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校对)第30部分在线阅读

基蒂·吉诺维斯事件：社会心理学者的看法
在纽约市、伦敦、东京或墨西哥市这样的大型都会中心，一个人随时都被成千上万的人包围，这说法一点也不夸张。我们在街上与人们擦肩而过，在餐厅、电影院、公交车或火车上比邻，和人们排同一条队伍——却彼此毫无关联，好像他们不是真的存在。对皇后区的一位年轻女子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来说，她最需要援手的时候，帮助她的人真的并不存在。
在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内，有38位正直、守法的皇后区居民(纽约市)眼看一名凶手在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中追杀一名女性，他一共发动了三次攻击，其中两次攻击中，旁观者发出的声音以及突然点亮的卧室灯光打断并吓退了凶手。但是他又回头找到那名女性，然后再次用刀子刺杀她。在攻击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打电话报警，一个目击者后来打电话给警方，当时这名女性已经死亡。(《纽约时报》1964年3月13日)
针对这案子中的细节，最近一份分析报告提出了一个疑问，报告中质疑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目击了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以及他们是否真的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当时的目击者中有许多人是半夜中被惊醒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尽管报告提出了质疑，但毫无疑问，这些住在治安良好、气氛宁静，几乎算是个郊区住宅区的居民听见吓人的惊叫声却没有提供任何协助。基蒂面对杀手的疯狂追杀终于逃无可逃，最后独自死在楼梯间里。
然而不到几个月后发生一个事件，更生动且令人心寒地描绘了旁观者何以如何疏寓、被动地袖手旁观。一个十八岁的女秘书在办公室里被殴打，凶手几乎让她窒息，还脱光她的衣服强暴她。当她终于从攻击者手中逃脱，一丝不挂，流着血跑下建筑物的阶梯到门口大叫：“救救我！有人强暴我！”时，有将近40个人聚集在忙碌的街上，看着强暴者把她拖上楼梯继续施暴。竟没有人上前帮助她。只有一位刚巧路过的警察阻止了接下来的施暴及可能发生的谋杀(《纽约时报》1964年5月6日)。
旁观者介入研究
针对旁观者的介入行为，社会心理学者做过一系列探索性研究，并曾对此提出警告。天性式分析中常一面倒地针对冷酷无情的纽约旁观者心态问题大做文章，这些社会心理学者反对这样的做法，试图了解是什么让处在那个情境中的一般人无法做出对的事。比布·拉塔内(BibbLatane)及约翰·达利(John
Darley)当时正分别在纽约市的两座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中担任教授，因此十分接近事件发生处。他们在纽约市大街小巷中进行了许多田野研究，研究地点包括地下铁、街角及实验室。
拉塔内和达利的研究得出一个违反直觉的结论：当紧急情况发生时，越多人目睹，这些人就越不可能介入提供协助。身为被动的旁观者群体中的一分子，这表示每个人都会假设有其他人可以协助或将要提供协助，这样一来，相较于单一目击者或只有另一位其他旁观者在场的情况，他们受到采取行动的压力就比较小。其他人在场分散了卷入此事的个人责任感。参与者的人格测验显示，没有一个特殊人格特质和紧急事件发生时旁观者的介入速度、介入可能性之间有显著关系。
纽约客就像伦敦人，住在柏林、罗马和华沙的居民．或是其他来自世界各国大都市的人一样，当有人直接要求协助，或是遇到单独在场或在场人数不多的紧急情况时，他们就会伸出援手。但是每当紧急情况发生时有越多可能提供帮助的人在场，我们就越可能假设有某个人会出面，我们就会缺乏冒险伸授的动力。人们没有采取介入行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冷酷无情，除了害怕插手暴力事件会危及自己性命之外，人们还会否认情况的严重性，因为他们害怕做错事让自己看起来很蠢，也担心“管别人闲事”可能会付出的代价。被动的不作为其实是临时浮现的群体规范下的结果。
人们创造了社会情境，也同样能改变它。我们不是照着情境的程式化指令行动的机器人，我们可以借着有创意和建树性的行动改变任何情境程式。但问题在于，我们太常去接受其他人对情境的定义和规范，而不愿意冒险去挑战规定，开发新的行为选项。以助人及利他主义为主题的研究在社会心理学中属于较新的研究领域，这个研究领域的诞生即是旁观者研究所造成的结果[针对此一主题，在戴维·施罗德(David
Schroeder)及其同事的专题论文中有完整的概述]。
如果好人也很忙：匆忙中的善行
人们未能伸手援助身处危难中的陌生人，极可能是出于情境中的变数使然，而不是由于人心险恶，针对此一说法，一群社会心理学者做了一次十分有力的实地示范。这是我最喜爱的研究之一，现在请读者再一次想象自己是实验中的参与者。
请想象你是为了取得牧师资格而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的学生。你正在前往布道的路上，你今天准备的是关于好撒马利亚人(Good
Samaritan)的《圣经》寓言，这次布道将会录像下来作为有效沟通的心理学实验素材。你熟知这段典故乃出自《新约·圣经》中路加福音第十章，故事讲的是一位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受了重伤，躺在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城的路边，一路上有许多人通过却只有一个人停下来伸出援手。这则福音故事告诉我们，那个好心的撒马利亚人会因他在地上的善行而在天堂里得到应得的报偿——这则圣训是要教导所有人帮助他人的美德。
请再进一步想象，你正从心理学系前往录像中心，巷子里有个人倒在地上呻吟，他蜷缩着身子，模样十分痛苦，明显需要别人帮助。现在，尤其刚好在你心里正排练着那则寓言的布道演讲，你能想象有任何理由阻止你停下来当个好心的撒马利亚人吗？
倒带回心理学实验室的场景中。出发前实验室里的人告诉你，你迟到了，约定的录像时间已所剩不多，所以你得加快脚步。其他的神学学生被随机指定是否被告知时间所剩不多，或是被告知他们还有时间可以慢慢前往录像中心。只不过，如果你是个好人、一个虔诚的信徒、一个正思考着对陌生人伸出援手的美德的人，如果你就像古时候的撒马利亚人一样好心，时间压力对你(或对其他人)而言怎么会构成差别？我打赌你会认为这么做的结果不会有什么差别，如果你在那个情境下，无论如何都会停下来伸出援手，其他神学院学生也都会这么做。
现在你再猜猜看谁赢了：如果你像我说的那样想，你就输了。从受害者的观点来看，实验得到的结论是：千万别在人们迟到而匆忙赶路时遇难。几乎每个神学院学生——有整整90％的人——都错过了成为好心撒马利亚人的绝佳机会，原因是他们正忙着去举行一场关于好心撒马利亚人的布道会。他们遭遇到任务要求抵触的试炼：科学和受害者，两者都需要他们的协助。科学赢了，受害者被留下来继续受苦。(正如你现在意识到的，受害者其实是实验者找来的临时演员。)
当神学学生认为他们的时间越充裕，就越可能停下伸援。所以时间压力的情境变项造成了行为结果的主要差异。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没有必要像分析对可怜的基蒂袖手旁观的纽约客一样，诉诸于天性式的解释，假设神学学生冷酷无情、愤世嫉俗、对人漠不关心。其他研究者复制这个实验也得到同样的结果，但是当神学院学生赶路的理由不是那么重要时，绝大多数人都会停下来救人。从这个研究中我们学到了一课：当我们试着了解人们没有在他人急难中伸出援手的情境时，不要问谁会帮忙，谁不会帮忙，要关心的是在那个情境中有什·么样的社会和心理特质。
制度化的姑息之恶
一个邪恶事情正在发生的情境里有三种主要角色：加害者、受害者和幸存者，然而邪恶情境中也常出现观察者以及知情者，前者旁观着恶行进行，后者知情却不插手协助或者向邪恶挑战，导致邪恶因他们的不为而持续猖獗。
正是因为好警察对弟兄们的纵容，才会出现在街头、在警局后面的小房间殴打弱势者的野蛮行为。正是因为主教或红衣主教重视天主教会的形象胜于一切，才会掩护教区神父欺凌幼童的罪孽。他们都知道什么是对错，却任凭邪恶横行而不拦阻，造成奸淫幼童者长期持续罪行(天主教会对此付出的终极代价则是天价的赔偿金以及大量流失信徒)。
同样地，在安然、世界通讯、安达信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地许多出现类似弊端的公司中，正是那些优良员工默许各种作假行为，知情而不阻止。还有，正如我先前提到过的，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由于好狱卒并未为了囚犯们所受的凌虐挺身而出，让坏狱卒们有机会放轻松，结果等于是默许虐待情况愈演愈烈。而眼睁睁看着恶行发生的人正是我，当时的我只是禁止肢体暴力出现，却允许狭小的囚室之中充斥着精神暴力。我让自己受困于研究者和监狱监督者的角色冲突中，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需求而不知所措，以至于种种苦难就在我眼前上演，而我却浑然不觉。我也因此犯下不为之恶。
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当需要采取行动时，民族国家的不为，纵容了大规模屠杀、种族灭绝事件，正如我们在波黑、卢旺达以及最近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所看到的。国家就跟个体一样，常不愿卷入麻烦，国家也一样会否认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行动的急迫性，也一样宁可相信统治者的宣传性说法，听不进受害者的哀求。此外，决策者还经常受到来自“当地主事者”的内部压力，因此只能作壁上观而无法采取行动。
有关于制度性的姑息之恶，就我所知最悲惨的例子之一发生于1939年，美国政府以及当时主政的人道主义者罗斯福总统拒绝一艘满载犹太难民的船只在任何港口停靠上岸。那一年，“圣路易斯”(St.
Louis)号客轮从德国汉堡市起程，载着九百三十七名逃离大屠杀的犹太难民前往古巴。然而古巴政府却推翻了先前接受他们入境的协议。难民们和这艘船的船长绝望地试着想取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进入就在眼前的迈阿密，他们花了十二天的时间，却无法从任何港口进入美国，只好载着这些难民再次横渡大西洋返回欧洲。一些难民之后获准入境英国及其他国家，但许多人却难逃纳粹集中营的毒手。请试着想象一个人曾距离自由只有咫尺之遥，却死于被奴役的生涯，那是什么样的遭遇？
综观人类历史，有能力行劝者却袖手旁观；知情者却无动于衷；正义之声在最迫切需要时保持沉默；于是邪恶方能伺机横行。
——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前埃塞俄比亚皇帝
情境与系统为何至关紧要？
人格与情境互动产生了行为，这在心理学是老生常谈；事实是，人们是在各种行为脉络中行动。人是其所处不同环境下的产物，也是他所遭遇环境的制作者。人类并不是被动的客体，只能不断承受环境中各种机遇的后果。人通常选择他将进入或避免接触的环境，而借助他的出现和行动，人也能改变环境，影响同一个社会场域中的人，用各种方式来改造环境。我们多半都是主动的施为者，有能力选择生命的具体走向，也有办法形塑自己的命运。此外，基础的生物机制以及文化价值和实践，也对人类行为以及社会有巨大影响。
在所有主要的西方制度中，包括医学、教育、法律、宗教和精神治疗，其运作范畴都是以个体为核心。这些机构集体创造出一种迷思，也就是认为个体始终控制着自己的行为，他的行动乃出于自由意志和理性选择，因此他可以为任何行动负起个人责任。除非是神智不清或者行为能力不足，否则做错事的人都该知道自己错了，并依照他的犯错程度接受惩罚。这些制度的背后预设是，情境因素不过是一组最低限度相关的外在事项。在衡量造成所欲探讨行为的各种因素时，天性主义者会针对个人因素大做文章，针对情境因素却只是随便提提。这样的观点似乎标榜了个人的尊严，个体理应有足够的内在意志力可抵御各种诱惑及情境诱因。但我们这些从这个概念路径另一边思考的人却认为，这样的观点拒绝承认人的脆弱性的事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情境力量做了许多回顾，而承认人在面对各种情境力量的脆弱性，则是升高防御这类有害影响的第一步，也是发展出有效策略以强化个人和社群弹性的第一步。
当我们试着去了解暴力、破坏物品、自杀式恐怖主义、酷刑拷打或强暴这些“不可思议”、“难以想象”、“麻木不仁”的恶行时，情境主义的思维方式让我们感受到深刻的谦卑感。它让我们不会立刻去拥抱把好人跟坏人区隔开的高道德标准，却轻放过情境中使人为恶的原因，情境式思路是对“他者”施与“归因的慈悲”。它鼓吹的教训是，只要处在相同情境力量的影响下，你我也可能会做出任何人类曾做过的事，不论善恶。
我们的刑事司法正义体系过于仰赖一般大众持有的常识观点，而人们认为造成犯罪的原因通常都是由动机和人格决定。该是改变司法正义体系的时候了，它应该考虑到来自行为科学的实质证据，而不该忽略社会脉络对行为、犯罪及道德行动的影响力。我的同事李·罗斯和唐纳·谢思托斯基(Donna
Shestosky)曾针对当代心理学对法理与实务所带来的挑战，做过富有洞察力的分析。他们的结论是，司法体系必须采纳医疗科学及实作的模式，充分运用现有研究对何者有害或有利于身心运作的理解来协助司法：
犯罪司法体系对于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有不切实际的想象，在它错误的观念中认为在引导行为方面，天性力量与情境力量的影响力是相对的，无法用“个人与情境”互动的逻辑来思考问题，它所标榜的自由意志概念虽然令人欣慰，但绝大部分只是幻觉，就跟从前的人普遍以为犯罪是由于巫术或着魔所造成一样，根本没有高明到哪里去。司法犯罪体系不应该再继续被这些幻觉和误解牵着鼻子走。
评估情境力量
就主观层次而言，你必须先身处在那个情境中，才能评估情境对你以及处在同一情境中其他人的转化性影响。旁观者清在这里是行不通的。一个人对于情境的抽象认识即使达到巨细靡遗、眉目分明的程度，也还是掌握不住那地方的情感调性、无法用言语传达的特质，抓不到它内在生产出的规范以及参与者的自我涉人和激扰程度。这就是电玩比赛的观众和舞台上参赛者之间的差别。这也是经验性学习的效果如此强大的原因，对此我们前面提过艾略特小姐及朗·琼斯已经为我们在课堂上亲自示范。前面也提过,40位精神病学家被要求预测米尔格伦的实验结果，而他们却大大低估了权威在实验中的强大影响力，你还记得吗？他们说只有1％的人会全程做完最高450伏特的电击惩罚，而你已经看到他们错得多离谱。他们根本无法完整评估社会心理环境对一般人异常行为的影响力。
情境的力量有多重要？最近有一份回顾研究针对百年来社会心理研究搜集了超过2．5万个研究结果，总共有800万人参与这些研究。这份雄心万丈的编纂工程运用了统合分析统计技术，对各式各样研究发现进行量化的概括，目的要找出这类经验研究结果的效应程度及一致性。综观322个分开的统合分析可得出一个总体结果：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已经产生了可观的效应值(effect
size)，也就是说，社会情境的力量具有可信度和稳健性效果。
这一组资料已重新拿来针对特定主题的研究——以普通人虐待行为的社会脉络变项及原则为主题的研究进行分析。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者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找到1500个分离的效应值，这些效应值显示出情境变项对行为影响的一致性和可信度。她得出结论，“社会心理学证据强调社会背景，换句话说，也就是人际关系情境的力量。针对人际关系对善恶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已累积了一世纪的知识，这些知识的范围横跨各式各样研究。”
回顾与总结
现在我们该收拾我们的分析工具，继续踏上前往遥远异国伊拉克的旅途，接下来我们要试着了解属于我们时代的奇特现象：数码电子档案记录中的阿布葛格布监狱虐囚事件。从1A层秘密牢房中传出惨无人寰的暴力行为震惊全世界，造成了莫大回响。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谁该负起责任？为何虐囚者要拍下等同于记录他们犯罪过程的照片，这意味着什么？媒体一连好几个月都充斥这类问题。美国总统誓言要“究办到底”。一大堆政客和自封的权威人士好像熟知内情似的全都跳出来声称这只是少部分“老鼠屎”所为。他们说那些虐囚者不过是一班有虐待倾向的“无赖军人”。
我们将在下一章中重新检视这整件事，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事情如何发生。标准天性式分析将邪恶的加害者当成“老鼠屎”，现在我们已经对情境力量有充分认识，我们将把天性分析与情境决定因素做对照，以了解到底是什么样“有问题的锅子”坏了整锅粥。我们也要回顾各种独立调查所得到的若干结论，以便从情境因素出发，进一步将军事及政治系统包括进入我们的综合解释中。
第14章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斯坦福研究示范了一则譬世传奇，这对所有军事拘留行动都有参考价值……心理学家巳尝试去了解平常富有人情味的个体与群体为何有时在某些情境下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行为表现，以及其过程如何发生。
——施莱辛格独立调查小组报告
2004年4月28日当天，我在美国首府的华盛顿特区代表美国心理学会出席“科学性协会主持人会议”(Council
of
Scientific
Society
Presidents)。平常除非是旅行中，否则我鲜少有时间收看周三的电视新闻，那天我正在旅馆房间里无聊地转着电视频道，无意间却看见某些让我极为震惊的画面。播出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六十分钟Ⅱ》节目，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正从屏幕上闪现。在一群相叠成金字塔形的裸身男子身边，站着两名正朝着这堆囚犯露齿而笑的美国军人。有—位美国女兵牵着一名被狗链拴住脖子的裸男。还有一些看起来一脸恐惧的囚犯，似乎即将被一群虎视眈眈的德国牧羊犬攻击。影像有如色情幻灯片般连续播放；一丝不挂的囚犯们被迫在一边比出得意洋洋的手势、一边在抽着香烟的女兵面前手淫；囚犯们还被命令做出模口交的动作。
画面中的美军正折磨、羞辱、虐待他们的俘虏，难以想象的是他们用的方法竟是强迫囚犯们做出同性恋的举动。但事实摆在眼前，不容否认。其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还有：囚犯们或站立或弯腰地做出压迫性的姿势，头上则戴着绿帽或是粉红女内裤。伊拉克才刚从独裁者／虐待者萨达姆的魔掌中逃脱，这些优秀青年不是被五角大楼送出国参加为伊拉克带来民主自由的光荣任务吗，他们是怎么了？
让人惊讶的是，在这个恐怖展中许多张影像里，加害者都与受害者一同现身。从事恶行是一回事，但把个人犯罪行为以图像方式长久记录保存于照片之中，可又是另一回事了。当他们照下“战利纪念照”时，这些人在想些什么？
在心理虐待行为上最具代表性的影像终于出现了，一个戴着头罩的囚犯摇摇晃晃地站在一个瓦楞纸箱上，两只手臂向外伸展，手指上缠着电线。他以为(戴维斯中士让他这样相信)只要他的腿撑不住从纸箱上掉落，他就会立刻被电死。他的头罩被人短暂掀开，好让他看到从墙壁上延伸到他身体的电线，这些电极都是假的，目的只是要让他感觉焦虑，而不是要造成肉体上的痛苦。他颤抖地处在担心死期将至的极端恐惧中，我们不清楚这状态持续了多久，但是我们很容易能想象这经验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并且同情这名戴上头罩的男子。
至少有十几张影像从电视屏幕上一闪而过，我想要关掉电视，视线却无法从屏幕上移开，这些生动照片以及所造成的幻灭感掳获了我全部的注意力。在我开始考虑造成这些军人出现这类行为表现的各种假设前，我甚至和其他国人一样肯定地认为，这些虐行只不过是一小撮“老鼠屎”所为。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理查德·B．迈尔斯(Richard
B．Myers)曾在一个电视访问中声称他十分惊讶于对这些行为的辩解，也对这些犯罪性虐行的照片感到震惊。但他仍然表示自己十分肯定并无证据显示这是“系统性的”虐待行为，相反的，他坚持主张这不过是一小撮“流氓军人”犯下的个案。根据这位权威的军方发言人说法，超过99．9％在海外的美军都是模范生——意思就是说，犯下如此可憎之虐待行为的败类还不到全部人的千分之一，我们实在无须大惊小怪。
“坦白说，我们所有人都因为这些少数人的行为而感到挫折。”美国准将马克·金米特(Mark
Kimmitt)在《六十分钟Ⅱ》谈话节目中受访时说道。“我们一直很敬爱我们的军人，可是坦白讲，我们的军人并不总是让我们引以为荣。”“我很欣慰地知道，参与这类不可思议堕落虐行的人，只不过是在美国许多军事监狱中担任狱卒的少数流氓军人。”
请等等。在完成他所主管的伊拉克军事监狱系统的全面调查前，迈尔斯准将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只是孤立的个案？这类说法需要证据支持，然而这些照片中的事实才刚被揭发出来，不可能有人有足够时间进行全面调查。这个官方说法是试图为系统推卸责任、把责任归咎于恶劣环境中少数最基层的人，但这样做反而更启人疑窦。他的说法让人联想到，每当有媒体揭发警察虐待罪犯的新闻时，警界首长们总是把责任怪罪给锅中的少数老鼠屎，借此将新闻焦点从警界风纪转移到其他地方。官方急于以天性式看法将责任归咎于害群之马，这种行为在系统的忠实守护者中实在是屡见不鲜。同样的做法也出现在学校系统中，每当出事，校长和老师们总是把责任推到特别“离经叛道”的学生身上，而不是花时间检讨枯燥的课程或特定师长在课堂上的粗劣表现，这些都是造成学生注意力转移而酿成事件的原因。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发表公开谴责，他称这些行为“极度恶劣”、“违背美国价值”。“社会大众在这些影像中所看见的美国军方人员形象，已经毫无疑问地冒犯并激怒了国防部的所有成员。”他这么说道。“我们要严惩犯错者，评估整个经过，并导正所有问题。”接着他又附加了一段声明，拐弯抹角地转移舆论抨击的焦点，即军方未对陆军后备宪兵提供这类艰巨任务的适当训练，以及预备措施的不足：“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照片上那些行为是错误、残酷、野蛮、下流而且违背美国价值，那么我不知道我们还能给他们什么样的训练了。”拉姆斯菲尔德也迅速重新定义这些行为的性质为“虐待”而非“酷刑折磨”，他这么说的：“到目前为止被指控的罪行都是虐待，从技术上来说，我认为它们跟酷刑不同。我不会用‘酷刑’这个字眼来形容整件事。”这论述又再次转移了抨击的焦点，但我们会想问：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技术性，指的是什么？
通过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报纸的头条新闻、杂志及网站的连日报道，媒体将这些影像传遍全世界，于是布什总统立即启动一个史无前例的损害控制方案，以捍卫他的军队及政府，尤其是他的国防部长的名声。他尽职地宣布将对事件展开独立调查，务求“彻办到底”。而我纳闷的是，总统大人是否也下令要“彻办到最高层”，以便让国人能够了解丑闻事件的全貌，而不只是拼凑出一个梗概？事情似乎是如此，因为他的伊拉克联盟行动副总指挥，马克·金米特准将曾公开宜称：“我愿意坐在这里告诉各位，这些是我们所知的唯一虐囚案件，不过我们也明白自从我们到伊拉克以来，这里一直存在一些其他的个案。”(这说法和迈尔斯将军的声称抵触，迈尔斯断言这是独立的偶发事件，而非系统性行犯。)
事实上，根据美国国防部陆军中校约翰·斯金纳(John
Skinner)的说法，自从阿布格莱布丑闻案揭发以来，有太多的虐待、酷刑及杀人事件紧接着被披露出来，以至于截至2006年4月为止，这类指控已启动了400个独立军事调查行动。
我在执行巴西酷刑研究时已经见过不少极端虐行的恐怖画面，尽管如此，从阿布格莱布这个名字充满异国风味的监狱中流出的影像还是震撼了我，这些画面中有一些不同却十分熟悉的东西。不同点是在于加害者做出的玩谑及毫无羞耻感的心态。根据那位似乎十分无耻的女兵琳迪·英格兰(Lynndie
England)的说法，这不过是些“玩笑和游戏”而已，照片中她流露出的笑容和周遭正在上演的灾难一点也不搭调。然而有某种熟悉感占据着我的注意力，当我辨识出熟悉感来自何处时，那一刻我突然了解到这些照片使我又回到了斯坦福监狱中，又重新经历过一遍最糟的场面。套在囚犯头上的袋子、裸体、羞辱性的性游戏，像是一边裸露着阴茎一边把手背在背后模仿骆驼，或是在彼此身上做跳蛙运动等，都可跟斯坦福监狱中的学生狱卒对学生囚犯们所施加的虐待行为比较。此外，正如我们的研究，最恶劣的虐待行为都在夜晚的值班期间发生！而且在这两个案例中，囚犯都是因审前拘留而被留滞在狱中。
阿布格莱布监狱发生的事件就像是重现了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最糟糕的场景，只不过这次是在可怕的状态下一连进行了好几个月，非我们那短暂且相对仁慈的模拟监狱情境所能比拟。我曾亲眼见到，原本乖巧的男孩一旦沉浸在赋予他们完成任务的绝对权力情境中时，会变成什么模样。在我们的研究中，狱卒们并不曾受过事前的角色训练，我们只进行最低限度的管理以稍微缩减他们对囚犯的心理虐待。想象一下，当我们实验情境中的所有限制都被取消时，事情将会变成什么模样；我知道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必定有极强大的情境力量，甚至是更具支配性的系统力量在发挥作用。我要如何了解一个如此遥远情境中的行为背景？我要如何揭发创造并维持此一情境的系统真相？对我而言，显然这个系统目前正极力隐藏它在虐待事件中的共犯角色。
无意义虐待的背后意义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设计透露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一开始我们的狱卒都是行为端正的人，然而受到强有力的情境力量影响，其中有些人开始变邪恶。此外，我也在后来了解到，正是我个人以及我的研究团队必须对创造出的系统负责，因为是它让情境的影响如此有力并且深具破坏性。我们没有提供适当、由整体到部分的约束与限制以制止对囚犯的虐行，我们所设定的工作事项和程序助长了去人性化和去个人化过程，促使狱卒创造出各种邪恶行径。再者，当事情开始失去控制时，当内部揭弊者迫使我必须承认自己对这些虐待行为负起责任时，我们可以利用系统力量来中止实验。这也是我们的实验和这事件的不同处。
相形之下，当我试着了解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事件时，已经处在过程的结束阶段，唯一的根据只有恶行的记录。因此我们必须做反向分析，必须判断他们在被指派到伊拉克监狱发生虐囚案的楼层中担任狱卒之前，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否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出任何蛛丝马迹，证实他们在进入监狱时一并带进了病态因子，以便将天性倾向和特殊情境对他们的诱导作用分离开来？接下来的挑战是，我们是否有能力揭露他们行为脉络的真相？在那个特殊情境、特殊时刻，狱卒们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现实？
最后，我们必须找到关于权力结构的若干证据，它必须为创造并维持地牢生态负起责任，伊拉克囚犯和美国狱卒同样都是这个生态的一分子。系统利用这个特殊的监狱来无限期收容所谓的“被拘留者”，却未提供任何法律资源援助，更运用“高压手段”拷问，而它能提出什么样的理由为此辩护？这些狱卒无视于日内瓦公约的保护措施以及军队自身的行为守则，也就是禁止任何残酷、非人性、损害人格的方式对待犯人，而干下了这些虐行，这是出于什么层级所做出的决定？这些规则提供的是任何民主国家对待囚犯的最基本行为标准，无论在战争时期或是天下太平，这些标准都一样。国家遵守规则不是出于慈悲为怀，这么做是希望当自己的军人成为战俘时，也能得到像样的待遇。
我并不是受过训练的调查报道者，也没办法旅行到阿布格莱布去访问虐囚事件的关键参与者，更不可能期望能接触到令人困惑的心理现象。如果我没办法妥善运用身为斯坦福监狱监督者所得到的独特圈内人知识，去了解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暴行，那将会是种耻辱。关于制度性虐待的调查，我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所学到的是，我们必须去评估造成行为结果的各种不同因素(包括天性、情境性和系统性因素)。
华盛顿特区的苹果花季
命运忽然站在我这边：一位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工作的斯坦福校友发现阿布格莱布监狱流出的照片，和我在课堂上曾展示给学生观看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照片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于是在事件浮上台面后不久，他在我在华盛顿的旅馆中找到我，并且对我做了一段访问。我在访谈中的主要论点是要挑战政府所谓的“害群之马”之说，而根据我从阿布格莱布情境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相似性之间所得到的心得，提出“大染缸”观点取而代之。许多电视、广播及报纸访问很快就以这个首次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访谈为消息来源，针对“害群之马”及“大染缸”的说法做了许多引述报道。由于生动的录像画面及来自我们实验监狱的影像，为这个说法带来戏剧性的效果，我的评论受到媒体的瞩目与重视。
这个全国性广泛曝光又接着引起加里·迈尔斯(Gary
Myers)注意，迈尔斯担任其中一位宪兵卫成员的咨询师，他的客户据称曾做出虐待行为，而他发现我的研究有助于突显造成虐待行为出现的外在决定因素。于是迈尔斯邀请我担任中士伊万·弗雷德里克(昵称“奇普”)的专家证人，这位宪兵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1A和1B层级院区担任夜间值班工作。而我同意了，部分是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接触到所有所需的信息，以便在分析归纳这些异常行为原因时能对上述三个因素——个人、情境以及将个人安置到犯下罪行位置上的系统——所扮演的角色有全面性的了解。
在这些背景信息的帮助下，我希望更完整地评价激发这些脱轨行为的交互作用。在这过程中，我虽同意提供迈尔斯的客户适当协助，然而我也清楚表明我的立场，比起其他参与罪行的加害者，我更同情勇于揭发虐行的乔·达比(Joe
Darby)。于是在这些条件下，我加入了中士弗雷德里克的辩护团队，并且展开一趟前往黑暗之心的新旅程。
在进入分析的一开始，我想让各位更了解那地方——也就是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大致情形，包括它的地理、历史、政治及最近以来的运作结构和功能，然后再继续检视处在这个行为脉络中的狱卒及囚犯。
阿布格莱布监狱
阿布格莱布城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西32公里处。它位于逊尼派三角地带(Sunni
triangle)，是反对美国占领力量的暴力冲突核心。过去这里的监狱被西方媒体称为“萨达姆的刑求总部”，因为在伊拉克复兴主义政权的统治下，萨达姆将此地作为刑求及谋杀“异议人士”的刑场，每周执行两次公开死刑。一些人士认为，这里的一些政治犯及罪犯们被用来进行类似纳粹曾做过的人体实验，这座监狱是伊拉克生化武器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无论何时，都有多达五万人被关在这个不规则的监狱综合建筑里，它的名字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陌生父亲之家”。这所监狱一向声名狼藉，在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Thorazine)发明之前，这里曾是收容重度失常病患的精神病院。它在20世纪60年代由英国包商所建，面积达280英亩(1．15平方公里)，周围共环伺着二十四个守望塔台。这是个不规则的小型城市，可划分成五个由围墙分隔开的建筑群，各自收容特殊类型的囚犯。在监狱中央的开放型天井中矗立着一座400英尺高的巨型高塔。大部分的美国所用的监狱都建在偏远的乡下，但阿布格莱布监狱却位于大型公寓住宅及办公室(也许这些建筑是在1960年后所建)的视线范围之内。监狱的内部则是人满为患，4平方米大的狭窄空间中最多塞了四十个人，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美国陆军上校伯纳德，弗林(Bernard
Flynn)——阿布格莱布监狱指挥官——曾这样形容监狱距离攻击火力有多近：“这是一个目视度极高的箭靶，因为我们位于危险区域内，整个伊拉克就是个危险区域……其中的一个塔台盖得离附近建筑太近，近到我们只要站在阳台那里就可以看见人家的卧室。在那些屋顶和阳台上埋伏着狙击手，他们对着上到塔台的士兵们开枪。所以我们一直处在戒备状态，一边得防守来自外面的攻击，一边得努力让里面不会出乱子。”
2003年3月，美军推翻了萨达姆政府，为了摆脱它不名誉的过去，这座监狱就改名为巴格达中央监狱(Baghdad
Central
Confinement
Facility）它的首字母编写BCCF也因此出现在多篇调查报告当中。当萨达姆政权垮台时，所有囚犯——包括许多罪犯——都获得释放，监狱也被洗劫空。所有能被拆下的东西，包括门、窗子、砖头等，只要你说得出来的东西都有人偷。顺道一提——这个媒体可没报道，就连阿布格莱布动物园都门户大开，所有野生动物都被放了出来。有一段时间，狮子和老虎就在城里的街上四处乱逛，直到它们被抓起来或被杀掉为止。前美国中情局局长鲍柏·贝尔(Bob
Baer)形容他在这个恶名昭彰的监狱里目击到的景象：“我在阿布格莱布‘解放’后几天造访了这个城市，我见到的是前所未见的恐怖景象。我说：‘如果推翻萨达姆还得有个理由，阿布格莱布就是最好的理由了。’”他继续补充一些骇人的描述，“我看到那里的尸体被狗啃食，身上还可看出受到刑求的痕迹。电极就从墙上延伸出来，真是个恐怖的地方。”
尽管有英国资深官员建议应该拆除监狱，美国方面的权威人士还是决定尽快重建监狱，以便用来留置那些被含糊定义为“从事反对联军之犯罪活动”的嫌疑犯、暴动领导人以及各种罪犯。负责管理监督这群乌合之众的则是不怎么可靠的伊拉克狱卒。监狱中的许多被关押者都是行止端正的伊拉克公民，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或是在军队扫荡中被随机带走，或是在公路检查哨中因“从事可疑活动”而被抓起来。他们之中包括一整家的人——男女老幼，所有人都受到监狱方面的讯问，以便从他们口中套出关于日渐活跃的反联军活动的意外消息。人们被捕讯问后即使证明为清白也不会获得释放，原因可能是因为军方担忧他们会加入暴动，也可能是没有人愿意为释放决定负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