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校对)第37部分在线阅读

布罗考说：“因为他们得立刻找到人来问出点东西。他们有一定的配额，每个礼拜要讯问多少人，然后交报告给上面的人。”
拉古拉尼斯说；“我们很少从囚犯身上问到什么好情报，我觉得这都该怪我们净抓一些没有情报好给的无辜者。”
布罗考：“我说过话的人里面有98％的人都不该待在那里。把这些人抓来只是为了交差，他们突击搜索民房，然后把房子里的人全都抓出来丢进拘留所里。帕帕斯上校(说)，他有得拿到情报的压力。拿到情报，他说，如果我们拿到情报，我们就可以救其他人的命，你知道，像是找到武器，找到那些暴动分子的藏身处，我们就可以救士兵的命。’我想这造成一种想法，认为不管讯问人员或宪兵想做什么来软化这些人，这些事都可以原谅。”
布罗考也说指挥链的人由上而下释放出一个信息，“绝不手软”。
布罗考：“‘我们要绝不手软’我听过这句话，某个晚上开会时乔丹中校说，‘我们要绝不手软，我们要让那些人知道，你知道我的意思，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他指的就是被拘留者。”
随着反抗联军的暴动事件致命性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宪兵和军情人员必须取得可采取行动的情报资料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拉古拉尼斯又做了更详细的补充，“现在这种事在伊拉克到处都是，他们到人们的家中去刑求。步兵队进到民家去刑求。他们会用一些工具，比方说像烙铁。他们会用斧头敲碎人们的脚，把骨头、肋骨打断。你知道，这是——这是很严重的事。”他又说，“当部队出动到民宅里突击时，他们会留在房子里刑求他们。”
为了取得情报，宪兵和军情人员到底可被允许做到什么程度？
拉古拉尼斯：“这些虐刑部分是为了取得情报，也有部分只是单纯的虐待狂发泄。你会越做越过分，没办法停手，想看看自己可以干到什么地步。对人们来说，如果你跟一个你觉得可以全权掌控。你的力量远远压倒他的人坐在一起，然后你却没办法教他照你说的去做，这时出现强烈的挫折感是很自然的事。然后你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每天每天。有一天当你感觉到达某个点，你会开始想要玩点大的。”
当把高浓度的恐惧跟复仇情绪等心理催化剂加进这个反复无常的乱局时，会发生什么事？
拉古拉尼斯：“如果这些没完没了的轰炸真的让你愤怒，我的意思是他们向我发射火箭炮，但你却无能为力。于是你跟一个你觉得可能是干出这些好事的家伙待在讯问间里面，你就会想尽可能把气出在他身上。”
他们真的做到什么地步？
拉古拉尼斯：“我记得有一个负责管理讯问所的陆军准卫，他听说过海豹特战部队的人怎么用冰水来降低犯人的体温，然后你知道，他们会帮他量肛温，确定他不会死。他们会让他持续徘徊在低体温状态。”而交出他们所要的情报的报酬就是在人犯被冻死前帮他解冻！
于是我们见到强而有力的心理学策略“社会塑造”付诸实践。这名讯问员运用类似的方法进行讯问——他一整个晚上都把一个冷冰冰的金属集装箱当作讯问间。
拉古拉尼斯：“我们让犯人的体温维持在低体温，让他待在我们叫做‘环境操控’的地方里面，用(吵闹尖锐的)音乐声和闪光灯轰炸他。然后我们会把军用巡逻犬带进来对付犯人。虽然这些狗都被控制住了，像是上了嘴套或由军犬巡逻员牵着，可是犯人因为被眼罩遮住所以根本不知道。那些狗都是很高大的德国牧羊犬。然后我会问犯人问题，如果我不喜欢他的答案，我就跟军犬巡逻员做个手势，狗就会狂吠然后扑到囚犯身上，但其实它没办法咬人。有时候他们就会尿在连身衣上，因为实在太害怕了，你了解吧？尤其是他们的眼睛被蒙住，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这种处境会令人很恐惧。我被命令去做像这样的事情，我叫那个准卫在他叫我做的每一件事情上签名。”
某些平常会被有道德感的人自我谴责的行为举动，现在却成了道德脱钩机制的运作方式。
拉古拉尼斯：“那是因为你真的觉得自己喜欢自外于正常社会，你了解吗？你的家人、朋友，他们并没有看见那里的事情经过。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场我不知该怎么说，神经病妄想，或是如果想要好听点的字眼，幻觉。原本完整的世界瞬间分崩离析了。我的意思是，我觉得心情很平静。还记得我待在摩苏尔的搬运箱里，你知道，我整个晚上都跟一个家伙(接受讯问的犯人)待在一起。感觉就像是彻底跟这世界隔绝了，包括道德隔绝，你觉得好像可以对这家伙做任何事，甚至你也想这么做。”
终其余生，这个年轻的讯问员都将记得他在为国服务时曾亲身参与并认识了邪恶。他描述暴力的增长趋势，以及暴力如何滋长暴力。
拉古拉尼斯：“你会越做越过分，没办法停手，想看看自己可以干到什么地步。那似乎是人性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我确定你读过在美国监狱里面做过的研究，就是你把一群人放到监狱里让他们管理里面的另一群人，让他们可以支配他们，残酷行为、刑求很快就会出现，你知道吗？所以这种事很平常。”(我们可以认为他指的是斯坦福监狱吗？如果是的话，斯坦福监狱实验在都市神话里面已经变成一座“真的监狱了”。)
要减少虐待行为的发生，最基本需要的是强而有力的领导：
拉古拉尼斯：“我在我到过的每个拘留所里面都看到这种事(残暴行为和虐待)。如果没有真的很强的领导者，昭告所有人‘我们不容许虐待犯人’……每个拘留所都会有虐待行为发生。就连那些根本不打算取得情报的宪兵也一样，他们只是有样学样，因为那里的人都是这么做。如果没有自律或是上面的人来管理，大家就会变成那样。”
而在亲眼目睹来自“海军陆战队两栖侦察部队在伊拉克北巴别(North
Babel)所犯下的虐刑”之后，拉古拉尼斯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开始写报告揭发虐刑，用照片记录囚犯身上的伤口、录下他们的宣示证词，接着把所有资料交给海军陆战队的指挥链。但就像奇普·弗雷德里克也曾跟他的上级长官抱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种种不正常状况，他们的抱怨下场都一样，针对这位讯问员的来信，海军陆战队的指挥部门中没有人有任何回应。
拉古拉尼斯：“甚至没有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来跟我谈过。这些虐待报告就好像寄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了。没有人来调查他们，或许是他们没办法，或许是不想。”(官方的沉默姑息让所有异议都显得恶心。)
关塔那摩监狱里的讯问团队可以做到多过分？“063号犯人”这个特殊案例可以说明。这位犯人的名字是穆罕默德·盖塔尼(Mohammed
al-Qahtani)，他被认为是“9．11”恐怖攻击中的“第二十名劫机者”。他受过各种你想象得到的虐待。他曾经被刑求到尿在自己身上，连续好几天无法睡觉，被迫挨饿，被一只凶恶的警犬逼吓。他的持续抵抗换来进一步的虐待。063号犯人被迫穿上女性胸罩，头上被放了一条女用皮带，讯问员拿他当取笑对象，说他是同性恋。他们甚至给他戴上狗链，然后叫他做一些狗常玩的把戏。一位女性讯问人员先是叉开大腿跨坐在他身上刺激他产生性反应，接着再斥责他违背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时代》杂志的调查记者几乎巨细靡遗且详尽生动地记录了盖塔尼长达一个月的秘密审讯生活。这段日子几乎就是由各种残暴野蛮的讯问策略，再加上一些精致复杂的技巧及许多可笑愚蠢的把戏组合而成。但事实上，任何经验丰富的警探都可以在更短时间内运用不那么堕落的手法来问出更多情报。
海军的法律顾问阿尔贝托·莫拉(Alberto
Mora)听闻这项讯问的事后极感震惊，在他的想法中，任何军队或政府均不该宽恕这些非法的讯问方式。莫拉发表了一份极具说服力的声明，声明中提出的基本架构使我们能正确了解到宽恕虐待式讯问代表了什么意涵：
假如我们不再宣布残暴的行为是非法行为，反而将之纳入政策当中运用，这样的做法将会改变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基本关系，并彻底摧毁人权概念。宪法指出人拥有天赋人权，并非国家或法律所赋予，人应拥有人格之尊严，人权概念中包含了免于残酷待遇的扫利。人权是普世原则，而非仅限于美国——即便是那些被指为“引法武装分子”的人也应享有人权。如果您做出了例外，整部宪法都将因此崩塌。这是个根本性转变的议题。
亲爱的读者，我现在将要求你试着想象自己扮演陪审员的角色，请你就这些经过计划的讯问策略，与那些被称为“思想变态的”1A院区宪兵们在照片中的虐待行为做个比较。在许多张照片中，我们可看到被拘留者头上被戴上女用内裤，但除此之外最可怕的还是琳迪·英格兰用狗绳绑在一位犯人颈上牵着他在地板上爬的那张。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做个结论，戴在头上的女用内裤，狗绳以及惨无人道的场面，全都是借自最早运用过这些技巧的中情局及米勒将军在关塔那摩的特别讯问团队，这些策略后来成了普遍被接受的讯问方式，并在战区内被广泛运用，只是没被允许拍下照片而已！
精锐军人的虐行
我们对整个指挥结构提出的控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见证或许来自伊恩·菲什巴克上尉，菲什巴克是西点军校的荣誉毕业生，并在服役于伊拉克的精英空降部队担任上尉。他在最近一封写给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参议员抱怨虐囚事件猖獗的信中起首这样写道：
我是西点军校毕业生，目前正于陆军步兵服役，军阶是中尉。我和812空降师一起出过两次战斗任务，一次前往阿富汗，一次则是伊拉克。虽然我的任务是为全球反恐而战，但是我的上级的行动与声明却让我认为，美国的政策是日内瓦公约不适用于阿富汗或伊拉克。
在与人权观察协会做多次访谈后，菲什巴克上尉又透露了更多特定细节，说明讯问员必须遵守的合法界限所产生的困惑造成了什么令人不安的结果。他的单位驻扎在靠近弗卢杰的水星营前哨作战基地，两位来自同单位的中士也对他的说法提出补充。(尽管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提及，但我还是要在这里呈现菲什巴克上尉的完整说法及事件背景。)
在写给麦凯恩参议员的信中，菲什巴克证实了包括在讯问前惯例暖打犯人睑部及身体、将沸腾的化学药品倒在犯人脸上、例行将犯人铸在让人身体不支累倒的位置，以及让犯人失去意识的强迫操练等虐行存在。他们甚至会将犯人叠咬金字塔，就像阿布格莱布的做法。在阿布格莱布丑闻案爆发前，这类虐行就已经存在，而且直到丑闻和爆发后从不曾间断。
在水星前哨作战基地里？我们让犯人们叠成全字塔，不是裸体？但是是叠成全字塔状。我们强迫犯人们做些充满压力的操练。一次至少两小时……曾经有个情况是我们用冷水把一个犯人淋湿、然后把他整夜留在外头。(这里又出现了拉古拉尼斯曾提刘过的，让犯人暴露于极端情境的虐待技巧。)也曾经发生一个士兵拿棒球棒用力揍被拘留者的腿。这些方法都是我从我的士官长那里学来的。
菲什巴克也证实这些虐待行为是由指挥官下令并受到原谅，“他们会告诉我，‘这些家伙就是上个礼拜丢下应急爆炸装置的那些人。’然后我们会狠狠教训他们一番，让他们吃苦头……不过你会开始了解，这就是那里的做事法则。”(我们回想起之前曾讨论过，一个特殊情境中会逐渐浮现新规范，新做法很快就会变成必须奉行的标准。)
令人惊讶的是，菲什巴克说他的士兵们也用数码相机拍下他们的虐囚行径。
(在水星前哨作战基地)他们说他们也有类似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因为这些照片之间的相似度太高，所以他们把照片销毁了。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阿布格莱布的军人)固为那些我们也被交代去做的事情意上了麻烦，所以我们要销毁这些照片。”
最后，菲什巴克上尉展开一趟长达十七个月的说明活动，向他的上级们解释他对这一切虐行的关切与怨言，结果和讯问者安东尼·拉古拉尼斯以及弗雷德里克上士如出一辙，他并没有收到任何下文。于是他只好将他的信寄给麦凯恩参议员将一切公之于世，这件事巩固了麦凯恩参议员对于布什政府搁置日内瓦公约的反对立场。
“拷问小姐”：关塔那摩自白室里的膝上艳舞
我们的下一位证人透露丁军方(或许与中情局合作)在关塔那摩监狱中发展出来的新堕落把戏。“性被拿来当武器，以便使拘留者和他的伊斯兰信仰之间出现隔阂。”在该监狱营中工作的军方翻译人员埃里克·萨尔(Erik
Saar)这么说道。这位年轻的士兵满怀爱国主义热忱来到关塔那摩湾，相信自己一定能对这场反恐战争有所贡献。然而他很快地了解到他根本帮不上忙，在那里发生的事完全是“一场错误”。2005年4月4日，在艾美·古德曼(Amy
Goodman)广播节目“今日民主”的访谈中，萨尔以生动写实的方式详述了被用于对付囚犯的各种性策略，全部都是他亲眼目睹。他在相当于一本书篇幅的丑闻告白《铁网之内，一个军情人员在关塔那摩的亲身见闻》(Inside
the
Wire：A
Militaryintellegence
Soldier's
Eyewitness
Account
of
Life
at
Guantanamo)详述了这次的访谈。
在他于该监狱服役的六个月期间，阿拉伯语十分流利的萨尔担任翻译工作，将官方讯问者的话和问题翻译给犯人听，再以英语将犯人的答复传达给讯问人员。于是他得扮演“大鼻子情圣席哈诺式角色”，用适当的语言将符合讯问者和犯人动机的确切意思传达给这两个人。而这个新虐待把戏必须由富有性魅力的女性讯问员上场演出。萨尔说道，“这个女性讯问人员会用性诱惑的方式让被讯问的犯人觉得自己是不洁的……她会在犯人背上揉搓自己胸部，谈论关于自己身体部位的—些事……犯人十分震惊而且愤怒。”
萨尔辞掉了他的工作，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讯问策略“根本无效而且无助于维护我们的民主价值”。《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于是创了一个昵称“拷问小姐”，用来称呼用性魅力从囚犯身上套取情报和自白的女讯问员。
萨尔曾说过一段特别戏剧性的邂逅，可以归类在军方命名为“女性空间进犯”的讯问技巧之下。主角是一位具有“高情报价值”的二十一岁沙特阿拉伯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牢房里祈祷。在开始讯问前，负责的女性讯问人员，我们称她为“布鲁克”，布鲁克和萨尔两个人先经过一番“消毒”程序，把制服上的名字贴起来以免泄露身份。然后布鲁克说：“要问供的被拘留者是个杂碎，我们得好好对付他。”原因她说得很明白，“不下猛药那个杂碎不会招，所以今天晚上我要来试试新花样。”军方认为这个沙特阿拉伯人和“9·11”事件的劫机者一起接受飞行训练，因此他有很高的情报价值。萨尔指出，“当军方讯问者跟被拘留者问话时，如果他不合作，他们很快就会‘下猛药’：对囚犯厉声高叫、升高对抗情势，或是表现出一副坏警察的嘴脸，完全忘记要跟犯人建立交情。”
布鲁克继续说：“我只要让他觉得除了合作别无其他选择就行了。我想让他觉得自己很脏，脏到他没脸回到牢房里花一整个晚上祷告。我们要在他和他的上帝中间设下障碍。”于是当犯人不愿意配合回答问题时，布鲁克决定下点猛药。
“出乎我意料，”萨尔高声说，“她开始解开上衣的纽扣，动作很慢、很挑逗，就像脱衣舞娘一样，露出在胸前撑得紧紧的合身棕色陆军T恤……然后慢慢向他走过去，用她的胸部在他背上磨蹭。”她用诱惑的口吻说：“你喜欢这对美国大奶子吗？我看到你下面开始硬了。你想你的阿拉真主会怎么说呢？”接着她转了个圈坐到他正对面，把手放在他的胸前，挑逗地说：“你不喜欢这对大奶子吗？”当那个犯人转头看萨尔时，她开始挑战他的男子气概，“你是同性恋吗？为什么你一直看他？他觉得我的奶子很不赖，你呢？”(萨尔点头赞成)
犯人抵抗她的动作，往她脸上吐了口口水。但她不为所动，开始发动另一波更强烈的攻势。她开始解开裤子的扣子，一边问那名犯人：
“法里克(Fareek)，你知道我现在是生理期吗？我这样碰你你有什么感觉？”(当她把手从她的内裤里抽出来时，她的手上看起来像是沾了经血，然后她最后一次问他，是谁教他去学开飞机、是谁送他去上飞行学校。)“你这贱人，”她用气音一边说，一边把他以为是经血的东西擦到他脸上，“你想早上你的弟兄们看见你时会怎么想，如果他们知道你脸上沾的是个美国女人的经血？”布鲁克说着站起身，“顺便告诉你，我们把你牢房里的水给关了，所以你脸上的血得留到明天早上了。”当我们离开讯问间时，她掉头就走……她用了她认为最可能拿到长官要的情报的办法，她尽力了……我刚才到底做了什么鸟事？我们在这地方干的是什么勾当？
这的确是个好问题。对萨尔或其他人来说，却不可能有清楚的答案。
关塔那摩监狱中的其他虐行
埃里克·萨尔透露了关塔那摩监狱中的其他做法，全都是欺诈、不道德、非法的。他和讯问团队的其他成员都接受到严格命令，要求他们绝不可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观察员交谈。
当行程预定要参观“典型”讯问过程的要人来访时，监狱方面就会安排“演戏”。他们会弄一个假场景，让场面看起来很正常、很一般。这让我们想起纳粹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特雷辛城(Thhereseinstadt)集中营的模式，他们也是这样愚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观察员和其他人，让他们以为里面的犯人都很满意他们的重新安置。萨尔形容，在这个“万事美好”的场景内，所有的东西都被“消毒”过了：
我加入这个情报团队后所学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如果有重量级贵宾来访，通常这类人指的可能是将军、上级政府单位的执行长、情报局来的人，甚至是国会代表团，这时候所有人都会团结合作，他们会告诉讯问员去找一个之前表现很合作的人带至到讯问间里，贵宾来访的时候就让他们坐在观察室里观察里面的讯问过程。基本上他们会找曾轻合作过的人，找可以面对面坐着正常交谈的人，还有就是可能以前曾经提供过一些情报的人，然后他们就可以重新演一场戏给参观的贵宾看了。
然后基本上，对于一个情报专家来说，这种做法根本是一种羞辱。老实跟你说，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觉得的人，因为在情报社群里面，你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提供做决策的人正确的信息，让他们做正确的决定。这就是情报人员存在的唯一目的，提供正确的信息。弄出一个虚假世界好让来参观的人以为这里是某个样子，可是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样，这种做法完全损害到我们身为专业情报工作者所尽的一切努力。
酷刑工作“外聘”
偷偷摸摸的刑求伎俩被当是用来对付顽抗嫌犯的工具，目的是迫使他们吐出情报，而我们从中情局的秘密计划中可以得知这些手段的普遍程度，中情局利用这些秘密计划将犯人迅速移送到愿意为美国做脏事的国家。在被称为“引渡”计划或“非常规引渡”计划的政策中，数十甚至也许数百名“高情报价值恐怖分子”被中情局租赁的商用飞机载送到多个其他国家。布什总统显然曾授权允许中情局让拘留中的人犯“消失”，或是“引渡”至其他以刑求知名(且国际特赦组织记录有案)的国家”。这类囚犯通常被单独监禁在“秘密地点”的拘留所内与世隔绝。而在“反常规引渡”计划中，甚至授权外国官方在非战斗状态及非战争地区逮捕“嫌犯”，然后将他们转送到拘留地，通常是关塔那摩监狱，剥夺所有国际法提供的基本法律保护。
宪法权利中心董事长迈克尔·拉特纳(Michael
Ratner)谈到这项计划：
我把这叫做酷刑工作的外聘计划，它的意思是在这场所谓的反恐战争里面，中情局可以从世界各地把想要的人抓起来，然后如果不想自己动手拷打或讯问犯人，不管你用什么词来称呼，就把他们送到和我们情治单位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可能是埃及也可能是约旦。
负责这项引渡计划的中情局高级长官是迈克尔·朔伊尔(Michael
Scheuer)，他透露实情:
我们把这些人送回他们的出身地中东，前提是如果那些国家有专为他们成立的合法渠道并且愿意接受他们。他们会得到符合该国法律的待遇，不是根据美国法律，你可以挑，可能是摩洛哥、埃及或约旦的法律。
在这些国家所用的讯问技巧里头，显然包括了中情局不想要搞清楚的酷刑手段，他们只要能够从被拘留者手中得到有用的“情报”就好。不过在我们这个高科技时代，这种计划不可能被隐瞒太久。一些美国盟邦针对至少30架次的飞行记录展开调查，这些飞机班次被怀疑被中情局用于酷刑输出计划。调查结果透露，重要嫌疑犯被送往曾属于前苏联共和国的东欧国家。
依我的判断，这项酷刑工作的外聘计划显示，并不是中情局和军方情资间谍不愿意刑求囚犯，而是他们认为那些国家的特工知道怎么做才会更好。他们娴熟运用“三级刑求”技术的时间比美国人还长。我在这里大致介绍的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实际上虐行的对象遍及美国军事监狱中各式各样的拘留者，范围远较此普遍，我的目的是要驳斥美国政府宣称这类虐待和刑求事件不是“系统性的”进行。
来自拘禁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拘留所内人犯的验尸和死亡报告显示，在44件死亡案件中，有一半是在海豹特战部队、军情人员或中情局讯问过程中或讯问后发生。这些杀人事件是由虐待性刑求技巧造成，这些手法包括戴头罩、噎住口部使其窒息、勒绞、用钝器殴打、水刑、剥夺睡眠以及使犯人暴露于极端温度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执行长安东尼·罗梅罗(Anthony
Romero)清楚指出：“毫无疑问这些讯问过程导致死亡。那些知情却坐视不管的高官，以及创造这些政策并为之背书的人应该负起责任。”
究办到顶：切尼及布什的责任
在(阿布格莱布)照片被公开后几个月内，情势越来越清楚，这里面有一个虐行模式，而这不是几个不守规矩士兵的个人行为能造成的。是布什政府决定要扭曲、忽视规定或对规定置之不理，才会导致这模式出现。美国政府的政策在阿布格莱布以及世界各地制造出不择手段虐囚的风气。
这是人权观察协会在一份标题为《美国：动用酷刑不必受惩罚？》的报告中做的摘要声明，这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到指挥链的最上层——副总统切尼和总统布什的责任。
反恐战争制定了刑求新典范
和他前一任期中针对“贫穷”和“毒品”所发动的毫无意义的名词战争一样，布什政府重蹈覆辙地在2001年的“9·11”攻击过后宣布发动“反恐战争”。这场新战争的核心假设是，恐怖主义是对“国家安全”及“国土”的首要威胁，因此必须尽一切手段对付。事实上，所有国家部拿此种意识形态基础当作取得人民和军队支持的手段，以遂行压迫及侵略行动。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巴西、希腊及许多国家的右翼独裁政权即曾随心所欲地运用此种意识形态以正当化刑求，及处死被宣布为“国家公敌”的人民“。20世纪70年代晚期，意大利右翼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曾运用“紧张策略”的政治控制手段，加深人民对赤军旅(Red
Brigades，激进共产党员)恐怖主义行动的恐惧。当然了，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希特勒将犹太人标签化，称他们是造成20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崩溃的祸首。于是来自国家内部的威胁成为他们向外征服计划的正当理由，因为他们必须在德国以及纳粹占领的国家里终止这样的邪恶行为。
恐惧是国家所握有的最特别的心理武器，利用恐惧，国家可以使人民为了交换万能政府所许诺的安全生活，而愿意牺牲基本自由以及法治的保障。恐惧先是得到美国民意及国会多数支持对伊拉克发动先制战争，而接下来恐惧又让他们继续支持布什政府愚蠢坚持的各项政策。一开始恐惧的传播方式带有奥韦尔式味道，人们预测萨达姆持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将对美国及美国盟邦发动核武器攻击。例如在国会投票决议是否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前夕，布什总统告诉全国人民及国会，伊拉克是个威胁美国安全的“邪恶国家”。“了解这些事实后，”布什谈到，“美国人不应该忽略这个集结起来对付我们的威胁。面对大难将至的明确证据，我们不该等待最后的结果证明——冒着烟的枪管出现才做决定，因为你看见的证据有可能是核武器攻击的蘑菇云。”但是将这朵蘑菇云散布到全美国的人不是萨达姆，而是布什政府。
而在接下来几年，所有布什行政团队的主要成员都曾在一场接一场的演说中呼应这个悲惨的警告。政府改造委员会的特殊调查部为众议员亨利·A.韦克斯曼(Henry
A.
Waxman)准备了一份报告，内容为布什政府对伊拉克议题的公开声明。这份报告用的公共资料库搜集了所有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的公开声明。根据这份报告，这五位官员在125次公开露面的场合中，共针对伊拉克的威胁发表了237次“错谬且造成误导”的具体声明，每位平均为50次。在“9·11”恐怖攻击届满一周年后的2002年9月，公开记录显示，布什政府发表了将近50次误导和欺骗大众的公开声明。“
在普利策奖得主罗恩·萨斯金德(Ron
Suskind)的调查分析中，萨斯金德追踪布什政府对于反恐战争的计划，发现早在“9·11”事件后不久，切尼发表的声明中即初见端倪。切尼是这样解释的，“如果巴基斯坦科学家正协助基地组织建立或发展核武器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我们就必须当成确有其事来回应。重要的不是在于我们的分析……而是在于我们该如何回应。”萨斯金德在他《百分之一论》(One
Percent
Doctrine)一书中写道，“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一种行动标准存在，它塑造了美国政府在未来数年内的表现与回应。”而萨斯金德也继续指出：不幸的是，在这种新形式压力——如反恐战争，再加上原以为会乖乖归顺的人民却出乎意料不断暴动、叛乱所造成的认知不协调，这一切使得庞大的美国联邦政府无法以有效率或是有力的方式运作。
从布什政府的国土安全部对于恐怖攻击警报(颜色代码)系统的政治化，也可以看出另一种恐怖制造手法。我认为这个系统的目的—开始就像所有灾难预报系统一样，是为了动员人民防范恐怖威胁的采临。但-是随着时间过去，这11种模糊的警告从来没有提供人民行动的实际建议。当接到飓风警报时，人们被告知要疏散，当接到龙卷风警报时，我们知道得撤退到避难室，但是当发出某个地方或某个时间将发生恐怖攻击的警报时，政府只告诉人民要“更加警觉”，当然了，还有告诉我们要照常生活。尽管官方宣称握有“可靠消息”，但是当许多这类威胁预报每一个都失灵落空后，却从来没有公开做出任何说明或简报。动员全国力量对付每一个威胁危机，其代价至少是每个月十亿美元，更带给所有人民不必要的焦虑与压力。到最后，与其说以颜色代表威胁程度的警报是有效的警报方式，倒不如说是政府在没有任何恐怖攻击的情况下为确保并维持国民对恐怖分子的恐惧所采取的昂贵办法。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谬曾说过，恐惧是一种手段，恐怖制造了恐惧，而恐惧则让人民不再理性思考。恐惧让人们只能用抽象方式来想象造成威胁的敌人、恐怖分子、暴动者，认为他们是必须被摧毁的力量。一旦我们把人想象为某一类别的实体、抽象的概念，他们的面目就会模糊，化为“敌人的脸”，即使是平常爱好和平的人也会升起一股想要杀戮、刑求敌人的原始冲动。
我曾在公开场合评论过，这类“幽灵警报”十分异常且危险，不过有证据明显指出布什民意支持率的上升和这类警报的试探密切相关。这里的争议是布什政府借着激起并持续人民对大敌当前的恐惧，而让总统得以取得国家战时最高统帅的地位。
于是在最高统帅的封号及大肆扩张国会所赋予权力的情况下，布什和他的顾问们开始相信他们可以凌驾于国法和国际法之上，只要用重新制定的官方合法诠释来坚持他们的政策主张，任何政策都是合法。邪恶之花在阿布格莱市黑牢中盛开了，而它们的种子是由布什政府种。布什政府借由国家安全威胁，在人民心中种植出恐惧与脆弱感，诉诸讯问／剂求手法以求赢得反恐战争，正是这威胁、恐惧、刑求的三部曲种下了邪恶的种子。