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校对)第26部分在线阅读

实验复制与延伸研究
本章将斯坦福监狱实验当作社会现象来检视，而在即将告一段落前，我将简短回顾研究的复制情形，以及它们在不同领域中的延伸研究。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影响力远远超出社会科学的用途而进入到其他领域，包括电视节目、商业电影甚至是艺术作品的公开场域。人们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教训中了解到，当情境力量不受节制时，要把好人变成邪恶的加害者是多么容易，也因此发展出一些社会和军事应用方法来避免此结果发生。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继续思考大范围的心理学研究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研究结论的验证与扩充，因此在这里只简单概述这些复制和延伸研究。
其他文化的有力证明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有个研究团队做了一个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延伸研究，他们保留了与我们相似的环境，但调整了几个其他实验变项，目的是探讨社会组织如何影响囚犯和狱卒之间的关系。他们采取的“标准羁留”制度以澳大利亚的中度设防监狱为模型，但在程序上非常接近斯坦福监狱实验。在严格的实验章程备注中，研究者提出一个核心的结论：“我们的实验结果支持了津巴多等人的主要结论，也就是我们认为监狱体制的本质才是造成监狱内对抗关系的主因，囚犯和狱卒的个人特质并未扮演特殊的角色。”(第283页)在这个研究设计下得出的结论，也有助于抵消对于模拟实验的有效性质疑，因为该实验根据对真实监狱结构性特质的客观定义而提供了评估行为改变的底限。
精神病房模拟实验
这是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埃尔金州立医院(Elgin
State
Hospital)进行的一项实验。有二十九位该院的工作成员被监禁在一间精神病房中长达三天，他们在病房中必须饰演“病患”。而二十二名固定工作人员则如常扮演原本角色，另外还有受过训练的观察者以及录像机等设备记录整个过程。“发生在这里的事情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该研究主持人诺尔玛·琼·奥兰朵(Norma
Jean
Orlando)这么说。不过是短短一段时间，这些模拟病人的行为表现竟然已经和真正的病人毫无区别：有六人试图逃跑，两人退缩到自己的世界中，两人不断啜泣完全失去控制，还有一个已经接近精神崩溃的边缘。大多数的人都出现压力、焦虑、挫折感和绝望反应。大多数人(75％)都表示他们受到拘禁、失去身份认同，认为自己的感觉一点都不重要也没有人愿意倾听，不被当人对待也没人关心，忘记这只是一场实验，并且开始觉得自己真的是病人。其中一位由工作人员假扮的病人在经历一个周末的痛苦折磨后发表了以下洞见：“我以前对待这些病人，就如同他们是一群动物，从来不了解他们到底是过着多么痛苦的生活。”
这项研究被认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续篇，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是工作人员组形成一个组织，与从前和现在的病患协力合作。他们致力于唤起医院人员注意到病人受到的错误对待，也从个人做起，努力改善自身与患者间以及患者与工作人员间的关系。他们开始了解到自己身处的“总体情境”力量会改变患者与工作人员，情境的力量可能让人行善，也可能使人为恶。
英国电视秀：失败的伪实验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以斯坦福监狱实验模式为基础进行了一场电视秀实验。但因为实验中狱卒并未出现过分暴力或残酷的表现，因此被认为挑战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实验结果。让我们快速跳到这项研究的尾声，并且看看那引人注目的结论：那些囚犯支配了狱卒！狱卒“逐渐变得思想偏执、沮丧，而且感到莫大压力，他们最常抱怨的就是自己被欺负。”我再重复一次，在这场真人实境的电视秀里，觉得自己受痛苦的人是狱卒而不是囚犯！有几个狱卒因为再也忍受不下去而离开实验，却没有任何犯人这么做。这些囚犯很快就占了上风，他们以团队工作的方式削弱狱卒的权力，然后将每个人纳进圈子里，最后他们决定组成一个和平“同盟”，协助者正是一位工会组织者！关于这个伪实验的关键分析请参见我们的网站。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对权力滥用的警告
我们的研究后来产生了两个始料未及的用途，一个是用于妇女庇护所，另一个则是用于美国海军的“生存、躲避、抵抗、逃脱实战计划”(Survival，Evasion，Resistance，and
Escape，简称SERE)。许多受虐妇女庇护所的主持人都告诉我，他们用《寂静的愤怒》这部片子来说明阳刚性力量很容易被滥用并开始造成破坏。他们让受虐妇女观看影片并且讨论影片的意涵，这可以帮助她们不会把受虐的责任归咎在自己身上，并且更了解是什么样的情境因素让她们曾经深爱的伴侣成了施暴的罪犯。某些从权力观点来理解性别关系的女性主义理论，也逐渐吸收了这个实验的意涵。
美国军队的所有军种中都有各自版本的SERE实战计划。这是在朝鲜战争后所发展出的实战训练，目的是要教导受到敌军俘虏的士兵如何抵御各种极端的严刑拷打。这项训练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让接受身心严酷考验的受训者在模拟的战俘营中待上几天，并通过极度残酷的模拟训练让军人有充分的准备，万一不幸被俘并且遭受刑求时，可以更妥善地应付恐怖行动。
我从几个海军方面的消息来源得知，他们运用我们的影片和网站，向受训学员说明我们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的教训，即指挥权是如何容易变得失控而极端化。这可以警告接受SERE战俘训练的学员们谨慎应付行为过当的冲动，以免演变成虐待“俘虏”。
但另一方面，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陆军在加州北方布拉格堡(Fort
Bragg)操演的SERE实战计划显示该计划已经被五角大楼错误运用。他们认为军方高层已悄悄地转移关注焦点，从过去重视提升受俘美军的抵抗能力，变成发展效果不断强化的讯问技术，目标是对付被俘虏的“敌肯战十”和其他美国的假想敌。根据报道，来自军队中SERE实战计划师兼生物伦理学研究员乔纳森·H．马克斯(Jonathan
H.Marks)曾公开谴责运用这类诘问技术，这些技术某种程度上是由行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协助开发的。他们认为“将SERE实战策略和关塔那摩模式带到战场上所造成的影响是，美国五角大楼将打开潜在虐待事件的潘多拉盒子……五角大楼的文人领导阶层对SERE模式的热烈欢迎进一步证实等同于酷刑的虐待与伤害乃是国家政策的一环，而非偶然的暴行。”一名调查记者琼·迈耶(Jean
Mayer)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标题为《这场实验》(“The
Experiment”)的文章，文中也表示了同样的关切。我将在第十五章中探讨五角大楼如何错误运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议题。
SERE实战计划所开发的各种策略乃是防卫训练协定的一部分，目的是当军方人员受到敌军俘虏时能派上用场，然而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过后，这些策略经过翻新已被归入攻击性战略的弹药库中，用来对付疑为敌人的军人及一般平民，从他们口中套取情报。这些策略的目的是要让被讯问者感觉难以招架、愿意服从，因而愿意透露军方想要的情报。他们的技术乃是由行为科学家顾问们协助发展，并通过SERE操演中的野外训练反复试验而获得修正和改善，操演的基地包括位于布拉格堡、北卡罗莱纳州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训练基地。总体来说，这些策略尽量减少运用严刑拷打，代之以心理上的所谓“软性折磨”(soft
torture)。在SERE实战计划中有五种主要策略可瓦解被拘留者或其他受讯问对象的心理防线，使他们愿意乖乖吐露情报和自白：
(1)性方面的羞辱糟蹋
(2)对宗教及文化习俗的羞辱
(3)剥夺睡眠
(4)感觉剥夺(sensory
deprivafion)或感觉超载(sensory
over-load)
(5)使恐惧及焦虑主导心理的身体折詹，如水刑或低体温刑(hypothermia，即让人暴露在酷寒的低温下)
在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Rumsfeld)对关塔那摩监狱以及桑切斯将军对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备忘录中，都可看见这些策略被特别建议使用，并用于管理这些监狱及其他地方。还有一些记录证据也显示，有一群讯问员及来自关塔那摩的军方人员曾在2002年造访位于布拉格堡的SERE实战训练基地。当然了，由于情报的机密性质，这些陈述只能当成是基于各种消息来源的报告得出的合理推论。
五角大楼有无可能已经吸收斯坦福监狱实验对于情境力量的主要认识，并运用于折磨训练计划中呢？我不愿意这么相信，然而最近一项评论却有力地支持了这一推论。
“似乎是这实验启发了伊拉克的酷刑折磨……他们创造出一个情境，然后让它变得更坏——里面的人手不足、充满危险，而且没有外在的独立控制机制，于是只需要一丁点鼓励(无须特殊指令)，狱卒就会开始折磨人犯。现在美国在伊拉克的监狱已经到处可指认出这样的情境和酷刑……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隋境’里，美国政府占了一个便宜，他们尽可以否认一切说：没有人下令用刑。不过这情境会造成的下场早就可以预料得到。”
撰文者更继续指出他的主张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调查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的《施莱辛格小组审查报告》(Schlesinger
Committtee
Report)中就特别点名了斯坦福监狱实验。他们主张“在一份官方文件中发表关于这项实验的讯息，并将其与美国军方监狱中的虐囚情况联结，更进一步揭发了决策责任的连串归属。”《施莱辛格小组审查报告》指出事件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相互关联，在于它突显了我们实验监狱中创造出的病态情境力量。
“我们所观察到的负面、反社会行为并非来自一个聚集大堆人格偏差者所创造出的环境，而是一个本质上即病态情境下的产物，这样的情境改变了原本正常的人，使他们出现扭曲的行为。异常的是情境的心理本质，而不是经历这情境的人。”
跨界进入通俗文化
有三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的实验跨越了学院象牙塔的藩篱，进入了音乐、戏剧和艺术领域，它们分别来自一个摇滚团体、一部德国电影，以及一位波兰艺术家的艺术(他的“艺术形式”于2005年，在世界上最悠久的当代艺术庆典“威尼斯双年展”中获得展出)。“斯坦福监狱实验”(去掉定冠词)是一个洛杉矶摇滚团体的团名，根据团长说法，他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当学生的时候认识了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个实验正好符合了他们强烈的音乐风格——“朋克与噪音的融合”。根据斯坦福监狱实验改编的德国电影《实验监狱》(Das
Experiment)已经在世界各地上映了。来自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启发，让这部可谓“幻想之作”显得极合理与真实。这部电影为了哗众取宠而蓄意误导观众，混淆观众对研究中发生事情的认知。而电影的结局展现出性别主义的偏见，充斥着毫无理由的性与暴力，却彰显不出任何价值。
尽管有些观众觉得这部电影十分刺激好看，电影却遭受影评的猛烈攻击，正如两位知名的英国影评家的评论；英国《观察家周报》(The
Observer’s)的评论家做出这样的结论：“《实验监狱》是部完全缺乏原创性的失败惊悚片，这让它描绘的全国性(或者全世界性)的独裁法西斯主义倾向成为无稽之谈。”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的评论家哈什(Harsher)则是这么说：“任何关于‘老大哥’(Big
Brother，一种电视真人秀节目，不断投票淘汰选手，坚持到最后者有大奖)的剧情作品都可以比这部愚蠢又无意义的烂片提出更多高见。“美国影评罗杰，埃伯特(Roger
Ebert)从这部电影中得到一个颇具价值的教训，这教训也适用于斯坦福监狱实验：“也许是制服让我们变成盲目跟从领队犬的一群猎狗。能离群走出自己的路的实在不多。”
波兰艺术家阿瑟·奇米乔斯基(Artur
Zmijewski)制作了一部长46分钟的影片《重复》(Repetition)，内容着重呈现自愿者在模拟监狱中度过的七天。在2005年6月的“威尼斯双年展”中，波兰展馆里每整点播映一次这部影片。另外也在华沙和旧金山的艺术展场中放映。
根据一位评论家的说法，这部电影“指出这个兼具洞察力与严格科字方法的实验也有可作为艺术作品的丰富素材……然而在那间模拟监狱里头，艺术老早被抛到一边去了。‘游戏’本身开始有了自己的动力，。它让玩家完全沉浸在游戏的动态里，乃至于最后开始触碰到他们的人性核心。于是狱卒们变得更残暴、更有控制欲。他们把不服从的人隔离监禁起来，所有人一律理平头。这时候有少数犯人决定不再把忍受这场闹剧，不再把它当成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每天40美元酬劳)，他们认为这根本是个货真价实的邪恶情境，于是永远离开了这场‘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网站的网络力量
在www.prisonexp.org网站上，我们运用存档影像以及42张幻灯片，向大众说明那决定命运的六天实验里发生的故事。资料包括背景资料文件、讨论议题、文章、访谈，我们也为老师、学生，或对这实验及惩治制度有兴趣进一步了解的人提供了许多素材；网站共提供五种语言版本。这个网站在1999年开通，并获得了普鲁斯以及迈克·莱斯提克(Mike
Lestik)两位专家的协助。
如果上Google网站搜寻关键词“experiment”，你可能会发现在2006年8月Google上出现的2．9亿条查询结果中，斯坦福监狱实验是排在最前面一区的网站。如果你也在2006年的8月在Google上搜寻关键词“prison”，在1.92亿条查询结果中，斯坦福监狱实验网站的排名仅次于美国联邦监狱局。
根据统计，每天WWW.pfisonexp.org的网页浏览次数超过2．5万次，网站开通以来的浏览次数则超过3800万次。而在2004年5月和6月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的媒体报道高峰期，联结到斯坦福监狱实验网站(目前网址为WWW.socialpsychology.org)的流量，每天有超过25万次的网页点击数。这么高的流量不只代表社会大众对于心理学研究感兴趣，更证实了许多人觉得有需要了解监禁的议题，或者从更普遍的角度而言即权力及压迫议题。这个资料也反映了这个实验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成了当代传奇。
对我而言，我从下面这封十九岁心理学学生的来信中看见，造访斯坦福监狱实验网站可能对个人造成的重要影响，这位学生在信里描述这个网站对他个人产生的价值，因为这让他更加理解他在新兵训练营里的可怕遭遇：
才刚开始(观看斯坦福监狱实验)不久，我几乎要落泪了。2001年11月，我为了一圆儿时梦而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简单地说，我在那里反复受到各种不合法的身心虐待。我曾经受过四十次无缘无故的殴打，一直到最后，为了应付这一切的伤害，我开始有自杀倾向，直到从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营中退役为止。我在那个基地才待了差不多三个月而已。
我想说的重点是，我觉得那些狱卒执行任务的方法以及军事训练教官的做事方式实在完全无法让人接受。我很惊讶我不断想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因为我遭受到很类似的待遇，某些情况下甚至更糟。
其中有一个特别事件是我被指控破坏整排的团结。那时我被迫坐在我的队头(营房)里对着其他新兵大喊：“如果你们动作快一点，就不会害我们苦好几个小时。”这样喊是因为我让其他每个新兵都被罚把沉重床脚柜高举过头。我觉得这跟在实验里跟囚犯说：“819号是坏榜样。”那件事很类似。虽然事情结束后，我也安全回到家，但好几个月过去，我满脑子只想回去那地方，证明训练教官说的话是错的，我不是坏榜样。(跟我们的斯图尔特819想的一样。)我还想到其他一些行为如罚做俯卧撑、被理光头，彼此以“那个新兵”呼来唤去，完全失去个人身份，这些都和你们的研究很类似。
虽然你们在三十一年前就进行了这个实验，但这些资料还是帮助我了解了在这之前我即使接受治疗和咨询仍然觉得迷惑的事；你们的资料和经验让我走出我花了将近一年还走不出来的疑惑。虽然这些事不能作为他们行为的借口，但对于训练教官做出的种种残酷、权力饥渴的行为，现在的我已经能够了解其背后的原因了。
我只想说，津巴多博士，谢谢您！
针对海军陆战队员的训练，威廉·马雷斯(William
Mares)在《海陆战队机器》一文中有完整生动的描述。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不只对社会科学界而言，这个小小的实验具有持久的价值，尤其对一般大众来说更是如此。而我现在相信这个特殊价值就在于我们对人性戏剧化转变的了解。改变人性的并不是《化身博士》中让杰基尔博土(Dr．Jekyll)变身成邪恶海德先生(Mr．Hyde)的神秘化学药剂，而是社会情境以及创造并维持这些情境的系统力量。我的同僚和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能以富有教育性、有趣性和娱乐性的方式“让心理学走人大众”，并让所有人认识对人性中最基本、最令人不安的一面。
现在应该要超越这个单一实验，以便扩大我们的经验基础，因此在接下来几章中，我们将回顾来自不同出发点的各种研究，这些研究将让我们更完整了解情境影响人性转变的巨大力量。
第12章
社会动力学调查工：权威、奉守与顺从
我相信，想打入某个核心的渴望及被排除在圈外的恐惧，会占据所有人一生中的某些时期，甚至许多人从婴儿时期到垂垂老矣，终其一生都被这些念头盘据……在所有热情之中，成为圈内人的热情最善于让本质还不坏的人做出罪大恶极的事。
——刘易斯，《核心集团》
(C．S．Lewis，The
lnner
Ring，1944)
许多平时使我们表现良好的动机与需求，一旦受到情境力量的刺激或被扩大，操纵时，就可能让我们走上歧路，而我们对情境的强大力量可能丝毫无察．这就是为何邪恶如此猖獗的原因。邪恶就像是诱惑你在日常生活轨道上来个小转弯，轻微地绕点远路，或者不过是后照镜上的一个污点，最后却带人走向灾难的下场。在前面的几章中，我们尝试／解斯坦福监狱中善良年轻人的性格转变，我大略提到了在造成人们出现思想，感觉，认知和行为反常的过程中，有许多心理历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想要有归属感，与人联结，以及希望被其他人接受，这些建立社群以及家庭纽带非常重要的基本需求，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却被转化成对不合理规范的服从，因而助长狱卒虐待囚犯的行为。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到，想要在个人态度和公开行为间维持一致性的动机，最后可能会允许自己在意图合理化认知不协调的情况中，运用暴力对付自己的同侪。
我要主张的是，我们并不是通过奇特的影响方式——例如运用催眠、精神药物或所谓“洗脑”——来指导行为的改变及进行“心智控制”。最戏剧性的行为改变反而是因为长期处在受到限制的环境中，受到对人性最通俗层面的系统性操纵而造成。
在这个意义下，我相信英国刘易斯教授提出的看法——当人处在善恶边缘时推人一把、改变行为的强大力量，乃来自人们想成为“圈内人”不愿被排除“在圈外”的渴望。刘易斯的“核心团体”指的是被接纳进某个特殊群体、享有某些特权关系，就像是进入传说中的秘密宫殿般，可以立即提高地位和身份。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股明显存在的诱惑——谁不想成为“圈内人”呢？谁不希望自己通过考验，被认为有资格或有优势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呢？
研究已经确认，来自同侪压力的社会力会让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做出奇怪的事(而且无奇不有)，只求被接纳。然而是人的内在滋养及孕育这种寻求进入核心团体的力量，任何同侪压力无不受到自我的推促，而这自我压力来自于——渴望“他们”也需要“你”。这使得人们愿意忍受兄弟会、宗教教派、社交俱乐部或是军中痛苦极具羞辱性的进入仪式，也使得许多人一辈子承受痛苦，就是为了在公司内部往上爬。
这种由动机诱发的力量，又会受到刘易斯所谓“被排除在圈外的恐惧”影响而产生加倍效果。当一个人渴望被接纳时，被拒绝的恐惧会使人失去进取心，并否定个人的自主性。恐惧可能会让热爱社交的人变得害羞内向，被排除于“外团体”的想象，其所具有的威胁性可以让人无所不用其极，只为避免被否决出局。权威者往往并非通过惩罚或酬赏方式来命令他人绝对服从，而是通过两面刃达到目的——一方面已接纳引诱，另一方面以否决威胁。这种人性的动机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当有人承诺与我们分享“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时，即便对方只是个陌生人，也会好比握有了不起的权力。
最近有一个悲惨例子，一名四十岁的女性和五位高中男孩发生性关系，她每周在家里举办性爱派对，提供他们和其他孩子药物和酒精，情况持续了一整年。这名女性因此事的曝光而认罪。她告诉警方，这么做只因为她希望自己是个“很酷的妈妈”。这位别出心裁的“酷妈”在口供中告诉调查员，她在高中时期不太受到同班同学欢迎，可是借助举办宴会，她却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成了这个团体的一分子”。可惜的是，她走错圈子了。
情境力量的真相
关于社会情境的力量以及真实的社会建构，有许多研究都曾揭露过部分真相，斯坦福监狱实验不过是其中一小块拼图。情境力量以不预期的方式形塑着人类的行为，在我们的研究前后，尚有各式各样的研究从其他面向来阐明这点。
处在群体中时，我们会做出许多自己一个人不会做的事情，但群体的影响常常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建立行为的榜样，希望我们能够去模仿和实行。相对地，权威的影响常常是直接而毫不掩饰的指令，像是“照我说的去做”等指令，但也正因为权威的要求如此明目张胆，所以个人可以决定追随领导或不服从。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了解我的意思：如果一个权威角色下令伤害甚至杀害无辜的陌生人，一般善良的人会抗拒还是服从要求？一个针对盲目服从权威的争议性研究，就把这个十分挑衅的问题放到实验里测试。这个经典实验的效果实在太“震撼”了，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好人为何会被诱惑为恶，我们会在下文设法厘清这个实验程序中许多有价值的讯息。我们将在回顾这项经典实验的复制与延伸研究后，再次提出所有这类实验必定会问的问题：实验的外部效度为何？在真实世界中，什么情况可以和实验室示范的权威力量类比？
注意：实验中可能存在自利偏向
在我们进入这个研究的细节之前，我必须事先警告，每个人都可能带着偏见，无法从所读资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大多数人都会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利偏向(self-serving
bias)，这可以让自己觉得与众不同，处于“一般水平”之上。这样的认知偏向有助于维持尊严和帮助我们抵御生命中的重大打击。我们运用自利偏向替失败找借口，将成功归功于自己，做出错误决策时则用来推卸责任，所认知到的主观世界就像生活在彩虹中一样美好。我举个例子，研究显示有86％的澳大利亚人自我评估工作表现为“水准之上”，而90％的美国企业经理认为自己的工作成果优于某位表现中庸的同侪(我真同情那位可怜的中庸男)。
不过这些偏见也可能造成适应不良，让人看不见自己和其他人的相似性。使人疏远真相。真相是，在某些恶劣的情境里，人们真的是见不得他人好。这样的偏见也意味我们会疏于防备自己行为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因为我们总觉得这种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于是我们做许多冒险的事，常常从事危险性行为、冒险开车，赌博，甚至拿自己的健康当赌注。最极致的表现就是，大多数人会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更不容易受到自利偏误误导，即使我们才刚学到这一课也一样。
这也表示，你在读到斯坦福监狱实验或许多其他研究后，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你不会像大多数人一样做出那种事，如果有例外，你当然就是那个例外。而正是因为你高估了自己而低估了对手，所以这个在统计上显得十分不合理的信念(因为大多数人都相信)甚至会使你更容易受到情境力量影响。你确信自己会是个善良的狱卒、敢于反抗体制的囚犯、反抗者、异议分子、不从俗的人，更是一名英雄。也许的确如此，不过英雄是人类中的稀有品种，我们将在最后一章中见见其中几位。
所以我现在请各位暂时把偏见搁在一旁，试着想象自己极可能跟实验中大多数人做出一样的行为。或者请你至少认为如果跟一般研究参与者异地而处，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会一样轻易被诱惑。我请你回想囚犯克莱416，香肠反抗事件中的英雄，当他与折磨他的狱卒一起接受访问时曾说过的话。当被嘲弄地问道：“如果你站在我的位置，你会是什么样的狱卒呢？”他谦逊地回答：“我真的不知道。”
只有当我们认知到，所有人都不能免于受到人性中这些相似动力的影响。也只有当我们了解，谦逊的态度永远优于毫无理由的骄傲，才有可能承认我们在情境力量底下不堪一击。让我们秉持这样的立场，回想约翰·多恩(John
Donne)对人性共通的相关性和依存性提出的有力观点：
所有人都出自同一作者，属于同一本书；一个人的死亡不会让书页成灰，只是被译成更美的语言；没有一页会被遗漏……丧礼的钟声响起，钟声召唤着牧师，也召唤着会众：钟声召唤着所有人……没有人是座孤岛，可以遗世独立……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损，我和人类的命运共存；所以请别再问，丧钟为谁而敲响，丧钟为你敲响。(《冥想》第17篇)
阿施的顺从研究：从众的需求
社会心理学者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相信美国人的行为独立，即使大多数人对世界的看法都和自己不同时，美国人还是可以有自主的作为。只有当群体挑战了个人的基本观点和信念时，也就是出现指鹿为马，所说的与事实情况根本不符时，才能测试出真正的顺从性。而阿施预测，在这些情况下顺从的人相对上比较少，处于群体极端压力下时，大多数人都可以坚决抗拒如此明显的错误。
那么，当人们面对与他们世界观完全冲突的社会现实时，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为了一探究竟，我现在希望你试着想象自己正站在典型实验参与者的立场上。
你应征参加一个关于视觉的研究，研究员会要求你估计线段的相对尺寸，他们让你看一些卡片，卡片上面有三条长度不等的线段，然后要你大声说出这三条线段中哪一条的长度和另一张卡片上的线段一样。你的两旁有七位同伴，而你排在第八号。这实验对你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起初你可能会出了点小错(不到1％)，但大致上你的答案和其他人都一样。接着有些怪事发生了，有时候其他七位受试者都把最长的那条线要不然就是最短的那条线说成是中间长度。(当然你完全不知情另外七个人都是研究团队里的成员，事先被指示在“关键”题时必须回答错误的答案。)接着，轮到你回答了，其他七位受试者全看着你，你看到的答案明显跟他们不同，但你打算照实说吗？你会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且说出自认正确的答案吗？或者你会同意其他所有人说的才是对的？在18道测验题中，你将会遇到12个群体压力关·卡。
如果你和实际参加研究的123个人一样，面对关键测验题时将会有70％的几率屈服于群体压力，而30％的原始受试者会在大多数测验题中表现出从众态度，只有约20％的人能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有些人报告他们的确注意到自己的看法和群体共识不一样，但是同意其他人的看法比较容易些。还有一些人认为答案的差异造成他们的内在冲突，解决办法就是去相信群体是对的而自己是错的！所有选择从众的人都低估丁自己的从众程度，他们认为自己的从众程度比实际发生的还要轻微。在他们心中他们仍然是独立的人，但不是表现在行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