反对意见都会被实验者挡下来，最多四次，直到他们态度坚定地表示要中止实验才能停止。最重要的是，受试者被告知在压力下的工作能力并不是这份工作的基本要求，不过为了协助实验者的研究进行，他们还是必须遵守规则，该研究的主题正是压力如何影响测验表现。相较于研究者的资料搜集，造成别人的痛苦并影响他们的工作机会并不是重点。而控制组中的受试者则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停止做出苛刻的评语。
当要求一组可与实验组比较的荷兰人预测他们是否会在这些情境下全部做出压力评语时，有90％的人回答他们不会顺从。但“局外人的观点”又再一次与事实相违背，因为有整整叭％的受试者服从了专横的实验指示，直到最后的底线为止。即使以人事管理者为受试者，此一极端服从的比例仍旧没有下滑，显示他们不顾专业伦理的规范。就算在实验进行前几个礼拜就把相关讯息先行寄到受试者手上，好让他们有时间可以好好想想自己角色所具有的潜在敌意，服从比例还是维持不变。
该如何在这个情境中激发出“拒绝服从”的行为呢？有几个做法可以考虑，你可采取米尔格伦的研究，在受试者开始进行实验前，先安排几个参与实验的同伴进行反抗。或是告诉受试者，如果受害人的求职者受到伤害并因此对学校提出控诉，他们就得负起法律责任。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排除要求必须完成整个实验的权威性压力，正如这个研究中的控制组，最后根本没有人完全服从指示。
性的服从：裸检的骗局
全美国许多快餐连锁餐馆都曾经遇过“裸检的骗局”(stip-searchscam)。这个现象说明，服从于匿名但似乎十分有力的权威人士是多么普遍的事。犯罪者的惯用伎俩是由一名男性打电话给一家餐馆的副经理，随便说个比如“斯科特”这样的名字，然后自称警察。他会告诉这家餐馆的副经理，他们餐馆的雇员中有个小偷，因此需要他紧急配合调查。在对话中，这名男子会坚持被称为“警官”。犯罪者早已搜集了该餐馆作业方式的内部情报和只有工作人员才会知道的细节，知道如何用技巧性的引导发问来套取想要的信息，就像是舞台表演的魔术师或是擅长“误心术”的人一样，是个高超的骗子。
“斯科特”警官最后会从餐馆副经理口中套取一名年轻有魅力的女性新员工的名字，他声称她偷了店里的东西，赃物现在正在她身上。骗子要求副经理，希望在他或他的下属来接她前，先把这名女雇员单独关在后面的房间里。这名女雇员于是被扣留下来，“警察先生”会用电话跟她对话，然后给她几个选择，要不就答应马上由其他员工原地搜身，要不就是被带到警察局由警察搜身。女雇员毫无例外地会倾向选择当场搜身，因为她知道自己是清白的，没有什么好隐藏。电话中的人接着会指示餐馆副经理对女员工进行裸检，连肛门和阴道都不放过，以查明她是否偷窃金钱或藏匿禁药。来电的骗徒会坚持餐馆副经理仔细描述过程，同时监视摄影机也会全程拍下。对无辜的年轻女雇员而言，这只是噩梦的开始，但对电话中的窥淫狂而言，却充满了性及权力享受的刺激感。
我曾担任其中一次骗局的专家证人，一位吓坏的十八岁高中女生被刚才我所描述的剧本骗得团团转，配合做出了一系列难堪且充满性贬抑意味的行为。这名一丝不挂的女学生被迫做出跳上跳下及转圈动作。电话里的骗子叫餐馆副经理找来年纪较大的男性员工负责限制受害人行动，而副经理则回去工作岗位。接下来的情节变得越来越不堪，原以为男员工只是负责在警察前往餐馆的途中把女员工留住，谁知道诈骗者竟叫女学生自慰和帮这名男员工口交。在等待警察前来的过程中，这些性活动持续丁数小时之久，而警察最后当然没来。
这个诡异的不在场权威人士诱使许多人在当时情境下做出违背店规甚至想必是违背自身道德伦理原则的事，而以性行为方式猥亵、羞辱一位诚实、信仰虔诚的年轻女孩。最后，那位店员被开除了，一些人则被判刑，店家挨告，受害人则陷入极端痛苦中，而犯下这桩案件及其他类似骗局的加害者(一个前任狱警)则被绳之以法。
一般人在得知这桩骗局时会出现一个合理的反应，也就是把焦点放在受害人和袭击者的性格上，认为他们可能是天真、无知、好骗或者是行径诡异。然而当我们发现，这个骗局竟然已经在32个州的68家快餐馆中得逞，受害范围涉及六个不同连锁餐馆，诈骗对象包括全美许多餐馆的副经理，而受害人男女皆有，那么我们就不应一味责怪受害人，而必须转移焦点，确认出在这样的故事情节中是什么样的情境力量在作祟，我们绝不应该低估“权威人士”的力量可以使人服从到什么程度、做出什么难以想象的事。
唐纳·萨默斯(Donna
Summers)是肯塔基州华圣顿山一家麦当劳的副经理，他因参与这桩权威人士电话诈骗案而被公司开除，他的话说明了本书中不断谈到的情境力量，“当知道这件事时你会说，如果是我才不会这样做，可是除非你那时候身在其中，否则怎么会知道自己会怎么做，这是重点。”
加拿大籍社会学者埃斯特尔·赖特(Ester
Reiter)在《快餐业幕后》(Making
Fast
Food：From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ryer)——书中做出一个结论，对权威的服从乃是快餐业员：工址被重视的特质，她在最近一次访谈中说道，“快餐生产线的流程以蓄意的方式夺走了员工的思想和自主判断力。员工成了机器的附属品。”而退休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殊情报员丹·贾布隆斯基曾担任私家侦探，针对这类骗局进行调查，他说，“我们可以跷着二郎腿评论这些人的是非，说他们都是些大傻瓜。但他们的训练不鼓励他们运用常识判断，他们脑袋里唯—能想的只有：‘先生小姐，请问您要点几号餐？’”
纳粹种族大屠杀可能发生在你身边？
我们曾提到，米尔格伦此研究计划的动机是希望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善良的”德国人涉及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野蛮行为。米尔格伦不是去找出德国民族性中的性格因素来解释种族灭绝的邪恶犯行，而是相信情境特质才是里面的关键因素——服从权威是启动肆无忌惮谋杀行为的装置。研究完成后，米尔格伦从他的科学结沦导出一个戏剧性预测，针对阴险的服从力量是否会让美国平民变成纳粹死亡集中营里的共犯，他说：“如果死亡集中营的系统设在美国，就像我们在德国纳粹看到的一样，在任何—个不大不小的乡镇里都可以找到足够的人来担任集中营的工作人员。”
针对纳粹与自愿参与对抗“国家公敌”的平民百姓的关联，有五个不同的极佳研究有助我们思考。前两个是由富有创造力的老师和高中及小学生在教室中实地演出。第三个是由我以前的一个研究生进行，他认为只要有某个权威人士提供做这件事的足够理由，美国大学生绝对会为种族屠杀的“最终解决方案”签字背书。最后两个则是直接以纳粹党卫军以及德国警察为对象进行的研究。
在美国教室里制造纳粹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